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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歷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我們歡迎你們來到中國。你們來，我們很高興。我們得到你們的支持，得各國兄弟黨的支持。當然，我們也支持你們，支持所有的兄弟黨。現在世界上馬列主義的共產黨的陣線，不管是在取得勝利的地方，或者是在尚未取得勝利的地方，都是團結一致的。但是也有過不團結的時候。我們有對不起你們的地方。過去聽了情報局的意見，我們雖然沒有參加情報局，但對它也很難不支持。這是一九四八年的事。一九四九年情報局罵你們是劊子手、希特勒分子，對那個決議我們沒表示什麼。一九四八年我們寫過文章批評你們。其實也不應該採取這種方式，該和你們商量。假如你們有些觀點是錯了，可以向你們談，由你們自己來批評，不必那樣急。反過來，你們對我們有意見，也可以採取這種辦法，採取商量、說服的辦法。在報紙上批評外國的黨，成功的例子很少。這次事件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來說，是取得了一個深刻的歷史教訓。你們吃了虧，但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說來，卻取得了犯錯誤的教訓。要充分認識這個錯誤。
你們承認新中國，我們沒有回答，也沒有反對。當然我們不能也不應該反對，而且也沒有理由反對。英國帝國主義承認我國的時候，我們都沒有反對，你們社會主義國家承認的時候，又有什麼理由反對呢?
那時沒有回答你們，也有一個原因，就是蘇聯朋友不願意我們和你們建交。那末中國是不是獨立國呢?當然是獨立國。既然獨立，為何要聽他們的話呢?同志!那時蘇聯提出這樣的意見，我們不同意也很難辦。當時有人說世界上有兩個狄托，一個在南斯拉夫，一個在中國。當然沒有作出決議說毛澤東就是狄托。我對蘇聯同志講過，你們懷疑我是半個狄托，現在他們不承認。從何時起才摘下半個狄托的帽子呢?從抗美援朝打擊了美帝國主義以後，才摘下了這個帽子。
過去的王明路線，實際上就是史達林路線。它把當時我們根據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區幾乎搞垮了百分之百。少奇同志在八大的報告中也談到這一點。為什麼不公開說明這就是史達林的路線呢?這也有原因。蘇聯可以公開批評史達林，我們公開批評就不那么好。我們應該和蘇聯搞好關係。也許過一些時候可能公開提出。世界上的事總是這樣，事實就是事實。那時第三國際做了許多錯事。第三國際前後兩段還好，中間有一大段不好:列寧在世的時候好，後來季米特洛夫負責的時候也較好。中國第一次王明路線搞了四年，對中國革命的損失最大。王明現在在莫斯科養病，我們還要選他當中央委員。他是我們黨的教員，是教授，無價之寶，用錢都買不到的。他教育了全黨不能走他的路線。
這是我們第一次吃史達林的虧。
第二次是抗日戰爭的時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見史達林的，他能講俄文，很會捧史達林。史達林派他回國來。過去他搞“左”傾，這次則搞右傾。在和國民黨合作中，他是“梳妝打扮，送上門去”，一切都服從國民黨。他提出了六大綱領，推翻我們黨中央的十大綱領，反對建立抗日根據地，不要自己有軍隊，認為有了蔣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們糾正了這個錯誤。蔣介石也“幫助”我們糾正了錯誤。王明是“梳妝打扮，送上門去”，蔣介石則是“一個耳光，趕出大門”。蔣介石是中國最大的教員，教育了全國人民，教育了我們全體黨員。他用機關槍上課，王明則用嘴上課。
第三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投降以後。史達林和羅斯福、邱吉爾開會，決定把中國全部都給美國，給蔣介石。當時從物質上和道義上，尤其是道義上，史達林都沒有支持我們共產黨，而是支持蔣介石的。決定是在雅爾達會議[14]上作出的。史達林把這件事告訴了狄托，在狄托自傳中有這段談話。
