概述
中國外交知識書籍中國的正式外交活動都是由外交部執行。然而，中國外交部實際上隸屬於中國共產黨外交事務領導小組。而不同的是，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在智囊團的磋商中形成的，這一外交智囊團受到政府支持和監督，討論並沒有在政府部門內部展開。中國的對美外交政策大多是從中國外交智囊團政府決策諮詢人員討論中得出，因為這些討論是在非正式的前提下進行的，這比政府官員之間的討論更自由，也更不受約束。另外，中國還有一個獨立的中國戰略思考和國際關係機構，這與西方理論中的機構有很大區別。
中國已經大大改進了與俄羅斯的外交關係。2001年，中俄簽署了制衡美國的友好合作條約，並在同一年與重要中亞國家成立上海合作組織。上海合作組織是在推動地區穩定、加強地區反恐合作的基礎上建立的。中印關係在這一時期得到顯著改善。多年的競爭對手如今最終開始在大量經濟和戰略領域展開合作。兩個國家在過去幾年裡在對彼此經濟貿易額上都翻了一番，中國有望到2008年成為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為了加強國防防禦合作，中印還計畫進行聯合海上軍演。2003年，中國通過對話與印度解決了一個重大邊界爭端。中國承認錫金是印度領土，而印度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然而，中印關係還受到了其他領土爭議以及中國對巴基斯坦軍事援助等問題的影響。上世紀90年代末，本世紀初，中國的外交政策主要集中在改善與俄羅斯和歐洲的外交關係以制衡美國上。中國這一戰略基於美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它的影響力只能通過與其他大國或歐盟聯合才能有效抑制的構想上。
發展歷程
蘇聯是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國家1949年10月2日中蘇建立外交關係
中國現代外交歷程大致可分為五個時期：
一、新中國成立到五十年代末期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外交的首要任務是：徹底摧毀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控制，恢復國家的獨立和主權。為此，毛澤東主席早在建國前夕就提出了“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的三條方針。
“另起爐灶”，就是同舊中國的屈辱外交徹底決裂，不承認舊中國同其他國家建立的外交關係，要在新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建立新的外交關係。“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就是要在徹底清除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和殘餘勢力之後，再請客人進來，以免敵對者“鑽進來”搗亂。“一邊倒”，即倒向社會主義一邊。
這包含兩方面的涵義：第一、“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結成國內的統一戰線，並由此發展到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走社會主義道路；第二、“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人民，共同奮鬥。這就是聯合蘇聯，聯合各人民民主國家，聯合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統一戰線”。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
為實施這一戰略，中國採取了一系列步驟：
首先，中國同蘇聯和各社會主義國家建交和發展友好合作關係。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赴蘇訪問，並同蘇聯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取代舊中國同蘇聯簽訂的、有損中國權益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有利於加強中蘇兩國的友好合作和共同對付可能的外來侵略，有利於中國放手進行國內的經濟建設。與此同時，中國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也獲得全面發展,從而大大加強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對維護遠東和世界的和平起到了重要的積極作用。
1950年5月中國第一次參加國際組織會議——萬國郵政聯盟委員會會議
1956年，波蘭和匈牙利事件發生後，劉少奇和鄧小平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派訪問了蘇聯，遵照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強調必須承認社會主義各國和各國共產黨之間的獨立原則和平等原則，並轉達了毛澤東同志關於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也應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建議。同年11月，毛澤東主席又公開指出，忽視各國平等的錯誤，“就其性質來說，是資產階級沙文主義的錯誤。這種錯誤，特別是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對於社會主義各國的團結和共同事業，必然會帶來嚴重的損害。”
其次、積極謀求建立新的國際關係。20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毛澤東主席就提出了世界各國和平共處和大小國家一律平等的思想。據此，周恩來總理於1953年底進一步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在次年訪問印度和緬甸時，同上述兩國正式倡議將這五項原則作為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此後不久，毛主席又明確提出：“應把五項原則擴展到所有國家的關係中去”。
