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胡適是新紅學的開山祖師，1921年，他以《紅樓夢考證》一文開創了紅學研究的新時代，這在現代中國學術史上已成為一個常識性的問題。《紅樓夢考證》一文是在什麼情況下撰寫的？其寫作目的、具體過程如何？不少讀者則並不了解。說起來頗為有趣，《紅樓夢考證》一文並非胡適主動寫成，而是在上海亞東圖書館
老闆汪孟鄒的不斷催逼下撰寫的。一位書商催生了一部傳世名著，可謂現代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這裡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一書所收汪孟鄒、汪原放致胡適書信為主要依據，還原這段頗有傳奇色彩的歷史。
正文
1920年，在陳獨秀、胡適等著名學者的幫助下，上海亞東圖書館開始陸續出版新標點本系列小說。小說出版後，以其新穎的版式、標點，認真的校勘贏得了讀者的喜愛。在亞東圖書館所推出的十幾種新標點本小說中，無疑以《紅樓夢》最為引人注目，影響也最大。對學術史而言，它的出版，標誌著新紅學的誕生。從此，《紅樓夢》研究成為一門具有現代意義的學科，受到學界的關注，在眾多研究者的參與和推動下，紅學與甲骨學、敦煌學一起被並稱為20世紀中國的三大顯學。在這些新標點本小說中，以《紅樓夢》的出版最費周折，這是因為該書篇幅大，成本高，且情況複雜。亞東之所以先出《水滸傳》、《儒林外史》，就與此有關。正如汪原放在《回憶亞東圖書館》一書中所言：
因為資本問題，商量來，商量去，《紅樓夢》篇幅過大，不能不放到後面再出。
從汪孟鄒、汪原放叔侄給胡適的書信來看，他們兩人實際上是有分工的，汪孟鄒作為老闆，主要談大事情，比如如何出版、銷售，約請做序者等。汪原放作為校勘整理者，主要談具體的事情，比如如何標點、分段等問題。
請胡適寫《紅樓夢考證》主要是汪孟鄒在做工作。從汪孟鄒給胡適的書信來看，這篇具有開創意義的宏文實際上是在他的不斷催促下產生的，胡適顯得較為被動，並不像他後來所說的那么從容。
1920年12月4日，汪孟鄒給胡適寫信，第一次談到為即將排印出版的《紅樓夢》寫序的事情：
紅樓夢有一千二百頁之多，陰曆年內為日無幾，擬陸續排完，待開正再行付印，約陰曆正底二初即出版發行也。但排版費一項亦非千元不可，甚為不易。現擬發售預約，收些現款，以資補救。不識吾兄是擬代撰一篇考證，或是一篇新敘，請斟酌函知，以便登而告白。兄的北京友人中尚有熟讀紅樓，可代撰敘者否，所代接洽告知為荷。仲甫仍作一敘，已與他接洽過也。
請胡適寫序，一是因為他此前已寫有《水滸傳考證》、《吳敬梓傳》，似乎形成了慣例，《紅樓夢》出版，也要寫篇序；一是因為《紅樓夢》篇幅較巨，刊印成本太高，需要胡適作序進行宣傳。
在作者及家世問題上，胡適依據作品本文，並徵引《隨園詩話》、《小浮梅閒話》、《昭代名人尺牘小傳》、《揚州畫舫錄》、《有懷堂文稿》、《丙辰札記》、《耆獻類征》、《江南通志》、《上元江寧兩縣誌》、《聖駕五幸江南恭錄》、《楝亭詩抄》、《四庫全書提要》、《八旗氏族通譜》、《雪橋詩話》、《八旗人詩抄》、《八旗文經》、《居常飲饌錄》、雍正《硃批諭旨》、《曝書亭集》等近二十種資料，得出六條結論，確認了曹雪芹的作者地位，弄清了曹家家世的來龍去脈，認定《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
在作品版本問題上，胡適依據有正本、程甲本、程乙本三種版本，徵引程偉元、高鶚等人序文以及《小浮梅閒話》、《郎潛紀聞》、《進士題名碑》、《御史題名錄》、《八旗文經》等五種資料，考清高鶚的身世，確認《紅樓夢》後四十回為高鶚所補。
為解決《紅樓夢》的作者和版本問題，依據數種作品版本，查閱二十多種資料，反覆推敲，才得出較為妥帖的結論，這確實如胡適本人在該文中所說的，“是向來研究《紅樓夢》的人不曾用過的”。
自《紅樓夢》問世之後，有關《紅樓夢》作者、版本問題有不少傳聞，眾說不一，儘管也有不少曹雪芹為作者的記載，但皆不能得到確認，直到王國維寫作《紅樓夢評論》時，還在感嘆：
作者之姓名（遍考各書，未見曹雪芹何名），與作書之年月，其為讀此書者所當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為尤要。顧無一人為之考證者，此則大不可解者也。……
作者之姓名，與其著書之年月，固當為惟一考證之題目。
