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淳歷代名流

方孝孺,明代浙江寧海人,惠帝時任士講學士,為人剛正不阿。 張自超人品高尚,他結婚後,夫妻恩愛,但未生子。 邢祥鳳,字子儀,清同治年間高淳薛城人。

吳門三賢出磚牆

南宋時,高淳磚牆茅城吳門出了三位進士,史稱“吳門三賢”。
南宋紹興年間,磚牆茅城劉絳之女招安徽寧國人吳丕為夫,生下一子,取名吳柔勝,號勝之。劉氏為人賢良,精心育子,其子吳柔勝不負母望,於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中進士。初任都昌縣主簿,因得丞相趙汝愚推崇,不久調任浙江嘉興府教授。趙遭誣害革職後,柔勝也受牽連被罷官,很多年後才派到江西贛縣任縣尉
吳柔勝在贛縣任職期間,正遇大庾嶺一帶瘟疫流行,許多貶官到嶺南的人死於瘴癘,丟下孤兒寡母扶柩歸里。這些婦女、小孩路過贛縣時,吳柔勝見其孤苦伶仃,十分憐憫,就設“廣惠館”,用當地墾荒的收入接待他們,使之能安抵故里。
嘉定初年,吳柔勝調任國子監正,與國子監士人講習程灝朱熹理學,曾名噪一時。以後歷任司農丞、隨州湖南隨縣知州等職。時隨州連年兵災,民不聊生。吳柔勝到任後,取消苛捐雜稅,緩交積欠賦稅,褒獎抗金烈士,平洗冤假錯案。同時,發動民眾修築棗陽、隨州二城,設定“忠勇軍”,抵抗金兵入侵。不久改任湖北通判兼鄂州湖北武昌知府。鄂州遭災荒,他動用公糧和富戶儲糧,以平價出售,拯救災民。當他調離鄂州到安徽太平當塗任知州時,當地人民哭著挽留。後來以年老請調,改任秘閣修撰。
吳柔勝死後,朝廷贈封魏國公。他有4個兒子,名吳源吳泳吳淵吳潛。吳源、吳泳蔭封迪功郎,吳淵、吳潛先後中進士。
吳淵,吳柔勝三子,在祖母劉氏的教誨下,懷報國為民之志,刻苦學習,南宋嘉定七年(1214年)中進士。先後任建德主簿、龍圖閣學士、兵部尚書等職。寶祐年間,蒙軍進犯四川,吳淵率兵馬馳援,將蒙軍擊敗。為此,他被晉封為金陵開國侯。吳淵為官期間,以鐵面無私著稱。嚴懲贓官惡霸。而對平民百姓,則注重體恤。在平江、鎮江任知府期間,他先後救濟災民200多萬人,併購買湖田7000多畝,將每年4300多石田租,用於補助府學學生。為表彰他的忠勤,皇帝曾為吳淵建造忠勤樓、錦繡堂,並親題匾額。吳淵官至參知政事,死後被贈封為少保。
吳潛(1195~1262年),字毅夫,吳柔勝四子,宋嘉定十年(1217年)取進士第一名,即狀元。授鎮東郡節度判官。因多次上書議政卓有見地,迭升太府少卿、太府卿兼沿江制置使、建康知府等職。
宋理宗端平年間,詔令天下進諫。吳潛提出九條改良建議,因而得罪了當時的宰相,被改任秘閣修撰。他在被貶職後,又幾次上書陳述自己的政見,終於得到重用。先後擔任過工部侍郎兼沿海制置使、平江蘇州知府、戶部侍郎、鎮江知府、代理兵部尚書吏部尚書右丞相樞密使、沿海制置大使、慶元寧波知府左丞相等職。
寶祐四年1256年,他在任沿海制置大使、慶元知府時,節約開支,代民交稅,訂“舟戍法”,設關禦寇;興辦學校,培育人才,開河築壩,興修水利;置“永豐倉”,救濟災民;建廣惠館,贍養孤獨;開設藥局,改善醫療條件,做了許多利國利民的好事。
寶祐末年,元兵渡江攻鄂州,陷廣西、湖南諸郡。吳潛採納御史的建議,調賈似道當時任右丞相兼樞密使鎮守黃州湖北武岡。賈以為這是吳潛藉機謀害他,於是懷恨在心。不久,吳潛因不同意立度宗為皇太子而被理宗罷職,安置到循州廣東龍川,擔任化州團練使。從此,朝政由賈似道獨斷專行。賈為報前仇,遂派心腹在吳府水井中投毒,秘密將吳潛害死。
德祐年間,吳潛的冤案得到昭雪,朝廷給他追復原職,贈封少師
由於吳柔勝之母劉氏教育兒孫有方,朝廷封其為燕國夫人。1982年,高淳磚牆茅城發現了一塊燕國夫人墓碑,上有“夫人劉氏,絳翁女”、“為燕國夫人”等字樣,並記有吳門三進士史實,這塊碑現在收藏於保聖寺塔園內。