為促進亞非國家團結與合作，中國積極支持並參加了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這是戰後第一次由亞非國家自己舉辦，而沒有西方殖民國家參加的國際會議。周總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堅持“求同存異”的方針，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挫敗了美國破壞和分裂會議的圖謀，推動會議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達成了著名的萬隆十項原則，為加強亞非各國的團結合作作出了重要貢獻。
再次，堅決反對美國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新中國成立後，美國不甘心在中國的失敗，它不僅企圖在政治上孤立中國，在經濟上扼殺中國，而且企圖從朝鮮、越南和台灣三個方面對中國進行軍事威脅。中國不得不在三條戰線上同美國展開嚴肅的鬥爭。
1950年 抗美援朝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美國對朝鮮進行大規模軍事干涉，並派兵侵占中國領土台灣，直接威脅中國安全。中國遂決定應朝方要求派志願軍入朝參戰，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在軍事和外交兩條戰線同美國進行面對面的較量,終於迫使美國不得不於1953年7月27日簽署朝鮮停戰協定。
抗美援朝和援越抗法鬥爭的勝利表明，新中國已成為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1954年4月，中國以五大國之一的身份，參加了關於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率團與會，並以原則堅定、策略靈活的高超外交藝術，同其他與會國一道，排除了美國的乾撓，為上述問題的解決發揮了重要作用。
為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中國從20世紀五十年代起就同美國在台灣問題上進行了堅決有力的鬥爭。1950年11月，中國政府特派代表伍修權在聯合國安理會上向全世界揭露和控訴美國侵略中國台灣的罪行。1954年12月，美國同蔣介石集團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並支持蔣軍對大陸和沿海進行軍事騷擾。中國堅決反擊，一舉解放了一江山島。美國陷入恐慌，匆忙要求聯合國秘書長出面斡鏇，企圖阻止中國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中國發表聲明嚴正指出，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聯合國和任何國家都無權干涉。在中國堅決反擊下，國民黨軍隊棄守大陳島，中國解放了浙江沿海島嶼。
中國政府和人民在堅決反對美國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的同時，積極尋求緩和同美國的緊張關係。1955年4月，周恩來總理參加亞非會議期間發表聲明：“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中國政府的和平誠意得到了各國政府和人民的普遍讚賞，並對美國形成壓力。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不得不表示，不排除同中國進行雙邊談判的可能性，從而為日後中美大使級會談開闢了道路。
經過這一時期的外交工作，新中國在國際上已經站穩了腳跟。到1956年，同中國建交的國家已有25個，為中國外交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 五十年代後期到六十年代末
20世紀五十年代後期到六十年代末，在動盪的世界局勢中，各種國際力量經歷了一個分化與改組的過程，蘇聯走上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的道路。蘇美兩國力圖保持兩極格局，它們既對抗又妥協，既爭奪又勾結。為使自己處於主動有利的地位，美蘇加強了對各自盟國的控制，從而加劇了兩個陣營內部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社會主義陣營分裂，帝國主義陣營也矛盾重重。與此同時，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西方殖民體系逐步瓦解，越來越多的國家宣布獨立，不結盟運動和七十七國集團的誕生，對國際關係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這段時期內，美國仍繼續推行其敵視中國的政策，它不僅保持其在台灣和台灣海峽的軍事存在，還發動了侵略越南的戰爭，從南面威脅中國。蘇聯則不斷對中國施加壓力，在中蘇邊境和蒙古增派重兵，直至挑起邊界流血衝突，從北面威脅中國的安全。中蘇關係全面惡化。中國曾希望通過談判緩和同美國和蘇聯的緊張關係，並為此做出了重大努力，但局面並未發生根本改觀。
面對兩個超級大國都與中國為敵的不利局面，毛澤東主席冷靜分析了當時的國際形勢，提出了“兩個中間地帶”的戰略思想。他指出：“中間地帶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指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廣大經濟落後的國家，一部分是指以歐洲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兩部分都反對美國的控制。在東歐各國則發生反對蘇聯控制的問題”。我們的戰略是依靠第一中間地帶，爭取第二中間地帶，反對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
1959年，毛主席和亞非拉各國青年朋友在一起根據上述戰略，中國這一時期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務是：
