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米內·桑特魯希茨（HermineSantruschitz），1909年2月15日－2010年1月11日），荷蘭籍奧地利人。她在二戰期間曾聯同丈夫揚·吉斯（JanGies）與其他4人，協助安妮·弗蘭克等8位猶太人的藏匿，以躲避納粹迫害。後來安妮等人被捕後，梅普妥善保存了安妮於躲藏期間所寫的日記，並於戰後交還安妮的父親，整理出版成《安妮日記》。晚年為了駁斥有關《安妮日記》造假的質疑，梅普到處談論她親身經歷的與安妮有關的故事，致力于澄清有關弗蘭克家族的遭遇的真相。
生平
[編輯]早年生活
梅普·吉斯本名赫米內·桑特魯希茨（HermineSantruschitz），1909年在奧地利維也納一個勞工家庭中誕生，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奧匈帝國解體，奧地利政治與經濟動盪，食物短缺造成了價格飛漲，赫米內的父母為了能讓瘦弱的赫米內有機會活下去，參加了一個荷蘭勞工社團發起的針對奧地利勞工子女的援助計畫，赫米內幸運地被選上，11歲（1920年12月）時被送往荷蘭萊頓，寄養於在煤炭工廠當領班的勞倫斯·尼溫堡（LaurensNieuwenburg）家裡[1][3]。尼溫堡一家除了勞倫斯夫婦外，還有4個男孩與1個女孩，他們都能接納與關愛赫米內，並為她取了個小名“梅普”（Miep），這也成了她日後慣用的名字。勞倫斯夫婦還安排她上學，在學校她成績優異。原本梅普只獲準在荷蘭逗留3個月，卻因為其健康狀況不佳而得以延長逗留時間，但獲準逗留時間結束以後相關政府機關並沒有討論她的非法逗留問題，梅普從此成了尼溫堡家的成員，並於13歲（1922年）時跟隨尼溫堡家移居到阿姆斯特丹[1][3]。
梅普16歲時（1925年）由尼溫堡夫婦陪同，重返維也納親生父母的家庭。她在家裡住了一段時間後，覺得不能適應維也納當地的生活，希望回到荷蘭。她的母親了解到梅普已經融入了荷蘭，留在維也納只會讓梅普不愉快，便寬容地讓梅普回到了荷蘭的尼溫堡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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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盪年代
1900年代的阿姆斯特丹辛厄爾梅普18歲時（1927年）從高中畢業，任職在一家紡織公司當文員，但6年後（1933年）公司因不敵經濟大恐慌而大量裁員，梅普也因此而不幸失業。同年，一位來自德國法蘭克福猶太銀行家之子奧托·弗蘭克（OttoHeinrichFrank）獲準在阿姆斯特丹開設“奧佩克塔”（Opekta）的荷蘭子公司，生產用來調製果醬的果膠。梅普在鄰居的介紹下到奧佩克塔應徵，通過果膠烹調成果漿的測試，順利獲得錄用，遞補了一位助理的空缺。奧托為逃避日益高漲的反猶太主義，把妻子艾迪特·弗蘭克（EdithFrank）、大女兒瑪戈特·弗蘭克（MargotFrank）與小女兒安妮·弗蘭克從德國亞琛遷到阿姆斯特丹同住[4][5]。
1937年奧佩克塔公司遷往辛厄爾一棟荷蘭式運河住宅（Canalhouse）內。1938年奧托找來一位猶太裔工作夥伴赫爾曼·范·佩爾斯（HermannvanPels）當顧問，創立了第二間公司“佩克塔康”（Pectacon）以經營香料貿易，1940年公司搬到西教堂附近一棟更大的樓房內，經過人員更替後，辦公室員工除了梅普外，還有貝普·福斯闊爾（Elisabeth(Bep)Voskuijl）、維克托·庫格勒（VictorKugler）、約翰內斯·克萊曼（JohannesKleiman）等人[5]。
1938年納粹德國宣布與奧地利合併、斯洛伐克受納粹德國控制脫離捷克斯洛伐克，歐洲局勢緊張，大量猶太人逃離納粹德國控制區。1939年初，梅普計畫與相戀多年的荷蘭人揚·吉斯（JanGies）結婚，當時兩人都與他人共用房間，便想一起租房同居，待積蓄足夠時再辦婚禮，但因為阿姆斯特丹住滿了逃避納粹迫害的外國人，而遍尋不到合適的新居。幸好在奧托家附近有一位猶太裔老太太因丈夫出海後失蹤，家中空房間多，便把其中兩個房間租給了梅普與揚[6]。