南宋使臣魏良臣

魏良臣,字道弼,雙塔南塘人。宋宣和二年(1120年)進士。初任壽昌縣令,迭升吏部郎中
宋紹興十年(1140年),金兵進犯高郵,愛國將領岳飛率領岳家軍迎頭予以痛擊,並取得了朱仙鎮大捷。此時,南宋朝廷內部主戰派、主和派鬥爭激烈,魏良臣系主和派,宋高宗便派魏良臣出使金國求和。當年十一月,在魏良臣“再三叩頭,哀求甚切”之下,金兀朮許以淮水為界“議和”。後來,金國又派使者到臨安今杭州,宋金雙方達成的最終協定為:以東起淮水、西至大散關一線為界,南面歸宋朝,北面歸金國,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紹興協定”。
“紹興協定”達成後,朝廷內和、戰雙方爭論激烈,魏良臣請求回家閒住了幾年。魏良臣回歸故里南塘後,就住在他童年讀書時的淨行寺內。當時,南塘一帶常遭水患,田地荒蕪。為此,魏良臣親自察看地形,制訂築圩方案,還將民工嚴密編組,訂立圩規。他有一養子叫魏洪,因酗酒在築圩第一天沒有按時上工,為正圩規,他親自將其處死。至今,淳溪鎮南塘一帶,仍有一些關於魏良臣懲罰贓官、扶貧濟困以及興修水利等方面的傳聞。
公元1142年,岳飛被害,魏良臣出任御史。以後奉調歷任禮部侍郎、左右史檢正等職。不久,金兀朮撕毀和約,出兵南侵,朝廷提拔魏良臣為吏部侍郎,要他再次出使與金和談。金兀朮在談判的地方集合精銳部隊,向他示威,妄圖以此迫使宋室答應其“劃江為界”的無理要求。魏良臣反覆與之爭辯,終於使金國維持原協定。事後,魏良臣升任參知政事。他在任參知政事期間,釋放在押的無罪文人,整飭軍政,遣散編外人員,頗有影響。晚年曆任紹興、宣州、洪州南昌、潭州長沙等地的知府、知州。死後贈封光祿寺大夫、建康郡開國侯。

齊泰削藩鑄冤案

齊泰(?~1402年),初名德,明太祖賜名泰,高淳滄溪齊家山人。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中解元,二十年(1387年)成進士,官至兵部尚書。
明太祖朱元璋一向對齊泰很器重,認為他是可保大明江山的棟樑之才。臨終前囑他和黃子澄輔佐皇孫允炆為帝即惠帝,同參國政。當時,允炆的幾個叔父都封地為王,各霸一方,相互覬覦,形勢緊張。惠帝登基後,任齊泰為兵部尚書。並按齊、黃等人的意見,詔令諸王各守王宮,太祖死後不得來京奔喪。所有官吏一概聽朝廷節制。接著又密議“削藩”,先後廢除周、代、湘、齊、岷五王。為此,諸王極為不滿,對齊泰等人懷恨在心。其中分封北方的燕王朱棣早有篡位之心,為了麻痹建文帝,佯裝生病,才免遭削職。建文元年(1399年),齊泰掌握了燕王朱棣裝病和企圖謀反的證據,便密令北平都指揮使張信將朱棣捉拿歸案,誰知張信竟是朱棣的親信,他將齊泰的密令告知燕王朱棣。朱棣聞訊後大吃一驚,於是,他先發制人,藉口“清君側”,發兵南下,挾持惠帝,欲將齊泰、黃子澄逮捕下獄,史稱這場內亂為“靖難之變”。
當時,齊泰、黃子澄極力勸建文帝下詔廢除燕王王位,布告天下伐燕。建文帝將50萬征討大軍交給不善用兵的李景隆去指揮,結果在山東全軍覆沒。朱棣派使者傳信,不把齊泰、黃子澄清除,絕不罷兵。建文帝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不得不免去齊泰、黃子澄的官職,要求燕王退兵。可朱棣篡位之心已久,豈肯罷休。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打下揚州,直逼南京,建文帝慌忙下詔恢復齊泰的官職,要他晉京護駕。可為時已晚,朱棣很快攻下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終。
燕王朱棣於公元1402年6月13日進南京,17日即登皇位,即明成祖。他下令通緝齊泰和黃子澄等29人。當時,齊泰已逃離南京,行至高淳上谷附近的馬步橋時被捕,結果他與黃子澄同時被害。明成祖朱棣還不解恨,又殺掉齊泰四位叔父和七個堂弟,其姐發配“教坊司”,株連九族。
齊泰之死在高淳一帶引起極大震動.一時人們以讀書為忌,數十年中不聞讀書之聲。齊泰的冤案直到123年後,即公元1525年,明嘉靖帝才為其昭雪,追復原職。由於齊泰九族被誅,其出生年月無法考證。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齊泰以他那捨生取義的浩然之氣,長留天地間。

