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簡介
文字學概要本書作者裘錫圭。1963年以來，作者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字學概要》講過好幾次漢字課，本書是在這幾次課的講稿的基礎上寫成的。北大中文系另上沒有漢改革課，所以本文沒有涉及漢字拼音化方面的問題。在本書寫作過程中，朱德熙先生給了作者很多幫助。在遇到難以處理的問題時時候，作者總是找朱先生請教，花了他很多時間。在修改五章的時候，曾向啟功先生請教，字音方面的一些問題，曾向王福堂同志請教，都深受教益作者十分感謝他們。裘錫圭，1935年6月生於上誨，祖籍浙江寧波，全國政協委員，古文字學家。1956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同年錄取為胡厚宣指導的“甲骨文與商代史”研究生，1960年結業。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教研室（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教授，現為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裘錫圭
《文字學概要》學術經歷
1952年入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1956年大學畢業後考上研究生，從師著名甲骨學家胡厚宣教授專攻甲骨學與殷商史。同年胡厚宣教授奉調北京，裘亦隨其師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現屬中國社會科學院）先秦史研究室。1960年研究生畢業後，裘錫圭任教於北京大學中文系，並在朱德熙教授影響下，對戰國文字產生濃厚興趣。
1974年開始先後參加國家文物局組織的整理銀雀山漢墓竹簡、雲夢秦簡、馬王堆漢墓帛書、曾侯乙墓文字資料、江陵望山楚簡、郭店楚墓竹簡和尹灣漢墓簡牘等出土文獻的整理工作。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古文獻研究室主任、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從事漢字學、古漢字學和古典文獻學（先秦秦漢部分）的教學和研究工作。
裘錫圭在占文字學的不少領域，諸如甲骨學、金文、戰國文字、簡犢、帛書等方面都頗有造詣。此外，在歷史學、考古學和語言學等方面也很有研究。出版的著作有《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88年）、《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裘錫圭自選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等及論文多篇。
裘錫圭功力深厚，治學嚴謹，深受前輩學者賞識。郭沫若、王力、胡厚宣、張政烺、朱德熙等著名學者，或對其考釋文字的方法，或對其研究先秦、秦漢史，都有重大的影響。裘錫圭在古文字學和古史研究方面都很有建樹。現已成為繼老一輩學者之後，蜚聲國內外學術界的知名學者。裘錫圭在甲骨學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績，為推動甲骨學研究的發展做出重大貢獻。
【學術評價】
《文字學概要》一、在甲骨文字的考釋方面，裘錫圭不斷有新的創穫
，如所周知，甲骨文共有4500多個單字，現學者已考釋了20O0多個單字，但為學術界所公認者不過1000字左右。這是因為“不認識的字大多是專名，如地名、人名、族名之類，其義可知，其音不能得其讀”（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而近百年來，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甲骨文中“所易識的字大多已被前人釋出，所不識的字因不少在商代以後的文字中就已不再使用，不容易找出它們字形演化的線索，在後世的字書里也很難得到印證。因此再有新的發現難度很大”（王宇信：《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第5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裘錫圭出手不凡，他1961年發表的第一篇文字考釋之作《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五刑》，就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
其後，於1972年發表的《讀＜安陽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辭〉》，在文化界萬馬齊喑的“文革”後期，更顯示了他古文字研究的深厚底蘊。自此以後。他發表了一系列有關甲骨文字考釋的論文，並在其他一些有關銅器銘文研究的著作及其註解中，對不少目前考釋難度較大的甲骨文字進行了解說，其成果已集中收入其專著《古文字論集》等書中。裘錫圭文字考釋精到，論證嚴密。使不少長期困擾甲骨學者的“疑字”、“難字”經他解說以後，學者們渙然冰釋，無不贊成稱是。可以毫不誇大地說，裘錫圭在老一輩學者的基礎上，把甲骨文字的考釋向前推進了一步。
《文字學概要》二、在甲骨文分期斷代研究方面，裘錫圭也做出了貢獻。他積極參加了斷代研究問題的熱烈討論。自李學勤提出“歷組卜辭”應前提到武丁晚期至祖庚時期以後，他“原來也相信歷組卜辭為武乙文丁卜辭的傳統說法，在讀了李文以後，經過認真的考慮，覺得不能不放棄舊說而改從李說”。他經過認真思考和全面整理有關卜釋以後，“順著李文的思路作一些補充論證”，寫出切含“歷組卜辭”的時代》（《古文字研究》，第6輯，中華書局，1981）一文。該文對賓組、出組和“歷組”卜辭中的同見人名進行了全面整理，並將20項相同占卜事類的卜辭進行了對照，全面論證了“歷組卜辭應該屬於武丁、祖庚時期”。裘錫圭堅決支持李學勤等學者的看法，對促進學術界關於“歷組卜辭”年代的討論和分期斷代研究的深入，起了重大推動作用。
與此同時，裘錫圭還對卜辭的性質問題，即甲骨卜辭是否為問句的根本問題提出了意見。他《關於殷墟卜辭命辭是否問句的考察》（載《中國語文》，1988年第1期。）發表以後，國內外學者就此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在國內，王宇信《申論殷墟卜辭的命辭為問句》（載《中原文物》1989年第2期）、陳煒湛《論殷墟卜辭命辭的性質》（載《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論文，對裘錫圭的意見進行了質疑。在美國，《古代中國》T13（1989年），專門組織中國和世界各國學者就此進行了討論。參加討論的有中國學者裘錫圭、饒宗頤、張秉權、李學勤、王宇信、范硫周等，國外學者有夏含夷、吉德煒、倪德衛、雷煥章、高島謙一等。應該說，這場討論對我們進一步認識甲骨文命辭的性質是很有意義的。
