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毛澤東《如何研究中共黨史》[1]
(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
現在大家在研究黨的歷史，這個研究是必須的。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這當然不是說要把歷史上每一件事統統搞清楚了才可以辦事，而是要把黨的路線政策的歷史發展搞清楚。這對研究今天的路線政策，加強黨內教育，推進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們要研究哪些是過去的成功和勝利，哪些是失敗，前車之覆，後車之鑑。這個工作我們過去沒有做過，現在正在開始做。從《六大以來》發出到現在，高級幹部學習組、中央黨校已經讀了半年，別的單位現在也已經開始讀。這是一件好事，今天已開始看到了好的結果。同志們讀了之後恍然大悟，發生了啟發思想的作用。現在來考慮我們過去所走的路和經驗，要有系統地去考慮。路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雖然在走每一步的時候也曾考慮過昨天是怎樣走的，明天應該怎樣走，但是整個黨的歷史卻沒有哪個人去考慮過。去年八九月中央經過討論，印了《六大以來》這本書，在中央高級學習組裡研究。我們怎樣研究呢?我們是用整個黨的發展過程做我們研究的對象，進行客觀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個別細節，而是研究路線和政策。我們要用這樣的研究來使我們對今天的路線和政策有更好的認識，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進步。
如何研究黨史呢?根本的方法馬、恩、列、斯已經講過了，就是全面的歷史的方法。我們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當然也要遵照這個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這個方法的一個方面，通俗地講，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所謂“古今”就是歷史的發展，所謂“中外”就是中國和外國，就是己方和彼方。
按照歷史發展的順序，我們黨的歷史，我覺得可以分為這樣三個階段:大革命時期是第一個階段；內戰時期是第二個階段；抗日時期是第三個階段。這個分法是否妥當，大家可以討論，我只是作為一個意見提出的，不是中央的決議。如果有更適合黨的歷史過程的分法更好。
革命的任務，三個階段都是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第一個階段直接的表現是反對北洋軍閥，第二個階段直接的表現是反對國民黨，第三個階段表現為反對日本侵略者及汪精衛漢奸。
聯合的民眾，第一個階段是全國各民主階級，是國共合作；第二個階段是縮小了的統一戰線，國共分裂，全國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在國民黨的領導下，一部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互相對壘，進行內戰；第三個階段是全民族抗日，恢復國共合作的形式。
革命所打擊的目標，第一個階段主要是北洋軍閥，我們的政策是廣泛的統一戰線。第二個階段表現為反對國民黨，我們的政策是狹小的統一戰線，是無產階級和農民、下層小資產階級聯合。第三個階段就是現在的政策，日本侵略者和漢奸是我們的打擊目標。革命的陣線是國共合作，全國各愛國力量。這是我們的路線。
第一個階段內我們有正確的地方，也有錯誤的地方。正確的地方是實現了國共合作，打擊目標是對的，革命隊伍的組織是對的。後來發生了陳獨秀路線，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黨的路線就不對了。當國民黨準備實行叛變革命，要把無產階級和農民丟了，要把我們和革命民眾丟了的時候，我們還和它聯合，這是右的機會主義。情況變化了，我們的政策路線沒有跟著變。右的傾向是一切聯合反對鬥爭。陳獨秀路線的根本特點，便是一切聯合反對鬥爭，就是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叛變了的時候，還要同它聯合。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策變了，而我們的政策不變。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打擊革命了，我們的政策也還是不變。這就犯了右的錯誤。在聯合中應該一方面與它聯合，一方面與它鬥爭。第二個階段中全國分為兩個營壘。馬日事變[2]以後，有過一種盲動主義，說是“有土皆豪，無紳不劣”。接著的立三路線是在不應該全國暴動時要暴動。“九一八”到遵義會議，當一個民族敵人打進來，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已經變化了的時候，我們的政策沒有跟著變，還是過去的一套，這就發生了“左”的東西。那時的領導路線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九一八”以後情況變化了，上層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公開傾向我們，如孫科、黃炎培等。但是我們說他們是改良主義，說他們是我們的主要打擊對象。把這些人當作主要的打擊對象，是不對的。還有當時提出消滅富農，也是過左的。第三階段既不是一切聯合不要鬥爭，也不是一切鬥爭不要聯合，而是聯合與鬥爭的綜合，聯合是主，鬥爭是輔，要求統一下的獨立性。統一就是聯合，獨立就是鬥爭。什麼叫獨立性呢?你站在這裡，沒有人叫你站開，這就不發生獨立性的問題；在你站的位置上別人也想站，要趕你走，這就發生獨立性的問題了。鬥爭、磨擦是為了統一，是統一的手段，這叫一打一拉，又打又拉，有理、有利、有節。在不妨礙統一下的獨立自主，也就是希望團結得更好。
中共黨史分成這三個階段，就鬥爭目標、打擊對象、黨的政治路線講，都合乎事實，都說得通。
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之前，還有一個準備階段。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是大革命的直接準備，可以和一九二五年開始的大革命合成一個階段。“七七”以前，國民黨三中全會以後，國共合作的局面大體上已經形成，這可以考慮合併於第三個階段，也不必再分。