清代中後期，考據之學十分發達，依當時學界的研究水平，經過一番努力，不是不能找到這些資料，也不是沒有能力解決這一問題，因其時間與作品面世距離較近，很多文獻資料還未散失，也許有些問題能得到更為完滿的解決。但問題的關鍵在於，沒有人願意做這件事，如果只是在筆記野史里隨意寫上一兩條有關小說的傳聞掌故作為消遣娛樂還是可以的，但若像胡適那樣用治經史的功夫下大力氣來做，就不行了，不僅自己覺得不值得，而且還會面對外界輿論的巨大壓力。由此前後比照，不難體會胡適開風氣之先的可貴精神，並可感受到新文化運動和整理國故所帶來的良好學術文化氛圍。
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一文中，十分注意對研究方法的強調，這也是他一生所津津樂道的，他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指出：
實例
在晚年的多次演講中，他還經常拿《紅樓夢》的研究為例來闡釋其治學精神與研究方法。正是為此，他在這篇文章的開頭部分用了很長的篇幅來對先前的《紅樓夢》研究進行總結和歸納，並對索隱派諸說提出相當尖銳的批評，認為：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里的情節。他們並不曾做《紅樓夢》的考證，其實只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
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跡家世，著書的時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
運用我們力所能蒐集的材料，參考互證，然後抽出一些比較的最近情理的結論。……
處處想撇開一切先入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做嚮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
後來胡適將其進一步概括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在《紅樓夢考證》一文中，胡適基本做到了這一點，這一從學術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研究方法是具有相當的適用性的。
不少研究者在談及胡適的研究方法時，多指出他受到美國哲學家杜威實用主義哲學和清代乾嘉學派的雙重影響。結合胡適一生的學術實踐來看，確實如此。他本人在《胡適口述自傳》一書中也承認，杜威在其一生的學術文化生命中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我治中國思想與中國歷史的各種著作，都是圍繞著“方法”這一觀念打轉的。“方法”實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來所有的著述。從基本上說，我這一點實在得益於杜威的影響。
而乾嘉學派的治學方式對胡適來講，是作為一種學術素養和知識背景而存在的。無疑，從研究對象的選擇、研究思路的確定到具體操作方式等方面，兩者雖然產生演變的文化背景不同，但相互之間確實有著某種契合，就像胡適本人在《胡適口述自傳》一書中所講的：
杜威對有系統思想的分析幫助了我對一般科學研究的基本步驟的了解。他也幫助了我對我國近千年來——尤其是近三百年來——古典學術和史學家治學的方法，諸如“考據學”、“考證學”等等。……在那個時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沒有人）曾想到現代的科學法則和我國古代的考據學、考證學，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處。
這樣，以《紅樓夢》研究為個案，胡適在杜威哲學思想的觀照下，將前人的考據學、考證學方法進行了系統完整的總結，將其上升到方法論的高度給予強調。
這套方法在今天看來也許很平常，但對剛開始起步、還處於草創期的古代小說研究來說，卻是十分必要的，具有明顯的指導意義，《紅樓夢考證》一文實際上也就成為一種可資參照的研究樣本，對後世的小說研究影響至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