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靈甫殺妻
1936年9月，國民黨74師113團團長張宗靈率團隨胡宗南進攻陝北蘇區，他的家眷留在西安。一天，張的朋友、兄弟團的一名團長回西安探親畢返隊，張宗靈問他：“見沒見到我的太太？”朋友跟他開玩笑說：“見到了，在電影院門口，你太太穿著旗袍，還有一個小伙子，西裝革履的，兩人可親熱哩。”張宗靈聽罷怒火中燒，一連幾日狂躁不安。實在經受不住謠傳的打擊，他向胡宗南請假回家，得準後，他身佩短槍，趕回家中。太太見到久別的丈夫十分高興，精心梳洗打扮，愈發光彩照人。張宗靈從嫵媚的妻子眼中看到了邪惡的淫蕩，對她說：“我有好長時間沒吃餃子了，你給我包一頓吧。”妻子即到宅院那片菜畦割韭菜，張宗靈尾隨在後，當其妻剛蹲下身，他拔槍對準女人後腦就是一擊，妻子栽倒，當即身亡。張宗靈對屍首沒做任何處理，馬上返回了部隊。
張宗靈槍殺妻子的訊息傳出，西安各界婦女表示極大的義憤，聯合上書全國婦女部長宋美齡，要求嚴懲兇手。蔣介石聞之大發雷霆，命令胡宗南將張押解南京。胡宗南無奈，將此愛將送至首都，蔣介石將他關進模範監獄，聲稱審後嚴辦。
而在1937年10月，重慶方面，在胡宗南、王耀武所謂愛將惜才的懇請下，蔣介石秘密釋放了罪不容赦的張宗靈，為掩國人耳目，張宗靈更名張靈甫。
張靈甫感激涕零，舉拳發誓要為黨國的最終勝利奮勇拼殺、竭力疆場。
摘自《世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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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靈甫殺妻疑雲
入夜，南京城老虎橋的模範監獄內，寂靜無聲，犯人們已經熄燈入睡。長長的走道上，響起了獄卒“托托”的皮鞋聲。沉重的腳步聲一直走到一間特殊的號子前才停住，獄卒手中一管碩大的手電筒在黑暗中驟然亮起，向號子內已經睡下的囚犯們毫不客氣地照了過去。
這是一間關押特殊犯人的號子，裡面全是名字已經被打入另冊等候處決的死囚。雪亮的光柱引起囚犯們的一陣騷動。這些死囚知道，監獄內有一個約定俗成的慣例，但凡行將處決某個囚犯，獄卒通常會在前一個晚上來死囚號子巡視，並特地打起手電，朝囚犯們的臉上一個一個掃過去，象是要驗明正身，如果最後手電光長時間停留在某一個人的臉上，那就意味著這個倒霉的傢伙第二天要上路了。
“每當這個時候令我最惱火。死就乾脆死了，這個樣子實在很沒有尊嚴。”一個曾經在這個號子裡呆過的死囚，在僥倖生還大約十年之後，對新婚妻子私下談起了這段自己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這個在死囚號子裡還奢談尊嚴的人，就是因殺妻而獲罪的張靈甫。
早在張靈甫中學還沒畢業的時候，父親張鴻恩就給他說了一門親事，對象是鄰村的姑娘邢鳳英。邢鳳英與張靈甫同年，是個勤勞樸實的鄉村姑娘，只是她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目不識丁。張靈甫平素對父親頗為孝順，投身軍旅後偶爾回家探親，也曾與老父抵足而眠以示親情，當時年少的他沒有要公然違逆父親的意思，不過他在外求學，對父親自作主張為他娶親似乎並不心甘情願。張靈甫後來離家，長年以來對邢鳳英不相聞問。