說到革命的準備，一九二一年開始的第一個階段，實際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準備的。特別是五四運動，大革命的思想、幹部、民眾、青年知識分子都是這時開始準備的。所以嚴格地講，我們研究黨史，只從一九二一年起還不能完全說明問題，恐怕要有前面這部分的材料說明共產黨的前身。這前面的部分扯遠了嫌太長，從辛亥革命說起差不多，從五四運動說起可能更好。
辛亥革命發生在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覺醒，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形成的時候；全世界無產階級在巴黎公社失敗以後，還沒有實際革命行動，只是準備革命的時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還是世界資產階級革命後備軍的時候。而五四運動是發生在歐洲大戰、十月革命之後，這時的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運動，已不是世界資產階級革命後備軍，而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後備軍了。五四運動是俄國十月革命的回響，所以比辛亥革命更深刻。辛亥革命只是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皇帝，沒有徹底。我們寫歷史時常說辛亥革命是失敗的，其實並不能說完全失敗，辛亥革命有它的勝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賴帝國主義的清朝皇帝。但後來失敗了，沒有鞏固它的勝利，封建勢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凱代替了孫中山。那時無產階級沒有以一個覺悟的階級走上政治舞台。五四運動是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之下發生的。十月革命對世界的覺醒，對中國的覺醒，影響是很大的。五四運動時中國無產階級開始有了覺悟，五四運動發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產生了中國共產黨五四運動是廣泛的統一戰線，內部有左翼、右翼和中間勢力。在“五四”以後一個月發生了六三運動，全國罷工、罷課、罷市。那時的罷工還是無產階級自發的運動。我們應該把五四運動中工人的態度研究一下。那時罷工雖然沒有共產黨領導，但其中總有領頭的人。在五四運動裡面，起領導作用的是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大學教授雖然不上街，但是他們在其中奔走呼號，做了許多事情。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現在還不是我們宣傳陳獨秀歷史的時候，將來我們修中國歷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國民黨沒有在五四運動中起領導作用，它是站在旁邊的。
五四運動準備了大革命，沒有五四運動就沒有大革命。中國共產黨是產生在“五四”之後，五四運動又是產生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後。中國共產黨是在列寧的號召之下組織起來的，是共產國際派人來幫助組織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就有國際代表到會。
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還應該把黨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歷史的發展。現在有很多東西直接聯繫到那時候，比如反對黨八股，如不聯繫“五四”時反對老八股、老教條、孔夫子的教條、文言文，恐怕就不能把問題弄清楚。
對於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的估價，需要研究。辛亥革命是完全失敗呢，還是有些勝利?五四運動是有民眾，還是沒有民眾?我認為五四運動是有廣大的民眾性的，比起大革命來自然是差些。那時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是統一戰線，還沒有農民參加，只有廣大的工人。到大革命，就有農民參加了。土地革命時，參加的農民就廣泛多了，但是統一戰線不夠廣。到抗戰，農民參加得更廣泛了，比大革命時廣，比土地革命時也廣，同時有了比過去更廣大的統一戰線。
五四運動是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帶著自發的性質。但是這種自發性和以前的不同，它多少有些覺醒，許多人贊成十月革命，贊成列寧的革命。孫中山曾說，列寧是革命的聖人，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他是作為同盟者來贊成共產主義的。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當時的人們有一個很大的覺醒。五四運動發展到共產黨的成立，工人運動向前發展了，這才有後來的國共合作。所以不說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對於共產黨的成立和以後的歷史，也就不能說得清楚。
在說到辛亥革命時，如不說到當時國內國際的情形，就不能說明革命的發生。同樣，不說明“五四”時代的政府是什麼政府，也不能說明五四運動和六三運動的發生。所以當時的重要政治檔案，像宣統皇帝退位的詔書，袁世凱、段棋瑞政府的一些檔案，孫中山的幾個重要宣言等，都要研究。
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這時期的鬥爭對象，是帝國主義和他的走狗北洋軍閥。如不說明那時候地主怎樣壓迫農民，資本家怎樣壓迫工人，帝國主義怎樣分裂中國，北洋軍閥怎樣對付革命，那就很難了解當時的鬥爭。要研究當時的國共合作，如果只看共產黨的宣言而不看國民黨的宣言還不夠。共產黨員那時是以個人名義參加國民黨的，國民黨是一個大團體，如果不把這個大團體搞清楚，就不能了解當時的情形和後來陳獨秀犯錯誤的要不得。關於“四一二”、馬日事變的材料也要看。內戰時，我們反對國民黨，反對帝國主義的走狗，如不講國民黨如何投降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如何同國民黨一起壓迫剝削中國人民，就看不到內戰的必要。如果我們不知道主要的農業生產資料土地和牛這些東西是在誰的手裡，不把地主與農民對土地的所有關係搞清楚，就不會知道土地革命的必要。如果不把國民黨在“九一八”以後還是繼續打共產黨不去打日本這些情形講一講，我們反對國民黨就顯得沒有道理、沒有根據。抗戰是國共合作大家抗日，國民黨發表了許多檔案，共產黨也發表了許多檔案。國民黨的抗日檔案有些是好的，但是它又要反共。我們自己的檔案要看，國民黨的檔案也要看。國民黨的好的檔案要看，反共的檔案也要看。如果不看這些材料，就不了解反對國民黨反共的根據。因為他們先發表了《防制異黨活動辦法》這些東西，鬧磨擦，我們在不妨害團結、不致引起分裂的條件下強調斗爭是有必要的，如果不強調鬥爭，那就會又來一個陳獨秀主義。