第一、大力加強同亞非拉國家和人民的團結合作。毛澤東主席指出，對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我們都必須給以積極的支持。
中國奉行睦鄰政策，通過友好協商，先後同緬甸、尼泊爾、蒙古、阿富汗解決了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並簽訂了邊界條約，同巴基斯坦簽訂了關於中國新疆和巴基斯坦實際控制其防務的地區之間的邊界協定。同印尼解決了華僑雙重國籍問題。中國積極支持不結盟運動的正義主張和行動，同亞非各國的關係不斷加強，領導人的互訪日益頻繁。從萬隆會議後到60年代末，有22個亞非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訪華。在此期間，劉少奇等中國領導人不斷到亞非地區進行訪問，進一步增進了中國同這些國家的相互了解。周恩來總理更是不辭辛勞，對亞非國家進行了三次訪問，提出了中國對外援助的八項原則，並再次強調，世界上所有國家，不分大小、強弱，應一律平等。中國領導人的卓越外交活動使中國同亞非拉國家的團結合作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第二，發展同西歐、日本的關係。隨著西歐經濟的恢復、發展和歐洲共同體的逐步形成，西歐國家獨立自主、聯合自強的傾向日益發展。特別是法國在戴高樂將軍重新執政後，拒絕簽署美蘇共同炮製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事一體化機構，突出地反映了西歐不甘受美控制，積極謀求獨立自主的趨向。在毛澤東主席兩個中間地帶戰略思想的指導下，中國積極發展同西歐國家的關係，不但同早已建交的瑞士、瑞典、丹麥、挪威、芬蘭等國增進了友誼，而且同法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並同義大利和奧地利互派了商務代表。
重建和發展中日睦鄰關係是新中國外交的重要任務之一。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等為此傾注了大量心血。日本過去曾多次發動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但新中國始終把廣大日本人民同極少數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加以嚴格區分。中國真誠希望兩國關係實現正常化。在新中國成立後相當一段時間裡，日本某些領導人採取了敵視中國的政策。鑒於這一情況，中國在堅持反對日本政府敵視中國的政策的同時，積極發展兩國民間關係。中國採取主動步驟，溝通了兩國之間的貿易，協助在華日僑回國，不斷加強兩國各類民間組織間的交往。所有這些，在日本引起良好反響。日本各界要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呼聲日益強烈，為七十年代初兩國建交打下了基礎。
第三、反對蘇聯控制，頂住蘇聯的威脅。五十年代末期，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妄圖推行“蘇美合作，主宰世界”戰略，並為此向中國提出諸如共建長波電台和共同艦隊等有損中國主權的要求，他還竭力使中國在台灣問題和中印邊界問題上放棄原則，以服從蘇聯的全球戰略，遭到中國國斷然拒絕。對於中蘇兩黨之間存在的分歧，本應通過討論加以解決，但蘇聯領導人卻採取高壓手段和突然襲擊方式，企圖迫我屈服。這一圖謀失敗後，蘇聯繼而採取一系列惡化兩國關係的嚴重步驟。1960年7月蘇聯在一個月內，撤走在華的全部1390名蘇聯專家，撕毀中蘇政府簽訂的12個協定和三百多個專家契約，廢除二百多項科技合作項目，繼而在中國新疆一些地區挑起邊境糾紛。中國為維護國家主權，對蘇聯的霸道行徑進行了必要的鬥爭。
勃列日涅夫上台後，進一步加強了對中國的軍事威脅，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不斷進行武裝挑釁，甚至入侵中國珍寶島等地，挑起大規模武裝衝突。蘇還揚言要摧毀中國的核基地，把中蘇關係推向戰爭的邊緣。面對蘇聯的軍事挑釁，中國採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針，擊退了蘇聯的多次武裝入侵。1969年9月，應蘇方要求，周恩來總理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機場舉行了會晤，雙方達成維持邊界現狀、防止武裝衝突、進而談判解決邊界問題的諒解。
第四、堅決反對美國的戰爭叫囂和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朝鮮和印度支那停戰後，中國為緩和中美關係，努力爭取同美國坐下來談判，中美大使級會談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進行的。但美國根本沒有誠意，會談曠日持久，還數度陷入僵局和中斷。與此同時，美國恣意策動台灣當局反攻大陸，並派美艦為其護航，揚言“隨時準備象在黎巴嫩那樣的登入”。為粉粹台灣當局在美國支持下串犯大陸的圖謀，配合當時阿拉伯人民反對美國侵略的鬥爭，中國人民解放軍從1958年8月23日開始炮擊金門、馬祖。懾於中國的堅定態度和美國在中國沿海島嶼海域為蔣軍護航存在的風險，加之大批軍艦滯留台灣海峽對美國全球戰略不利，美國政府遂轉而力勸蔣介石放棄金門、馬祖，實現“劃峽而治”，使台灣和大陸永遠分離。美國的這一建議未被接受。我也及時識破了美國險惡用心。毛主席親自起草了以國防部長名義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揭露美國搞“兩個中國”的陰謀，並先後採取暫停炮擊和逢雙日不炮擊等作法。正如毛主席所說，“金門炮戰，意在擊美”，圍繞炮打金門、馬祖而進行的這場鬥爭，有力地挫敗了美國的陰謀。
1955年日內瓦協定簽訂後，美國採取各種手段插手印支事務，破壞協定的執行。美國從出錢、出槍、出顧問，讓越南人打越南人，一直發展到出動幾十萬軍隊，對越南進行了一場大規模侵略戰爭。美國還策動寮國內戰，對高棉進行顛覆和侵略。印支地區的緊張局勢進一步加劇。中國不惜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全力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國鬥爭，直至取得完全勝利。