甘霖寧死表忠心

甘霖,字沛之。他才思敏捷,善學好問。年輕時曾移居安徽懷寧,洪武二十年(1387年)中舉人,升任福建道監察御使。他為人耿直,襟懷坦蕩,得到中台大人的推重。但因仗義執言,得罪了一些地方官,他不久就因此丟官,重新回到高淳。兩年後,他經人推薦給朱元璋,朱元璋一見他長得慈眉善眼,覺得非同常人,便問他的姓名,他答道:“甘霖”。朱元璋笑著說:“浙江正值大旱,你就去此處‘霖’一下吧。”於是就授予甘霖左參政之職,甘霖於六月趕到赤地千里的浙江。這一夜他做了個夢,夢見一位神仙告訴他某地有一口廢井能掘出泉水,翌日果然挖出了一股大泉,據說就是後來的吳山井。
過了兩年,甘霖因病告歸。不久即發生了“靖難之變”, 高淳的齊泰以及陳太初等人,同時遇害,這件事使甘霖對朱棣篡位極為憎恨。朱棣登上帝位後,為收買人心,便錄用建文帝的舊臣,甘霖也被任命為江西布政使。但甘霖堅決不作貳臣,因而被逮捕下獄。在押往京師途經採石太白樓時,甘霖感慨萬千,賦詩一首:“流恨吳江泣靜暉,樓祀李白出層巍。潛來醉月人今逝,帶血啼鵑何處歸?”
他在詩中既表達了對李白的仰慕之情,也流露出自己慷慨赴義的一腔豪情。甘霖被押到南京,仍然寧死不屈,同御史董鏞、葉希賢、魏冕等人一同求死,最終從容受戮。
明永樂五年(1407年),甘霖才被平反昭雪,賜葬高淳縣淳溪鎮北郊官墩,家鄉父老建起一座“表忠祠”來紀念他。杭州、懷寧也為他建了牌坊、祠堂,譽為“浙江名宦、懷寧鄉賢”。直到清代乾隆年間,高淳還建了一座“忠義祠”來表彰他的節氣,乾隆帝並親自賜“忠心貫日”匾一塊,嘉慶九年皇帝又賜了“忠臣”匾。該匾現保存在高淳縣文保所。
“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在明代,高淳的齊泰、陳太初、甘霖等一代忠良,以他們的高風亮節表現了為人臣之忠,為人傑之氣,真可謂忠心貫日,氣貫長虹。

