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偉[民族資本家、湖北省政府副主席]

李國偉[民族資本家、湖北省政府副主席]

李國偉,人名。可以指民族資本家、湖北省人民政府原副主席李國偉,臨滄市委書記(1950-)李國偉,《少男少女》雜誌副編審、廣州人李國偉。

簡介

李國偉榮慕蘊在武漢 李國偉榮慕蘊在武漢

李國偉(1893-1978),原名忠樞,清光緒十九年(1893年),出生於江蘇無錫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李皋秀早亡, 自幼依靠母親扶養長大。祖父是一位學識比較淵博的塾師,李國偉從6歲起,便跟隨祖父讀四書、五經,學習算術、歷史、 天文、地理等知識。在祖父的栽培下,養成了好學上進的習慣。

人物生平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李國偉考入上海澄衷中學。同年秋季入震旦大學。1910年讀完預科,因家裡繳不出學費被迫退學。他在家自學英語,半中後適逢唐山路礦學堂(即後來的唐山交通大學,現西南交通大學)招收學膳免費生,李國偉赴考被錄取,攻讀土木工程科。

1915年,李國偉畢業後,經同班同學托人介紹至柳江煤礦,擔任該礦建造輕便鐵路測量員的臨時工作。次年3月,全線測量工作完成後,他到北京另謀職業,請同學轉託在隴海鐵路任局長的哥哥介紹至東路第一分段(開封景家樓)擔任副工程師。

1917年,李國偉28歲,經堂姑丈華藝三(時任無錫商會會長)介紹,與榮德生長女榮慕蘊結婚。榮德生曾在《樂農自訂行年紀事》中寫道: “知為大器,不論家況也。”

1918中初,因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隴海鐵路原來的工程計畫緊縮,李國偉被調至隴海鐵路工程總局任繪圖員。這時他回無錫迎接母親和妻子到鄭州安家。不久他又調至徐州鐵路分局任繪圖員,全家亦隨遷徐州。同年秋,榮慕蘊回無錫探親,榮宗敬要她勸說李國偉改行,從事實業,到漢口去負責籌建福新麵粉公司第五麵粉廠,同時,榮宗敬也請華藝三致函敦促李國偉能走“實業救國”之路。李國偉在親友們的勸說下,終於辭去徐州鐵路分局工作。於1819中冬,全家遷至漢口,從此李國偉便與榮家企業結下了不解之緣。開始負責“福五”的籌建和設備安裝工程,首先,他選定了緊臨漢水又靠京漢鐵路橋口終點處的地方為廠址,這樣既可利用鐵道線直達廠內,又可兼收漢水船運之便,為今後發展生產,減少運費,降低成本創造了條件。這一點深得榮氏兄弟的讚許。籌建過程中,除了工廠設計依靠行家外,其餘李國偉均親自動手。1919年10月“福五”竣工投產,當時擁有美制麵粉機22台,600匹馬力蒸汽機l台等主要設備,能日產牡丹牌麵粉6400包。投產後,榮家任命李國偉為協理兼工程師。從此李國偉開始致力於鑽研製粉工藝。他針對當地小麥含雜質較多面影響粉質的情況,認真組織工人篩選。同時還通過改進制粉機的性能,提高了麵粉的質量。不久,牡丹脾麵粉就暢銷湖北、湖南、江西一帶,並通過美商洋行,遠銷英、荷等國,因此開工8個月就獲利20餘萬元。“福五”在產銷兩旺,盈利優厚的條件下,又不斷增加投資,擴大生產規模,至1925中增建了第二車間,增添了能日產麵粉6000包的美制最新制粉機一套。至中底竣工後,連同第一車間,而粉日產量增加到1.2萬包,投資也增加到150萬元,為開辦時的5倍,已雄居華中麵粉廠之首,在榮家12個麵粉廠中也躍居第4位。為了就地解決“福五”所需的麵粉袋布,一年半之後,經榮家同意,李國偉又著手在漢口創辦第二個工廠——申新紡織公司第四紡織廠。1922年2月投產,李國偉兼任“申四”副經理和工程師。該廠在創辦初期, 由於連續3年虧蝕達36.9萬元,因而引起福新系統一些股東和少數高級職員的憂慮,他們以“申四”會把“福五”拖垮為理由,向上海總公司提出了出賣“申四”專辦“福五”的建議;風聲傳出,漢口的日商安泰紗廠也四出活動,妄圖吞併“申四”。李國偉在全廠職工的支持下,毅然派代表到上海向榮宗敬陳說利害,最終才避免了一場被日商吞併的危機。

