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選焦慮症

大選焦慮症

大選焦慮症是指2016年美國大選令一半以上的美國人感到有壓力或非常有壓力。有些精神健康治療師反映,他們的病人中有四分之三提到自己有明顯的與競選相關的焦慮。大選焦慮確實存在。很多美國人由於長時間的爭來辯去的競選活動而感到“壓力山大”。

概述

美國心理學會的一項研究發現,2016年美國大選令一半以上的美國人感到有壓力或非常有壓力。大約半數受訪的美國人(52%)表示,總統大選是其生活中“非常重要或有些重要的”壓力來源。

這種壓力在支持共和黨的選民和支持民主黨的選民中基本持平:59%的共和黨人和55%的民主黨人表示大選讓他們倍感壓力。

治療師也發現,他們的病人中,無論是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焦慮感都呈上升趨勢,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焦慮問題:缺乏安全感。

症狀及原因

焦慮、恐慌和憤怒

美國人的“大選焦慮”美國人的“大選焦慮”
如果你最近不時緊張到咬指甲,心跳加快,常感到緊張和無助,這很可能只是因為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時代》周刊的一篇文章這樣形容“大選焦慮症”的症狀。

芝加哥的臨床心理師南希·莫里托告訴媒體,美國大選有多令人沮喪焦慮,問問自己的患者就知道了,“我從業26年來,從沒見過為了一場即將到來的選舉感到焦慮到這種程度。”她有兩名年長患者,擔心自己孫子會活在陷入動盪的美國。還有一位二戰老兵認為,特朗普義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之間有相似處。很多心理諮詢師都遇到類似的患者。他們表示,近期有入睡困難、易怒和心悸的問題。

美國國家公共電台(NPR)網站稱,選民的情緒是大選期間最重要的政治因素之一,而今年大選中選民普遍的情緒是焦慮、恐慌和憤怒。

對於政客們而言,利用情緒是讓自己獲得支持的有效工具。早在黨內初選階段,民主黨競選人桑德斯一路高舉打倒華爾街的憤怒旗幟。希拉蕊也常把普通美國人的擔憂和不安全感掛在嘴邊。而在共和黨陣營,沒有誰比特朗普更懂得煽動選民的憤怒情緒。

政客與媒體帶來的焦慮

一項民調顯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蕊·柯林頓雙雙打破一項尷尬紀錄,前者成為20多年來最不受歡迎的總統候選人,後者以微弱劣勢緊隨其後。

《時代》周刊指出,一方面,民眾需要也應當獲得關於候選人的信息,他們的立場、競選動態。但是人們是否在以最好的方式獲得最重要信息呢?現實遠非如此。“郵件門”、“錄音門”,競選兩大陣營不斷曝出的對方醜聞讓美國民眾對醜態百出的競選焦慮不堪。

除了政客,一些不負責任的媒體也要對公眾的焦慮負很大責任。選舉本身的不確定性就是導致公眾焦慮的一大重要原因,而媒體又數倍放大了這種不確定性:剛剛放出最新的支持率對比,又馬不停蹄地開始預測下一場辯論將對支持率帶來怎樣的變數,聳人聽聞的標題,一遍又一遍重複播放候選人的奇葩言論,這一切都讓人感覺無處可逃……

社交媒體上,情況可能更糟糕。在這裡,人們發表的關於政治的言論更容易引發爭執。不論是陌生人還是熟人,一言不合就可能為政治觀點爭得不可開交。

此外,美國的少數族裔在大選期間也受到更大的精神壓力,在種族話題的討論中,一些政治人物的言論,尤其是特朗普針對墨西哥人,黑人和穆斯林涉嫌種族歧視的言論讓他們感到深受冒犯。

“特朗普焦慮症”

美國心理學家艾莉森·霍華德稱,最近她得知了一種新的心理疾病:特朗普焦慮症。有調查顯示,近七成美國人認為“特朗普總統”的想法讓他們感到憂慮。

幾乎每次在公眾場合出現時,特朗普都自帶強大的“情緒氣場”。他曾在一次共和黨內辯論中宣稱:“我們的國家被管理得很糟糕,而我會很高興接受憤怒的重任。”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的一項民調顯示,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來自社會下層,絕大多數甚至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下層民眾受經濟社會變動影響最為直接,情緒自然也最為激烈。但也是特朗普獲得支持的動力來源。

也正是因為特朗普的自帶憤怒屬性,讓許多原本對政治不感冒的美國人被捲入大選的紛爭。《華盛頓郵報》和美國廣播公司的一項調查顯示,69%的美國人表示“特朗普總統”的想法使他們感到焦慮。

這一焦慮在共和黨初選期間就不斷加重,隨著特朗普屢戰告捷,民主黨和共和黨成員都會不約而同地在飯桌上、社交媒體上與朋友或陌生人傾訴自己的焦慮,甚至有些人因此尋求心理醫生的幫助。現在如果在推特上搜“特朗普”和短語如“我感到很恐懼”或“我嚇壞了”,可以看到人們各種各樣的吐槽。有人在深夜寫道:“我真的睡不著,因為只要我想到特朗普確實有可能贏得總統選舉,我的恐慌症就會發作。”

