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2010年第38期《明鏡周刊》雜誌封面故事：德國的清潔能源夢想代價昂貴德國最著名的周刊之一，每周的平均發行量近110萬冊。該雜誌自稱是“德國最重要的且在歐洲發行量最大的新聞周刊”。
1947年1月4日，由德國籍編輯R.奧格施泰因接辦，改為現名，並於1952年遷往漢堡。該刊在政治上同情德國社會民主黨。經常刊登批評性文章，在知識分子階層中影響較大。期發行量94萬份(1986)。
歷史
1946年由英國占領軍在漢諾瓦創辦，當時叫《周刊》，1947年由德國人接手。1947年1月4日，明鏡借鑑英美的新聞雜誌，取代德國的早期雜誌每周關注(DieseWoche)在德國中部城市漢諾瓦正式發行了第一版明鏡雜誌。雜誌的第一任主編是魯道夫·奧格斯坦(RudolfAugstein)。雜誌創刊初期年青的編輯們就確立了明鏡雜誌的主旨：政治批評與嚴肅的政治評論。當時，明鏡雜誌的主管駐紮在倫敦再加上明鏡周刊的政治傾向，當時德國的其它三個占領國對明鏡周刊的發行給予了極大的壓力，所以雜誌不得已還是用以前的每周關注(DieseWoche)作為雜誌名出版發行。
德國最著名的周刊之一，每周的平均發行量近110萬冊。該雜誌自稱是“德國最重要的且在歐洲發行量最大的新聞周刊”。是德國最有影響的新聞周刊，1947年創刊，用德文和英文在漢堡出版。該刊注重調查性報導，敢於揭露政界內幕和社會弊端。在國內外有相當大影響，曾被英國的《泰晤士報》譽為“德意志的民主堡壘”。該刊與70年代對國防部長施特勞斯受賄瀆職的揭露和80年代對鋼鐵大王弗里克公司賄賂政界人員等腐敗醜聞的揭露，都曾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
從1947年1月4日第一版明鏡出版以來魯道夫·奧格斯坦(RudolfAugstein)一直是明鏡周刊的總編輯和發行人並且給雜誌改名為《明鏡》。魯道夫·奧格斯坦於2002年11月7日逝世，一直到死前，他都是明鏡的發行人，即便過世之後，他依然掛名發行人。
明鏡周刊於1952年遷至漢堡，並發行“經理雜誌”（Manager-Magazin）。
該企業品牌在世界品牌實驗室（WorldBrandLab）編制的2006年度《世界品牌500強》排行榜中名列第三百九十一。
相關內容
一本在德國很有聲譽的雜誌
想了解一本雜誌對它所生存的社會影響有多大，德國《明鏡》周刊或許是個再好不過的例子。
在德國，會有這樣的說法：爭論時，人們會說：“這是《明鏡》的事”；威脅時，人們會說：“我把這事告訴《明鏡》”；遺憾時，人們會說“如果《明鏡》報導就好了”；找理由時，人們會說：“《明鏡》都沒在意這個”。
還有這樣的說法：喜愛讀書看報的德國人把《明鏡》的定期發行日星期一稱為“明鏡之日”。據說每到這天，德國的記者們都不出去採訪，每人手捧一份《明鏡》刻苦攻讀，以便找到本周的報導選題，儘管這只是一個笑話，但的確反映出一種現象，德國社會的一些議題是由這本雜誌來設定的。
1947年，年僅23歲的奧格斯坦將一份名為《本周新聞》的媒體更名為《明鏡》，從此揭開了這本伴隨了德國當代歷史半個多世紀的周刊雜誌的第一頁。如今，奧格斯坦已不在人世，但在他的經營下，《明鏡》已經成為德國乃至世界最著名的新聞周刊之一，每周的發行量超過百萬冊。
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里，《明鏡》周刊始終鋒芒畢露，矛頭總是指向權勢階層和一切腐敗現象，這也使明鏡獲得了很好的口碑。有評價說：“《明鏡》挑起事端，從不顧及別人的臉面，他把本該隱藏的事公布於眾。因此把監督權交予《明鏡》，正符合公眾的期待。”
曾被奉為“新聞教科書”