隨後“申四”不斷更新設備擴大生產規模,產量和品種均有較大的增長。從1929年底起除生產麵粉袋布外,又增產了斜紋、嗶吸、直貢呢布等應時產品,因而生產有了轉機。後來經理榮月泉退休,由李國偉接任“申四”、“福五”兩廠經理。

1930年春,李國偉赴日本進行考察,他特別重視學習現代企業的管理經驗,回國後,在廠內進行推廣,如革除封建的工頭制,使用專科畢業生負責車間管理等,從而提高了生產率,增強了企業的競爭力。

1933年3月,“申四”在停工維修時,不慎起火,除棧房和公事房外,廠房、設備全被燒毀。李國偉被漢口警備司令部以火頭罪拘留1天,後經律師辯護才獲釋。李國偉為此心情十分沉重,但榮家並未責怪他,榮宗敬隨即召開股東會議,決定將股金增至92萬元重建“申四”。李國偉即利用追加股金、保險賠款和銀行的抵押貨款著手重建,並添置了當時最先進的英制紗錠2萬枚,修復了被毀紗錠5萬枚余,添置了3000千瓦發電機一台和全套鍋爐設備等,至1935年春,終於建成了當中國內第一流的大型紡織廠。在該廠投產前後,李國偉採取了三項較大的改革措施:一是毅然決定招收大批青年女工。開設短期養成工訓練班,在10個月中,先後培訓出能夠熟練掌握各項標準工作法的新工人千餘人,取代了工廠遭災後離去的老工人。二是為了適應美制紗機的性能斷然改變總公司規定的混紡工藝,採用長纖維細絨棉花專紡16支紗,使產量大增,成本降低,產品拉力增強,因而獲得了市場信譽。三是針對“申四”所產12磅細布產質量低於當時漢口同類產品的水平,將原來每方英寸的經緯紗各減少10根,織出一種產量高、成本低,售價僅及同類產品80%的,名聞一時的“綠雙喜牌”輕質細布。1935年起,李國偉又通過買舊機、添購新機,把原來的布廠擴充成擁有800檯布機的大廠。因此重建後的“申四”開始進入了生產蒸蒸日上的發展時期。

1937年七月,抗日戰爭爆發。華北、華東等工業較集中的地區相繼淪陷,使武漢地區的經濟出現了暫時繁榮的局面。李國偉抓住這個有利時機,全力組織“申四”、“福五”增加生產,因而在抗戰初期,兩廠都獲得了豐厚的利潤,如“申四”1937中的盈利高達185萬元,為1936中的3.8倍;在1938年8月工廠內遷之前, “申四”、 “福五”所積欠的約700萬元債已全部還清。