三、裘錫圭在利用甲骨文材料研究殷商史方面，也進行了有意義的探索。他《關於商代的宗族組織和貴族與平民兩個階級的研究》《文史》第十七輯，中華書局，1983年），論述了商代社會存在著由統治階級族人組成的宗族組織，而“眾”則指被排斥在宗族組織之外的平民。《甲骨卜辭中所見的“田”、“牧”、“衛”等職官研究》（《文史》第十九輯，中華書局，1983），論述了“‘侯、甸、男。衛’這幾種諸侯名稱，都是由職官名稱演變而成的”。“第一批具有諸侯性質的侯、田、男、衛，是分別由相應的職官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而形成的。中央王權應該是在承認了這種由職官發展而成的諸侯以後，才形始用‘侯、甸、男、衛’等稱號來封建諸侯，並把這些稱號授予某些臣屬方國的君主的”。
《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對商代種植的農作物進行了全面的考察，認為“商代農業主要種植禾（穀子）和黍”。而商代的農業“生產工具主要是木製的耒、力（耜）和石、蚌等製作的鏟、（耒辱）、鐮、銍等物。清除荒地上的樹木，除了用焚燒等方法外，主要靠石制的辰和斧、斤，耕作制度大概主要採取撂荒制、肥料主要是‘以水火變之’的草木和禾稈。殷人相當注意整理土地的工作，他們的撂荒耕作制已經超越了種縵田階段”。“當時已經耕種了不少低下潮濕的隰田，除水澇和排水的措施應該已有一定的水平”。總而言之，“商代單位面積的農產量大概還是比較低的。商代大貴族的奢侈生活是建築在對平民、奴隸和臣服族人民的殘酷剝削之上的”。
《文字學概要》他的<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五刑>，則在全面研究商代刑罰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各種殘酷的肉刑，在世界各國的奴隸制時代都是普遍存在的。它們本來大都是專用來對付異族的俘虜和奴隸的。但是隨著各族內部分化的加深和國家的形成，也就逐漸被統治階級用來對付本族人民以至個別統治階級內部的有罪者了”。此外，“有的刑罰本來是某些異族的風俗習慣。由於這些異族人常被俘虜為奴，他們的風俗習慣就變成了一種恥辱的象徵，變成了使有罪者跟奴隸等同起來的刑罰”。從甲骨文中所提供的情況看，“當時用刑的主要對象，似乎仍是異族的俘虜和奴隸。但是在商代國家已經形成，本族人降為奴隸的情況也已出現（商紂時‘箕子為之奴’便是明證），‘五刑’無疑也已經是統治階級對付本族人民的一種手段了”。如此等等。裘錫圭對商代社會的研究，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探索。
裘錫圭之所以能在學術研究中取得突出的成就，並成為一位當代有影響的甲骨學家。首先是與他刻苦治學分不開的。
多年來，裘錫圭對學問孜孜以求，“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有時達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他在讀大學期間，時間抓得很緊，幾乎沒有睡過午覺或虛度過星期天。有些書他是買不起的。諸如郭沫若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卜辭通纂>,<殷契粹編>等以及羅振玉的有關文字考釋著作等書。但他就一邊鑽研，一邊一本本地抄錄下來。在研究生學習期間，不斷的政治運動占去他大部時間，但他頂住種種壓力，仍在堅持學習專業，幾年間積累了6盒資料卡片。
1976年河北唐山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大地震，並波及到北京地區。就在人們紛紛躲進防震棚的時期，他卻安之若素，仍在燈下研讀古文字。正是由於他多年的勤奮積累，終於升堂入室，成為一名蜚聲中外的古文字學家（參見曉江《刻苦治學的古文字學家》，（北京晚報），1981年4月6日）；其次，裘錫圭有嚴格的科學態度。他要求自己的知識面要廣，諸如古代史、民族學、考古學、古器物學、文字學、音韻學、訓估學等方面都要懂。而且對我國古代典籍，諸如經書、史書、子書都要研讀。
就古文字學領域來說，他在甲骨文、金文、戰國義字（貨幣,陶文,盟書,璽文）、簡帛文書等方面都有精深的
《文字學概要》造詣。他為了考證一個古文字，總要蒐集大量有關資料以及這個文字前後發展變化的各種旁證。用他在《談談學習古文字的方法》（裘錫圭：《古文字論集），第652一660頁，中華書局，1992年）一文中的話說，就是“是認識古文字發展的全過程”。“對古文字發展的過程都必須有一個全面的認識，各種古文字之間都是有聯繫的，如果專攻一種不及其餘，所專攻的那種古文字決不可能研究得很深很透”因而他每有立論，自然就考證精到，說服力強，為同行學者所稱道和接受。他1961年發表《甲骨文所見的商代五刑》一文，在學術界引起注意。
但此後10餘年，再也沒有發表論著，而是把精力全部放到學問的鑽研和拓展研究領域之上。他把《顏氏家訓·勉學篇》“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作為自己的座右銘。他1972年發表了《讀〈安陽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辭＞》一文，深得甲骨學一代宗師郭沫若的讚賞，真是十年不鳴，一鳴驚人！他以堅實的基礎和嚴謹的治學精神寫出了一批力作，很快就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注意，並成功了一個著名的古文字學家；（參見駿征：《鍥而不捨，金石可鏤》，（光明日報），1978年6月29日）其三，裘錫圭有高度的科學事業心。
他研究古文字，是為了研究古代史而去古文字里找資料，從而使古文字研究發揮最大的社會價值，而不單單是就古文字而研究古文字的。正因為如此，他才能高屋建瓴，從全局的觀點去考察文字的變化和發展，因而也就能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古文字研究為他的古史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古史研究，又使他對所考釋的古文字的社會環境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