這一時期，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不斷擴大，出現了第二次建交高潮。到1969年，同中國建交的國家已達五十個。中國已成為獨立於美蘇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 從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期
這一時期，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的力量對比，朝著有利於蘇聯的方向發展。蘇聯憑藉其迅速膨脹起來的軍事實力到處伸手，而美國由於侵越戰爭拖累，力量相對削弱。蘇美爭霸出現了蘇攻美守的態勢。美國為集中力量對付蘇聯的挑戰，謀求從越南脫身，尋求同中國接近。蘇聯則在加緊同美國爭霸的同時，進一步加強對中國的壓力和軍事部署。西歐、日本的經濟得到迅速發展，並日益成為美國的競爭對手。亞非拉國家維護和爭取獨立的鬥爭取得偉大勝利，成為反帝、反殖和反霸的主力軍。
毛澤東主席針對當時的國際形勢，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思想
第一、中國抓住美國不斷發出改善關係的信息，調整對美政策。從恢復中美大使級談判，桌球外交，基辛格秘密訪華，直到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雙方領導人經過直接會談，於1972年2月發表了《中美聯合公報》，中美關係取得突破。1973年1月，中美決定互設聯絡處，1979年1月兩國正式建交，實現了關係正常化。鄧小平副總理應邀訪美，推動了中美關係的進一步改善。
第二、著重反對蘇聯霸權主義，力求通過談判消除蘇聯嚴重威脅。七十年代，蘇聯從北、西、南三個方面對中國形成包圍之勢。中蘇舉行了邊界談判，但毫無進展。考慮到《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已名存實亡，我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不再延長該條約，中蘇兩國正式結束同盟關係。與此同時，中國主動建議舉行中蘇國家關係談判。由於蘇方拒不解決兩國間的實際問題，第一輪談判無果而終。蘇聯入侵阿富汗後，中國同世界各國一道堅決反對蘇聯的入侵，並採取實際步驟支持阿富汗人民反抗鬥爭，有力地遏制了蘇聯的擴張勢頭。
第三、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並在其中積極維護正義事業。1971年10月，在開發中國家的支持下，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2758號決議，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把國民黨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及其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標誌著帝國主義孤立中國的政策的徹底失敗。此後，中國同絕大多數西方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從而出現第三次建交高潮 。中國在聯合國組織內，堅定地同廣大開發中國家站在一起，共同為實現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為維護世界和平、加強各國友好合作、促進人類進步而不懈努力。1974年4月，鄧小平副總理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第六次特別會議，闡述了中國對世界局勢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主張，受到熱烈歡迎。
四、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
這一時期，蘇聯由於不斷向外擴張，戰線過長，特別是陷入阿富汗戰爭後，內外矛盾加深，國力下降。美國自從越南“脫身”後，國內外處境有所改善。美蘇爭霸態勢轉入均衡、僵持階段。西歐、日本崛起，開發中國家壯大，世界多極化的趨勢開始顯現。維護和平、促進發展成為世界的兩大主題。
鄧小平同志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寬廣眼界觀察世界，對當今時代特徵和總體國際形勢，對世界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成敗，開發中國家謀求發展的得失，已開發國家發展的態勢和矛盾，進行了分析，毅然決定把全黨全國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並在此基礎上作出了“兩個重要轉變”：第一、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從而改變了原來認為戰爭危險很迫近的看法。第二、改變了“一條線”戰略，高舉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旗幟，堅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邊。
鄧小平外交思想是新時期中國外交的理論基礎和行動指南。在鄧小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國堅持獨立自主，不同任何大國結盟或建立戰略關係，也不支持它們一方反對另一方。對於所有國際事務都從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獨立自主地決定自己的態度和政策。從而進一步完善了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1）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中國逐步調整對美、對蘇關係，在國際事務中繼續高舉團結反霸的旗幟，堅決站在和平一邊，“誰搞和平，我們就擁護，誰搞霸權和戰爭，我們就反對”。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中國發展了同美國、日本、西歐的正常關係，改善了對蘇關係，全面發展了同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中國的國際戰略地位大為加強。