共產國際解散後我們比較自由些。這以前，我們已經開始批評機會主義，開展整風運動，批評王明路線。整風實際上也是批判史達林和第三國際在指導中國革命問題上的錯誤，但是關於史達林和第三國際我們是一字未提。不久的將來也許要提。過去不提的原因有二:一、既然中國人聽了他們的話，那末中國人自己就應該負責。誰叫我們去聽他們的話呢?誰叫我們去犯“左”傾、右傾的錯誤呢?有兩種中國人:一種是教條主義者，他們就聽史達林那一套；另一種中國人就不聽那一套，並且批評教條主義者。二、我們和蘇聯的關係中不願引起不愉快。第三國際沒有檢討這些錯誤，蘇聯也沒有提到這些錯誤，我們提出批評就會同他們鬧翻的。
第四次，就是說我是半個狄托或準狄托。不僅蘇聯，就是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非社會主義國家中，都有相當一些人曾經懷疑中國是否真正的革命。
你們可能不很了解，為什麼現在中國還掛史達林的像。莫斯科的同志通知我們，他們不掛史達林的像了，遊行的時候只拿列寧及其他活著的領袖的像，當然沒說也讓中國照辦。我們很為難。史達林的四條錯誤，中國人民並不知道，就我們整個的黨來說也是不知道的。這和你們的情況不同，你們的事人民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我們黨內知道兩次王明路線的錯誤，但人民並不知道這是來自史達林的錯誤。至於史達林不讓中國革命和懷疑我是半個狄托的錯誤，只有我們黨中央知道。
我們支持蘇聯作為中心，這對社會主義運動有利。這一點你們也許不同意。赫魯雪夫批評史達林，你們從上到下都歡迎，而我們就不同，我們人民不滿意。因此，中國不掛史達林像不行。過去我們遊行中拿著馬、恩、列、斯的像，拿著幾個中國人――毛、劉、周、朱的像和兄弟黨領袖的像。現在我們採取了“打倒一切”的辦法:誰的像都不拿。今年“五一”波波維奇大使在北京，你看遊行時不是沒有拿像嗎?但是有五個死人――一馬、恩、列、斯、孫的像，和一個活人――毛澤東的像，還掛著。掛就掛吧。你們南斯拉夫人可能說，蘇聯都不掛史達林的像了，你們中國人還掛。
到現在還有人懷疑我們社會主義建不成功，說我們是假共產黨，那又有什麼辦法呢?這些人吃完飯，睡完覺，就在那裡宣傳，說什麼中國黨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中國建不成社會主義，要建成那才怪呢!看吧，中國也許要變成一個帝國主義，除了美、英、法帝國主義以外，又出現了第四個帝國主義――中國!現在中國沒有工業，沒有資本，可是過一百年以後，那才厲害呢!成吉思汗復活，歐洲又要吃虧，也許要打到南斯拉夫去!要防範“黃禍”呀!
絕不會如此!中國黨是個馬列主義的政黨，中國人民是愛好和平的。我們認為，侵略就是犯罪，我們不侵犯別人一寸土、一根草。我們是愛好和平的，是馬克思主義的。
在國際上，我們反對大國主義。我們工業雖少，但總算是大國，所以就有些人把尾巴翹起來。我們就告訴這些人“不要翹尾巴，要夾緊尾巴做人”。我小的時候，我的媽媽就常常教育我“夾緊尾巴做人”。這句話很對，現在我就時常對同志們講。
在國內，我們反對大漢族主義。這種傾向危害各民族的團結。大國主義和大漢族主義都是宗派主義。有大國主義的人，只顧本國的利益，不顧人家。大漢族主義，只顧漢族，認為漢族最高級，就危害少數民族。
以前有人認為，中國人不願和別人友好，要和蘇聯分裂，要成為禍害。現在，在社會主義國家裡，這樣的人少了，從抗美援朝起開始減少。而帝國主義則不同了，中國愈強大，他們就愈怕。但他們也知道中國工業不發達，只靠人多力量大，沒什麼可怕怕。他們第一怕蘇聯，第二才怕中國，怕我們的政治，怕我們在亞洲起影響。所以他們就經常說，中國不得了，將要侵略，等等。
我們非常謹慎小心，不盛氣凌人，遵守五項原則[20]。我們自己曾是被欺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受。你們可能也有同感吧?
