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兵變

大同兵變

大同兵變是明朝嘉靖年間的一場軍隊譁變。 明世宗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農曆八月,大同府巡撫都御使張文錦實行殘酷的統治,引起了軍隊的反抗。兵變的主要首領有郭鑒、柳忠、陳浩、胡雄、郭疤子等人。他們在夜間舉火為號,殺死貪官張文錦,打開倉庫,發放糧食,砸開監獄,釋放囚犯,占領了大同城。農曆九月,明朝政府派遣蔡天佑、桂勇等人,以“諭撫”為名,設計宴請郭鑒等人,結果,郭鑒等三十多人受騙被捕,慘遭殺害。又過了九年,曾當過山陰總兵的朱振,又組織王福勝等士兵首領在大同發動兵變,火燒總兵府,總兵李道自殺。 明朝派總督劉源清與總兵郜永帶兵前去鎮壓。明軍駐在聚樂,以計誘捕朱振,朱振自殺。接著,明軍又逮捕、殺害了王福勝等三十多人,才平息了這次兵變 。

背景

明朝在推翻了元朝在中原地區的統治後,並沒有乘勝將元朝政權完全推翻。儘管建國初期曾進行過數次大規模的征伐,但並沒有遇到北元主力。而《明史》、《明實錄》等史料中大捷之類的記載,經後人考證,多為歌功頌德之類的套話,並不是實情。

明朝既然沒有與蒙古主力決戰,那么蒙古的軍事力量就不容小視。雖然蒙古諸部在退居蒙古高原後時分時合,但總是明朝的一大威脅。尤其到明朝中後期,明國力下降,對蒙古諸部已經由國初的主動出征變為消極防禦。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河套。明初,河套屬明朝統治,明廷在東勝置有衛所。後來,衛所不斷向明朝內地遷移,蒙古諸部的領地則不斷向南推進。正德年間,邊將尚有“搜套”之舉。而後,隨著國力的下降和思想的保守,河套處於三不管的狀態。

面對蒙古諸部的侵擾,明朝邊塞守將為減少損失,不得不築堡遣兵戍守。於是便有了《明實錄》的那段記載:“張文錦築水口等五堡,遣卒二千五百家戍之。皆不樂往。文錦嚴令趣之。參將賈鑒望風杖其隊長,督之行。諸卒郭鑒、柳忠等遂倡亂,殺鑒,裂其屍。是出塞上,屯於焦山墩。文錦慮其勾虜,使副總兵時陳、游擊葉宗招撫之。還鎮,文錦夜捕官隊官關山等廉得其首惡,欲誅之。諸卒恐,乃復相聚為亂。比明,焚大同府門,入行都司,縱獄囚,焚都察院門。文錦倉卒�u垣,避匿宗室博野王所。叛卒擁眾圍王,索文錦,曰,巡撫不出,我且焚王宮。王懼,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屍。”

從《明實錄》中不難看出,兵變是因墩堡築成後,士卒不願遠戍,官府督之過激導致的。而兵變中,士卒變亂行為的加劇又是因為巡撫張文錦“殺降”引起的。雖然是欲誅首惡,但變卒人人自危,卒致事變加劇。

原因

軍事

明朝建立後,北元政權一直存在。明初諸帝雖然多次北伐,但因蒙古實行行國體制,出征成效不大。而後隨著明朝國力的衰微,在對待蒙古的策略上,不得不由明初的征伐變為消極守御。並不斷在北部修築邊牆、墩堡,設定鎮所。大同便是其中之一。大同北面,四望平衍,寇至無可御。《明史・張文錦傳》曰:“寇犯宣府不能近鎮城者,以葛谷、白陽諸堡為外蔽也。今城外即戰場,何以示重?”所以便有了修堡徙卒之舉,即“議於城北九十里外,增設五堡,日水口、宣寧、只河、柳溝、樺溝。”而在修堡的過程中,“參將賈鑒督役嚴,卒已怨。”

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重生敬死,邊卒當然也不例外。而且在明朝國力衰微,蒙古騎兵強大的時候,與蒙古作戰無異於以卵擊石。《明史》中,記載蒙古某部入犯,明某將殉國,某地遭蒙古大掠的字眼隨處可見。邊卒身處邊疆,熟知邊情,所以,當張文錦“欲徙鎮卒二千五百家戍之”的時候,“眾憚行,請募新丁”。

社會

從史料記載來看,明代的社會風氣顯得有些浮躁。《明史・楊廷和傳》記載:嘉靖登基之初,楊廷和在與毛澄論及興獻王主祀稱號時,一句“有異議者即奸邪,當斬”隨口而出,全不在意“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禮儀。而眾朝臣在聽到張璁、桂萼已到京時,“眾洶洶,欲撲殺之。萼懼,不敢出。璁閱數日始朝。”身為大臣,本該行有規、言有度,但此時卻集眾打人,與市井無賴無二。大臣言行尚且如此,一般百姓可想而知。所以,在整個社會已經變得浮躁的情況下,一旦有風吹草動,利益受損之人必然會結成一體,乘時而動。蒙古的多次南下對明朝邊卒造成了心理上的壓力,使他們產生了懼戰怕死的陰影。出於對自身安危的關注,其行為中的過激傾向自不待言。