2）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異同論親疏，逐步改善和發展同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關係。在此期間，中國為打開中蘇長期對抗和僵持的局面而採取行動。鄧小平同志還以消除“三大障礙”為條件提出與蘇聯談判。中蘇兩國經濟、科技、貿易等領域的互利合作和人員往來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復和發展。1989年5，蘇聯總統戈巴契夫訪華同鄧小平同志舉行了最高級會晤，本著“結束過去，開闢未來”的精神，實現了兩國關係的正常化。與此同時，中國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
3）改善和發展同周邊國家和廣大開發中國家的關係。在處理中國與鄰國之間存在的歷史遺留的領土和海域爭端的問題上，鄧小平同志提出“主權屬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緩解了中國同有關國家的關係。中國提出“和平相待、友好協商、互諒互讓、公平合理、全面解決”的原則，與印度耐心談判，維持了邊界的和平與安寧。
4）認真貫徹“一國兩制”，推進祖國統一大業。為妥善解決香港問題和澳門問題，中國同英國和葡萄牙經外交談判，分別同上述兩國於1984年12月和1987年4月發表聯合聲明，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分別於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對香港和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從而為洗雪中華民族百年恥辱，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5）實行對外開放，增進國際間經貿、科技合作。我們徹底結束了歷史造成的封閉狀態，以積極的姿態走向世界，不斷完善全方位、多層次的開放格局，並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開展各種形式的經貿科技交流。
五、九十年代
20世紀九十年代，國際形勢發生急劇而深刻的變化。兩極格局終結，各種力量重新分化組合，世界進入了新舊格局轉換的過渡時期。多極化趨勢繼續發展。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世界各國面臨的的兩大問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避免新的世界大戰是可能的，但冷戰思維依然存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仍然是威脅世界和平與穩定的主要根源。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舊秩序嚴重損害開發中國家的利益。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藉口“人權”等問題，以政治、軍事、經濟手段干涉他國內政的現象還很嚴重。因民族、宗教、領土等因素而引發的局部衝突時起時伏。世界仍很不安寧。
面對新的形勢，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繼承並創造性地貫徹鄧小平外交思想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終把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增強中國的綜合國力。積極謀求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同世界各國發展友好合作關係，共同推進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建立。中國的國際地位進一步提高。
一）中國同開發中國家的關係進一步鞏固和加強。中國始終把加強同開發中國家的團結與合作作為對外政策的基本立足點。在政治上，中國主持公道、伸張正義，維護廣大開發中國家的權益。在經濟上，中國除繼續向一些開發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外，按照“平等互利、講求實效、形式多樣、共同發展”四項原則，擴大同他們的經濟技術合作，並取得明顯成效。
發展同周邊國家的關係，特別是周邊開發中國家的關係是中國外交的一項重要內容。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先後同印度尼西亞復交，同新加坡、汶萊和韓國建交，同越南、蒙古實現了關係正常化。中國與寮國簽署了邊界條約，與越南簽署了關於解決邊界領土問題的《基本原則協定》，與印度簽署了《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和《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
中國同周邊國家高層往來頻繁。絕大多數亞洲國家領導人都訪問過中國，中國領導人也都訪問過東北亞、東南亞和南亞各國。這些互訪有力地推動了雙邊關係的發展。繼1996年7月中國成為東協全面對話國後，雙方又於1997年2月成立中國－東協聯合委員會，確立包括五個平行機制的總體對話框架。1991年10月，包括中國在內的18國與柬四方在巴黎簽署了《高棉衝突全面政治解決協定》。中國積極支持並推動東亞合作。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後，中國採取“感同身受，同舟共濟”的態度，向受打擊最大的國家提供了援助，並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受到這一地區，乃至全世界的普遍讚揚。中國積極發展同朝鮮北南雙方的友好關係，維護朝鮮半島的穩定，參加旨在建立半島和平機制的中、美、朝、韓四方會談，為維護半島及東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作出了獨特的建設性貢獻。