奧地利被納粹德國合併後，梅普試圖放棄奧地利國籍，轉為荷蘭國籍，但此事遲無進展。1941年某日，梅普被德國大使館召見，使館方面要求她加入納粹女子社團。她拒絕了這一要求，館方因此在其護照上的到期日上打了個大大的叉，並在護照上註明“你的護照已經失效，除非你嫁給荷蘭人，否則你必須在3個月內回到維也納。”
梅普不想離開荷蘭，所以她希望在3個月之內與揚結婚。由於當時荷蘭法律要求異國通婚必須出示出生證明，梅普便請求住在納也納的叔父協助開出生證明。剛開始並不順利，後來她叔父的一位在維也納巿政府任民政公務員的朋友找到了當年荷蘭援助奧地利的資料作為佐證，梅普才順利獲得了出生證明。1941年7月16日，經向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公務員解釋護照上的注文，獲認定一切合法後，梅普與揚終於完成了結婚登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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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險協藏
弗蘭克家等人躲藏處，如今的安妮·弗蘭克之家，攝於2002年荷蘭被納粹德國控制初期，日常生活與過往無異，直到1940年秋反猶措施逐一實施，越來越多的規定與禁令使荷蘭猶太人的處境日漸不堪，梅普與揚都為他們的猶太朋友擔心，其中包括奧托一家。梅普與揚婚後（1941年）不久，奧托因為擔心自己的猶太人身份會影響公司營運，所以請求揚出任“佩克塔康”的專員，並安排維克托任“佩克塔康”的執行總監，約翰內斯任“奧佩克塔”的經管總監，奧托則退出經營層，僅保留顧問職銜，1941年12月18日，在揚的同意下，“佩克塔康”更名為“吉斯公司”（Gies&Co.）[7]。
1942年春起，納粹德國強制猶太人要在衣服別上黃色的猶太星，此後不久，奧托對梅普稱，他與太太計畫帶著兩個女兒，連同赫爾曼·范·佩爾斯（HermannvanPels）與太太奧古斯特·范·佩爾斯（AugustevanPels）及其兒子彼得·范·佩爾斯（PetervanPels），一同藏匿在公司大樓後側加蓋的空間內，並請求梅普在他們藏匿期間負責照顧他們的生活，梅普欣然同意。不久，奧托陸續徵得另外4人（貝普、維克托、約翰內斯以及貝普的父親約翰·福斯闊爾（JohanVoskuijl））的協助應允。[7][8]
1942年6月初，奧托的大女兒瑪戈特收到當局的勞動徵召，奧托於是決定立即實行藏匿計畫，梅普與揚到奧托家協助準備，將弗蘭克一家必要的衣物先搬到自己家裡，待有機會再搬到公司內預備藏匿的地點。7月6日早晨，梅普依計畫與瑪戈特會合，瑪戈特沒有佩帶大衛之星，兩人假裝成一起上班的同事，各騎一輛腳踏車前往公司，梅普一如往常般辦公，而瑪戈特則躲到公司後側加蓋的空間內，第二天早上，弗蘭克夫婦與小女兒安妮也順利躲進藏匿處，一星期後范·佩爾斯一家三口加入，到同年11月，弗蘭克與范·佩爾斯兩家人所熟悉的牙醫即第8位藏匿者弗里茨·普菲菲（FritzPfeffer）也成功地躲了進來。[8]
梅普與貝普負責為藏匿者採購食物，約翰內斯與維克托則負責安全與財務，約翰用書架釘造了一個通往加蓋空間的隱藏門，揚則透過與全國潛水員組織的關係取得了配給證。梅普有機會時會陪同藏匿者用午餐，並告訴大家外界的訊息。由於白天公司仍在營業，除了6名知情者外，倉庫里會有搬運工，辦公室里也會有客戶進出，所以藏匿者必須保持安靜，連上廁所或生病時都要非常謹慎，不能被發現。1943年春，揚與梅普另在家中藏匿了一名荷蘭學生，該學生因拒簽向德國效忠的同意書而遭查緝。於是梅普每天要為11個人（8名藏匿的猶太人，1名藏匿的荷蘭學生，梅普，揚）準備食物。由於戰爭久未結束，生活用品日益短缺，藏匿者與協助者冒著被逮捕的危險艱難度日，大家都期待著和平的來臨。[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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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敗露
