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昌[空軍上將]

王永昌[空軍上將]

王海(1925.11—),漢族。山東威海人。原名王永昌。原空軍司令員。1945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4年5月參加革命工作。大專學歷。上將軍銜。

人物履歷

1999年威海一中百年校慶典禮上講話 1999年威海一中百年校慶典禮上講話
2010年10月24日朝鮮志願軍烈士陵園祭奠烈士 2010年10月24日朝鮮志願軍烈士陵園祭奠烈士

王海(1925.11—)漢族,山東威海乳山市人,原名王永昌。1950年5月於東北老航校畢業後,成為共和國空軍的一名殲擊機飛行員。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他率領年輕的我空軍“王海大隊”與號稱世界王牌的美國空軍激戰80餘次,擊落、擊傷美機29架,榮立集體一等功;他本人擊落敵機四架、擊傷五架,先後榮立二等功、一等功、特等功,被授予“一級戰鬥英雄”稱號,並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二級國旗勳章,二級自由獨立勳章;所在大隊被譽為“英雄的王海大隊”。在革命軍事博物館的南廣場,至今還陳列著一架繪有9顆紅星的米格--15比斯殲擊機,就是王海當年駕駛過的功勳飛機。

1954、1955年間,王海是空軍殲擊航空兵師副師長、師長,他所在的部隊參加了解放浙江沿海島嶼的戰鬥。在解放一江山島的我軍首次陸海空三軍聯合登入作戰中,他的師擔負協同陸、海軍奪取制空權並掩護陸軍登入作戰的任務。

王海先後擔任過飛行大隊長、副團長、團長、副師長、師長、副軍長,1975年王海同志49歲時,中央軍委任命他為廣州軍區空軍司令員、黨委副書記。 1985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員、黨委副書記。1988年我軍恢復軍銜制後第一次授銜中,被第一批授予空軍上將軍銜。先後被選為中共十二、十三、十四大代表,第十五大列席代表;第十二、十三、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是第三、五屆全國人大代表。

任職情況

1944年為山東威海青年中隊隊員,在山東革命大學學習。

1946年6月參軍,為東北航空學校機械隊學員、機械員、飛行員。

1950年為空軍第4航空學校飛行隊飛行員,空軍第4混成旅驅逐10團29大隊中隊長。

1951年任空軍3師9團1大隊大隊長。

1952年任空軍3師9團副團長、團長。

1953年任空軍師副師長。

1955年被授予空軍中校軍銜。

1956年任空軍師長。

1959年晉升為空軍上校軍銜。

1965年任空軍副軍長。

1969年任空軍司令部軍訓部第2部長。

1975年任廣州軍區空軍司令員。

1982年11月任空軍副司令員、黨委副書記(1983年11月起)。

1985年7月-1992年11月任空軍司令員、黨委副書記。3、5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共12-14屆中央委員。獲3級解放勳章。

1988年9月被授予空軍上將軍銜。

1998年7月被授予獨立功勳榮譽章。

訪談錄

我們應該尊重歷史。你蓋房子首先得打好地基,抗美援朝時中國空軍參戰,並不是突然冒出個空軍。 1936年紅軍長征剛到延安,毛主席、黨中央就決定在紅軍當中招一批年輕、優秀的幹部到新疆學飛行。那時候盛世才辦了一個航空隊。紅軍大概選了四十多個人吧,有一部分是去學飛行,有一部分是學機務。以後盛世才叛變了,就把我們派去的這些人關起來,後來又被黨中央要回來了。早在 1938年,黨中央就考慮到要抓空軍,未來打仗,你得有空軍啊,這是一個情況。第二,1945年 8月15日日本投降以後,中央決定組建空軍。當時我們俘虜了日本的一個航空隊,有三百五十多個人,有三百架飛機。日本航空隊的頭叫林彌一郎。伍修權根據黨中央的決定,找林彌一郎談,讓他們幫助我們組建空軍。我們黨給林彌一郎做工作,林彌一郎後來就同意了。國民黨知道我們要建航校,很緊張,就派特務來破壞,派飛機來轟炸掃射。東北民主聯軍一看,就把航空學校弄到牡丹江。可以說,中國空軍航校的基礎就在牡丹江,加上日本航空隊和新疆原來的一幫人,還有國民黨起義的劉善本他們,以及從部隊調了一批優秀的幹部戰士。

