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梗概
講述了大學教授高子路回到高老莊與往昔故人之間所發生的錯綜複雜的情感糾紛，體現了封閉守舊的環境所導致的人的退化和改革開放對人的改良。高老莊是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村莊，據說那裡的人是最為純正的漢人，可是卻偏偏矮小而粗俗，甚至一代不如一代，這些與高子路的妻子對村莊的退想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高老莊是高子路的故鄉，為了給父親做三周年的祭奠，高子路同妻子西夏從省城回到了故鄉。原本接受高等教育成為大學教授的他回到村子後，再次接觸到舊的文化、舊的環境和舊的人群立刻使他回到了從前，開始變得保守、自私。此時的高老莊儼然成了一面魔鏡，照出了高子路骨子裡所固有的習慣，各種衝突和矛盾接踵而至。
創作背景
在二十世紀末與二十一世紀初之交，中國內陸陷入改革困境與轉型困境，深蓄已久的社會矛盾與衝突轉入顯性層面與頻發勁發時期，人和社會將前往何方，改革前途何在，農村前景何在，民族前途又何在，作家對這一特殊時期的種種社會現象進行了獨立思考。在這一種世紀末情緒下，現時代之人的精神困境和生存困境、人種困境、文化困境、資源開發和環境保護問題、社會分化和潰敗問題進行了整體觀照，並體現出相當的深度與前瞻性。社會上網路上新聞媒體上熱議的諸多焦點問題，或可一窺端倪，如崇拜下的政績工程、基層政權的貪腐問題、權利與市場的奇異結合、現代企業與資源消耗的衝突、現代工業造成的環境污染、貧富差異過大及其衍生物仇富行為、弱小的社會力量與強大的政治經濟力量之間的博弈與較量、傳統社會道德基礎被摧毀而新道德信仰未引進下的道德冷漠與墮落。
主要人物
高子路
十五年前，父親送子路到省城去上學。他帶著高老莊人特有的矮體短腿，在省城讀完了大學，也在高老莊男人的矮體短腿的自卑中培養了好學奮鬥的性格，成為一位教授。文化身份和生活環境的改變，城鄉生活方式和文明形態的巨大反差，使他在心理情感上更傾向於認同城市文明，力圖遠離乃至擺脫鄉土文化的羈絆，此時的子路甚至可以說產生了一種逃避鄉土、尋求精神突圍的焦慮。小說寫子路大學畢業留在省城後，便開始看不慣菊娃的神態舉止，數說她不注意打扮，恨不得按照城市女人的標準一下子把她改造的盡善盡美。菊娃不能接受這種改造，認為是子路在開始嫌棄她，於是彼此的感情裂痕日益擴大。子路在精神苦悶與焦慮中戀上了一個城市女人，初嘗了城市現代女性的滋味，喜不自禁。菊娃發現了他的婚外戀，無法容忍，大鬧不止，結果乾脆離了婚。子路發誓要找一個自己最滿意的讓外人企羨的老婆，以此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心理思維和族種，正巧就認識了西夏。他窮追不捨，終於達到了目的。西夏高大漂亮，開朗熱情，是非常富有現代感的城市女性，這使子路感到很得意、很滿足，在情感生活上非常投入。然而城市生活並沒有完全改變子路的文化心理，在他的意識深處，仍然潛存著深深的自卑感：從表面看是來自於形體上的作為高老莊人矮體短腿的自卑;從深層看則是根源於鄉土出身的文化身份的自卑。雖然他的戶籍關係是城裡人，他的文化身份是大學教授、高級知識分子，但在精神上卻依然漂泊無歸，並沒有能尋找到安妥自己靈魂的精神家園。因此仍然會時時想到高老莊，想到菊娃和兒子，時時感到靈魂不安。
蔡老黑