韓門三代三進士

明代中葉,由於嘉靖皇帝為齊泰平反昭雪,使中斷近百年的高淳文風漸盛,其中,韓村一門出了三位進士,獨領風騷。
韓叔陽,字進甫,高淳韓村人,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進士。他中進士後,先任浦江知縣,在肅清官弊、遏制奸詐方面有政績,浦江人民立祠紀念他。在嚴州,他處理了一批沉冤多年的錯案,不久提升湖廣副使,盡職盡責。他曾回家置辦義田,籌建義倉,賙濟貧困,做了一些有益於家鄉人民的事。韓叔陽54歲病逝。
韓邦憲(1541~1575年),字子成,韓叔陽長子,其幼年有神童之稱。12歲補博士弟子員,進入國子監學習,17歲中舉,18歲成進士。初任屯田主事,因杜絕宦官侵占土地,佐理有功,升任虞衡員外郎、衢州浙江衢縣知府。
韓邦憲在父母相繼去世,回家奔喪期間,曾參與本縣的田市丈量活動。當時,官田土質貧瘠,收成有限,賦稅相對加重,農民叫苦不迭。韓邦憲主動要求給自己的私田加稅,以分攤官田一部分糧賦。由於他率先垂範,其他富戶也跟著照辦,減輕了當地農民負擔。
韓邦憲關心家鄉民眾疾苦,他看到高淳自築東壩後,10萬多畝良田被淹,但糧賦、力役、里甲費長期不減,每年要負擔虛糧8000石,心中對此憤懣不平。他分別向臬台、藩台呈文報告情況,請求給予減免。他還撰寫《廣通鎮壩考》,對東壩的興築提出自己的看法,呼籲社會各界對東壩上游的災民予以同情和支援。所有這些,對以後朝廷批准給高淳減免虛糧,都起了很大作用。
韓邦憲在任衢州知府時,一上任便查詢民間疾苦,提出了一系列改良主張,並付諸實施。他組織清查孔廟田產,拿出自己的俸銀救濟貧苦的讀書人,認真研究確定賦役規章,革除織造舞弊;增加礦區防衛人員,創辦鹽行。在興利除弊方面做了不少造福衢州人民之事。這一年衢州遭大旱,災情十分嚴重。此時,韓邦憲已重病在身,但還掙紮起床,親自書寫告示,開倉放糧救災。不久病情加重,不治身亡。衢州人民對他感恩戴德,為他鑄了一尊銅像,立於“常懷祠”,永志懷念。
韓叔陽次子韓邦本,年少時由縣學選入國子監讀書,因父兄常年在外,家中無人照應,不得不中途輟學,回家操持田地產業。當他得知哥哥邦憲在衢州生病後,連忙趕去探望,可到了那裡邦憲已經去世。衢州府衙的人懷念死者,湊了些銀兩作為弔喪。他知道後,一再婉言謝絕,說:“請不要這樣,否則就玷污了哥哥的清白。”硬把弔喪金退了回去。不久被派往大寧四川奉節任都司。在任期間,他認真審理懸案,大膽處理了一批貪官污吏,並給幾個錯判死刑的犯人伸冤昭雪。後來遭人彈劾,棄官回家。此後,他熱心興辦地方公益,解囊賑濟貧困,受到家鄉人民敬重。
韓仲雍,韓邦本之子,幼時好學上進。傳說嘉靖年間,有一日,高淳新任知縣乘轎下鄉視察,當轎子經韓村時,他見一孩童正用磚石在路中搭“橋”戲耍,轎子過去“橋”即塌了。這時,這位孩童攔住去路,對知縣說:“你碰倒了我的橋,須給我對一上聯,否則,不讓你走!”知縣感到驚奇,便說:“那你就出上聯吧”!孩童看著散了的“石橋”說:“踢倒磊橋三塊石”。知縣一時竟對不上來。只好打道回衙,其夫人才給他想出下聯:“剪開出字兩重山”。一時成為趣談。
韓仲雍年少時由縣學進入國子監讀書,於明萬曆年間中進士,官至福州副巡按使兼巡海道,負責福建沿海海防。他團結少數民族,英勇保衛祖國疆土,免受倭寇騷擾。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高淳韓門三代三進士的出現,正是高淳人傑地靈的生動體現。

詩人邢昉是布衣

邢昉(1590~1653年),初名忠卿,後改名昉,字孟貞,明萬曆十八年(1590年)七月十八日生於高淳縣石臼湖南薛城古里,為高淳著名的布衣詩人。布衣,布制的衣服,古代指平民。
邢昉出身於書香門第,從他曾祖父起到父親,均為秀才,但無一人登科取仕。為此,家人對他寄予厚望。其母趙氏,對他要求很嚴,他6歲進私墊後,常常秉燭夜讀,因他才智過人,9歲能作文。邢昉12歲那年,父親邢一淳病故,他家有20畝湖田,料理種田的事就落到邢昉身上。但他並未放鬆學習,求知慾望很強。有一次,他從堂叔爺邢松野的書架上發現一本《李獻吉詩集》,就細細研讀,興猶未盡,於是把整本書都抄錄下來。正因為如此,他16歲就能寫詩,當時,鎮江有位石頭和尚居住淳西庵,善寫詩,邢昉便和他結成忘年之交。也還在他16歲這年,由長輩作主,娶同鄉一姓李的女子為妻。邢昉到19歲才考縣學,成為一名補博士弟子員。接著,又以優異的成績,獲取增廣生,即秀才。這時,他的文章已非常出色,他還將平時所寫的詩編成《蕤池草》,在金陵出版後,引起轟動。當時,南方有不少文人墨客,都知道高淳有位詩人叫邢昉。
為了實現父母的夙願,邢昉在考取秀才後,接著攻考舉人。當時的科舉考試,只提倡八股文,不允許應試者有獨到見解和創新。加上考場黑暗,賄賂之風盛行,無財無勢人家子弟,很難登科取仕。因而,才華橫溢的邢昉,始終不能中舉人。志書記載,他先後6次參加省試都未中。其間,為了生計,他先後在東壩龍華寺和雙塔保聖寺開設學館,弟子濟濟一堂。一些外地名士則慕名而來和他交友。其中有應天府巡撫張國維,他後來因彈劾兵部尚書楊嗣昌而聞名全國。
明崇禎五年(1632年),邢昉第六次參加鄉試被主考官斥之為“太狂”。邢昉一氣之下,憤而作《太狂篇》,從此即放棄仕進的念頭,一心鑽研詩詞古文。高淳的山山水水,是詩人取之不盡的創作源泉。花山玉泉寺、白牡丹勝景、固城遺址、石臼湖、固城湖都成為他的吟詠題材。
為了開闊眼界,拓寬思路,邢昉還先後到蘇州、杭州、天台山、匡廬、黃鶴樓、赤壁、大別山等地,足跡遍及吳、越、楚的名山大川,創作了大量膾炙人口的詩篇,計2300多首。邢昉與楊文驄,祖心和尚交往甚密,並與江寧顧與治、桐城方爾止、震澤葛震父、姑蘇楊曰補、吳江史弱翁、四明薛千仞等數十人結社秦淮,連當時著名的書畫家董其昌也對他深為讚許。
邢昉生就一副傲骨。大清一統後,曾派人召他去京城為官,邢昉不就,閉門在家潛心選編明代24家詩集,並將宋代朱熹、梅堯臣的五言詩整理校點成集。他的著作有《石臼前後集》、《唐風定》刻印行世,其中《石臼前後集》選入《四庫全書》。
清順治十年(1653年),這位64歲的布衣詩人在貧窮潦倒中去世。邢昉死後20年,一直崇拜他的清順治進士、刑部尚書王土楨,在其門生李斯佺來高淳任知縣時,叮囑他要好好照顧邢昉後人。李斯佺到了高淳,立即去薛城查訪。當時,邢昉的後人身居陋屋,家徒四壁。見此情景,李斯佺拿出一年俸銀,安頓好他家的生活。同時,李斯佺又將邢昉留下的一大堆遺稿,進行整理,使其相繼問世。
邢昉死後80年,《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還專程來高淳悼念邢昉,成為詩人的隔世知音。吳敬梓來到邢昉故宅前,看到湖山依舊,斯人已去,只留下兩間茅屋,幾株老柳,不禁感慨萬千,當即賦詩《石臼湖吊邢昉》:
“石臼湖中春水平,石臼湖邊春草生。
團蒲為屋交枝格,棘庭蓬溜幽人宅。
幽人半世狎樵漁,身沒名湮強著書。
······
前輩風流難再聞,只今湖水年年綠。”
邢昉離開人間至今已有350多年了,但高淳人民永遠懷念這位布衣詩人,他一生所留下的大量詩篇,已成為家鄉人民寶貴的文化遺產和精神財富。