談到中國的反帝鬥爭，就要講到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如何兇惡地侵略中國。講到中國無產階級，就要講到世界無產階級，講到中國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鬥爭，就要講到馬、恩、列、斯他們怎樣領導國際無產階級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作鬥爭。這就叫“中外法”。中國是“中”，外國是“外”。借用這個意思，也可以說，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運動是“中”，段棋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軍閥是“外”；內戰時期，共產黨是“中”，國民黨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對於“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世界上沒有這方面，也就沒有那方面。所以有一個“古今”，還有一個“中外”。辛亥革命以來，五四運動、大革命、內戰、抗戰，這是“古今”。中國的共產黨、國民黨，農民、地主，工人、資本家和世界上的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等等，這就是“中外”。我想，為了有系統地研究中共黨史，將來需要編兩種材料，一種是黨內的，包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種是黨外的，包括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等。兩種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後編排。兩種材料對照起來研究，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歷史主義的方法。我們研究黨史，必須全面看，這樣研究黨史，才是科學的。我們研究黨史，必須是科學的，不是主觀主義。研究黨史上的錯誤，不應該只恨幾個人。如果只恨幾個人，那就是把歷史看成是少數人創造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不是主觀主義，應該找出歷史事件的實質和它的客觀原因。只看客觀原因夠不夠呢?不夠的，還必須看到領導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領導人物也是客觀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麼錯誤，都是有客觀原因的，找到客觀原因才能解釋。
現在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反對宗派主義，反對黨八股，在研究歷史時也應該注意歷史上有沒有這些東西。把這些問題搞清楚了，才能學得一種科學的方法。這種科學的方法不是主觀主義，不是宗派主義，也不是黨八股。我們要套用這種方法，來研究我們黨在各個時期的策略路線，研究各個個別的問題，如軍事問題、肅反問題、農民土地問題等。
研究中共黨史，應該以中國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國身上。世界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我們也必須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黨史的關係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邊，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國那邊去就不是研究中共黨史了。我們研究中國就要拿中國做中心，要坐在中國的身上研究世界的東西。我們有些同志有一個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國為中心，作留聲機，機械地生吞活剝地把外國的東西搬到中國來，不研究中國的特點。不研究中國的特點，而去搬外國的東西，就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如果不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的發展，黨的思想鬥爭和政治鬥爭，我們的研究就不會有結果。我們讀過《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它告訴我們，布爾什維主義以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和方法，創造了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布爾什維主義，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從前沒有過，這是列寧所領導的黨在俄國創造的。列寧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與俄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創造了一個布爾什維主義，用這個理論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史達林接著又搞了三個五年計畫，創造了社會主義的蘇聯。我們要按照同樣的精神去做。我們要把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國來，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只有一般的理論，不用於中國的實際，打不得敵人。但如果把理論用到實際上去，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創造些新的東西，這樣就用得了。比如說，我們黨在大炮沒有、飛機毫無的條件下創造了八路軍、新四軍，這就是中國自己搞出來的。
根據《黨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一期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的講話。