蔡老黑從性格、行為到遺傳基因，全面呈現了“黑”的多向指征。是一個有家事妻妾的人，但是卻喜歡上了二菊，二人偷偷私下發生了姦情，由於二菊和子路是夫妻，最後又因蔡老黑與妻子離婚，於是二人最後走到了一起。在滿是“矮子”、“矬子”的高老莊，“凶神惡煞”的蔡老黑不僅“顯得高”，而且“長得黑”，“很囂張”，像“黑社會頭兒”，是人們“惹不起”的“惡人”。且不論普通村民，即使是這幾年“勢做得大”的村支書順善，同樣不敢也不想“得罪”失了勢的蔡老黑。信用社主任老賀對“土匪”式欠賬、賴賬的蔡老黑也唯恐避之不及。不光活著的怕蔡老黑，死了的也怕蔡老黑。“老實疙瘩子”得得的鬼魂上了“殺豬佬”雷剛媳婦的身，雷剛儘管殺氣滿身卻束手無策，但蔡老黑一來，三言兩語，就斥退了鬼魂。蔡老黑就這樣以一個黑惡分子的面目在眾人敬佩、畏懼的目光與心理期盼中登場亮相。
西夏
城市中的美女，身材高大苗條，為人傲嬌，喜歡有本事的人，然後陰差陽錯的走進了高子路的生活，高子路為了自己的欲望，由於高子路是教授，也還挺有本事，在他花了各種辦法的下成功追到了西夏，於是西夏和高子路回到了高老莊，西夏在高老莊很快就淪陷，丟棄了城市中所謂的節操，陷入了各種情事和權利的爭奪中，思想逐漸腐化，最終落魄的離開了高老莊。
蘇紅
《高老莊》開篇，蘇紅未見其人先聞其聲的出場方式，頗得《紅樓夢》里“鳳辣子”的真傳。子路攜西夏回高老莊剛到鎮街，“忽聽得有人叫他”，扭頭看時，街面上並沒有個熟人，轉身要走，那聲音又是兩下，這才看到街對面的二層木樓上站著一個女人是蘇紅，轉眼間，蘇紅就“噔噔噔”地從樓梯上跑了下來了。而在全書的高潮部分，蘇紅孤身守廠的行為，首當其衝地讓湧來轟廠子的人群大吃一驚，“他們壓根兒沒有想到廠里還敢有人，而且竟然是蘇紅！”面對瘋狂失控的局面與凶神惡煞的蔡老黑，蘇紅毫不畏懼，回響蔡老黑的“激將”，毅然下樓走出廠大門，瀟灑地站在了老黑的面前。這一舉動讓一向膽大包天的老黑“也明顯地愣了一下，舉止有些失態”。老黑惡語辱罵、揭她老底的時候，蘇紅更是無視力量的懸殊，“一下子撲過去抓破了蔡老黑的臉”。對朋友的熱辣，對敵人的毒辣，這兩極“火”一般的熱度，成為蘇紅的性格氣質標籤。一個弱女子在男性社會的叢林中闖蕩，要想成功，必須對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瞭然於心，並具備超出一般女子的生理和心理素質。毫無疑問，蘇紅具備了這一軟實力。毫無背景的“農二代”蘇紅，其事業的風生水起與財力的暴發猛增，取決於她所具有的能幹、堅強、勇敢、開朗、豪放、柔媚等個人素質。當然，物極必反，一旦這些素質被蘇紅推向極致，就開始反向運行，無限靠近潑辣、放蕩、不擇手段、為富不仁等負面性，為其蒙上了一層遭人詬病的曖昧色彩。故而，受官場寵幸和民眾巴結的蘇紅，人前是名副其實的紅人，人後卻備受非議。
作品賞析
主題思想
《高老莊》中畫家西夏和大學教授高子路是一對恩愛夫妻，西夏隨子路回子路的故鄉高老莊給父親過三周年祭日。在高老莊生活的日子裡，溫文爾雅、感情細膩的大學教授高子路逐漸暴露出背負官方和民間雙重傳統文化重負的知識分子的弱點：心胸狹窄，做事粘糊，缺乏勇氣和魄力，遇事趨利避害，不敢挺身而出，主持正義。而高老莊農民蔡老黑卻逐漸讓西夏領略到了“農民英雄”的魅力。他敢做敢為、敢愛敢恨、敢出乖露醜、敢承受失敗，優秀民間傳統文化給予他的粗獷、活力、勇氣和胸懷最終贏得了西夏，使西夏寧可為了他滯留在高老莊，而讓子路一人孤獨傷心地返回省城。這些人物之間關係的變化，實際上反映了幾種文化的碰撞交融及其各自的命運走向。西夏最初選擇子路的原因雖然作品交待不多，但從菊娃(子路前妻)對子路離而不捨、蘇紅對子路有所傾心可以看出，她們共同傾心的是子路才學豐富、感情細敏、心地善良，這是民間和官方雙重傳統文化積極一面影響的結果，所以說，西夏最初選擇的是子路身上的傳統文化中積極的一面。最後她寧可為了蔡老黑與子路鬧崩，也不是她想拋棄因襲傳統文化而致虛弱的子路，實在是她更想幫助代表優秀民間傳統文化的雖有多種弱點但卻充滿活力和勇氣的蔡老黑。