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經歷
在舊社會，他扛過長工，到內蒙古的乾草地上挖過甘草，也下煤窯掏過炭，也租種過土地，是個地地道道的受苦人。只是由於他年輕力壯勤勞，會經營，家裡人又沒遭過什麼大災大病，到1947年府谷縣解放時，居然混下了一點點家產，過上了小康日子。因此之故，土改時給他定了箇中農。
致富四事
舊社會的勞苦的經歷，使他對共產黨懷抱感激之情，但由於他有一點小小的家底，又會經營，他對合作化一直抱懷疑態度。村里搞開了互助組，他不參加，成立了初級社，他還是沒參加。他自信他會比合作社經營得更好。他當時三十出頭，家庭主要成員有：父親、妻子、堂兄戈仲和及堂兄媳婦。當時孩子都還很小，不頂事。
他指導這個家庭，從1952年起辦了以下四件事：
第一件，開荒。
貸了些款，花了三個月時間，修了一里多長的水渠，利用洪水漫地，使近百畝荒沙灘漫成了良田。1955年，這些漫出的地上，種糜子畝產竟有二百五十多斤。這一年他家總產糧食三萬多斤，給國家交公糧二千多斤。
第二件，造林。
他把僅有的兩株柳樹作母樹，年年春秋兩季剁樹栽子(後來還從別人手裡買了一些栽子)，在一里半長的爛房渠溝里打壩種樹，並把這條溝封了起來。年久月深，荒溝成了一條綠森森的林溝。
第三件，種草。
他把一百多畝山樑薄地和三十多畝山窪地，種上了苜蓿，實行草田輪作。還在買來的荒沙丘上種了沙蒿。這不僅使那些沙丘不再隨風移動，掩埋莊稼，而且還給他家生了一筆財。1957年，僅蒿籽就收了四百多斤，還收了苜蓿籽五百多斤，賣了幾百元錢。
第四件，養殖。
府谷一解放，他就買了一隻公羊，餵肥後用它換了一頭小毛驢，後來又用小毛驢換了一匹瘦母馬。經過精心照料，母馬下了駒，駒大了又下駒。他們家種草又多，不愁養不活。到1956年，竟然有了三匹馬、一頭騾、四條牛、三頭驢和一百二十多隻羊。戈色令勞動發家，起初並未受到指責反對。
社會名譽
相反，還多次被縣裡評為勞動模範，被推薦當過農民技術員和三家塔等處水利工程的指揮。我們後來到府谷縣城西北方向緊靠內蒙古邊界的老高川公社，一路打聽人們對戈色令的看法，接觸到的七八個知道戈色令的人，都說他是個好人，有本事的人。他們說，戈色令這個人很會辦事。他造了林後，專門把臨近的羊工請到他家來喝一杯，請大家協助保護他種的林木。他家挑女婿和別人家也不一樣，他不看家產只看人。如是黨員，他要考黨章，是團員要考團章，是農民要考二十四個節氣和各個節氣應該乾哪些農活。過不了他的手，就不能做他的女婿。
他還很講風格，富而不吝。1963年，國營林場收買周圍民眾的樹栽子造林，來來往往送樹栽子的人很多，路遠一點的都在戈色令家借宿，他都來者不拒，熱情款待，給吃給喝。一年之中，僅此一項，他貼了一石多米(當地一石約合二百五十斤)。他還把自家的樹栽子、草籽，支援鄰隊造林種草，分文不取。但是，就是有一條，他好歹不肯入合作社。合作社也拿他沒辦法。
坎坷遭遇
一來是，合作社的農林牧各業，沒有一樣搞得比戈色令好，二來他也沒有乾過一件壞事呀!能把他怎樣呢！1958年公社化了，集體這邊有了辦法了，這就是採取行政手段搞垮戈色令這個競爭對手。戈色令沒法不“化”了，他的土地、牲畜入了社，只有樹還算他的。1964年冬“四清”，集體又有了新招，說他種那么多樹是搞資本主義，把一溝樹全部收了。樹有一萬株左右，比較大的三千八百株，作價三百八十元，小的總共給記了二千分工。當時說是大家都收，實際上別人家的沒有收(別人家也聰明，不像他這么傻乎乎地種那么多樹)，只收了他一家的。作了價的三百八十元錢，左扣右扣，實際上一分錢也沒到他手。而隊里自從收了戈色令的樹，憑空添了一筆大財。縣林業局的同志估計，集體砍戈色令的樹賣的錢約值近萬元。而戈色令的不幸遭遇並沒有就此結束。
悲慘結局
“文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又以“一貫走發家致富的道路”的罪名，給他戴上了富農分子的帽子。他不服，說：“我沒有剝削人，我是聽黨的話努力發展生產的。”結果又說他態度不好，被打得死去活來。這以後又多次批鬥他。但是，戈色令仍然想不通。
從此，他不講話，也不好好吃飯，後來有點瘋瘋癲癲，身體完全垮了下來，不能再幹活了。
1972年農曆六月里戈色令死了，時年才五十五歲。當時，雖然他頭上戴著富農分子的帽子，前往他靈前弔唁的卻多達一百七十多人。縣林業局的老同志也為他的遭遇叫屈。
身後平反
1979年，府谷縣給戈色令平反了，推倒了誣衊不實之詞，摘掉了強加給他的“富農分子”帽子，大家都認為做得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