關於中國的前途，就是搞社會主義。要使中國變成富強的國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時光。現在已不存在障礙中國發展的力量。中國是一個大國，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對人類的貢獻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將來這種狀況會改變的，可是這已不是我這一輩的事，也不是我兒子一輩的事。將來要變成什麼樣子，是要看發展的。中國也可能犯錯誤，也可能腐化，由現在較好的階段發展到不好的階段，然後又由不好的階段發展到較好的階段。當然即便不好總不會像蔣介石時代那樣黑暗，是辯證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這樣曲折地發展下去。
腐化、官僚主義、大國主義、驕傲自大，中國都可能犯。現在中國人有謙虛的態度，願意向別人學習，這也是有原因的，我們沒有本錢:一、我們原先沒有馬列主義，這是學別人的；二、我們沒有十月革命，是在十月革命三十二年以後才在一九四九年取得革命勝利的；三、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們是一個支隊，不是主力軍；四、我們沒有工業化，主要是農業和破破爛爛的手工業。因此，就是有人想翹尾巴，也沒有本錢，頂多翹一兩公尺。但是我們要預防將來，十年、二十年以後就危險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後就更危險了。
同志們，我勸你們也要注意這一點。你們工業化程度比較高，發展比較快，史達林整了你們，但是有理的是你們，真理在你們這一方面。這都可能成為你們的包袱。
上面講的史達林對我們犯的四條錯誤，也可能變成為我們的包袱。中國過幾十年在工業化後，翹尾巴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你們回去以後，請告訴你們的下一代，將來中國如果翹尾巴，翹到一萬公尺以上，就批評它。要監督中國，要全世界都來監督中國。那個時候我就不在了，去找馬克思開代表大會了。
我們過去對不起你們，欠了你們的賬。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我們寫過文章批評你們，為什麼現在還要沉默呢?在批評史達林以前，有些問題不能說得這樣清楚。過去我和波波維奇談話時只是說:蘇聯不批評史達林，我們就不好批評；蘇聯不與南斯拉夫恢復關係，我們也不好和你們建交。現在就可以講了，關於史達林的四條錯誤，我就和蘇聯朋友講過，和尤金講過，將來見到赫魯雪夫時也要對他講。你們是同志，所以也和你們講了，但是現在還不能登報，不能讓帝國主義知道。以後也許有一兩條錯誤要公開講的。我們和你們不同，你們在狄托自傳中提到史達林的錯誤，因為你們和蘇聯斷絕了關係。
史達林提倡辯證唯物主義，有時也缺乏唯物主義，有點形上學；寫的是歷史唯物主義，但做的常是歷史唯心主義。他有些做法走極端，個人神化、使人難堪等等，都不是唯物主義的。
我在見到史達林之前，從感情上說對他就不怎么樣。我不太喜歡看他的著作，只看過《論列寧主義基礎》、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長文章、《勝利沖昏頭腦》等。他寫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文章我更不愛看。他和列寧不同，列寧是把心給別人，平等待人，而史達林則站在別人的頭上發號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這種氣氛。我見到他以後就更不高興了，在莫斯科的時候和他吵得很厲害。史達林有脾氣，有時衝動起來，講一些不大適當的話。
我曾寫過一些歌頌史達林的文章，一共三篇:一篇是在延安慶祝他六十壽辰時寫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詞，第三篇是他死後《真理報》要我寫的。我向來不願祝賀人家，也不願人家祝賀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壽，不歌頌他，還能罵他不成?他死後，蘇聯需要我們的支持，而我們也要支持蘇聯，就寫了那篇歌功頌德的文章。這不是對史達林個人的，而是對蘇聯黨的。延安的那篇文章，我拋掉了個人感情，把他當做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那篇文章還比較有生氣，其他兩篇不是出於內心意願，而是出於需要。人的生活就是這樣矛盾的，感情上不願寫，但理智上不這樣不行。
莫斯科批評史達林以後，我們就可以講這些情況了。今天把他的四條錯誤講給你們聽了，但是為了和蘇聯保持關係，不便在報紙上公開講。在赫魯雪夫的報告中關於史達林對我們犯的錯誤，只提到一個糖廠的問題，所以我們還不便公開講。矛盾的事情還是有的。
蘇聯一般來說，總的是好的。他們有四個好:馬列主義、十月革命、主力軍、工業化。他們也有陰暗面，有些錯誤。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敵人利用對史達林的批評在全世界展開攻勢，我們應該支持蘇聯。他們的錯誤是會糾正的。對南斯拉夫的錯誤已由赫魯雪夫糾正了。對於王明的錯誤，他們已經了解了，而過去我們批評王明，他們就不願意。他們也取消了“半個狄托”的帽子，一共取消了一個半狄托。取消了給狄托戴的帽子，我們很高興。