從子路這一面說，他選擇離開西夏和高老莊，而且對著爹的墳哭著說：“我也許再也不回來了”，這說明，一方面，因襲了雙重傳統文化重負的他無法面對優秀民間傳統文化那逼人的力量，另一方面，他對自己身上已經烙印上的一切無能為力。如果說子路的前途讓人感到擔憂的話，那么西夏和蔡老黑的前途卻讓人不由得歡欣鼓舞。作品通過西夏最後為了幫助蔡老黑而不惜失去工作的態度表達了這樣的文化含義：蔡老黑身上的來自民間優秀傳統文化的勇氣、力量加上西夏身上精英文化的開闊的視野，以及他們所共同具有的正直、善良的品質，一定能使兩種文化共同飛升到一個新的境界，那或許會成為一股改造中國現實，創造中國未來的了不起的力量。
在高老莊人眼中，命運的力量無所不在。高子路離異了菊娃，再娶了西夏，子路娘認定“這都是命”。菊娃也對高子路說:“咱倆走到這一步都是命，我現在信了命了。”蔡老黑這樣的硬漢子在一旦經歷一連串不如意的事之後，也感嘆“實在是天要滅我哩么”。這說明在人的背後，一種個人力量無法控制的東西在主宰著人生。在大自然、社會面前，個人的力量往往顯得微乎其微。在人與天即自然、社會的關係中，人既可以勝“天”，“天”亦可以勝人。它們之間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而在人類還不能完全征服自然之前，人類勢必受到“大自然的力”的左右。石頭的畫和迷胡叔的醜醜花鼓也是作品中體現濃厚的社會、人生哲理意味的意象。石頭的畫“羅列人生種種，如吃飯，挖地，游水，打獵，械鬥，結婚，生育等等，最後走進墳墓。埋人墳墓之後的`死人，又爬山，趕驢。人都是侏儒。”形象地再現了人的生命過程以及人的缺陷，寓哲理於平淡之中。迷胡叔唱的“人無三代富，清官不到頭”，短短的十個字，卻包含了無限的哲理意味，體現出濃重的歷史感和蒼涼感。俗話說:“三窮三富不得到老”。這是就單個人的一生而言的。說明人生命運無常，貧賤窮達難以自料，人的一生總要幾經沉浮。放寬到一個家族而言，富貴榮華也不是不散的誕席。強盛的家族最終要走向衰敗。強盛時，勢不可待，衰敗時，勢不可擋，一個家族的命運也必然在幾經衰榮的歷史循環中受到前定。歷史總是無情地與人類鬧彆扭，給人類留下的往往是悲哀。至於“清官不到頭”溉蘊含有人生哲理，又包孕著社會哲理。清官首先要好人做，然而無論如何，清官卻做不到頭，結果不是被撤換，就是被殺頭。歷史上的清官往往沒有好下場，他們的命運可悲可嘆。從社會看，清官儘管為普通老百姓所擁戴，然而他們卻不能為黑暗勢力所容忍，他們的力量極其有限，在與邪惡的抗爭中屢屢失敗，成為悲壯的犧牲品。社會生活部是那樣的複雜，正義的一方往往鬥不過邪惡的一方，理性的力量往往被醜惡的黑暗現實所踐踏，古往今來，人類的歷史多是在這樣的一種非理智、非正義的狀態下運轉而來，使人類自身困惑不已。迷胡叔在許多高老莊人看來是瘋子，實際上他卻是最清醒的一個人，他對社會、對歷史、對人生有一種極其深邃的洞見。因此他的醜醜花鼓竟象遠古歌謠那樣沉重、蒼涼、令人泣下石難怪作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把這首蒼涼的歌謠貫穿於整個小說之中，使整部小說都打上了濃厚的悲劇色彩。它既是人生的悲涼，也是社會的悲涼。高老莊這一意象顯示的第三層涵義，在於它從人類與自然、社會的關係上，展示了人類命運的他律性，特別是呈現了由人類自身的局限性帶來的人類命運的悲劇性，充滿了哲理的睿智。這同時是一種深刻的人類意識，體現了人的自覺意識的進步，是主體意識高揚的結果。
