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粲(177～217)
正文
漢魏間詩人。“建安七子”之一。字仲宣。山陽高平（今山東省金鄉縣）人。曾祖王龔、祖王暢，都曾位列三公。父王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王粲少時即有才名，曾受到著名學者蔡邕的賞識。年十七,司徒辟舉,詔授黃門侍郎；當時董卓新誅，其黨李傕、郭汜等在長安作亂，乃不應徵召而往依荊州牧劉表。王粲在荊州住了16年，劉表以其貌不揚，又體弱通脫，不甚重用。建安十三年(208)秋,曹操南征荊州，粲勸劉表之子劉琮舉州歸降。操召授粲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後又遷軍師祭酒。建安十八年(213)，魏國既建,拜侍中。建安二十一年(216)冬，隨軍征吳，次年春，在返回鄴城途中病卒。王粲天資聰慧,博聞強記,言辭明辨。精於數學、棋藝,對前代典章禮儀,尤為熟悉。在魏多參與朝廷奏議及擬訂製度，《太廟頌》等皆出自王粲手筆。他自視甚高，在《仿連珠》一文中,隱然以管仲自比,並強調說：“帝王雖賢，非良臣無以濟天下。”他的政治思想基本上屬儒家，間亦雜有法家刑名之學,認為欲致治世,必須“吏服雅訓，儒通文法”,“寬猛相濟，剛柔自克”(《儒吏論》)。他還接受了道家的某些影響,如《安身論》中把社會的穩定和個人的安全,歸結到“寡慾”,就是入了黃老一途。王粲頗得曹操信任,在“建安七子”中,他的政治地位最高，是唯一的封侯者。他同曹丕、曹植的關係也相當密切，生前詩賦往還，死後曹丕臨喪親吊，曹植又作《王仲宣誄》，謂“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可見其交情之一斑。
王粲很看重文學的社會功用，認為文學是有關“人倫之首、大教之本”(《荊州文學記·官志》)的一項事業。在創作上,他的成就在鄴下文人中是比較出色的。劉勰說：“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文心雕龍·才略》)同他的生活道路相一致，王粲的文學活動，大體上也可以劃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劃分的界標就是建安十三年的歸附曹氏。前期他主要在荊州過著流寓生活，親歷過戰亂災禍，又長期得不到施展抱負的機會，憂國憂民之情與懷才不遇之憤糾結在一道，使他的文學作品籠罩著一層悲悽怨悱的情調。後期他在曹操幕中，一方面受著北方廣大地區已經實現統一的形勢的鼓舞，一方面也因擔任重要官職而激發起建立功業的信心，所以他的創作基調又轉變為激奮昂揚。
王粲詩今存23首，包括四言、五言兩種體裁。四言詩主要作於前期,有《贈士孫文始》、《思親詩》等,多抒發其悲愁憂苦的情懷。五言詩數量較多，成就也更高，代表作有《七哀詩》3首、《從軍詩》5首。《七哀詩》作於前期，其中第一首是詩人自關中避亂荊州途中所作。它以親身體驗的事實為題材，具體描寫了漢末戰亂給國家、給廣大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難,詩中“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等句，真實地概括了這場時代的慘劇，其中關於飢婦棄子的描寫，更是傳達了當時社會的淒楚氣氛。此詩的寫作時間早於曹操《蒿里行》 5年，是最早反映漢末戰亂的優秀詩篇。《從軍詩》作於後期，其一寫西征關右，二、三、四、五皆寫東征孫權，詩中提出“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對曹軍的征伐作了熱烈歌頌，同時也表現了詩人的政治進取心。總的來說，王粲的詩歌以抒情見長，故有人評論說他“情勝”（劉熙載《藝概》），同時辭采也比較秀美,劉勰將他與曹植同列,說“兼善則子建、仲宣”（《文心雕龍·明詩》）。
王粲賦今存20多篇，篇帙短小，大多為騷體。最為人傳誦的是作於客居荊州時期的《登樓賦》。它摒棄了漢賦鋪張揚厲的傳統寫法，以簡潔明快的語句，憂愍世道，懷念故鄉，熱烈冀望太平盛世的到來；對自己的坎坷遭遇，也發出了強烈的感慨。賦中寫景與抒情緊密結合，是其一大藝術特色。在抒情小賦的發展過程中，這篇作品具有重要地位。王粲散文以他為劉表擬的《為劉荊州諫袁譚書》和《為劉荊州與袁尚書》比較成功。書中勸解袁氏兄弟毋作鬩牆之斗，應當聯合禦侮，既曉之以理，又動之以情，寫得“詞章縱橫”（張溥《王侍中集題辭》），甚有情采。
《隋書·經籍志》著錄有《王粲集》11卷，《去伐論集》3卷,《漢末英雄記》10卷，皆佚。明代張溥輯有《王侍中集》1卷，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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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粲(177～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