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生》簡介
《蒼生》以蒼生百姓生活的獨特視角，全方位地展示農村變革，繪製了一幅宏闊的農村改革圖。循著這一特定的視角，作品將幾十年的歷史風雲和現實生活紛繁複雜的矛盾，凝縮在普通的農民家庭之中，以男婚女家這一古老命題的線過，貫穿改革所激起的層層漣漪，從而形象地展現出封建殘餘的徹底動搖和解體，傳導出改革的逼人勢頭，表現了改革的複雜性與深刻性。小說的焦距牢牢對準了田家，以及由其旁騖牽扯到的鄰里鄉親，重筆描寫農村改革在婚戀回音壁上所激起的反響，鋪染了一幀幀優美的農村風俗畫。作者簡介
浩然評價
《蒼生》《蒼生》寫於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那時寫農村、寫農民的作品，一窩蜂地讚美改革後農村“翻天覆地”的變化，把農村描繪成了天堂，寫農民是多么得富裕，簡直富得不知姓啥了。出版社也喜歡出這類東西。《蒼生》卻真實地觸及農村的現實，大膽（說“大膽”也是相對的，浩然說，他寫時雖非“戰戰兢兢”，但也是“小心翼翼”）寫了農民生活的艱難，寫了鄉村基層幹部的腐化與蛻變，具有深刻的理性批判意識，也流露出作家在新時代面前的某些困惑、苦惱和憂慮。
《蒼生》出版後，反響強烈，受到廣泛好評，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同志親自給各大媒體打招呼，要求對這部作品作正面宣傳（背景是有某位作家到胡喬木面前告狀，認為宣傳浩然“不利於徹底否定文革”，引起胡的反感）。據《蒼生》責任編輯吳光華回憶，十幾年前茅盾文學獎評獎時，評審們都認為《蒼生》寫得好，但最終這項大獎卻未授予《蒼生》，理由是作家在《蒼生》中流露出對改革的不理解。殊不知，這正是《蒼生》獨有的價值所在。當年浩然的許多憂慮，在後來的改革實踐中都被證實了。20多年過去了，現在農村與農民的狀況又怎樣呢？那時，一窩蜂似地膚淺地讚美改革，應時討好而已，順便撈一把可觀的“潤筆”。可貴的是，《蒼生》真實地反映出這種時代的憂慮。這部作品的落選說明，作家與作品會有時代的局限性，而對作家、作品的評價與認識（比如“評獎”這種形式），同樣也會有時代的局限性。《蒼生》後來獲得了首屆中國大眾文學獎特等獎。浩然和他的作品，屬於“大眾”。
作品鑑賞
浩然就題材、創作動機和創作背景而言，《蒼生》屬於“改革文學”。但和一般的“改革文學”作品相比，它有兩大特徵。首先，它不是正面寫改革、塑造改革者的高大形象，而是把改革作為一種背景，來表現改革的年代社會最底層的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狀態與命運。小說取名為“蒼生”也就是這個意思。作品的主人公田大媽、田成業、留根、保根等是中國北方山村最小的小人物，作品敘述的故事是建房子、娶媳婦、送彩禮等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小事。其次，當時的許多“改革文學”作品往往從既定的觀念出發，自覺地扮演政治傳聲筒的角色，一味地為改革叫好，從而流於簡單化、概念化和主題先行，流於廉價的樂觀主義。而浩然創作《蒼生》的時候，由於他長期深入生活，對改革時代的農村生活非常熟悉，所以能夠用理性的、冷靜的眼光來看待改革，對農村的改革作出一分為二的客觀判斷。在《蒼生》里，既有隨改革而來的紅旗大隊的集體富裕、田大媽等老一代農民觀念的變化、保根這類新型農村青年的誕生，也有隨改革而來的道德的墮落、鄉鎮基層政權的腐敗、封建宗法勢力的復活、新的剝削關係的產生、某些農民的陷於貧困。歷史性的進步與歷史性的倒退得到了同樣的展示。上述兩個特徵是不容忽視的，這既使小說具有了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認識價值，又使小說有可能呈現富於真實感的生活形態、塑造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從藝術上看，小說塑造了田大媽、田成業、保根、留根、杜淑媛、邱志國、郭雲等一系列性格鮮明的藝術形象，人物的語言生動、傳神，對農村生活的展示富於鄉土氣息。