《高老莊》敘述從還鄉始，離鄉終，構成了一個顯形的圓形結構。其間，又分別以子路和西夏為支點，進行了多重圓環形的亞敘事。作為主要的聚焦人物，高子路的雙重身份帶出小說敘事框架的兩個圓：第一個圓是作為農民的子路，他的還鄉與離鄉；第二個圓是作為知識分子的子路，他的離城和返城。這兩個圓環環相套，彼此交錯，填充著豐滿著作品整個的大圓。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農民，子路在高老莊長大到考上大學才離開家。這裡的風土人情、生活習慣、審美愛好、價值判斷都給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成為他終生難以去掉的胎記，而他對於故鄉又是帶著知恩必報的虔誠之心。所以，子路一踏上高老莊的土地，就感到那樣熟稔和親切。他帶著炫耀和自誇的口吻興致勃勃地向西夏介紹家鄉的地形風貌、千年古柏。在和堂兄弟們聊家常時，他自覺地把自己還原為高老莊的農民，那樣本色、質樸。若不是他身邊時時出現美麗現代的妻子西夏，你從外形和言談舉止上，都難以把他和周圍的農民區分開來。這裡既有樹高千尺、不忘根本的赤子之情對他的理性約束，更有他天生就是一個高老莊人的天性流露。在為亡父做三周年祭日的事情上，他甚至帶著感激之情聽從順善的布置安排，虔誠地按照鄉俗禮節，做著每一項繁瑣的事情。極盡人倫的責任和義務。在為南驢伯選墓址時，他耐心地“陪著陰陽師跑了一天”。選地形看風水，出錢出力，盡心盡責。他所受到的現代科學教育讓位於血濃於水的親情。農民哄搶太陽坡林子，子路知道“這是要犯法的”，但儒家的中庸之道使他只是勸兄弟不要去，“別人砍伐讓別人砍伐去”，這樣無力的勸阻自然沒有人肯聽他的，包括他的妻子。等第二天他知道了別人都砍了很多樹時，潛伏在內心深處的那種農民的占有欲被重新激活，他躍躍欲試地對妻子說：“我要是還是農民，我昨晚能弄回來個屋大梁，”農民砸搶地板廠是一起惡性事故，而子路卻畏首畏尾，不敢挺身而出。他的猶豫軟弱使他失去了村民們和西夏的信任，也給他帶來了更大的矛盾和苦惱。面對排解不開的紛擾，他唯一的辦法只有出逃，逃離高老莊。至此，賈平凹完成了小說的第一重圓形敘事。與之相聯繫相重疊的還有第二個圓，這就是子路的第二重身份。
藝術手法
在《高老莊》中，賈平凹的藝術理念是藉助人的倫理關係的淡化，還原出人的社會性存在的本質一般來，由此他強化了對變化不居的生活形態的“本色”繪摩，以便削弱主體對敘事的干擾和控制，寫人狀物於是留下了大量富有“暗示”性的筆觸以及鮮活的象徵、隱喻化的筆墨。晨堂這個人物的敘事描畫和勾勒就非常傳神，體現了賈平凹獨到的創作技巧。他是形、神兼備，因為他常常不經意地出現，尤其是在敘事漸趨平淡之際，表面上看，他無非是供人展覽、增添笑料，其實起到了活躍氣氛、盤活全局的敘事調度效果，巧妙地促成文本的場景轉換及其情節的更迭。而他具體發揮的這重作用，乃是由他的可鄙和醜陋的性格所引發的。舉凡他足跡所至，議論蜂起，他都會對特定的生活場景造成“反諷”似的敘事壓力。對生活秩序的維護者，對風俗習慣的醜陋處，對人心世道予以意想不到的調侃。他擔著糞筐參與“哄搶”地板廠的行為本身，即含蓄地道明了敘事人看待高老莊這樁大事件的意識和看法。賈平凹對高老莊人文生態環境本色似的總體化還原，多是藉助這種敘事技巧實現的。
《高老莊》的作者於意象中凸出的現實關懷與歷史反觀已使作品的思致顯得相當厚重，可他並不滿足於此。在高老莊這一意象里，作者還灌注了他對人類命運的哲理沉思。意象化了的高老莊，透示著濃厚的形而上意味。在大自然面前，人類的力量是弱小的。人類餐常處於一種無形的外在力量的控制之中`直到如今，高老莊人還沒有擺脫這種神秘的氛圍。被甲嶺的崖崩、白塔的倒塌均暗示著冥冥之中有一種看不見的神秘力量存在。這種神秘力量讓高老莊人感到好奇和有趣，更讓他們深感困惑和恐怖。高老莊人認為，這些奇怪的現象將給他們帶來災禍。對於這種力量，高老莊人至今還處在未知狀態，深感無可奈何。