我在東北航校學習的時候,維護飛機的統統是日本人,一些日本教員帶我們。那個時候首先就收集器材,收集了差不多一百架飛機,有“ 99高”的,有單座的,還有雙發的機器,到處收集機器,收集來以後,由日本人組裝。我們人民空軍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建起來的,離開這個就是不尊重歷史。

老航校是相當困難、相當艱苦的,吃飯是六個人一張桌子,也沒有座位。餐具都是泥燒的,平時吃大雜飯,禮拜天改善一下生活,弄一個紅燒肉,吃個大饅頭,炊事班長還在門口把門,只準吃,不準拿,我們就猛吃,吃得都彎不下腰。

我們在安東那個地方,零下四十多度,晚上睡覺呼吸的氣把被子都凍上了,放在盆子裡的水,第二天都成了冰塊。後來,日本鬼子留下的汽油都燒完了,沒有汽油怎么辦?中國人還是聰明,工程技術人員研究能不能用酒精代替汽油。據說法國曾經有這個構想,但沒有弄成。我們就研究,把發動機噴油的眼弄大一點,噴的量多一點,就是在哈爾濱生產出的酒精,燒了一段這個東西,湊合著也可以飛。我們當時飛航線,也沒有鞋,赤著腳丫子飛。

等我們飛出來以後,駐進上海虹橋機場,作了一次飛行表演,當時,陳毅同志來觀看,非常高興。我們終於有了自己的空軍了。他給每個人發了一塊手錶,那是土包子第一次戴手錶,還是瑞士表。我的那塊表,後來打仗時飛機負傷我跳了傘,表丟了,非常可惜。

空軍最早就是空四師、空三師兩個師。在空四師我是中隊長,因為我的飛行技術也不錯,所以組織上把我調到空三師,當了大隊長。那個時候我一年提了三級,從副團長到團長、副師長。我二十幾歲就當上師級幹部。

抗美援朝開始的時候,空四師、空三師,加上另外兩個團,一共有兩百架飛機。而美國和聯合國空軍,飛機有一千兩百架,是我們的六倍。美國有十四個空軍聯隊,這十四個聯隊中,有兩個戰鬥機聯隊,三個轟炸機聯隊,兩個輕型轟炸機聯隊,三個中隊的轟炸機聯隊,一個海軍陸戰隊航空兵聯隊,三個殲擊機大隊。當時美國飛行員的飛行時間大部分都是在一千小時,但也有不足一千小時,有幾百小時的,其中戴維斯、愛德華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飛行員。

當時我們的飛行員在噴氣式飛機上飛了二、三十個小時。我因為老飛螺旋槳,加了十幾個小時。在這兒,我要給你講這么一個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噴氣機沒有用於戰場上,所以美國飛噴氣機的飛行員也沒有真正打過仗,中國開噴氣機的飛行員也沒有打過仗。雖然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有作戰的經驗,但是你那個時候駕駛的飛機是螺旋槳的。飛行技術熟練一點,但也不是絕對的,不要忽略這個歷史條件。因為噴氣機真正的較量是在朝鮮戰場,中國年輕的志願軍空軍和美國老牌空軍大國的較量,雙方都有優勢。再加上我們那個時候的飛行員,在黨的教育培養下,覺悟高,非常憤恨敵人。

那個時候我當大隊長,還沒有參戰,空軍常乾坤副司令到瀋陽動員,他們的飛行員叫我講話,我說:中國這么多人,你美國人也是一個人,中國人也是一個人,我就不相信打不下你們。按照我們的角度來說,我們是勇敢不怕死,把腦袋瓜子別在褲腰帶上,什麼問題都解決了。實踐證明我們年輕的空軍就是這樣的。我的體會是:說空話是不行的,一個人無私才能無畏,無畏才能在戰鬥中勇敢不怕死,你沒有這一條,說一千遍一萬遍都是假話。

