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年之夢》

《三十三年之夢》

《三十三年之夢》,宮崎滔天著,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於2011年3月1日出版。前半部敘述了滔天自己的家世,早年受教育的經過,他的大陸思想的產生與形成,以及早年在南洋、泰國等地的移民活動。後半部詳細記錄了他與中國革命活動的關係和經歷,是一本深刻影響了中國近代歷史的名著。

基本信息

圖書看點

封面封面

這是日本傳奇浪人宮崎滔天前半生的自傳,一本深刻影響了中國近代歷史的名著。論清末的革命宣傳,章士釗所著《孫逸仙》一書的流傳及其收效之宏,足以與鄒容的《革命軍》和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鐘》等比駕。而《孫逸仙》正脫胎於宮崎滔天的原著《三十三年之夢》,成為清末“鼓吹革命之有力著述”,為孫中山建立起一個有理想的民族革命家的形象,團結青年知識分子趨向他所領導的革命,改變了革命和保皇角逐的形勢,可以說本書是中國革命運動進展中的一份傳播革命思想的文獻,發揮了很重要的歷史作用。本書的中文節譯本是清末最暢銷的革命宣傳書冊之一,曾風行於中國內外,影響和教育了這一代的革命知識分子。舉例而言,黃興就是因讀此書而得知孫中山的思想和事業,奠下了日後與孫中山合作共圖革命大業的心理基礎。宮崎滔天本人因自身的忠誠無私,在中國革命家和政治領袖中博得普遍的信任和敬重。1917年當滔天到湖南長沙參加黃興的喪禮時,當時還是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學生的毛澤東曾致函滔天,對他稱許說:“先生之於黃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淚吊之……高誼貫於日月,精誠動乎鬼神,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

明治時代傳記文學的代表性作品。這是滔天早年生涯的實錄,而他又毫不隱諱地把自己性格上和行為上的弱點和自己生活周圍的大小事情如實地描述出來。因此,這就更能幫助讀者認識明治時代青年的精神和心態,以及明治時代若干社會問題,如封建主義教養的崩潰,農村的破產和武士階層的沒落等的實象。吉野作造形容本書文字簡潔、描寫生動,又指出:“本書最大的歷史價值,乃在於它沒有虛飾的實實在在的記錄。”在桑原武夫主編的《日本の名著》(中央公論社,1974年)和宮川寅雄、家永三郎、遠山茂樹等合撰的《日本近代の名著》(每日新聞社,1966年)等書中,均已把本書收入名著之列。足見本書確是中日兩國所應共同珍惜的文獻。

內容簡介

《三十三年之夢》是宮崎滔天於惠州起義失敗後,在一種經濟極度拮据、心境極度憤怨的情況下寫成的前半生經歷的回憶錄。全書分為二十八節。前半部敘述了滔天自己的家世,早年受教育的經過,他的大陸思想的產生與形成,以及早年在南洋、泰國等地的移民活動。後半部詳細記錄了他與中國革命活動的關係和經歷,主要包括他如何結識孫中山和投身中國的革命運動,到華南去營救康、梁,運武器支持菲律賓的革命志士,促成華南、華中等地會黨與孫中山的合作,以及參與策劃惠州起義等事件,而以惠州起義失敗後,他投身於浪花節界為生一事終結全書。對研究近代中日關係、日本明治時代社會問題,本書都富有價值。本書現收入“辛亥記憶”叢書。

作者簡介

宮崎滔天(1871—1922),本名寅藏(又名虎藏),號滔天,以號名世。出生於日本熊本縣玉名郡荒尾村。為明治大正年間的日本浪人和大亞洲主義者。他早年曾受到三股時代思潮的影響:一為日本明治以來興起的自由民權主義,二為基督教博愛主義,三為歐美的社會主義。一生以解放亞洲民族、消除種族壓迫、建立自由平等、博愛的大同世界為己任。自1897年起,與孫中山結為生死之交,傾力支持中國近代民主革命事業,至死不渝。為中日兩國民間友好的典範。著有《三十三年之夢》《清國革命軍談》《支那革命物語》、《幽囚錄》等多種回憶錄和史傳,對研究近代中日關係及近代中國政治運動史,均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譯者簡介

林啟彥,廣東番禺人,1947年生。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一級榮譽學士、碩士,香港大學哲學博士。曾留學日本廣島大學東洋史學系,專攻中日關係史及近代中國政治思想史。自1981年起,任教於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至2010年退休。轉為兼任教授。著有《步向民主》《教研論學集》《近代中國啟蒙思想研究》等專書十餘種,學術論文數十篇。譯作有《三十三年之夢》《中國人留學日本史》﹙實藤惠秀原著﹚等。

媒體評論

早在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就已經有很強烈的一種自我堅持跟自我懷疑。一方面他們覺得自己很強盛,很強大,是唯一的非白人的、非老牌歐洲人的那種新的殖民帝國。但是同時,又覺得很懷疑自己跟歐洲人的差別在哪裡?自己明明是亞洲國家,跟亞洲之間的關係又該怎么樣呢?

這時候就有一批日本知識分子,他們開始考慮,日本這個國家這么獨特,是不是因為它有一種使命感,是不是它有一種天職。而這個使命感跟天職是什麼呢?其中一個最有名的人物叫做宮崎滔天。如果熟悉現代中國革命史的話,一定聽過這個人,還有他哥,宮崎彌藏,這兩人,國父孫中山先生曾經稱讚過,說沒有這兩兄弟,我們中國的革命就不會那么容易。

宮崎滔天還是黃興的好朋友,參與過無數的中國現代反清革命事業,出錢出力,什麼都乾。為什麼宮崎滔天一個日本人,好端端的想跑到中國搞革命呢?而且到了晚年的時候他甚至還後悔,後悔自己是以日本人的身份,而不是以一個支那人的身份來支持支那革命,就是恨不能自己是一個中國人。為什麼會有這種情緒?宮崎滔天是個革命家族,從小就覺得自己作為一個地主很對不起佃農,覺得這種社會制度糟透了,自己憑什麼那么有錢,為什?老百姓活的那么苦,於是他們就想搞革命。

搞革命的時候,認識了孫中山,覺得這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就得跟隨他搞革命。在中國搞革命有一個終極目的,就是以中國成為世界革命的根據地,中國的革命乾成了,就能夠返過來向全世界推廣革命。今天我們叫這幾個人叫做中國的友人,其實他們真正關心的還不只是中國,而是一個國際革命。但是到了晚年的時候,宮崎滔天除了後悔自己不是箇中國人之外,還悔恨自己為什麼是跑到中國搞革命,而不是先在日本搞革命。

為什麼有這個後悔呢?這是因為他很快發現,中國的革命乾成了之後,誰在阻擋中國的革命的繼續的成長?誰在想阻止中國為現代化國家呢?竟然就是自己的祖國日本。他看到袁世凱當權的時候,日本逼迫要簽二十一條條款,他非常的憤怒。他覺得,為什麼自己的祖國變成這么一個走向一個軍國主義的道路呢?於是他晚年的時候十分悔恨,他認為要搞革命,早知道就應該從日本乾起。他帶著這樣一個恨意死去。

——梁文道《開卷八分鐘:日本人為什麼到中國搞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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