改革開放開始後，隨著西方媒體逐漸進入中國人的視野，《明鏡》也逐漸為中國的知識階層、高校學生所熟悉。2004年，當時還在人民大學念研究生的馮靜，也成為從這本雜誌中學習新聞報導方式的眾多新聞專業學生中的一位。
“為明鏡周刊贏得巨大聲譽的正是這家刊物幾十年一以貫之的調查性報導。”馮靜在她與老師一起署名發表的題目為《<明鏡>周刊與調查性報導》的文章中寫道。
抱著一種學習的心態，中國媒體人對《明鏡》從組織報導、編輯加工甚至封面設計，都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一位國內媒體從業者在1996年發表的一篇名為《<明鏡周刊>是怎樣杜絕差錯的》的文章中，毫不掩飾自己在走訪位於德國漢堡的《明鏡》總部時的“新奇感”：“作為這樣一份在德國以至於在歐洲和世界上有相當影響的新聞周刊，令我們驚奇的是它具有相當低的‘見報差錯率’。在採訪中，該刊政治部一位負責人的講述令我們吃驚:‘我們的周刊每期在正常情況下也就是錯幾個字母’。”
據說，能將差錯杜絕到很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明鏡》擁有一個在德國、歐洲的新聞媒體中可以說是最全的資料館，而且有專職的資料館專家。馮靜記得，“除了為報導提供詳實的背景資料之外，每一篇將要刊登的記者手稿都要經過資料館專家細緻的核查，以確保報導儘量準確。”
就連《明鏡》周刊的封面設計，也有中國媒體專家專門進行過研究，認為其“色彩潑辣大膽，讀者過目難忘；圖片形象具體，意蘊豐富；簡繁交替使用，封面設計具節奏感；密切關注熱點觀點振聾發饋。”
此外，國內介紹這本雜誌傳奇經歷的文章更是舉不勝舉。
歪曲報導自取其辱
然而，時過境遷，對於國人來說，這本雜誌的“教科書價值”已大打折扣，甚至成了“反華報導的教科書”。
“小的時候我還以為《明鏡》是什麼好東西呢……現在才知道……都是偏見中國的貨色。”一位署名“小奔大夢”的網友寫道。
另一位叫“sisi”的網友則表示：“從來不知道有《明鏡》這個媒體,現在它卻頻頻出現在我的眼前……只能說，你出名了……不過是臭名遠播了……”
還有更多表示不滿的留言，一篇國內評論甚至以“《明鏡》周刊遭網友唾棄”為題。“遭遇如此變故”，這本雜誌似乎怨不得別人。
5月14日，《明鏡》周刊線上刊登評論文章，無端指責中國政府“把災難變成公關行動”。文章竟稱：“共產黨想要利用這次災難的危機處理，結束在西藏‘3·14’事件之後的國際孤立，從來不無的放矢的中國官方媒體，充分利用了這次地震，用習以為常的政治口號把人民團結在黨的周圍……”
香港《大公報》批評這是篇“失操守”的報導。其實，《明鏡》最近何止一次“失操守”。
據說，在《明鏡》周刊創刊時規定的“三大寫作守則”里，其中重要一條就是“提供真實確鑿的新聞”。包括“在不能確定其可信性時寧可放棄一條新聞也不能冒刊登假新聞之險”。
但這些守則在旅德華人周堅看來，早在2007年8月主題為《黃色間諜》的《明鏡》周刊封面報導中，就已蕩然無存。
“好奇、勤奮、興趣廣泛———在德國高校和研究所有數以千計的中國人擁有這些特性，他們可能是完美的研究人員或者也可能是完美的間諜———或許可能兩者都是。”德國《明鏡》周刊這些“含糊其詞”的相關表述，徹底激怒了被描繪成“黃色間諜”的在德華人學者、學生。
甚至昔日曾被中國媒體人津津樂道的“封面效應”，也成了這本雜誌極盡醜化中國形象之能事的工具。
2008年4月7日出版的《明鏡》周刊封面，是以鐵絲網編成的奧運五環配以中國黨代會的圖片。封面導語赫然寫著：“看看中國政府是如何壓制人民和背叛奧運會的。”
國內影評人司馬平邦說：“看到這本《明鏡》，我忽然想到2003年曾寫過一篇痛罵美國《時代》周刊的部落格，那次，《時代》把中國國旗和一張非典病人的肺片合影在一起，噁心不堪。”