當年毛主席發出號召以後,全國捐獻飛機三千六百架,三千六百架得多少錢啊!抗美援朝一開始,小孩子給我們寫信,非常鼓舞人:你們要是被美國人打下來,你就不配當一個共產黨員、不配為中國人民的飛行員。我還收到一封信,寫信的這個小女孩出生在蘇聯的防空洞裡,她父母親都會說俄文,就給她起了一個名叫西琳娜,在俄文里是警報防空的意思。那時她十二歲,才從蘇聯回來。回來以後給我寫一封信,先把她的出生經歷告訴我,然後就問我:回到祖國了,不會再天天聽防空警報、天天跑防空洞了吧?這對我是個非常大的激勵,所以我非常感謝這個孩子。以前我當師長的時候,到北京去看看她,她已經六十多歲了。

我記得很清楚,朱德總司令給我們講過一句話:勇敢加技術就是戰術。想想那個時候的勁頭,確實是這樣,無私才能無畏,無畏才能勇敢不怕死,這是一個真理。當然,我們付出的代價還是很大的。抗美援朝我們擊落對方三百三十架,擊傷九十五架;我們被美國擊落二百三十一架,擊傷一百五十一架。我自己也被美國飛機擊落過,我跳傘了。我們副團長以上的幹部犧牲了一百一十六個人,代價很大。這一百一十六個飛行員,也不亞於一個師。抗美援朝後期,我們飛行員跳傘的跳傘,犧牲的犧牲,就剩不多了。我們團副中隊長以上的幹部加在一起,才湊足十二個人起飛。我們大隊雖然戰績很大,但是犧牲了四個飛行員———孫生祿、劉德林、閻俊武、田宇。我們能活下來,我們是倖存者。你們來採訪我,寫文章,不是紀念我們,而是紀念先烈。

我有一個觀點,高科技到了軍事領域,武器都比較先進,但是有一條我們不能忽視,人的因素還是根本的因素,武器再先進,掌握使用武器的人不能發揮這個武器的優越性,再好的武器也沒有用。飛行員沒有受過那個苦,光靠高科技的武器裝備是好啊,但你發揮不了先進武器的作用,再好的飛機也沒有用,你能把敵人打下來嗎?所以忽視這一點是不行的,光說空話,說大話,說瞎話根本不行。越是改革開放,越要在這方面下功夫,這個功夫下得太不夠了。

王海和僚機焦景文 王海和僚機焦景文

話又說回來,抗美援朝中,我這個大隊,也不是我王海有什麼高超的本領,主要是這個大隊,如果沒有一個好的僚機焦景文,我也不行。可以說,我在抗美援朝作戰中沒有後顧之憂,是因為焦景文履行僚機的職責。僚機掩護長機,長機打下敵機來,僚機你同樣有功勞。有他在,我沒有後顧之憂,所以我勇敢地帶領大家去打敵機。

我這個大隊還出了個空中射擊能手孫生祿。孫生祿是飛行員的典範,敢於刺刀見紅。那時候,雙方的飛機沒有雷達,搜尋發現完全靠飛行員的眼睛。每次戰鬥,他都是提前發現敵機,發現了以後,他勇往直前接近敵人,抵近敵人射擊。他一共擊落擊傷敵人七架飛機。

我們這個師入朝參戰八十六天的作戰情況,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給毛主席寫了一個報告,毛主席在報告上親筆批了一段———空三師英勇作戰,甚好甚慰。後來我聽老一輩革命家說,我們跟著毛主席打了一輩子仗,他沒有給我們題過一個字,你們空三師很榮幸,毛主席給你們題字。