可是高老莊人又不能也無法否認這種神秘力量的存在，不能簡單地將它歸結為迷信或者荒誕無稽。這種力量可以被人感受，但卻無法使人捉摸。在這種神秘力量面前，人類顯露出它自身的弱點和悲劇性。作品中作者從未對它進行過正面的敘寫，但通過多次側面的渲染，白雲鍬便顯得異常神秘。在高老莊人中，去過白雲漱探險的人微乎其微。高子路爺爺的爺爺去過，可是“去了再沒有回來”。蔡老黑耍本事，領著省里的一個人去了一下白雲揪前溝口的白雲寺，結果省城的人再沒回來，蔡老黑“差點也沒要了他的命”—陰差陽錯地坐了二年牢。迷胡叔僅到過白雲寨下邊的山溝，回來後竟精神失常，變成了瘋子。白雲揪對高老莊人來說，簡直是一個聳人聽聞的所在，是一個不祥的所在，高老莊人故而對它諱莫如深。
《高老莊》作整體考察和深層透視，不難發現，賈平凹以“黑”、“紅”、“白”作為敘事色線、色塊與色帶，勾畫出了世紀之交中國鄉村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的整體形貌與色彩。隨著深陷其中的各類色彩主角蔡老黑、蘇紅、王文龍等人物的命運走向，這三種色彩力量在高老莊這一特定敘事語境中展開了糾纏、博弈與交鋒。民間的“黑”力量守護的中國傳統鄉村面臨著必然的衰敗，新生官商組合的“紅”力量也在市場化與現代化進程中染上了數度積累的社會經濟沉疴，神秘的“白”力量的天然威權則面臨著現代理性的挑戰。三色力量均處在一種與現代的緊張關係之中，無法徹底消滅對方，只是在複雜的互動作用中不斷延展傳統與現代、城市與鄉村、情感與理性、現實與超驗之間的張力。
《高老莊》中以文化寓言的方式繼續訴說著自己無可挽回的沉淪。首先，高老莊人矮體短腿的形態特徵預示著漢民族人種的退化。小說中西夏不止一次嘲笑高老莊人的矮小。她戲言子路娶她是為了換種，而兩人在高老莊打算生育的計畫卻一再遭遇障礙，子路性能力的退化恰恰是漢民族文化無法得到拯救的寓言。其次，小說中子路的兒子石頭，具有某種神秘的預知本領，他超人的智慧與殘廢的雙腿組成了另一則文化寓言。石頭雖是高老莊人，但由於他無法站立，因此不具備高老莊人短腿的外形特徵，這是否意味著殘廢的雙腿與超常的智慧存在著邏輯上的因果關係，只有放棄高老莊人，也就是漢民族短腿的形態特徵，才會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人種進化，即擁有超常的智慧。高老莊作為傳統文化的象徵，它的封閉自守已經讓它走入了絕境。小說安排了一個頗有寓意的結尾，作為儒家文化化身的子路在經歷了“精神還鄉”的種種洗禮之後急於想回到城市，他撕掉了記載高老莊方言土語的筆記本以示他與精神家園的決裂，與傳統文化的決裂。看來，傳統文化在現今不僅不能抵抗現代文明的進攻，而且它的某些合理成分的喪失還預示著它必將為現代文明所吞噬。
簡介
《高老莊》本書當代著名現實主義作家賈平凹的長篇小說之一，賈平凹小說大多描寫的是一群社會最基層的卑微的人，是一些瑣碎小事。賈平凹在堅實的“事實”基礎上表述“看法”，使小說更顯力度，又使故事不單一，充分展現時代和社會的大背景，以及在這濃重的大背景下聚光照耀兩人愛情之舞。他堅持形式傳統的，平實的，而作品境界上則是現代的，人類的寫法，人生的蒼涼，故事的渾然，留給我們的是對這國家和民族曾經的苦難的咀嚼和對生命之花絢麗的讚歌。
導語
《高老莊》《高老莊》寫了大生命、大社會、大文化三個空間，又溶入最底層、最日常、甚至有些瑣屑的生活流程。用感覺提升生活，用民間視角全知生活。尋訪民間碑版編織於人物愛好和情節發展之中，給高老莊的當下生活一個悠遠的歷史縱深。幾十成字不分章節，如生活原脈渾然而下，碑版的插入便起到了分切、隔離作用，欣賞有了間離效果。宏微、古今、文野、暢澀於書中兩極震盪，在文化姿態和藝術策劃上，亦系合題。
