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貨幣管理
正文
中國自先秦至明清的貨幣管理思想及其實踐。中國古代的貨幣管理基本上是對錢幣（主要是銅錢）和紙幣的管理。明以後白銀成為主要貨幣，但明清統治者仍一直停留在原來的貨幣管理觀念上，沒有及時對白銀進行貨幣意義上的管理，以致白銀長期停留在稱量貨幣階段。直到光緒年間，在外國銀元占領中國貨幣流通領域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才開始用機器自鑄銀元，並企圖建立能趕上世界潮流的貨幣本位制度。貨幣管理的指導原則 ①由國家壟斷鑄幣權和紙幣發行權；②有利於商品流通；③獲取財政利益。後兩個原則有時可以兼顧，有時則會發生矛盾。在發生矛盾時，執政者往往首先考慮財政利益的獲取，這是造成某些歷史時期貨幣流通混亂的重要原因之一。
貨幣管理的演變 秦漢以後，多數時期的錢幣鑄造由國家壟斷。西漢王朝剛建立時，高祖曾允許民間鑄錢，結果越鑄越小，有如榆樹莢，號稱“莢錢”。後來禁止私鑄,至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再次實行自由鑄錢政策。這一政策有利於豪強勢力的發展，吳王劉濞、大夫鄧通都因鑄錢而暴富，前者還成為吳楚七國之亂的禍首。文帝自由鑄造政策的失敗，常被後世統治者視為前車之鑑。
國家壟斷錢幣鑄造權後，要對錢幣的鑄造質量進行管理。漢武帝為了保證五銖錢的質量，於元鼎四年（前113）禁止郡國鑄錢,集中由上林三官（辨銅、鍾官、技巧三機構）鑄造。三官錢質量穩定，有效地抑制了盜鑄。這種錢被後世看作鑄錢不惜銅愛（省）工的典範。以後歷代也鑄造過許多質量較好的錢，但不一定採取集中鑄造的辦法，因為這樣會增加運輸費用。清代除戶部設寶泉局、工部設寶源局鑄錢外，還在各省設局鑄錢。錢幣的重量、成色和式樣由朝廷統一規定，也能對質量進行有效的管理。 中國古代錢幣貶值屢有發生，大多是出於國家的財政需要。秦始皇統一幣制，以銅錢為下幣，名為“半兩”，重如其文。而秦至漢武帝初年，半兩錢經多次減重，其實際重量與名義重量嚴重背離。漢武帝改鑄五銖錢後，以後七百年間成為主要錢幣。有些五銖錢也進行了減重。唐以後錢幣不再以重為名稱，減重也不再表現為實際重量和幣面文字的不符，而減重的實質則沒有變化。除錢幣減重外，中國古代還鑄造不足值大錢或用鐵、鉛等低值幣材鑄錢。不足值大錢一般在當十以內，但也有高至當五十、當百、當千、當萬的，這種形式比單純的錢幣減重其貶值率高出很多倍。王莽在居攝二年（公元7）鑄造的錯刀,在銅質錢幣上錯上黃金的“一刀”二字，每枚當五千錢，兩枚就可收兌民間黃金一斤（約223克）。貶值越嚴重,物價上漲程度和民間的盜鑄現象也越嚴重，故都難以長久維持。
為保證錢幣質量，歷代政府都以禁止盜鑄和惡錢流通為錢幣質量管理的重要措施。但是在封建社會中，盜鑄和惡錢流通很難徹底禁絕，在吏治敗壞或社會不穩定時期更難奏效。在進行錢幣質量管理的同時，還要進行錢幣的數量管理。一般地說在錢幣正常流通的歷史時期，政府都儘量多鑄錢以滿足流通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也受財政狀況的制約，在鑄錢有利可圖時鑄錢的積極性較高，在鑄錢無利或虧損時則往往減鑄或停鑄。加上古代信用制度不發達，錢幣數量不能完全按市場需要隨時變動。
北宋時期自1023年產生了紙幣，先為交子，後改為錢引，主要流通於四川。此外還有短期發行的紙幣小鈔。南宋的紙幣有會子及多種地方性的紙幣。金、元、明各代也發行紙幣。從宋至明，中國的紙幣流通已有 500餘年的歷史（不包括明後期大明寶鈔在極狹小範圍內的流通）。這些紙幣除初期的民間交子、會子外，都由國家發行，屬國家紙幣性質。宋、金、元代紙幣都有幣值比較穩定的時期，明代的大明寶鈔則一開始就貶值。歷代紙幣貶值的主要原因是由於財政性的發行。無論紙幣流通的成功或失敗,都豐富了中國古代紙幣管理的經驗,這種經驗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是中國所特有的。