藝術創造性
浩然這些成功之處在浩然過去的小說《艷陽天》中早就達到了，並不是《蒼生》的獨創。《蒼生》的藝術創造性主要在於它的典型化技巧。它總是選擇最富於代表性和概括力的事件來揭示生活的本質，塑造人物性格。在表明田家命運的時候，作為描寫中心的是田家後代的婚姻問題。對於中國人特別是對於中國的農民們來說，娶妻生子、傳宗接代是人生的第一大事。他們的價值觀、倫理觀、經濟狀況乃至社會地位，都集中體現在這件事情上。應當說，作家從婚姻問題入手來表現田大媽一家乃至80年代初期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態與精神面貌，是選擇了最佳角度。對於大部分農民來說，與婚姻問題關係最大的不是愛情，而是房子與彩禮這兩樣東西。小說正是通過房子與彩禮（對於田家人來說彩禮主要就是那塊158元的進口手錶）寫出了豐富的性格內容與社會內容。為了建房，田成業和留根背石頭累得吐血，田大媽去寺院給和尚拆洗衣服，憤世嫉俗的保根對父兄的這種生活方式又厭惡又憐憫，但為了讓父兄少受點苦，他又耍手腕利用陳耀華對他的好感，讓陳耀華支使那些喜歡拍幹部馬屁的人給他炸石頭、運石頭。為了房子建成後能順利地接水管、拉電線，他們還得借錢請村幹部吃酒席。一個建房，既表現了田家的經濟困境，又揭示了田家四個人不同的性格特徵，還揭露了農村領導階層的陰暗。小說圍繞那塊定婚手錶所作的描寫揭示的內容更豐富：田大媽的善良與堅韌——賣大蒜、賣雞蛋給兒子買手錶；田留根的樸實與痛苦——他愛杜淑媛、為了不使杜淑媛受委屈而去偷竊：保根的仗義與狡猾——借錢給哥哥去買表卻說是自己的存款；農村人婚姻中的買賣成分——杜有志被未婚妻勒索；杜淑媛的善良、軟弱與自尊——為了弟弟違心向未婚夫開口、真相暴露後因為內疚而想自殺；等等。房子和手錶不僅是表現社會生活、揭示人物性格的核心，而且是小說組織情節、推動故事發展的核心。小說是從初春的一天中午田成業在山上開建房用的石頭寫起，至小說第十九段房子才建成；小說第二十九段至第五十五段的情節發展，主要是那塊手錶推動的。小說寫到中秋節保根一個人回家、由手錶引起的許多誤會消除，就結束了。
影響
《蒼生》“社會主義新人”及其轉變
在當代文學中，“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新時期文學”並非截然斷裂的，而是既有“斷裂”，又有聯繫，緊密交織在一起的，這既與意識形態的轉折有關，也與文藝思潮和作家的創作道路有關，需要做細緻的分析，這在《蒼生》中有著鮮明而集中的表現。
《蒼生》里的邱志國一開始分明就是與梁生寶、蕭長春、高大泉一樣的人物，“搞農業合作化那年，邱志國也是最先認清方向、選準道路的農民先進分子，帶頭在田家莊辦起第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邱志國脫光膀子，跟社員一起拉犁耕地，肩膀頭讓粗麻繩子勒得冒血珠子，褪下幾層皮。真是一條硬漢子！農業社開市不利，頭一年就趕上旱災，鬧饑荒，好幾家社員都斷了頓，躺在炕上不能動彈。就這樣，邱志國既不泄氣，不退縮，也不跟著叫苦，不朝上級伸手。他從自己一家人的嘴裡勻出糧食，一升一碗地給沒吃食的社員送到家裡，幫扶著眾人渡過難關。……邱志國的名字噹噹響，打鼻子香；出席過地區的勞模會，當過縣委會的委員，誰提起他不豎大拇指！？”
這是合作化初期的邱志國，但在小說內容所展開的80年代中期，他卻完全變質了，“支部書記有權，能幹，在家裡家外都說了算，這幾年他只管自己發財，不再管老百姓，田家莊有三家跑買賣的和孔祥發的窯場，他都入著‘權力’股子。他象個老太爺子一樣坐在家裡，只管開介紹信、蓋公章、陪客人吃喝；門不用出，心不用操，到時候就‘劈紅’，……”