中國積極發展同亞非拉和東中歐國家的關係。對中東問題，中國採取公正和均衡的政策 ，贏得了普遍讚賞。我不受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全面發展同本地區各類國家的關係的立場日益為各國所理解。中國先後同卡達、巴林、沙烏地阿拉伯和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中國同該地區國家高層來往頻繁。1999年4月，埃及總統穆巴拉克訪華，兩國宣布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對本地區存在的爭端和問題，中國採取積極、穩妥、推動和平解決的方針。
中國同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關係進一步得到鞏固和加強。1996年5月，江澤民主席訪問非洲6國，提出了中國發展同非洲各國面向二十一世紀長期穩定、全面合作關係的五項原則建議：真誠友好，彼此成為可以依賴的“全天候朋友”；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主權，互不干涉內政；互利互惠，謀求共同發展；加強磋商，在國際事務中密切合作；面向未來，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江主席的建議受到非洲國家和人民的普遍歡迎，對跨世紀中非關係的發展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中國和非洲國家在國際事務中不斷加強磋商與合作。中國堅決支持非洲國家自主選擇政治制度和發展道路，支持非洲國家反對外來干涉，通過和平協商解決非洲問題。在人權問題上雙方密切合作，相互支持。1998年1月1日，中國與南非正式建交。長期以來，絕大多數非洲國家堅定地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反對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和台灣重返聯合國的陰謀。
幾十年來，中國同中、東歐各國的關係不斷發展。中國尊重該地區各國人民的選擇，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建立超越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新型國家關係，中國同這些國家在各個領域的合作不斷加強。
中國對南斯拉夫科索沃危機表示關注，並堅定地認為，科索沃問題是南斯拉夫的內政，應該在尊重南斯拉夫主權和領土完整、保障科索沃地區各民族合法權益的前提下，通過談判公正、合理地解決。中國反對憑藉軍事優勢動輒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堅決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繞開聯合國安理會，對主權國家南聯盟發動空襲。強烈要求北約立即停止轟炸,使科索沃問題回到政治解決的軌道，強調任何政治解決方案應充分聽取南聯盟的意見。中國為科索沃問題的政治解決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二）同俄羅斯和獨立國協國家的關係得到不斷發展。1991年，蘇聯解體，政治制度發生根本變化。中國政府本著尊重前蘇聯人民的選擇的原則，宣布承認俄羅斯和其他獨立國協各國政府，並先後同它們建立了外交關係。到目前為止，江澤民主席和俄羅斯總統葉爾欽已舉行七次最高級會晤。繼1994年雙方簽署關於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互不將戰略核武器瞄準對方的聯合聲明之後，1996年4月，雙方宣布建立“平等信任、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從而為兩國關係的發展確立了明確的方向。雙方確認，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公認的國際法準則作為發展兩國關係的基礎。兩國致力於營造和平友好邊界，歷史遺留下來的絕大多數邊界問題已得到解決。雙方對涉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大問題有廣泛的共識。兩國元首、總理和外長之間建立了定期會晤制度已經建立。
三）堅決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尊嚴，致力於改善和發展同西方已開發國家的關係。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國和國際上發生政治風波，美國等西方國家，以各種方式對中國施加壓力，並對中國實施聯合“制裁”，使中國同西方國家之間本來比較平穩的關係出現波折。面對這一嚴峻挑戰，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信邪、不怕壓，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堅決維護家的主權和尊嚴，同時又從中國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大局出發，積極謀求同西方國家改善和發展正常的國家關係。
1972年2月21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會見尼克森總統
中美關係 1989年北京發生政治風波後，美國帶頭對華實施“制裁”，嚴重損害兩國關係。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美國政府決定繼續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但在政治上不斷對中國施加壓力。美國先後宣布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允許台灣當局領導人李登輝以所謂“私人身份”訪問美國，這是台灣當局分裂祖國，製造兩個中國的有預謀的活動，也是美國損害中國主權，干涉中國內政的嚴重事件。對此，中國政府作出了強烈反應，採取了一系列外交行動，並在台灣海峽附近海域進行了四次軍事演習。我反分裂、反台獨的鬥爭，沉重打擊了“台獨”勢力，也震動了美國朝野。美國政府進一步認識到台灣問題的敏感性及其在中美關係中的重要性。美方重申，繼續遵守“一個中國”的政策，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不支持“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的主張，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