但是好景不長,國民政府於1938年1月下令武漢的所有工廠企業必須全部內遷至川、陝、湘、滇等地。這時榮家內部對企業的內遷問題,卻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即以榮德生為代表的大股東們,因看到當時國民黨軍隊一再潰退,認為“漢口守不佳,內遷也沒有辦法”,主張將“申四”、“福五”的生產設備全部暫存於漢口沙遜洋行的棧房,或全部出租給美商經營,為此他們還派專人去國民政府疏通,企圖達到不內遷的目的。而李國偉、章劍慧等一批中青年資本家和廣大職工都主張內遷,李國偉一面多方勸說榮家支持內遷,一面於同年4月即親至重慶視察並選購土地,8月底,李國偉又親赴陝西寶雞踏勘,並至西安拜見省主席蔣鼎文,蔣面允給予特別協助,同意在寶雞購地400畝 ,借給50噸鋼筋和一千筒水泥以支持其建廠,李國偉通過重慶和寶雞兩地考察。把寶雞與重慶相比,決定把大部分設備遷往寶雞。榮德生等人只好同意內遷,並函囑李國偉要努力“報效國家社會,在荒僻創造事業”。李國偉全力投入緊張的內遷搶運工作,兩廠設備從1938年8月底起,經水陸兩路先後運至重慶和寶雞。

1938年10月,在內遷工作基本完成後,李國偉即去上海參加“申四”臨時股東會議,匯報遷廠經過。股東們因怕內遷企業虧本受累,會上決定內遷企業都不準用“申新”、“福新”的牌號,而另行成立慶新股份有限公司,下設慶新紗廠和慶新麵粉廠,以“申四”、 “福五”的設備出租給慶新收取租金。

李國偉回到重慶後,決心發奮創業,因陋就簡,先建造生產車間和職工食堂,因而慶新紗廠即於1939年1月率先建成開工,不久全部設備開足生產,每月產紗220件。接著慶新麵粉廠亦於1939年5月建成投產,日產麵粉500包。由於戰時重慶一度經濟繁榮,投產較早的企業,都能獲得厚利。在滬股東們見有利可圖,就主動提出恢復“申四”、 “福五”牌號。

1939中4月起, “申四”寶雞廠在李國偉親自主持下,在荒僻的土地上進行籌建工作,同年8月建成投產,因受動力限制僅開2000紗錠。1940年8月又兩次遭日機轟炸,受到了一些損失。為了抵禦日機轟炸,李國偉組織工人在工廠附近山頭開挖山洞,建造窯洞車間55.4萬立方米,裝有2萬紗錠,至1941年春建成投產。由於原料、勞動力均十分低廉,所產棉紗可近銷關中,遠銷渝、蓉,在資金上又能得到重慶廠的支持,故“申四”寶雞廠的發展較快。

在內遷企業獲得初步發展後,李國偉便把歷年盈利繼續投資於原有企業的擴充和創建新企業上。1940年初,擴建了“申四”重慶廠的第二工場,使紗錠增至1萬枚;1941年在成都創建擁有4200枚紗錠的“申四”成都廠和日產麵粉500包的建成麵粉廠。同時,從1941起,通過修舊利廢創設了日產麵粉2000包的“福五”寶雞廠和日產麵粉1000包的“福五”天水廠。當時後方難以獲得進口設備,李國偉等人決心自力更生,依靠自己創辦機器鐵工廠來製造所需設備。他從194l年起先後在寶雞創辦了寶雞鐵工廠,在重慶創辦了公益麵粉紡織機器廣。兩廠除製造出120台工具機等工作母機外, 還自製了一批制粉機、細紗粗紗機、梳棉機和打包機。又自製成全套小型造紙設備,於1944年4月創建了以廢棉為原料的雞宏文造紙廠,日產新聞紙一噸半。為了緩解工廠用煤的困難,李國偉於1941年集資3000萬元,在陝西自水縣創辦了寶興煤礦公司,先後採得上等半煙煤3000餘噸,後因交通困難問題,李國偉在寶雞還設立了運輸大隊,購置卡車40餘輛,以裝運各廠的原物料和產品往來於川陝、川黔、渝蓉等公路上。又自備木船多艘利用嘉陵江等水道運輸物資,成為當時內遷企業組織最完善的企業之一。