後記
《高老莊》作者今年我將出版我的文集，一共是十四卷，沒有包括過去的《廢都》和現在完成的《高老莊》。設計封面的曹剛先生在每一卷上以一個字做裝飾，他選用了“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這是劉邦的詩，二十三個字。瞬間的感覺里，我立即知道我的一生是會能寫出二十三卷書的。《高老莊》應該為第十六卷，也就是我在這個世紀的最後一部長篇。
在世紀之末寫完《高老莊》，我已經是很中年的人了。人是有本命年的，幾乎每一個中國人在自己的本命年裡莫不是恐慌懼怕，同樣，天地運動也有它的周期性，過去的世紀之末景象如何，我們不能知道，但近幾年來全球範圍內的頻繁的戰爭，騷亂，饑荒，瘟疫，旱澇，地震，惡性事故和金融危機，使得整個人類都焦躁著。世紀末的情緒籠罩著這個世界，於我正偏偏在中年。中年是人生最身心交悴的階段，上要養老，下要哺小，又有單位的工作，又有個人的事業，肩膀上扛的是一大堆人的腦袋，而身體卻在極快地衰敗。經歷了人所能經受的種種事變(除過坐牢)，我自信我是一個堅強的男人，我也開始相信了命運，總覺得我的人生劇本早被誰之手寫好，我只是一幕幕往下演的時候，有笑聲在什麼地方輕輕地響起。《道德經》再不被認作是消極的世界觀，《易經》也不再是故弄玄虛的東西，世事的變幻一步步看透，靜正就附體而生，無所慕羨了，已不再寵辱動心。一早一晚都在仰頭看天，像全在天上，蹲下來看地上熙熙攘攘物事，一切似又都在其中。年初的一個黃昏，低雲飛渡，我出門要幹事去，當一腳要踏下去的時候我突然看見了一隻蟲子就在腳下活活地蠕動，但我的腳因慣性已無法控制，踏下去就把它踏死了。我站在那裡，悲哀了許久，懺悔著我無意的傷害，卻一時想到這隻蟲子是多么像我們人類呀，這蟲子正快樂地或愁苦地生活著，突然被踏死，蟲子們一定在驚恐著這是一場什麼災難呢?也就在那個晚上，我坐在書房裡，腦子裡還想著蟲子們的思考，電視中正播放著西藏的山民向神靈祈禱的鏡頭，驀地醒悟這個世界上根本是不存在著神靈和魔鬼的，之所以種種離奇的事件發生，古代的比現代的多，鄉村的比城市的多，邊地的比內地的多，那都是大自然的力的影響。類似這樣的小事，和這樣的小事的啟示，幾乎不斷地發生在我的中年，我中年階段的世界觀就逐漸變化。我曾經在一篇短文里寫過這樣的話：道被確立之後，德將重新定位。
於是，對於文學，我也為我的評判標準和審美趣味的變化而驚異了。我以前閱讀《紅樓夢》和《楚辭》，閱讀《老人與海》和《尤里西斯》，我欣賞的是它們的情調和文筆，是它們的奇思妙想和優美，但我並不能理解他們怎么就寫出了這樣的作品。而今重新撿起來讀，我再也沒興趣在其中摘錄精彩的句子和段落，感動我的已不在了文字的表面，而是那作品之外的或者說隱於文字之後的作家的靈魂!偶爾的一天我見到了一副對聯，其中的下聯是：“青天一鶴見精神”，我熱淚長流，我終於明白了鶴的精神來自於青天!回過頭來，那些曾令我迷醉的一些作品就離我遠去了，那些淺薄的東西，雖然被投機者譁眾取寵，被芸芸眾生的人云亦云地熱鬧，卻為我不再受惑和所騙。對於整體的、渾然的、元氣淋漓而又鮮活的追求使我越來越失卻了往昔的優美，清新和形式上的華麗。我是陝西的商州人，商州現屬西北地，歷史上卻歸之於楚界，我的天資里有粗獷的成分，也有性靈派里的東西，我警惕了順著性靈派的路子走去而漸巧漸小，我也明白我如何地發展我的粗獷蒼茫，粗獷蒼茫里的靈動那是必然的。我也自信在我初讀《紅樓夢》和《聊齋志異》時，我立即有對應感，我不缺乏他們的寫作情致和趣味，但他們的胸中的塊壘卻是我在世紀之末的中年裡才得到理解。我是失卻了一部分我最初的讀者，他們的離去令我難過而又高興，我得改造我的讀者，征服他們而吸引他們。