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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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比亞大學醫學中心精神病學教授,美國精神醫學會科學計畫負責人菲利普·穆斯肯看來,如今美國公眾的焦慮情況,讓他想起1979年美國首座太空站“天空實驗室”墜回地球事件的餘波,和2001年“9·11”恐怖攻擊:“當時,人們覺得一切都在失控。”

美國國家公共電台的一篇分析文章認為,混亂的選戰固然是民眾焦慮的直接導火索,但這背後還有多個方面:經濟、人口、移民因素,華盛頓的兩黨鬥爭和政治的失靈,美國國際地位的變化……這些都可歸結為,選民們感到美國夢的危機。

此次大選是後金融危機時代的第一次總統換人大選,美國經濟社會發展也出現一些新的變化。一方面出現了復甦跡象,已開發國家中美國一枝獨秀,擔憂矛盾重重,後勁不足。而且這種復甦並未讓所有人都受益。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威廉姆·蓋斯頓指出,美國過去15年的經濟發展,未能讓中產階級工人階級實現真正的進步,是導致民眾憤懣的最根本原因。儘管國家可能已從衰退中復甦,但國民仍感到手頭拮据。

用柯林頓總統時期的白宮顧問比爾·蓋爾森的話說:“如今普通美國人的家庭收入比柯林頓執政晚期的收入還要少幾千美元,這意味著人們已經很長時間沒有感受到經濟的增長,這讓他們很不爽。”美國的中等家庭年收入已經原地踏步15年。據統計,1999年這一收入為57843美元(1美元約合人民幣6.71元),2014年為53657美元。此外,美國人還感到,許多工作質量在降低,工作機會在減少。

同時,揮之不去的恐怖主義陰影也在給人們的心理造成影響。剛剛過去的9月並不平靜,“9·11”15周年後一周,人們對“9·11”的紀念和反思還沒有完全退去,美國多地發生的爆炸和持刀傷人案,使人們思考,過去15年,為什麼恐怖主義或疑似恐怖主義之舉更加難以防範。

影響

焦慮背後愈發“分裂”的美國

發生變化的還有美國的人口結構。皮尤研究中心統計顯示,40年前,84%的美國人由非西班牙裔白人組成,而到去年,該比例降為62%,預計到2065年將進一步降至46%。

2016年的美國幼稚園里,來自少數族裔的孩子的人數第一次占到多數。正如《下一個美國》一書的作者,前《華盛頓郵報》記者保爾·泰勒說:“年長的白人選民認不出他們土生土長的國家,有一種身處異域部落的感覺。”當白人減少、少數族裔增多,選民年齡更大,而且沒有一代選民能占據主導。人口結構的變遷正在塑造著下一個美國。

南加州大學移民問題專家羅伯特·蘇洛認為,移民們常被當做“泄憤”的目標,把由於恐怖主義、失業引起的緊張和焦慮感歸罪其身。“特朗普在競選策略上很懂得利用這一點,去年12月加州聖貝納迪諾市發生槍案後,他就開始把攻擊目標由墨西哥移民轉到了穆斯林移民身上。”

同時,華盛頓政治的失靈也讓公眾失望。“人們看到政治家們在爭鬥,事情卻做不成。”美國企業研究所的民調專家卡爾林·褒曼說:“人們感覺跟政府離得越來越遠,兩者關係每況愈下。”

據皮尤研究中心統計,當被問到是否相信政府,89%的共和黨人和72%的民主黨人回答:“有時信”或“從不信”。蓋洛普民調稱,六成美國人認為政府權力太大。

選舉還折射了美國國際地位的相對下降。來自皮尤研究中心數據顯示,2012年,38%的受訪者認為美國領先世界其他國家,到2014年持有這一觀點的人數下降了10個百分點。該中心在2013年的一項統計還顯示,70%的人認為美國正在失去來自國際上的尊重。此外,中國的崛起、對抗塔利班的失敗、打擊“伊斯蘭國”的緩慢進程等,都使得美國人倍感焦慮。

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傳導到公眾層面,都加劇了政治極化現象,給公眾的心理帶來更大壓力,也把美國變成一個愈發“分裂的國家”。皮尤中心統計顯示,共和黨在一些核心議題上比94%的民主黨持有更保守的觀點,而1994年上述比例是70%。而中間派民主黨人則比92%的共和黨人擁有更自由的立場,1994年這一數據是64%。

藥方

對於人們的這些“症狀”,心理諮詢師給出的藥方是,少看新聞,多做瑜伽。《時代》周刊也建議,人們應該減少從社交媒體獲得關於大選的信息,而是更多從主流紙質媒體閱讀文章,或是主動從候選人的官方網站上獲取信息,這樣都能緩解碎片化被動接受帶來的焦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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