記者成見影響報導客觀性
2008年早些時候，一次偶然的機會，身為在德華人維權委員會發言人的周堅遇到了《明鏡》兩位駐華記者，當時，這兩位記者正在為自己所寫的名為《另一個中國》的新書舉辦一場讀書會，周堅也買了一本，“裡面對中國的評論都是特別負面的”。
書中曾寫到，一個中國工人一小時掙很少錢，待遇很底。當時在讀書會上，就有一個德國讀者對此提出疑問，“我去過中國，中國的物價相對是很便宜的，這樣算的話，那個工人的工資可不低呀？你們不覺得這些報導是誤導嗎？”
面對疑問，《明鏡》記者當時也不得不承認，“您的說法是對的”。周堅記得他們還不忘為自己辯解，“不過，中國工人福利顯然沒有我們德國工人好。”
“這些記者誤導德國讀者最典型的辦法，就是不具體解釋相對性，孤立地採取一個簡單的數字，把它絕對化。比如批評中國沒有人權，就舉例說中國每年處死的人是全世界最多的，他不提中國有多少人，總人口是多少，比例是多少，美國一年要殺死多少囚犯，比例是多少。這些內容記者都不提。”周堅說。
可想而知，帶著如此成見，這些德國記者向本國讀者介紹中國時會產生多么大的偏差。馮靜曾為研究《明鏡》有關中國的報導專門與其記者接觸。她發現，“在信息源選擇方面，這些記者顯然對官方的信息持不信任態度，但又未找到能夠推翻中國政府信息的確鑿證據，猜測的成分較大。”
其實，《明鏡》對中國的尖酸刻薄也不是最近一兩年才有的，馮靜記得，在德國前任總理施洛德執政早期，也曾在人權問題上加大對中國的批評力度和壓力，那時《明鏡》對中國的報導圍繞著人權問題做文章。而當施洛德調整了對華政策，《明鏡》關於中國人權問題的報導就明顯少了，與此同時，有關中國經濟的報導量開始急劇增長。
為德對華政策調整背書
但隨著德國政局的再次變化，《明鏡》對華報導也再一次轉變風向。一位由於工作原因每天都要瀏覽德國各大媒體的國內編輯告訴本報，他的感覺是，近一年多時間，與其他德國媒體相比，《明鏡》周刊在攻擊中國的報導中表現最為突出。
默克爾上台後，推動價值觀外交，對華趨於強硬。《明鏡》周刊也隨之成為“反華急先鋒”，兩者其實不無淵源。
《明鏡》周刊最近一輪攻擊中國的報導中，源頭還要回溯到2006年11月9日題為“來自遠東的進攻——為富裕進行的世界大戰”的封面報導，這篇報導的作者——《明鏡》周刊原柏林分社主任施泰因加特並不簡單，在2005年德國大選中，正是施泰因加特藉助《明鏡》周刊，發表多篇文章力挺默克爾。
2006年，他發表了《為富裕進行的世界大戰》一書，宣揚來自中國、印度等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威脅，聲稱所有工業已開發國家都正面臨著所謂來自中國、印度等開發中國家的對富裕的搶奪。施泰因加特在他的書中主張工業已開發國家共同建立起“經濟北約”來對付所謂來自中國的經濟威脅。此書問世後不久，施泰因加特就受到了默克爾的接見，德國媒體高調報導了這次探討“新對華政策”的總理府之會。這次會晤後不久，默克爾就於2007年伊始，拋出了建立“經濟北約”的歐美“環大西洋經濟合作”政策。
“默克爾政府對中國這么一個大國的政策改變，當然會引起一連串的反應，所以需要通過媒體來為政策改變創造輿論環境。”周堅認為，一份雜誌雖然不能完全決定政府的政策，但是通過輿論，卻能夠影響進而改變整個國家政治流派的力量對比。這也是為什麼《明鏡》周刊要做那么多有關中國的煽動性負面報導的深層原因。
在這種背景下，《明鏡》周刊成為“反華急先鋒”似乎就不難理解。周堅說：“《明鏡》周刊的駐華記者在中國那么久，實際他們對中國情況是很了解的，如果實事求是寫中國的話，不可能寫成這樣，我和他們接觸後的感覺是，不是糊塗人在乾糊塗事，而是明白人故意辦糊塗事，來達到他們一些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