[2]馬日事變，見本卷第38頁注[3]。
中共黨史研究理論的重要開篇
毛澤東延安整風時期,中共領袖紛紛著書立說,現身說法,旨在推動全黨回顧總結黨史、研究黨史。其中,毛澤東於1942年3月30日為中共高級幹部作了《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輔導講話獨樹一幟。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第一篇關於中共黨史研究理論問題、方法論問題的研究專論。
毛澤東於1942年3月30日為中共高級幹部作了《如何研究中共黨史》(《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引文均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408頁)的輔導講話。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第一篇關於中共黨史研究理論問題、方法論問題的研究專論,影響深遠,對今天研究黨史仍有積極的借鑑意義。
讀後感
從1942年春天起，中國共產黨在全黨內展開了一次整風運動，這次整風運動的任務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場整風運動是一場用馬列主義統一全黨思想的運動。到1945年4月20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場整風運動圓滿完成。這場運動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不可逆轉的基礎，具有偉大的歷史功績和現實意義。在這場整風運動中，黨中央在全黨的高級幹部中提出了要展開一場學習和研究中共黨史的活動，大規模開展中共黨史的研究活動。在這次運動中，中共黨史研究學科得以初步建立，同時對中共黨史學科的深入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也為我們今天進一步學習和研究中共黨史提供了許多指導和借鑑意見。
研究對象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中共黨史研究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時限
1942年3月30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上作了《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講話，指出：“我們是用整個黨的發展過程做我們的研究對象，進行客觀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個別細節，而是研究路線和政策。”這是第一次明確提出中共黨史學科是以“整個黨的歷史”為研究對象的。
對中共黨史的研究自黨成立以來就開始了，但在延安整風以前，中共黨史研究的重點主要是評價歷史的是非曲直和總結經驗，並沒有把黨的整個發展過程系統地綜合地進行研究。毛澤東指出：“路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雖然在走每一步的時候也曾考慮過昨天是怎樣走的，明天應該怎樣走，但是整個黨的歷史卻沒有哪個人去考慮過。”這樣的研究只注重局部忽視整體，是不科學的。在這次運動以後，中共黨史研究在一定意義上具有了整體性，避免了孤立簡單研究的局限。
同時在這篇講話中，毛澤東還指出：“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還應該把黨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歷史的發展。”這就規範了中共黨史研究的時限問題。現在出版的許多黨史教材如《中國共產黨簡史》、《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都把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作為黨史的開始。由此可見，毛澤東對研究時限的規定對我們今天的中共黨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和借鑑意義。
方法
指出了進行中共黨史研究應遵循的方法
（一）堅持全面的歷史的方法
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指出：“如何研究中共黨史呢？根本的方法馬、恩、列、斯已經講過了，就是全面的歷史的方法。我們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當然也要遵照這個方法。”在此毛澤東著重強調了全面的歷史的方法中的一個方面即“古今中外法”，就是要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時間和一定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
毛澤東認為要按照歷史發展的階段來研究我們黨的歷史，他把黨的歷史分成了三個階段即大革命時期、內戰時期和抗日時期，根據各個時期的特點分析其革命任務、打擊對象和統一戰線問題，從而對每個階段進行總結和預測。
（二）堅持實事求是的方法
毛澤東還提出研究中共黨史還應該以中國為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國身上，即堅持實事求是的方法。他指出：“世界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我們也必須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黨史的關係弄清楚。”不研究中國的特點，而去搬外國的東西，就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這個基本原則是我們研究中共黨史必須要堅持的方法和科學態度。這關係到能否真實認識黨的歷史的重大問題，這要求我們在研究的過程中應該對黨史的事件和人物進行客觀的分析。不能否定一切，應該對當時的環境進行具體的分析，要堅持正確的立場。這正是我們現在研究中共黨史仍然應該堅持的方法。我們的中共黨史研究必須要客觀的記錄和分析歷史，還原歷史的真實面目。
（三）堅持全面的聯繫的方法