魏澤冒死救遺孤

魏澤,字彥恩,高淳滄溪沈魏村人。他自幼聰明伶俐,參加經義、明經等科舉考試,一帆風順。不久被推薦為官,直至刑部尚書。後來,因冒死救出方孝孺九歲之子,差點喪命。
方孝孺,明代浙江寧海人,惠帝時任士講學士,為人剛正不阿。當燕王朱棣推翻建文帝,自己登基後,召文武大臣進殿,方孝孺卻穿著孝衣,一步一哭前來。朱棣見後大怒,令他立即寫詔,否則滅其九族。方孝孺道:“便十族奈我何!”當著朱棣的面,寫下了“燕賊篡位”四個字,然後擲筆於地。燕王惱羞成怒,殺了方孝孺,又滅其滿門,連他的學生也不放過,共殺戮873口,史稱“滅十族”。
在這場大劫難中,方孝孺的九歲之子方德宗卻幸而逃脫.朝廷派錦衣衛反覆搜尋,始終沒找到他的下落。而冒死救出方門之後的人正是魏澤。
建文帝時,魏澤因秉公執法,鐵面無私,得罪了不少權貴,被貶為浙江寧海縣丞,而方孝孺的家府即在寧海縣。方孝孺被害後,皇帝捕殺方家滿門的密令未到時,魏澤通過在京師任刑部尚書多年所結識的熟人,獲知了這一訊息。於是他急忙趕到方府,將方孝孺所寫文稿及其九歲之子方德宗連夜帶出方家,找個偏僻之地匿藏起來。
明成祖朱棣見沒抓到方孝孺的兒子,十分憤怒。令錦衣衛四處搜尋,連縣丞魏澤家也不放過。當時寧海城內一片腥風血雨,不少人家的小孩都被錯抓錯殺。眼看方德宗的處境異常危險,魏澤心急如焚,他不顧個人安危,千方百計找人將方德宗轉移出去。恰巧遇到了台州著名秀才徐學夔,徐學夔對朱棣篡政一事也極為不滿,對方孝孺全族被害也極為同情,為了隱瞞自己的政見,不得不裝瘋賣傻,流浪街頭。魏澤和他見面後,兩人心領神會,徐學夔對魏澤的義舉深為感動,他立即將方德宗帶出寧海,逃離他鄉,終於使方家遺孤保存下來。
魏澤冒死救遺孤,使方家後裔絕處逢生。方孝孺如若有知,定會含笑九泉。