邱志國在“合作化”時期是帶頭人，但在改革開放之後卻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如果我們將這一人物的“墮落”與作家對另一些人物的推崇做比較，或許能從中發現時代的一些變化。
浩然的《蒼生》出版後，不少評論家對小說中的田保根形象寄予了很高的希望，認為他是新時代的理想人物或“新人”。曾鎮南指出，“從整個改革、開放的大的時代背景來看問題，保根這樣的新人物的出現，壓根兒就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劉白羽也認為，“在這一個受著改革大潮衝擊的新農村里，栩栩如生的諸多人物中，我知道田保根是代表著未來希望的新生的人物，……毫無疑問，他是書中主宰農村命運的主角，敢於闖出一條新路的闖將。他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經濟改革這一革命浪潮中湧現出來的典型形象。”
在小說中，田保根的形象是複雜的，他的婚姻、愛情觀念與父母及其哥哥田留根完全不同，他走出了傳統的觀念，但他反抗的方式卻更多的是欺騙與滑稽；他一心想考上大學，卻沒有成功；他反抗邱志國，自己卻善於偷奸耍滑。最後，他與別人“一塊兒拉了一撥子從農村出去的臨時工，搞起一個民辦的聯合企業建築公司”，成了“新新建築公司的副經理。”在小說中，如果說邱志國是代表了“墮落”了的過去的“新人”，那么田保根則既與田留根等舊式農民不同，也與邱志國不同，他是新時期的“新人”。
值得注意的是，田保根的形象也是一個“倒影”，他與趙樹理的《賣菸葉》中的賈鴻年很相似。只不過他原先是“墮落”的，現在卻成了“新人”。 《賣菸葉》是趙樹理的最後一篇小說,寫的是農村知識青年賈鴻年不安心農村生產,倒賣菸葉終於觸犯法律的故事。這篇小說當時還因為寫“中間人物”受到了批評，“……趙樹理正迷在《十里店》里，心不由己地繼續推敲著劇的語氣、詞句哩，沒想到霍雷閃電批判的冰雹敲到到他頭上。大連會議上邵荃麟提出了什麼‘中間人物論’，趙樹理就是寫‘中間人物’的代表，《賣菸葉》就是罪證。有的人說：‘我很懷疑這篇故事有半點真實性。在我們的時代里，青年人都是有志氣、有抱負的，像賈鴻年這樣的人即使有，也是少數，趙樹理在這篇作品中把農村寫成一片烏煙瘴氣，把青年人塑造成投機倒把犯罪分子的典型，無法使人相信，這是趙樹理對生活的醜化，對青年的歪曲……’”
在小說中，賈鴻年也是一個一心想考大學而沒有成功的青年，他也是為了愛情而幻想自私而美好的未來，被比他思想先進的意中人識破了，後來他偷賣菸葉，“投機倒把”，最終被抓進了公安局。與田保根相比，賈鴻年性格中倒沒有那么多奸猾，但他在趙樹理的小說中成了被諷刺的對象，而趙樹理因為寫出了這樣的農村青年（儘管是批判的態度），也受到了批判。
但在新時期，這樣的青年不但可以表現，而且可以正面表現了，甚至成了代表時代方向的“新人”。除了浩然《蒼生》中的田保根，這樣的“新人”也更多出現在了新時期青年作家的筆下。
在《蒼生》中，“社會主義新人”、“資本主義新人”、“舊式農民”三者之間的矛盾有著複雜的糾葛，以邱志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新人”已經墮落了，但作為暗線的“紅旗大隊”卻依然活躍著，這顯示了作者對合作化道路與“社會主義新人”既有否定，又有所眷戀；對於田保根所代表的“資本主義新人”，浩然在其身上寄予了未來，但在道德、人品上卻又持保留的態度；對於田大媽、田留根所代表的“舊式農民”，作者對他們落後的生活與思維方式持批評、反思的態度，但在行文中也流露出深深的同情、理解與尊敬。這樣多重的矛盾糾結在一起，既顯示了作者對現代化本身的複雜態度，也顯示了作者對現代化的不同道路的複雜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