毛澤東指出：“我們研究黨史，必須全面看，這樣研究黨史，才是科學的。我們研究黨史必須是科學的，不是主觀主義。”我們在研究黨史時要把黨史上的重要事件、歷史人物納入相互聯繫的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從彼此的聯繫、滲透和作用中分析和把握黨的歷史。我們要意識到每一歷史事件、歷史人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和一定的歷史條件相聯繫的，這包括國內和國際因素。所以研究中共黨史就應該要把黨史上的人物、事件產生的國內外客觀環境以及當事人主觀條件考察清楚，這樣才能真實地認識黨的歷史，才能更好的實現史學學科的真實性和客觀性。這種全面的聯繫的方法，不僅成功的指導了延安整風時期的黨史研究，對我們今天的黨史研究也有很深的方法論意義。
這些方法的提出對我們研究中共黨史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它們從哲學的角度上規範了我們進行黨史研究的根本方法，這幾點方法是我們今後研究黨史活動必須要始終堅持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客觀的再現歷史。
必要性
指出了進行中共黨史研究的必要性
中共黨史單獨作為一門學科而存在到底有沒有它存在的必要性，至今很多人對這個問題仍有很多質疑。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期就對這一學科存在的必要性進行了明確的闡述。他指出：“現在大家在研究的黨的歷史，這個研究是必須的。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我們要研究哪些是過去的成功和勝利，哪些是失敗，前車之覆，後車之鑑。”這些論述都明確回答了中共黨史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是有其特有存在意義的，回答了很多人的質疑。同時也指出我們進行研究就是要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都搞清楚，為我們的學習和研究提供了一個方向性的指導意見。
條件
整風中完善的中共黨報為中共黨史研究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延安整風時期是中共黨報理論的真正形成時期。經過延安整風以後，中國共產黨根據自己革命鬥爭的實際需要，發展了自己特色的黨報理論。雖然當時的黨報主要講黨性，注重“政治本位”，但黨中央對黨報的發展極其注重，這在客觀上為黨史研究提供了許多有利條件。為當時的中共黨史研究提供了許多可貴的史料和素材。
當時的《解放日報》、《人民日報》上登載的文章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報紙功能主要是界定為“革命政策和革命工作的宣傳者與組織者”，基於這樣的定位，黨報主要是宣傳登載一系列政策檔案。這些政策檔案不僅包括了中國共產黨的決策，還包括了國際上的共產國際的決議。這些決議豐富了中共黨史研究的素材。現在我們在這些登載的檔案中還能發覺很多有價值的史料，為當時和以後的黨史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研究資料。
延安整風
延安整風為中共黨史研究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氛圍，使中共黨史研究出現了一個高潮
整風運動中，黨中央在全黨的高級幹部中發動了一場學習和研究黨史的活動，把黨史研究提到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地位上來。早在1935年5月，毛澤東就在延安的在職幹部教育動員大會上強調了全體幹部要注重學習運動，他主要指出全體幹部要學習“古今”即學習歷史知識。到1942年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一文中進一步指出學習和研究中共黨史是必要的，這些都促使了全黨積極大規模的進行中共黨史研究。
1941年在整風運動的準備與醞釀階段中，黨中央就彙編了黨的文獻《六大以來》、《兩條路線》和《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要求全黨積極的學習這些檔案。從1943年9、10月整風運動進入到了《兩條路線》的學習階段，通過這些彙編檔案的學習，中央各單位領導幹部對黨的歷史是怎么樣發展的比較清楚了，能了解中共黨史發展的基本脈絡。但隨著《兩條路線》學習的深入，一些受過“左”傾路線打擊的同志對犯了“左”傾錯誤的同志進行了過火的批評，對很多問題上綱上線的進行批鬥。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又作了《學習和時局》的講話，指出處理歷史問題不應該著重於個人責任，而應該著重於當時的環境分析，弄清楚犯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以便徹底了解黨的歷史經驗，避免重犯錯誤。要實行“弄清是非，團結同志”的方針。這個講話對黨的團結和鞏固起了巨大的作用，充分調動了絕大多數人學習和研究中共黨史的積極性，為中共黨史的研究創造了一個很好的社會氛圍。
1945年4月20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至此延安整風運動完滿完成。這個決議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進行革命的歷史進行了科學的總結，而這個決議也成為我們研究黨史的必讀資料之一。由此可見，延安整風運動解放了黨的思想，團結了全黨。形成了良好的研究氛圍。通過的一系列決議和檔案也成為我們研究黨史的基礎和依據。
必看的基礎書目
整風運動中的檔案和決議成為了寶貴的中共黨史研究史料
在這次整風運動中，黨中央彙編了很多資料，如《六大以來》、《兩條路線》和《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等等。這些檔案都成為我們現在學習和研究黨史的重要資料。我們可以通過對這些原始史料的學習把握歷史脈絡。同時，在延安整風運動中還開啟了學習《毛選》的先河，當時的學習內容有兩部分：一是毛澤東本人所選的他自己的著作；另一部分是他選的其他檔案。這些檔案都成為我們現在研究黨史必看的基礎書目。
參考文獻
1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
2鄧力群：《回憶延安整風》，《黨的文獻》1992年第2期。
3《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下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
4《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本文作者安徽師範大學碩士研究生安徽蕪湖241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