1951年 11月 18號下午兩點五十分,指揮部通報我們:美國有九批一百八十四架飛機起飛。美國一開始和我們打空戰的,主要是F-84戰鬥轟炸機。F-84這個飛機,我們中國有一句俗話叫“油挑子”,因為兩邊翼尖各有兩個副油箱,是為了增加留空時間、飛行半徑。那天敵人的飛機一部分是戰鬥轟炸機F-84,一部分是F-86,是掩護它的。我當時是大隊長,我的直接領導是林虎副團長,我們一共有二十二架飛機。起飛之前檢查出有四架飛機出故障,剩下十八架。往清川江去的時候,有兩架掉隊,當時蘇聯紅軍起飛了八十八架,這樣一共一百零四架了。當時我們的高度是八千米,接近清川江時發現有敵機,林虎副團長要求我們下降高度,從八千米下降到六千米。我當時在空中搜尋也還是可以的,打仗也從來不害怕。我一看遠處左下方有幾十架飛機,我就帶了六架飛機,從六千米衝出去,下命令說跟我攻擊,就下去了。敵人這二十多架飛機有的炸彈還沒有投,因為飛機的兩個副油箱沒有擺脫掉,又帶著炸彈,靈活性就不行了。我們從六千米俯衝下來衝到一千五百米,速度起碼也得八百公里以上,不太好弄,你要接近不好弄。

他們飛機也很多,我一看不行,就下命令,爬高占位,我拉上來,占好位置再下去。一開始敵人沒有發現,後來發現我們以後,他們就趕緊扔炸彈,有的是扔在橋上了,有的扔在路上,扔完了飛機就靈活了。我正好看見一個飛機,我要去攻擊它,另一個敵機繞到我的後面,就在這個時候,焦景文看到了,動作很快,他先把這個敵機打掉了。打掉了以後,我脫離危險,我又看見一架敵機,我也把這個敵機打掉了……這次我和焦景文擊落了兩架,孫生祿擊落了一架,一共擊落了五架。

當時敵人採取一個戰術叫“圓圈戰”,圓圈戰就是一架又一架,你在前面,我在後面跟著,你攻擊誰也不好打,你不能打他。我們擊落了五架飛機,飛機雖然有副油箱,但是留空時間很短,打一次空戰不超過十分鐘。我們一看敵機那么多,我們的戰績也不錯,就下了一個命令——返航。這次是 1951年 11月 18號,自己一點損失也沒有,一下擊落了五架,很好的一次戰鬥。

最值得懷念的還應該是1952年12月2號和12月3號。12月2號下午我們打了一仗,這一仗孫生祿的飛機負傷了,飛機被打了十二個洞,但不是要害部位和作業系統。孫生祿駕著飛機到大虎山降落,飛機馬上修復不了,他就在那裡住了一晚上,到 12月 3號孫生祿坐了兩個多鐘頭的車趕回來了。我們就勸孫生祿,下午起飛就不要參加了。孫生祿就說:我又沒有病,人又這么少。結果他要起飛!上午打了一仗,下午又打了一仗,他打的是12月3號下午這一仗。到了清川江上空,孫生祿被十架敵機包圍了,好多敵機向他射擊,飛機著火了,他駕駛著火的飛機沖向敵機,犧牲的時候才二十四歲。  

1984年 7月,我當時是空軍副司令,國防部長張愛萍帶領中國軍事代表團訪問美國。在事先的日程安排中,本來沒有美國空軍參謀長查爾斯·加布里埃爾要見我這個內容的。因為訪問過程中有一個空檔,加布里埃爾突然通過武官提出來,要單獨見我。我感到很突然,就跟張部長報告,張部長同意了。

那時在駐美大使館當空軍武官的是張偉儀,他陪我去了五角大樓加布里埃爾的辦公室,我看見他的桌子上擺了好多飛機模型。我也是飛行員出身,也喜歡飛機模型的。我一看,桌子上擺著的模型里有F-86,F-86這種飛機是我們抗美援朝時的主要對手。當時上級通報美國空軍情況時說,在朝鮮戰場上,美國空軍裝備F-86的,只有兩個大隊,一個是第51大隊,一個是第4大隊。51大隊的飛機在兩個翅膀上噴兩條黃線,這個我們在空中看見過。第 4大隊的飛機就沒有這兩條黃線。