我對於我寫作的重新定位，對於曾經閱讀過的名著的重新理解，我覺得是以年齡和經歷的豐富做基礎的，時代的感觸和人生的感觸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深切體會的，即使體會，站在了第一台階也只能體會到第二台階，而不是從第一台階就體會到了第四第五台階。世紀末的陰影揮之不去的今天，少男少女們在吟唱著他們的青春的愁悶，他們其實並沒有多大的愁，滿街的盲流人群步履急促，他們嘮嘮叨叨著所得的工錢和物價的上漲，他們關心的僅是他們自身和他們的家人。大風颳來，所有的草木都要搖曳，而鐘聲依然是悠遠而舒緩地穿越空間，老僧老矣，他並沒有去懸樑自盡，也不激憤洶洶，他說著人人都聽得懂的家常話。
《高老莊》落筆之後，許多熟人和生人碰見了我，總在問我又寫了什麼?我能寫什麼呢，長期以來，商州的鄉下和西安的城鎮一直是我寫作的根據地，我不會寫歷史演義的故事，也寫不出未來的科學幻想，那樣的小說屬於別人去寫，我的情結始終在現當代。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的環境決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寫作的民間視角，關懷和憂患時下的中國是我的天職。但我有致命的弱點，這猶如我生性做不了官(雖然我仍有官銜)一樣，我不是現實主義作家，而我卻應該算作一位詩人。對於小說的思考，我在許多文章里零碎地提及，尤其在《白夜》的後記里也有過長長的一段敘述。遺憾的是數年過去，回應我的人寥寥無幾。這令我有些沮喪，但也使我很快歸於平靜，因為現在的文壇，熱點並不在小說的觀念上，沒有人注意到我，而我自《廢都》後已經被煙霧籠罩得無法讓別人走近。現在我寫《高老莊》，取材仍是來自於商州和西安，但我絕不是寫的商州和西安，我從來也沒承認過我寫的就是行政管理意義上的商州和西安，以此延伸，我更是反對將題材分為農村的和城市的甚或各個行業。我無論寫的什麼題材。都是我建設我虛構世界的一種載體，載體之上的虛構世界才是我的本真。我終生要感激的是我生活在商州和西安兩地，具有典型的商州民間傳統文化和西安官方傳統文化孕育了我作為作家的素養，而在傳統文化的其中淫浸愈久，愈知傳統文化帶給我的痛苦，愈對其的種種弊害深惡痛絕。
我出生於一九五二年，正好是二十世紀的後半葉，經歷了一次一次窒息人生命的政治運動和貧窮，直到現在，國家在改革了，又面臨了一個速成的年代。我的一個朋友曾對我講過，他是在改革年代裡最易於接受現代化的，他購置了新的住宅，買了各種家用電器，又是電腦，VCD，機車，但這些東西都是傳統文化里的人製造的第一代第二代產品，三天兩頭出現質量毛病，使他飽嘗了修理之苦。他的苦我何嘗沒有體會呢，恐怕每一個人都深有感觸。文學又怎能不受影響，打上時代的烙印呢?我或許不能算時興的人，我默默地歡呼和祝願那些先蹈者的舉動，但我更易於知道我們的身上正缺乏什麼，如何將西方的先進的東西拿過來又如何作用，偉大的tt五四”運動和‘‘五四”運動中的偉人們給了我多方面的經驗和教訓。我在緩慢地，步步為營地推動著我的戰車，不管其中有過多少困難，受過多少熱諷冷刺甚或誤解和打擊，我的好處是依然不掉頭就走。生活如同是一片巨大的泥淖，精神卻是蓮日日生起，盼望著浮出水面開綻出一朵花來。《高老莊》里依舊是一群社會最基層的卑微的人，依舊是蠅營狗苟的瑣碎小事。我熟悉這樣的人和這樣的生活，寫起來能得於心又能應於手。為什麼如此落筆，沒有扎眼的結構又沒有華麗的技巧，喪失了往昔的秀麗和清晰，無序而來，蒼茫而去，湯湯水水又黏黏糊糊，這緣於我對小說的觀念改變。我的小說越來越無法用幾句話回答到底寫的什麼，我的初衷里是要求我儘量原生態地寫出生活的流動，行文越實越好，但整體上卻極力去張揚我的意象。