1945年4月16日，荷蘭呂伐登的民眾歡迎盟軍進城1944年6月6日，盟軍於西部戰線發動諾曼第戰役，成功打開大西洋壁壘，進入納粹德國占領的法國國境；德軍在此前一年（1943年）2月，於東部戰線史達林格勒戰役中戰敗且損失慘重，10月義大利國王倒戈相向。[10]就在納粹德國遭到三面夾擊之時，1944年8月4日星期五上午11時剛過，一位穿著便服的人走進梅普工作的辦公室，用手槍指向上班中的職員們。除了貝普趁機逃脫以外，中午過後8名藏匿者以及正在辦公室的梅普、維克托、約翰內斯都被拘捕，帶隊的帝國保全部指揮官卡爾·西爾貝鮑爾（KarlSilberbauer）基於“個人的同情”（auspersönlicherSympathie），在要求梅普不得逃跑後，允許她留在辦公室，其他人皆被帶回。[8]
協助藏匿的約翰內斯與維克托被送往囚禁政治犯的阿默斯福特營（KAMPAmersfoort）。紅十字會以健康理由，成功營救了被囚禁6個星期的約翰內斯。維克托則與其他政治犯一樣，被送往前線建造防禦工事，輾轉來到了澤弗納爾（Zevenaar），1945年4月間趁亂逃脫成功。[8][11][12][13]
而8名藏匿者先被送往韋斯特博克營（KampWesterbork），旋即被轉送奧斯威辛集中營。1944年10月至11月間，瑪戈特·弗蘭克、安妮·弗蘭克、奧古斯特·范·佩爾斯先後又被送往伯根-貝爾森集中營，弗里茨·普菲菲則被送往薩克森豪森集中營（Sachsenhausenconcentrationcamp）；1945年3月奧古斯特被從伯根-貝爾森集中營轉送至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再到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營（Theresienstadtconcentrationcamp），同時期彼得·范·佩爾斯從奧斯威辛集中營轉送毛特豪森-居森集中營（Mauthausen-Gusenconcentrationcamp）。[8][11]
拘捕行動當天，藏匿處的家俱全被納粹保全與荷蘭警方搬走，後來梅普與貝普到藏匿處查看時，發現安妮所寫的日記散落在地上，兩人在惶恐中把日記收集起來，決定由梅普負責保管，於是梅普把日記鎖在自己辦公桌的抽屜里，從未翻閱，等待將來交還給安妮。[14]由於辦公室物品與香料保存完好，梅普與貝普也沒有被帶走，公司有繼續營業的條件。梅普為能讓公司繼續營運，便與銀行協定以她的簽字代表公司，發薪資給員工，並支付供應商貨款。6星期後約翰內斯獲釋並回到工作崗位，重新負責其公司的營運工作。[15]
1944年9月下旬，盟軍發動市場花園行動，空降荷蘭欲控制萊茵河下游但未能成功，11月盟軍在加拿大第1軍團率領下發動斯海爾德河戰役，成功控制荷蘭境內萊茵河以南地區；1945年伊始，納粹德國節節敗退，3月盟軍戰利品行動成功突破萊茵河，荷蘭東部與北部省份被盟軍控制，4月30日希特勒自殺，5月5日荷蘭納粹德國駐軍宣布投降，5月8日德軍統帥部宣布無條件投降，二戰歐戰正式結束[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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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之後
以安妮·弗蘭克肖像為圖案的郵票荷蘭解放後，維克托結束躲藏回到公司上班，梅普的丈夫揚成立了一個社會團體，協助戰後歸來的人，同時也打聽弗蘭克一家人的下落。約一個月後的6月3日，奧托·弗蘭克回到阿姆斯特丹投靠梅普與揚，並帶來其妻艾迪特離世的不幸訊息。奧托隨後也回到了工作崗位。大家都期待著其他夥伴的歸來，卻不幸由其他生還者口中不斷獲知噩耗，8名藏匿者中僅有奧托活著離開了集中營。[11][15]