王海與美國空軍參謀長加布里埃爾 王海與美國空軍參謀長加布里埃爾

我一看就跟加布里埃爾講:噴黃線的F-86是你們美國空軍第 51大隊。加布里埃爾很吃驚,他說你怎么知道?我說在朝鮮戰場上,我們經常遇到噴黃線的F-86。他就問我:你認為噴黃線的和沒有噴黃線的,誰的技術好?我說:還是噴黃線的技術好,沒有噴黃線的,第4大隊不行。加布里埃爾一聽就很自豪地笑起來了,他說:我就是51大隊的,在朝鮮戰場上,我就是51大隊的中隊長。這樣我們就非常隨便地談起來了。

後來我就想,他為什麼要見我呢?因為他參加過韓戰,在空中跟我們交過手,卻沒有到中國來過,更沒有見過中國的飛行員,我是中國空軍的副司令,我去了他肯定知道,他想見一見我,大概是想看看中國飛行員是什麼樣的人吧?!

這次訪問中,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各軍兵種的頭頭,在五角大樓一個會議室里,和我們交換意見。張部長給他們介紹代表團成員,介紹到我的時候說:這是我們空軍的副司令王海。在美國,空軍參謀長就和空軍司令一樣。加布里埃爾說:我們認識,我們交過手。我就是被他打下來的。他最後這句話,我想可能是翻譯有誤,也可能他是這么說的,但是,只是一個表示友好的姿態。所以後來我在回憶錄上專門談到過這個問題。你想,咱們也不認識,你怎么知道是我把你打下來的?我也不敢肯定就是我把你打下來的啊。我估計可能翻譯得不太準確,但他是有這個意思的。以後我說了一句話:你們再侵略我們,我還把你們打下來,我還是這個姿態。這個時候,張部長說了一句話:這叫不打不成交!

我還沒有退下來的時候,蘇聯老紅軍代表團來訪問,是我們邀請他們來的,年齡最高的八十二歲,其中有一個抗日戰爭的時候參加蘇聯援華航空隊在武漢打過日本人,還有抗美援朝的時候我們在一個機場的一個副團長,來的時候也是中將,也有八十多歲。我和林虎副司令負責接待他們。我講了三句話。我說:我們中國空軍永遠不會忘記您們對我們的幫助。第一是您們教給我們技術,第二是您們帶領我們打仗,第三是我們中國飛行員本來都不喝酒,您們每天晚上教我們喝———那個時候也是太累了,最多的時候我一天起飛三次,我專門實驗過,上天三次掉了一公斤肉。開始我們飛行員不喝酒,和蘇聯紅軍在一個食堂吃飯,我們不會喝,他們就逼著我們喝,我們學會了。我給他們講這三件事,他們都笑了。

抗美援朝的時候,我們住同一個機場,闊日杜布他們在東頭起飛,我們空三師在西頭起飛,我們經常見面。蘇聯解體後,我請示中央軍委讓他來訪問一下,軍委同意了,他已經答應了,但由於高血壓突發,去世了。後來他的愛人帶著他的兒子,俄羅斯空軍副司令兼參謀長馬羅科夫上將的夫人陪著她來,我叫林虎陪著她,到抗美援朝時在丹東的機場參觀一下。我在航校的時候,抗美援朝戰爭還沒有爆發,我還在學速成班,他就隨著蘇聯青年代表團到中國來訪問,那個時候他的職位是中校,在大禮堂給我們做了一上午報告。聽他的報告很有啟發,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打下六十三架飛機,後來到中國參加抗美援朝是上校師長,回去以後當了空軍元帥。蘇聯解體的時候,他兒子是海軍中校,退役了,一個月退休費三百美元。那個時候很困難。我們研究以後,三個人每人拿出一萬塊錢給她買了一堆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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