維持紙幣幣值最可靠的辦法是兌現。官交子在流通初期是可以兌現的。當時規定交子分界發行，每界的最高發行額為1256340貫,備本錢36萬緡供兌現用。按此規定，交子的準備率是28％強。表明中國早在11世紀就已懂得兌現紙幣不需要十足準備。宋徽宗大觀年間（1107～1110）周行已指出，發行交子“常以二分之實，可分三分之用”（《浮沚集》卷一《上皇帝書》），即發行交子只要有三分之二的準備金，這一比例比實際執行的要高得多，已經是留有餘地的說法。
南宋發行會子，宋孝宗也曾用兌現的辦法使貶值的會子幣值回升。在他的認真管理下,淳熙二年(1175)出現了“商旅往來,貿易競用會子”的情況,還出現了“楮幣重於黃金”的說法(《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五四)。雖然紙幣不可能真的重於黃金，但也反映了管理會子的成功。
元初的紙幣中統元寶交鈔是可以兌金銀的。政府在各路設立平準行用庫,貯備金銀,供兌現之用。當時的執政者“講究扶持, 日夜戰競(兢), 如捧破釜，唯恐失隊(墜)”，所以“行之十七八年，鈔法無少低昂”（《吳文正公集》卷四三,《劉忠憲公行狀》）。也就是說,從中統元年(1260)算起，中統鈔維持了十七八年的幣值穩定,主要辦法是可以兌換金銀。後來準備金移作他用,發行又無限制，中統鈔就貶值了。
除兌現外,則要限制紙幣的發行數量。兌現本身就是減少紙幣數量的一種辦法。如果不能兌現,則控制紙幣發行數量也能保證紙幣的正常流通。宋孝宗曾提出“大凡行用會子,少則重,多則輕”（《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六○）這一控制紙幣流通數量的意義。
南宋稱提高紙幣幣值的政策為“稱提”或“稱提之策”。稱提一詞北宋即有使用，並不專指紙幣，但南宋多數是指紙幣。南宋的稱提之策本來是指紙幣貶值後所採取的補救措施，清初黃宗羲則將它作為成功的紙幣管理經驗來總結。他說：“然宋之所以得行者，每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而又佐之以鹽酒等項。蓋民間欲得鈔，則以錢入庫；欲得錢，則以鈔入庫；欲得鹽酒，則以鈔入諸務；故鈔之在手，與見錢無異。其必限之以界者，一則官之本錢,當使與所造之鈔相準,非界則增造無藝；一則每界造鈔若干，下界收鈔若干,詐偽易辨,非界則收造無數。宋之稱提鈔法如此”（《明夷待訪錄·財計二》）。這是黃宗羲心目中紙幣管理的理想模式。
中國古代回籠紙幣的辦法,除兌現外,計有以下幾種：①出售商品。南宋政府曾用茶、鹽、香、礬、酒、絹等商品回籠紙幣。金朝曾於章宗承安三年(1198)設立回易務，許民間用銀、鈔購買綿、絹等物。金、明還用鹽收鈔。明永樂二年(1404)實行戶口食鹽法，按人頭配鹽收鈔,成人每月配鹽一斤,納鈔一貫；未成年人減半。②出售官告、度牒等有價證券。如南宋寧宗嘉定二年(1209)用金、度牒、官告、乳香等回籠紙幣，其中度牒七千道，每道價一千貫。③增稅。可用紙幣向政府納稅，是紙幣得以流通的必要條件。如南宋曾規定貨幣賦稅以錢幣、紙幣各半繳納，即所謂“錢會中半”。增稅收紙幣則完全是為了回籠紙幣。明朝主要採取這一辦法，稅項名目繁多。④用紙幣贖罪和退贓。如明宣德三年（1428）規定：用銀交易的，買賣雙方都要罰鈔，每銀一錢罰鈔一千貫；官吏貪贓，受貨物的按物價的十倍罰鈔，受銀的每兩罰鈔一萬貫。
此外，為了減少紙幣流通量，宋、金、元歷代都實行過以一新紙幣折若干舊紙幣的辦法縮小票面價值。更嚴重的則是宣布舊紙幣作廢，宋、金都曾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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