梅普得知瑪戈特與安妮再也無法歸來後，便把深鎖在抽屜里的安妮日記作為安妮的遺物交給了安妮的父親奧托，奧托則將藏匿前收集的古老的家俱送給梅普與揚。奧托利用業餘時間將安妮寫的日記翻譯為德語，寄給他住在瑞士巴塞爾的母親看。後來奧托於猶太人星期日定期聚會時提及安妮日記，在朋友請求下同意拿出部分譯本給朋友看，後又轉借給歷史學家揚·馬里烏斯·羅邁因（JanMariusRomein）的太太安妮·羅邁因（AnneRomein）看。揚·羅邁因閱讀日記後於《言語報》（HetParool）發表專文，引起了出版商的興趣。在出版商的說服下，奧托有條件同意出版日記。1947年日記以安妮·弗蘭克著《後宅：1942年6月12日至1944年8月1日的日記》（HetAchterhuis:Dagboekbrievenvan12Juni1942–1Augustus1944）為名出版（中文版名為《安妮日記》）[18][19]。梅普惟恐勾起自己不幸的回憶，一直堅持不聽取或閱讀日記內容，直至同年夏季該書第三版準備付梓時，才被說服閱讀了第二版內容。她一口氣讀完，感到安妮仿佛在自己心裡復活了。[11]
1949年40歲的梅普首次懷孕，1950年7月13日其獨生子保羅·吉斯（PaulGies）誕生。1952年奧托移民到瑞士照顧其母，後來再婚。奧托家與梅普家一直保持聯絡，梅普一家經常去探望奧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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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生活
1989年9月20日，梅普在東德柏林的荷蘭藝術學會讀她的書MeineZeitmitAnneFrank。中為揚·吉斯，右為梅普·吉斯1989年9月20日，梅普在荷蘭藝術學會讀MeineZeitmitAnneFrank之後會見東德領導人埃貢·克倫茨
《安妮日記》受到廣大讀者喜愛，並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改編成舞台劇及電影《安妮日記》（TheDiaryofAnneFrank，獲1959年3項奧斯卡獎）。受矚目的事物往往會引發爭議，《安妮日記》也不例外。梅普無法接受日記被人曲解，於是到處談論安妮的故事與自己的經歷，以駁斥那些否認有大屠殺事件和認為《安妮日記》純屬偽造的指控，[20]並接受美國女作家艾莉森·萊斯利·戈爾德（AlisonLeslieGold）的採訪。1987年，梅普所著的《回憶安妮·弗蘭克：協助藏匿弗蘭克一家的女士的故事》（AnneFrankRemembered:TheStoryoftheWomanWhoHelpedtoHidetheFrankFamily）一書出版。[21]1995年，梅普協助拍攝紀錄片《回憶安妮·弗蘭克》（AnneFrankRemembered）。[22]梅普致力于澄清弗蘭克家族遭遇的真相，並獲得了許多榮譽。[20]
1993年梅普的丈夫揚·吉斯因患糖尿病去世。為能離兒子家近些，梅普晚年移居北荷蘭省，並設立了個人網站講述自傳、提供歷史照片與參考資料、發表個人感想與回信。直至99歲時，梅普仍保持著閱讀的習慣。[23]2010年1月11日，梅普因病於阿姆斯特丹去世，享年100歲。
榮譽與獎項
1972年，與丈夫揚共同獲得以色列政府頒發的國際義人頭銜。[25]1990年，獲拉烏爾‧瓦倫貝格委員會頒拉烏爾‧瓦倫貝格獎（RaoulWallenbergAward），以表彰其“提供了藏身之處並保護安妮和她的家人”。[26]
1994年，獲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聯邦政府頒聯邦（軍官級）十字勳章。[27]