這樣的作品是很容易讓入誤讀的，如果唯讀到實的一面，生活的瑣碎描寫讓人疲倦，覺得沒了意思，而又常惹得不崇高的指責，但唯讀到虛的一面，閱歷不夠的人卻不知所云。我之所以堅持我的寫法，我相信小說不是故事也不是純形式的文字遊戲，我的不足是我的靈魂能量還不大，感知世界的氣度還不夠，形而上與形而下結合部的工作還沒有做好。人在中年裡已挫了爭勝好弼心，靜伏下來踏實地做自己的事，隨心所欲地去做，大自在地去做，我畢竟還有七卷書要寫。沈從文先生在他的《邊城》里說：“他或許明日就回來，或許永遠也不回來了。”我套用他的話，我寄希望於我的第十七卷書，或者就寄希望於那第二十四卷了。另，文中的碑文參考和改造了由李啟良、李厚之、張會鑒、楊克諸先生蒐集整理的《安康碑版鉤沉》一書，在此說明並致謝。
1998年6月10日下午,,,,,,
書評
《高老莊》是平凹的第六部長篇小說，要評估這部新作的意義，看似容易，卻又難於說透，原因在於平凹和陝西的一些藝術上不斷追求的作家，總會因為不斷攀登，有這樣或那樣的突破。像平凹在“後記”中說的，《高老莊》“依舊是一群社會最基層的卑微的人，依舊是蠅營狗苟的瑣碎小事”。說穿了，所呈現的人物、故事不過是許多瑣碎的小事、民間的人物，主人公子路、西夏一路行來所見所聞，不過是如此平常而已。但要說透，道出其中的意義，卻並不那么容易。倒不是有多少微言大義，有多少艱深奧秘，正像平凹在“後記”中說的：“對於整體的、渾然的、元氣淋漓而又鮮活的追求。”又說：“越來越失去了往昔的優美、清新和形式上的華麗”。這正是《高老莊》中平常的人身上所貫穿的生命體驗和生存意義，這些生命和生存又是當代人所困窘而力求脫開的東西，當我們看到子路和西夏，他（她）們的娘等形形色色的人，山河依舊，人事倥傯，常有一種“我非此身”的滄桑感。
過去，平凹也時有火氣，現在在平淡中看出人生，看出人性，看出一種超過平凡生活的領悟，這就是作家的本領，就是作家的趨於成熟。也正是向一切大家所遵循的，所謂絢麗歸於平淡，纖巧於充實，才會樸實無華而精氣充實。《高老莊》既有困窘的一面，又有焦灼的一面，愈來愈觸及到歷史的深層，很多作家，具有一種大家風範的作家，並不是能給故事按部就班的進軍，而是在無序的人生中經歷相互衝撞的分化，大浪淘沙，最後成為以新代舊，完成新時代的更替。平凹的《高老莊》比起以往的作品有所超越，正是在這一點上有所領悟，對多種使人類困窘的境遇滲透其中，然而對未來的召喚都是鮮活的有生氣的，這才是深沉有致的作品。
作者簡介
賈平凹賈平凹 （1952～），當代作家，原名賈平娃。陝西丹鳳人。1
975年西北大學中文系畢業後任陝西人出版社文藝編輯、《長安》文學月刊編輯。1982年後從事專業創作。任中國作家協理事、作協陝西分會副主席等職。著有小說集《兵娃》、《姐妹本紀》、《山地筆》、《野火集》、《商州散記》、《小月前本》、《臘月·正月》、《天狗》、《晚唱》、《賈平凹獲獎中篇小說集》、《賈平凹自選集》，長篇小說《商州》、《州河》、《浮躁》、《廢都》、《白夜》，自傳體長篇《我是農民》等。散文集《月跡》、《心跡》、《愛的蹤跡》、《賈平凹散文自選集》、詩集《空白》以及《平文論集》等。他的《臘月·正月》獲中國作協第3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滿月》獲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他於1988年獲美國飛馬文學獎。1997年獲法國女評外國文學獎。賈平凹小說描寫新時期西北農村，特別是改革開放後的變革，視野開，具有豐富的當代中國社會文化心理內蘊，富於地域風土特色，格調清新雋永，明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