1997年10月，江澤民主席應邀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在雙方發表的《中美聯合聲明》中，兩國領導人決定，為了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中美兩國將致力於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這種戰略夥伴關係不同於冷戰時期存在的那種戰略關係，其實質是不對抗、不結盟、不針對第三國。1998年6月，美國總統柯林頓應江澤民主席的邀請，對中國進行了回訪。雙方同意，共同努力，使中美關係繼續朝著健康穩定的方向發展。但今年以來美國國會又掀起一股反華逆流，對中美關係形成衝擊。為維護兩國關係的大局，朱鎔基總理於今年4月應邀訪問美國，宣傳我政策主張，並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美國國內的反華勢頭。但令人震驚的是，今年5 月8日，美國為首的北約公然空襲我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對這一違反國際法、侵犯中國主權的野蠻行徑，中國政府和人民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嚴厲的譴責和強烈的抗議。中國不可欺，中國人民不可侮。江澤民主席發表重要講話，闡明了中國政府的嚴正立場。中國政府發表聲明並向美國為首的北約提出了四項嚴正要求。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必須對這一暴行，承擔全部責任。
中國同西歐的關係 1989年以後，西歐已開發國家一度追隨美國對中國實行“制裁”，致使雙邊關係嚴重倒退，政治往來和經貿合作受挫。西歐國家覺察到，制裁對雙方都無好處，遂從1990年下半年開始，調整對華政策。經過雙方的共同努力，關係逐步恢復。1991年英國首相、義大利總理先後訪華。1992年，李鵬總理訪問義大利、瑞士、葡萄牙和西班牙，中國同西歐的關係基本實現正常化。1994年，江澤民主席對法國進行國事訪問，提出中國與西歐關係的四項原則，即面向二十一世紀，發展長期穩定的友好合作關係；相互尊重，求同存異；互補互利，促進共同發展；加強在國際事務中的磋商與合作。這次訪問有力地推動了中國與西歐國家關係的發展。1994年底，歐盟正式取消對華制裁。1995年，歐盟發表對華關係長期政策檔案，主張全面加強同中國在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的關係，並於1996年提出對華合作新戰略，強調對華政策的全面性、長期性和獨立性。1996年11月，德國總統訪華，兩國關係重新回到正常發展的道路。1997年5月，法國總統訪華，兩國發表聯合聲明，決定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全面夥伴關係。1997年7月1日，中英實現了香港政權的順利交接和平穩過渡。中英關係出現新的開端。進入1998年，歐盟及其成員國又採取了一系列有利於中歐關係發展的積極舉措。2月，歐盟決定在聯合國人權會上不搞針對中國的提案。3月，歐盟委員會發表《與中國建立全面夥伴關係》的對華政策檔案，主張進一步提升中歐關係水平，並提出了一系列加強雙邊關係的建議。
中日關係 近十年來，中日兩國高層互訪和各個領域的接觸相當頻繁，兩國各界的友好交流豐富多彩。199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兩國總理互訪並共同確認,要在嚴格遵循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原則基礎上，建立長期穩定的睦鄰友好關係，實現兩國世世代代友好的目的。199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20周年。同年11月，江澤民主席訪日，雙方認真總結了中日關係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就兩國關係發展的未來和共同關心的問題深入交換了意見，本著以史為鑑、面向未來的精神，就兩國建立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達成了共識。兩國政府發表了《聯合宣言》。這是繼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之後，又一個指導兩國關係的重要檔案。
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同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等國的關係也取得長足進展。
四）積極開展多邊外交，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獨特的建設性作用。冷戰結束後，面對西方國家在多邊外交領域以種種藉口干涉開發中國家內政、損害開發中國家利益的行徑，中國與廣大開發中國家密切合作，相互支持，進行了有效的抵制和鬥爭。在聯合國改革問題上，中國強調應充分聽取廣大開發中國家的意見，主張通過廣泛討論達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改革方案，贏得了絕大多數國家的贊同。中國堅決支持開發中國家爭取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合理主張和要求，積極參加聯合國等組織發起的一系列旨在促進南北對話、加強南南合作的活動。1990年以來，在聯合國人權會上，中國連續八次挫敗了西方國家的反華提案，有力地維護了國家的主權和尊嚴。
五）實行“一國兩制”，推進祖國統一大業