1995年，獲荷蘭碧翠斯女王授騎士級奧蘭治-拿騷勳章（荷蘭語：Ordevanoranje-Nassau）。[27]
2009年，獲奧地利維也納市政府頒金市政廳人（德語：GoldenerRathausmann）頭銜。[27]
2009年，獲奧地利政府頒嵩高級奧地利共和國服務獎章（德語：EhrenzeichenfürVerdiensteumdieRepublikÖsterreich）[28]。
2009年，99949號小行星被命名為“梅普吉斯（Miepgies）”，以表彰梅普[29]。
著作與言論
[編輯]著作
MiepGies,AlisonLeslieGold.AnneFrankRemembered:TheStoryoftheWomanWhoHelpedtoHidetheFrankFamily.NewYork:Simon&Schuster,1987.MiepGies,AlisonLeslieGold.AnneFrankRemembered:TheStoryoftheWomanWhoHelpedtoHidetheFrankFamily.NewYork:Simon&Schuster,2009.ISBN1-4165-9885-5.[30]
MiepGies.MeineZeitmitAnneFrank.Murrhardt:Schumm,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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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
超過兩萬名荷蘭人在需要藏匿的那幾年間協助藏匿猶太人及其他人，我只是欣然做我可以協助的事。我丈夫也是。這不算什麼。MorethantwentythousandDutchpeoplehelpedtohideJewsandothersinneedofhidingduringthoseyears.IwillinglydidwhatIcouldtohelp.Myhusbanddidaswell.Itwasnotenough.
我沒什麼特別的。我也從來不想引起特別的關注。我只是當時樂意做別人請求做而且看來必須做的事。當我被說服去講我的故事時，我不得不想到安妮·弗蘭克的歷史地位以及她的故事在被其打動的數百萬人心中的意義。別人告訴我，太陽落山後的每個夜晚，改編自安妮日記的舞台劇總會在世界的某個角落拉開帷幕。考慮到由安妮的故事而來的《後宅》的版本及譯本眾多，她的聲音已經到達了大地遼遠的邊際。
Thereisnothingspecialaboutme.Ihaveneverwantedspecialattention.Iwasonlywillingtodowhatwasaskedofmeandwhatseemednecessaryatthetime.WhenIwaspersuadedtotellmystory,IhadtothinkoftheplacethatAnneFrankholdsinhistoryandwhatherstoryhascometomeanforthemanymillionsofpeoplewhohavebeentouchedbyit.I'mtoldthateverynightwhenthesungoesdown,somewhereintheworldthecurtainisgoinguponthestageplaymadefromAnne'sdiary.TakingintoconsiderationthemanyprintingsofHetAchterhuis(“TheAnnex”)andthemanytranslationsthathavebeenmadeofAnne'sstory,hervoicehasreachedthefaredgesoftheearth.
——梅普·吉斯，於《我不是英雄（Iamnotahero）[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