戲曲名家李茂英

李茂英,字君玉,明代末年高淳縣淳溪鎮河城人,系著名的戲曲家、音樂家。
高淳戲曲活動由來已久,愛看戲是高淳百姓的傳統習俗。在明代湧現出不少戲劇名流,李茂英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經常在東壩戲樓唱戲,深受觀眾追捧。他不但善於演唱,還會器樂演奏。他通曉音律,擅長制曲,對曲論深有研究,著有《木鐸餘音》,享譽金陵。同時,李茂英還編寫過傳奇本《南湖五種曲》。《南湖五種曲》主要描寫當時社會平民如和尚、道士、漁夫、媒婆、紡紗娘等職業特徵和生活習尚。語言生動活潑,描繪細緻逼真,真實而具體地反映了明代末期高淳一帶鄉村風俗和宗教信仰等情況,為明代末期散曲中別開生面之作,具有較高的藝術水平。可惜現已失傳。
在過去,由於戲曲優伶受世人歧視,因而有關李茂英的事跡史書上很少有詳細記載,但不可否認的是,李茂英一生的藝術追求,為推動我國傳統戲劇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微雕絕活邢獻之

高淳有著名的“三雕”:磚雕、木雕、石雕,但核雕卻鮮為人知。
核雕是我國民間美術藝苑中一朵別致的小花。核雕的原材料是果類的硬核,如桃核、李核、橄欖核等,還有一些是硬殼果,如核桃。
核雕起源很早,據說西漢時就有。到了明代,核雕技藝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引起多方注意,文獻中漸有記載。
明人魏學洢有一篇小文《核舟記》,因選入中學課本,幾乎人人知曉。他所記的是王叔遠所刻核舟,是明朝天啟年間(1621~1627年)的事。其實,當時與王叔遠齊名的,還有高淳的邢獻之。據《雅玩掇英》(2006年《天津古籍出版社》)記載:“明代核雕者,尚有邢獻之,江蘇高淳人,擅長於核桃上刻十八羅漢並屋宇竹林,並刻上題詠。”
據《高淳縣誌》記載:“邢獻之,明代高淳人,讀書能文,善雕鏤,曾於一顆胡桃核上刻有十八羅漢,栩栩如生,且屋宇、松竹、題詠無所不備。”
邢獻之的微雕絕活在江南一帶很有影響,一些社會名流,稱讚他的核雕工藝是“鬼斧神工、妙趣天成”。在當時,他的核雕就受到了收藏大家的青睞。如今,邢獻之的核雕作品已很難見到,但他在高淳民間手工技藝的發展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頁。

一代名流張自超

張自超(1678~1718年),字彝嘆,高淳縣滄溪張家垛人,生於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早年就讀於虹橋書院。
虹橋書院為清朝較有名氣的學府,當時,擅長寫史的安徽桐城人戴名世也就讀於虹橋書院,他和張自超結為好友。張自超天資超群,博學不怠,經、史、子、集無一不通,尤其善於散文寫作,在校頗有名氣。有一次,朝廷負責教育的學使許汝霖視察該院,看到張自超的文章,大加稱讚,將他的文章匯集成冊,帶到京城傳閱。當時朝廷公卿,都知高淳有位才子張自超。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張自超中舉人,第二年到京城參加會試,閱卷主考官正好是許汝霖。他力薦張自超為會元,會元即會考第一名。如經殿試獲進土第一名便是狀元。但因張自超回歸故里沒有參加殿試,在此情況下,仍取他為進士第八名。
張自超中進士後,因父親病故,他毅然放棄做官的機會,回家照顧祖母、母親。他在家11年期間,為家鄉置義田,辦學校,做了不少有益於鄉里的事。有一年,高淳遭大水,南盪圩堤埂出現險情,緊急關頭,他主動將自己一艘價值100兩銀子的大船獻出來,拆開船板擋水護堤。目睹家鄉連年水災,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張自超主動去縣衙向知縣提出救濟方案,動員全縣富戶捐款賑災。他帶頭捐銀二百兩,而他自己卻縮衣節食,不少富戶在他的影響下,紛紛捐款,接濟災民。
張自超人品高尚,他結婚後,夫妻恩愛,但未生子。為此,其母為他另娶一妾,被他婉言謝絕。
張自超文風屬桐城學派,與方苞交遊甚深,《望溪四君子傳》中記有張自超事跡,被譽為“江南第一才子”。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張自超應浙江撫台徐元夢的邀請,擔任萬松書院主講。由於他學識淵博,講授得法,在他的學生中,後來出了許多名人。離開萬松書院後,他又經徐元夢推薦入翰林院任職。進京途中,路過山東茌平縣病倒,死在岳王廟內。他的生前好友桐城方苞曾為他立傳。
張自超一生著作很多,惜大多已散失,僅《春秋宗朱辨義》一書問世,選入《四庫全書》。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清廷批准將張自超載入《大清一統志》,以示表彰。
古往今來,高淳人文薈萃。清代名儒張自超,猶如一顆閃亮的明星,輝映高淳文壇。