對史達林的批評，我們人民中有些人還不滿意。但是這種批評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義，揭開了蓋子，這是一種解放，是一場“解放戰爭”，大家都敢講話了，使人能想問題了。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自由、平等、博愛，是資產階級的口號，而現在我們反而為它鬥爭了。是父子黨，還是兄弟黨?過去是父子黨，現在有些兄弟黨的味道了，但也還有些父子黨的殘餘。這也是可以理解的，殘餘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去掉蓋子以後，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獨立思考。現在有點反封建主義的味道。由父子黨過渡到兄弟黨，反對了家長制度。那時的思想控制很嚴，勝過封建統治。一句批評的話都不能聽，而過去有些開明君主是能聽批評的。你們南斯拉夫想來也有過這樣的君主，別人指著鼻子罵他都行。資本主義社會就比封建時代進了一步，美國兩黨――共和黨和民主黨可以相互罵架。
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想些辦法。當然，沒有集中和統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統一對我們有利，使我們在短期內能實現工業化，能對付帝國主義。但這也有缺點，就在於使人不敢講話，因此要使人有講話的機會。我們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慮這些問題。
我國很少有人公開批評我，我的缺點和錯誤人們都原諒。因為我們總是為人民服務的，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我們雖然也有命令主義、官僚主義，但是人民覺得我們做的好事總比壞事多，因此人民就多予歌頌，少予批評。這樣就造成偶像，有人批評我，大家就反對他，說是不尊重領袖。我和中央其他同志平均每天都能收到三百封信，其中總有幾封信是批評我們的，但這都不署名，或署假名。他們並不怕我整他，而是怕周圍的人整他。
你們提到的《論十大關係》 ，這是我和三十四個部長進行一個半月座談的結果。我個人能提出什麼意見呢?我只是總結了別人的意見，不是我的創造。製造任何東西都要有原料，也要有工廠。但我已不是一個好工廠了，舊了，要改良，要重新裝備，像英國的工廠需要改裝一樣。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龍套。你們看，這次黨代表大會上我就是跑龍套，而唱戲的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同志。
相關評論
吸取歷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中共在取得政權之前，圍繞著對蘇共的態度問題，在黨內就有鬥爭。以王明為代表的一些人，主張對蘇共和史達林個人惟命是從、頂禮膜拜，只有如此方才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絕大多數中國共產黨人，則堅持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吸取蘇共和蘇聯正確的、有益的經驗和意見，抵制其錯誤的主張和要求。儘管如此，為顧全世界革命利益之大局，也考慮到中共本身當時的困難處境，中共和毛澤東本人還是表現了對史達林的極大尊重和容忍，而史達林則早已對毛澤東產生懷疑。中共在行將取得政權之際，為頂住帝國主義的壓力，贏得史達林的信任，站穩腳跟，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提出向蘇聯“一邊倒”。
這是符合當時中國的利益需要和世界社會主義整體利益的。“一邊倒”本應指國家的發展前途即政治經濟發展模式取向，指堅定不移的社會主義原則立場，而不是要求在任何問題上的看法、主張和政策唯蘇聯馬首是瞻。當然，“一邊倒”口號的過渡性與歷史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把蘇聯稱作“老大哥”，也是由衷之言，涵義本應是向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學習寶貴的建設經驗，而不是對蘇共和蘇聯所做的一切無條件地生搬硬套。可是，新中國建立初期流行對蘇聯的盲目崇拜，乃至竟然對援華蘇聯專家們的意見也不能提出任何異議，否則“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當中國人逐漸意識到盲目追隨的做法不合適，希望按照本國國情辦事的時候，便產生了“排蘇”甚至“反蘇”的嫌疑。赫魯雪夫正是抓住這些把柄，加上其他政治原因，從中國撤走蘇聯專家，導致中蘇關係惡化。
從新中國誕生到50年代初期，中蘇關係較好，蘇聯確實為中國革命的勝利高興，充分肯定新中國成立的偉大歷史意義。中國由衷地感激蘇聯“巨大的、無私的援助”。雙方都把國家關係首先建立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基礎之上，亦即意識形態基礎之上。雙方都注意強調一致性，主客觀因素促進雙方結盟：第一，大敵當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勢力千方百計要搞垮蘇聯，要扼殺新中國。蘇、中都認為，兩個社會主義大國聯合，不僅會加強自己，還將“無敵於天下”。第二，事業需要。儘管雙方想法不盡一致，但都認為團結高於一切，中、蘇團結合作將大大加強社會主義的力量和反對帝國主義的力量，有利於促進世界社會主義、和平和民族解放運動事業的發展。