1941年6月,李國偉在寶雞宣布成立了申四、福五、建成、公益、寶興五公司總管理處,自成系統,由他總攬榮家內遷和新建企業的經營管理權。

1942年,國民政府對棉紡織和麵粉工業實行產銷統制和苛征高稅政策之後,使內遷企業逐步陷入困境,不得不靠接受政府的加工來維持生產。此時,李國偉被迫採取了三項對策,來保存內遷企業的經濟實力。第一,通過賄賂和拉攏地方官員的辦法,操縱原料市場。他到處設莊,壓價收購棉、麥等工業原料,囤積居奇以攫取厚利。第二,各企業通過設立暗帳,隱匿巨額利潤,以逃避和抗拒高稅政策,如“申四”各廠從1939一1945年的暗帳盈利為934萬元, 盈利率高達161%,而明帳盈利僅325萬元,盈利率為70%。第三,抽調資金,大量購儲外匯和黃金,來保持幣值。據1945年的帳面統計,“申四”、“福五”系統共積儲外折匯合美金達300多萬元。

在抗戰勝利前夕,李國偉草擬了一個以“申四”為發展重心的《申新紡織公司戰後復興計畫》,該計畫除了保留原設在上海、無錫的申新二、三、五、九廠外, 擬在鄭州、常州、漢口、濟南新設申新一、六、七、八廠,計畫尤其注重發展“申四”。

抗戰勝利後,李國偉即著手建立以武漢為中心,以川、陝和上海為兩翼的企業體系。他先致力於漢口“福五”、“申四”的恢復工作。為了加強對戰後企業發展的領導,李國偉於1946中9月,把五公司總管理處遷到漢口。並增設了上海辦事處,以加強同總公司和海外的業務聯繫。他還大力標買敵產。

1946年秋,標買上海紙器廠擴建成宏文造紙公司上海廠;同年11月,標買日資三興第五麵粉廠改為建成麵粉公司上海廠;1948年1月,標買重慶軍政部紡織廠(擁有2萬紗錠)改為渝新紡織廠;1947中春,又租用蕪湖益新麵粉廠,改為“福五”蕪湖廠,可日產麵粉1800包,後因經營不善,於1948年11月退租。此外,李國偉還購進敵產上海美華肥皂廠,漢口漢瑩冰廠等。1947年李國偉將“福五”日產麵粉3000包的制粉機拆遷至廣州,建立“福五”廣州廠;1948年又把國外到貨的2萬紗錠改運至香港,創建了九龍紗廠,接著五公司總管理處亦遷至廣州,繼而該管理處又和李國偉一同遷往香港。

1950中元旦,李國偉回響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召喚,毅然回歸,繼續主持領導總管理處所屬各企業。1951年,李國偉首先向陝西省人民政府提出申請,—並獲準將寶雞各廠和“福五”天水廠改為公私合營新秦企業公司,成為解放後第一批公私合營企業之一。1954年,他又將漢口“申四”、“福五” 上海宏文造紙廠,上海和成都的建成麵粉廠,渝新紡織廠(包括已併入的 “申四”重慶廠),成都“申四”“福五”和廣州“福五”等廠一併申請公私合營, 1956年全行業公私合營高潮到來時,“福五”重慶廠亦實行了公私合營。至此,李國偉興奮地對人說: “我一生所經營的工廠,都已還之於人民,這實在是我最愉快的一件大事!”

回國後,李國偉先後擔任了武漢市人民代表,湖北省政府副主席,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三、四、五屆常務委員,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常務委員;湖北省工商業聯合會副主任委員;武漢市民建常務委員。1956年,他還參加全國人大代表團出訪蘇聯、捷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阿爾及利亞等國。1978年10月1日李國偉病逝於北京,終年76歲。他的家屬遵照李國偉生前的遺願,把他歷年購買的公債28萬元如數捐獻給了國家,並把發還在“文革”中被扣的30萬元個人存款,充作教育基金,捐獻給民建中央和全國工商聯,以支援兩會發展教育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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