1984年12月中英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以後，雙方進行了較好的合作，解決了一系列問題。但1989年後，英國政府錯誤地估計了形勢，改變了對華政策，在香港問題上公開與中國對抗。1992年，港督彭定康單方面提出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違反與基本法相銜接的原則、違反中英已達成的協定和諒解的所謂“政改方案”，理所當然地遭到中方的堅決反對。英方還在沒有協定的情況下，舉行了1995年的香港立法局選舉，從而破壞了港英最後一屆立法局議員只要符合一定條件就可過渡到1997年的“直通車”安排。為實現香港的平穩過渡，避免在香港特區成立初期出現法律真空，根據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有關規定，1996年12月經選舉和協商產生的、由400人組成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選出了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香港臨時立法會。
由於中國政治穩定，經濟高速發展，其他主要國家越來越重視並採取實際步驟改善對華關係，英方從自身長遠利益考慮，開始在對華、對港策略上進行調整。1997年5月，英國工黨執政後，提出使香港成為中英關係的橋樑而不是障礙的主張，在香港問題上採取了較為務實的態度。堅持原則，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與此同時，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各項工作有條不紊、卓有成效地進行 。1996年起，先後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國務院任命了由香港特區推選委員會選舉產生的第一任行政長官。1997年6月30日午夜，中英雙方在香港成功舉行了政權交接儀式，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式成立。香港回歸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得到了全面貫徹執行。以董建華為首的特區政府工作卓有成效。今年5月，香港特區成功地舉行了第一屆立法會選舉。香港社會穩定，經濟雖然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但基本保持穩健運行。廣大香港同胞對香港前途充滿信心，國際社會也普遍看好香港前景。
中國和葡萄牙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簽署後，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於1993年3月通過，並由江澤民主席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1998年5月，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成立。1999年5月，澳門特區推選委員會選舉何厚鏵為澳門特區第一任行政長官，並得到國務院的任命。
香港、澳門的回歸，標誌著中國人民在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的兩大步，“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為台灣問題的最終解決樹立了範例。
建國六十年來，中國外交經過充實、調整和發展，政策更加完善，並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國特色的外交風格。經受了國際風雲的嚴峻考驗。展望未來，世界正處在大轉折之中。世界格局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繼續發展，國際關係正經歷深刻的調整。要和平、求合作、促發展已成為各國人民的共同呼聲。世紀之交，中國外交既面臨機遇，也面臨挑戰，我們要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加強憂患意識、安全意識和應變意識。要從國際形勢演變的總體趨勢上進一步正確認識和把握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抓住機遇，迎接挑戰，趨利避害。我們一定要繼續深入學習鄧小平的外交思想，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認真貫徹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斷開創外交工作的新局面，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一步營造良好的國際和平環境，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事業作出自己的貢獻。
影響
中國的現代外交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特別是不結盟政策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本質是反對侵略和擴張，維護國家的獨立自主權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超越了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符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反映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潮流，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經得起歷史的考驗。中國不僅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倡導者，也是忠實的維護者和執行者。中國不再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異同論論親疏，而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同一切國家關係的基本準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