我們應該就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的正確關係，得出幾條最基本的結論：第一，安全利益與發展利益是一個國家制定政策的立足點和出發點，同時也應該充分考慮和尊重對方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這是處理國家間相互關係的前提。第二，處理國家關係的基本準則應該是和平共處原則，而不是意識形態因素；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既適用於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也適用於社會制度相同的國家。第三，國家與國家之間或政黨與政黨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應該通過平等地交換意見求得解決，如暫時不能統一認識，則應允許保留，待實踐來證明是非，“求同存異”是惟一正確的選擇。目前中俄關係的現狀和發展勢頭良好，恰恰就是因為汲取了歷史教訓，遵循了這些原則。
目前中俄關係正處於兩國歷史上的最好時期。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異同為標準，達到如此之高的合理境界，這的確為國家之間建立良好關係樹立了一個範例。
中俄發展兩國關係有著共同的利益基礎。兩個大國毗鄰，都在致力於經濟建設和社會復興，彼此都需要相互理解、同情和支持，都希望開展互利合作，促進共同發展。兩國都需要有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兩國改革的著眼點，主要是以擴大同國際社會的聯繫為方向，力求提高經濟效益和科技水平，並在此基礎上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中國關心俄羅斯的改革進程，希望它能儘早擺脫困境，並力求藉助經過振興的俄羅斯的科技與資源優勢。俄國內上下普遍對中國經濟改革感興趣，許多人認為中國改革的成功經驗對俄有一定借鑑作用。
中俄發展兩國關係有著穩定的思想基礎。歷史教訓表明，兩大鄰國惟有和睦相處，加強合作，方能彼此得益。中俄雙方都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兩國關係的基礎，尊重各自選擇的發展道路。中俄之間不存在根本的利害衝突。人們常說，中俄之間有著許多共同的“接觸點”，有的俄領導人說是共同的“接觸線”，我以為甚至可說是共同的“接觸面”。在互利的條件下進行合作，有利於各自的國家利益。葉爾欽總統說過，俄“各派政治力量對一系列問題的看法分歧嚴重”，但“必須同中國睦鄰合作--這是一個在俄羅斯罕見的不引起任何人懷疑的問題”。中俄之間的新型關係，是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平等信任、睦鄰友好、互利合作的關係，要成為好鄰居、好夥伴、好朋友。雙方也意識到，兩國都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即防止某些勢力企圖把他們的意志強加給中俄兩國。
中俄發展兩國關係有著深厚的物質基礎。兩國接壤，有4200多公里的共同邊界，經濟互補性強，彼此市場廣闊，發展合作潛力大。誠如葉爾欽總統所說：“俄羅斯和中國好像構成一個互相補充的自然氣候、資源、經濟和人類空間。”在互利互惠基礎上積極開展經貿與科技合作，有助於雙方的經濟發展。中俄兩國人民還有著悠久的文明和傳統的友誼，“兩種偉大文明的交匯，還將為整個人類開闢廣闊的前景”。
中俄關係日益改善，不斷升級。1992年12月宣布“相互視為友好國家”,1994年1月雙方提出建立“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夥伴關係”，同年9月確認面向21世紀的新型夥伴關係是不對抗、不結盟、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的長期、穩定的睦鄰友好和互利合作關係，雙方還宣布不將本國核武器瞄準對方。1996年4月，兩國決心發展“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同意建立兩國領導人定期會晤機制，並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間建立保密電話通訊線路。1996年和1997年中俄及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國元首簽署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和關於在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的協定，創造了睦鄰友好的新安全模式。
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內容廣泛。就雙邊關係來說，兩國要在平等互利基礎上加強各個領域的長期合作，包括經濟、政治、軍事、科技、文化和其他領域；合作形式有官方的，也有民間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還涉及雙方對當代世界重大問題的立場和態度。兩國領導人本著對世界和平與發展和對人類未來的歷史責任感，將在國際事務中加強協調與合作。雙方一再共同強調，要反對霸權主義，反對動輒施加壓力，反對奉行實力政策和結盟政策，要努力推動世界多極化的發展，推動建立和平穩定、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