邢鶴才氣播江南

邢鶴,字鳴世,號峙亭,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五月十四日生於高淳丹湖龍潭村。
邢鶴幼年就在鄉間就讀,天資聰慧、勤奮好學。有“神童”之稱。據說,邢鶴5歲那年冬天,雪後初晴,邢鶴的爺爺背著他外出遊玩,邢鶴看見圩埂上兩人牽著一條大牯牛,迎面走來,他悄悄地告訴爺爺說:“這兩人是偷牛賊。”爺爺問他何以見得?邢鶴說:“爺爺,你看,後面那人在用腳橫掃牛腳印子。”爺爺一看果然如此。於是,祖孫二人連喊捉賊,村上人聞聲而至,偷牛賊見勢不妙,棄牛而逃。村民都誇獎小邢鶴非常機敏。
乾隆七年(1742年),邢鶴赴蘇州外婆家讀書,“以詩經入郡庠,年補廩膳生”。肄業於紫陽書院,著有《古香堂集》,業師沈歸遇稱其為“江左名流”。
雖然邢鶴才華橫溢,但由於種種原因,他三次考試未能中舉,懷才不遇,便返鄉執教。由於他為人剛直不阿,不畏權勢,愛為百姓抱不平,深得家鄉百姓的愛戴。
相傳,滄溪修建三元殿戲樓,因年景欠收,民工工錢難以支付,而一些富人又不願意出資。邢鶴靈機一動,他請縣老爺將四鄉知名士紳找來為戲樓做對聯,如若在規定時辰內做不出來則被罰款。結果,只有邢鶴一人做出一副妙聯:“功名富貴一時事;悲歡離合千古情”。而那些自以為滿腹經綸的學究們,卻都未能在規定時辰內做好對聯,不得不認輸受罰。通過此舉,一下子為民工解決了工錢,百姓無不拍手稱快。
邢鶴憑藉他的聰明才智,為地方做了不少有益之事。過去,高淳和安徽當塗兩地居民常為爭奪丹陽湖百里草場而發生糾紛,由此引發了一場官司。朝廷專門派巡撫大人來處理湖場糾紛訟案,結果高淳連年敗訴。邢鶴等人聯名上書,請求複議。在複議庭上,巡撫問高淳代表為何申訴,邢鶴將手中的《康熙字典》呈上,胸有成竹地說:“請巡撫大人親閱御製《康熙字典》巳集水部603頁,上面有《李白游高淳丹陽湖》一詩,寫得清清楚楚,丹陽湖屬於高淳。而且,康熙皇帝還在字典的序中說:‘此書,萬事百物之統記,官府黎民亦有所遵守。’既然如此,吾等大清臣民,均應遵照執行。”邢鶴一番話說得巡撫啞口無言,不得不判高淳勝訴。因為這件事,邢鶴聲名大振,蘇南、皖南一帶無人不知。
邢鶴為高淳贏得了官司,使當時的縣令大為羞愧,便辭去了縣令。臨行前,邢鶴差人給縣令送來一塊匾,上書:“虎去青山在”五個大字。縣令看後,如芒在背。不久,他又請求調回高淳,派人把邢鶴找來,回贈給他一塊匾,上面寫著:“青山虎再來”。邢鶴一看,知道縣令是衝著他來的,他馬上回敬一句:“虎靠山聚財”。縣令聽罷,深有感觸,從此對邢鶴十分折服。
由於邢鶴敢於懲惡扶弱,得罪了一些惡霸勢力,結果蒙冤入獄,不幸死在獄中,終年73歲。
邢鶴仗義為民的事跡不勝枚舉,一直被家鄉父老所傳頌。

書法名流邢祥鳳

自清代以來,在高淳文化藝術領域,書法、繪畫藝術異軍突起,出現了一大批書畫愛好者,僅高淳薛城邢氏家族就有十多位書畫名家,邢祥鳳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邢祥鳳,字子儀,清同治年間高淳薛城人。他幼年就喜愛繪畫、書法,經過勤學苦練,寫一手好字,畫一手好畫。曾獲江寧府(轄七縣)書法比賽第一名,民間有“邢祥鳳一筆蓋七縣”之譽。高淳縣學山書院的學宮兩旁門額上書寫的“道冠古今”、“德參天地”,均由邢祥鳳所書。
邢祥鳳寫字十分認真,但他始終不滿足已有的成就,成年後辭別父母,身背行囊,遊歷名山大川,隨時投師訪友,討教書法技藝。他聽說杭州靈隱寺有一位老方丈,寫得一手好字,在當地很有名氣,他就登門求教,懇求老方丈給他指教書法真諦。老方丈見他態度誠懇,便現場做了示範,使邢祥鳳受益匪淺,深感天外有天,藝無止境。
邢祥鳳回家後繼續苦練,書法藝術大有長進。據說,在高淳學宮建成後,知縣慕名要邢祥鳳為廟前的照壁題字。這時正好碰上邢祥鳳患瘧疾,渾身乏力。但知縣有請,又不好推辭,只得抱病書寫出“宮牆萬仞”四個大字,每個字至少有一米見方。知縣看了連聲說好,一些老先生觀看後也都說:“力透紙背!力透紙背!”
邢祥鳳在書畫藝術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邢氏後人,有力地推動了家鄉書畫藝術的發展。