經濟

明代實行屯田制,但出於對土地財富的渴求,作為屯田制基礎的耕地一開始就被近侍、外戚、朝臣等以各種名義侵占。《明史・柴車傳》記載:宣德六年(公元年1432年),山西巡按御史張勖言,“大同屯田多為豪右占據”。到正德時期,屯田制已被破壞殆盡。張文錦在任時就曾“劾奏陽和天成分守太監李睿,報納官草,累軍採運,侵占莊田,役軍耕種,結逆黨黃福添等為腹心,”請求“正其罪,別選老成安靜者代之。”隨著經濟狀況的下降,兵士的不滿情緒也隨之生長。在生存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官吏驅使假以辭色,自然更容易引起糾紛。

政治

明朝邊防思想不合時宜。
終明一世,其對蒙古的實際情況並不了解。所以在封貢、戰爭兩者之間猶豫不決。“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明朝在此時處於守勢,攻城不可實現,而且因蒙古實行行國體制,也無城可攻。但陳兵邊塞,耗費巨大。《明臣奏議・豫防邊患疏》載:“宣大二鎮共有官軍一十四萬,延寧二鎮又設有官軍七萬,歲費糧儲數百萬計。”在屯田制日趨沒落的形勢下,政府支出增加。同時,因很多民田被占,政府收入減少,所以軍費支出比例變大,財政危機加劇。這一多、一少的矛盾得不到妥善解決,邊防思想和措施又沒有改變,矛盾便一直加劇。而由此也可以看出,明朝中央因循守舊、控馭無方。

法紀廢弛,執法不嚴。

《明臣奏議・豫防邊患疏》載:“各鎮守臣因循怠忽,不肯豫先料度邊情。”身為邊臣,不能專職其責、經營邊事,其目無法紀可見一斑。而若非法紀廢弛,邊臣御下無方,士卒不可能會聚眾譁變,輕率地殺戮上司。

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大同軍卒因“糧餉欠缺”而“欲為亂”。而在事件發生後,只“戮其首禍者五人,以徇次調極邊哨守,余悉諭令安堵鎮巡等官節制,欠嚴姑宥之”,但這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糧餉欠缺的問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熟讀《詩》《書》的朝臣無法採取措施保證糧草,或許有諸多因素制約,但終歸沒有盡到職責。

從上述可見,無論京官還是邊臣,都沒有真正的恪盡職守。長此以往,變亂必然會發生。

過程

朝廷以蔡天佑為大同巡撫,桂勇為總兵官,前往安撫。十一月,又遣軍鎮壓。郭鑒、柳忠等相繼被俘殺。鑒父郭疤子又串眾起事報復,生擒總兵官桂勇,持至次年二月失敗。十二年,大同鎮卒不堪軍官虐待,再次舉事,殺總兵官李瑾,並固守城門,屢挫官軍。後遭分化瓦解,首領黃鎮被害,指揮馬升、楊麟投降,兵變失敗。

結果

後遭分化瓦解,首領黃鎮被害,指揮馬升、楊麟投降,兵變失敗。楊麟自殺。

影響

從大同一地來看:巡撫、參將被殺,宗藩受擾,府司衙門被焚,不能說兵變的破壞程度不大。從明朝的北部邊防來看:大同是邊防重鎮,九邊之一。如果兵變不能得到妥善處理,進而波及其它邊鎮,明朝的邊防力量將會因內部的矛盾而大為減弱,甚至是邊防崩潰。而且大同北接蒙古,如果蒙古此時真的興兵入犯,後果不堪構想。從明朝全局來看:國家的軍事力量中,邊防部隊和京營軍士最為精銳。邊卒的變亂直接影響到了明朝的國家安定,挑戰了皇帝的權威,在皇帝對國家的控制力方面產生了不良影響。

評價

明代當時的一系列因素導致了兵變的發生。而其中,糧餉問題無疑是最直接的,因其直接關係到邊卒的生存。而明朝廷在解決糧草問題上的軟弱無力,使得產生兵變的直接因素一直存在。而究其深因,則在於明朝後世之君固守祖制,守邊無方。加之明朝中央對邊情及蒙古缺乏了解,更是使得朝廷政策無的放矢。而文官集團的重名與無能,使得明代的官僚機構行政效率低下,解決問題困難。所以,儘管此次兵變暫時平息,但因根源一直存在,兵變隨時可能爆發。

各種矛盾交織是明後期社會的一個現象。而邊患就像一個腫瘤,始終牽動著明朝的統治階層。儘管邊卒待遇微薄,但邊費仍耗費了明朝相當的國力。明朝最終在內憂外患的互動作用下淪入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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