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取得了豐碩成果，積累了寶貴經驗。第一，有了明確的長遠發展方向，而不是權宜之計，這就是將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推向21世紀。第二，有了堅實的政治基礎，這就是通過聯合聲明和各項檔案，彼此承諾在相互關係中嚴格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信任、互利合作、共同發展的原則。這不僅完全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和願望，而且有利於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第三，有了有效的機制保證，這就是兩國元首、總理、外長建立了定期會晤制度；同時，還成立了民間組織中俄友好、和平與發展委員會，從而加深了兩國友好合作關係的社會基礎。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將會得到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雙方將在已經取得的成就基礎上，不斷充實新內容，克服薄弱環節，避免消極因素。其中特別需要加強和發展經貿關係。
相關解釋
吸取歷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情報局，指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是一九四七年九月在波蘭華沙舉行的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波蘭、蘇聯、法國、捷克斯洛伐克、義大利、南斯拉夫等九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通過成立的。一九四八年六月和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情報局會議先後通過了《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和《南斯拉夫共產黨在殺人犯和間諜掌握中》的決議。一九五六年四月情報局宣布停止活動。
王明路線，指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
八大，即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
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保加利亞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著名活動家。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
羅斯福（一八八二――一九四五），美國民主黨人，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任美國總統。邱吉爾（一八七四――一九六五），英國保守黨人，一九四0年至一九四五年任英國戰時聯合內閣首相。
雅爾達會議也稱克里米亞會議，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蘇、美、英三國首腦史達林、羅斯福、邱吉爾在蘇聯克里米亞半島的雅爾達舉行。會議協調了最後擊敗德國的軍事計畫，討論了歐洲的戰後安排和對日作戰等問題，簽署了《蘇美英三國克里米亞會議公報》，就蘇、美、英、法四國分區占領和管制德國的問題以及波蘭問題等達成了協定。會上秘密簽訂了《蘇美英三國關於日本的協定》（簡稱《雅爾達協定》），規定蘇聯在歐洲戰爭結束後的二或三個月內參加對日作戰；美、英方面承諾維持蒙古人民共和國現狀；恢復一九O五年日俄戰爭後俄國喪失的領土及其在中國東北的各項權益；將千島群島歸於蘇聯。會上蘇聯表示準備同中國國民黨政府簽訂友好同盟協定。
赫魯雪夫（一八九四――一九七一），當時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
毛，指毛澤東。劉，指劉少奇。周，指周恩來。朱，指朱德。
孫，指孫中山。
成吉思汗（一一六二――一二二七），元太祖，名鐵木真。一二O六年統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國，稱成吉思汗。他曾多次統率遠征軍侵略中亞、西亞、東歐等地區，給這些地區帶來了極大的破壞。
五項原則，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包括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國政府代表團同印度政府代表團就兩國在中國西藏地方的關係問題在北京舉行談判。這五項原則是談判開始時周恩來總理同印度政府代表團的談話中提出的，後來正式寫入雙方達成的《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的序言中。一九五四年六月周恩來總理和印度尼赫魯總理的聯合聲明以及此後的許多國際性檔案中都採用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法。五項原則作為國與國之間關係的準則，已在世界上得到廣泛的承認和使用。
尤金，當時任蘇聯駐中國大使。
鄧小平，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秘書長。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舉行的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總書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