高淳“魯班”李先春

高淳建築工藝歷史悠久,民間能工巧匠層出不窮。其中,清代晚期的李先春被譽為高淳的“活魯班”。
李先春(1862~1938年),高淳固城人,清同治元年(1862年)出生於木匠家庭。小時候,就會模仿大人做些小木工活,而且做得像模像樣。在他上私塾時,自己設計、自己動手做了一個懸掛大小毛筆的筆架送給塾師。塾師得到這一贈品,愛不釋手,說他日後定能“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李先春18歲時隨祖父李遵衡學習木工手藝,技藝日有長進。為了提高工藝水平,他常常登上花山和禪林山,觀察琢磨寺廟殿梁的結構原理,廟裡僧人都說他是“木工迷”。行成於思,業精於勤。由於李先春精於建築設計,技藝高出同輩之上,凡經他承建和主持重修的大工程,都堪稱傑作。
清朝末年,地方紳士發起在東壩上游的胥河中央建築一座亭閣,在全縣發出通告,廣泛徵集設計圖案,招標承建。李先春得悉後,很快用蘆葦扎出一個立體圖案。這是一座四面三層的水上樓閣,可以憑欄遠眺。欄桿飾有精雕細刻的獅虎頭像,屋頂飛檐翹角,裝上兩條昂首欲飛的巨龍。圖案送去後,當即被選中,工程由他承建。亭閣建成後取名“鍾英閣”,又名“梓童閣”。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東壩戲樓被燒毀,1917年地方決定請李先春重建。李先春在原來的基礎上重新設計,戲樓採用宮殿式屋頂,布局合理,雕刻精巧,充分顯示出李先春非凡的藝術才能。
1938年,建築大師李先春因病在固城病逝,而由他所建的東壩戲樓仍保留至今。

清末解元王嘉賓

王嘉賓(1866~1913年),字麓銘,號鹿鳴,清同治五年(1866年)生,高淳縣下壩王家村人。天資敏悟,“讀書過目成誦”,15歲便考上秀才。
王嘉賓年輕時命運坎坷,24歲時父親病故,隨母移家湖南長沙姊丈處3年。遊學於苹州書院。25歲那年,他連喪一子一女,悲痛萬分。其間,他先後六次參加舉人考試,均未中。但他仍然信心十足,28歲終於中解元。我國古代科舉制度規定,舉進士者皆由地方解送入試,故稱鄉試第一名為解元。
王嘉賓30歲時擔任高淳縣學山書院主講,經他兩年教學,文風為之大變。他重視教育,培養了不少熱心公益事業的人士。40歲時,他當選為江蘇省咨議局議員。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高淳遭水患,王嘉賓以咨議員的身份向省呈上《高淳水利議案理由書》,為民請願。同時,他四出求援,賑濟無數災民。清末參加康粱維新運動,失敗後與黃炎培、儲南強等人參加同盟會。辛亥革命興起,他和童銘新等人帶頭剪辮子,率眾搗毀縣衙。並在東壩、下壩等地組織商團、民團,晝夜巡邏,維持地方治安。王嘉賓特意撰寫了一首《民團歌》,在隊員中傳唱。
民國建立後,王嘉賓被選任省參議員。他在議會中提出“裁厘認捐”,“疏浚胭脂河”等議案,關係國計民生,得到社會各方面的重視。不久,又被選為北京政府參議員。入京數月,因病返鄉,不久病故,年僅48歲。
王嘉賓一生著述較多,經本縣學者陳渭犀、童詠南等人蒐集整理,編為《王解元遺稿》問世。

歷代進士、舉人一覽表

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度學子通過鄉試、會試、殿試獲取功名,晉官受祿。高淳自宋起,中科者屢見不鮮。據舊志載:宋元時高淳可考者進士14人、舉人17人、推薦11人、武職1人,共43人;明代可考者進士16人、舉人38人,恩選歲貢117人、推薦22人、例仕89人、例貢17人、武進士3人、武舉人12人、武職78人、封贈36人、恩蔭2人、掾選214人,共644人;清代可考者有進士12人、舉人64人、恩撥歲副貢278人、推薦12人、例仕139人、例貢435人、武職95人(其中武進士1人、武舉人37人),封蔭133人、掾選112人,共1280人。高淳自宋至清共有進士42人、舉人119人、武進士4人、武舉人49人。其中吳潛為狀元,葛奇祚、張自超2人為會元,周省、齊泰、王嘉賓3人為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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