一對沒有感情基礎、教育背景迥異的青年男女因父母之命而被撮合，在那個時代屬司空見慣，許多時候在當事人之間釀出的卻是一杯難飲的苦酒，甚至一些偉人們年輕時候也曾為此面臨過尷尬，張邢兩人的這類婚姻悲劇，也不脫特定時代的烙印。
張靈甫惹出命案的妻子吳海蘭，是四川廣元人，她的父親在廣元縣城裡是一個頗有名氣的銅匠，家道小康。吳海蘭在當地的女子學堂上過學，當年小縣城裡女孩子受過正規教育的很少見，吳海蘭有文化又是個漂亮的川妹子，在廣元這個小地方就比較引人注目，眼界也就高起來。
與一般花天酒地的國民黨軍官相比，張靈甫還是屬於比較愛惜羽毛的，在私生活方面相當檢點，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樣，這倒是與他日後的上司王耀武頗為相似。張靈甫死後多年，留在大陸的原整編74師軍官曾有人在有關的文史資料里發表過回憶文章，在提到張靈甫的為人時，均表示印象中他性格豪邁直爽，好附庸風雅但不好色，對部隊里的風化事件懲罰及其嚴苛。有一次，他的師文工團團長拐帶別人的妻子，被人告到他那裡，他查實之後立即下令處死，而且是砍頭示眾，手段頗為血腥。（1）
不過這個冷血軍人在平時卻儼然儒將一個。他閒暇時喜歡在營中里看古書、練書法、填詞作賦，業餘愛好收集古玩字畫、攝影、養花弄草，似乎仍保留著當年北大歷史系書生的遺風，與一般人從文藝作品裡得來的張靈甫形象很不一樣。不過張靈甫畢竟是個職業軍人，他的另一個愛好則與風雅完全無關了。張靈甫喜好馬術，他的騎術高超在軍中是出了名的。有一次，第1師新得了一批戰馬，其中有一匹馬性情特別爆烈，誰都不讓上身，有人就把張靈甫找了去，他拉起韁繩三跨兩騎就把那馬制服了。他不但愛騎馬，還愛馬成癖，幾乎把馬當寵物一樣飼養，後來當了軍長師長，還三天兩頭往馬廄跑，親自督促豢養之事。還在他當團長的時候，曾經發生過這么一件事，有一次，他的一匹愛馬得了肺炎，獸醫束手無策，張靈甫見愛馬痛苦地喘息著臥以待斃，他陪伴在旁傷心不已，竟然手撫馬鬃情不自禁潸然淚下，據說那匹馬也對著主人涕淚涔涔，一人一馬，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在軍中傳為異談。（2）
張靈甫那時才年屆而立，看書寫字騎馬，不見得就是願意清心寡欲，只是軍中本是男人的世界，戰爭歲月又行蹤不定，加上他性格內向不苟言笑，總是令人望而生畏，即使有女人，人家也不敢對他拋媚眼。朋友看在眼裡，知道他老家的一段婚姻名存實亡，就有好事者為他撮合新人。
有軍官朋友向他介紹了吳海蘭。吳海蘭年輕有文化又長得如花似玉，張靈甫見了很是滿意。而女學生吳海蘭一見這位年輕的中央軍團長英俊瀟灑，玉樹臨風，也不免動了春心。你有情我有意，兩人很快就墜入了愛河，接下來的事情就簡單了。張靈甫是個軍人脾氣，辦事講究速戰速決，再說部隊隨時都有可能開拔，沒那么多花前月下的酸講究，沒過多久，他就與吳海蘭在廣元拜堂成親，這算是他的第一次新式婚姻，時間大約在1933年冬。
本來張靈甫娶了吳海蘭之後，兩個人的婚姻還是相當美滿幸福的。吳海蘭長相漂亮，賢惠能幹，這個四川妹子還能象北方人那樣擀得一手的好面，張靈甫是西北人，喜食麵食，吳海蘭的手藝很對他的胃口。小夫妻倆琴瑟和鳴，感情篤深，不久女兒張雲芳也出世了，一家人其樂融融，軍中的朋友同僚都很羨慕。
既然是一對恩愛的歡喜鴛鴦，張靈甫怎么會衝冠一怒殺紅顏呢？
關於張靈甫殺妻一案，坊間流傳著多個版本，但基本的情節是差不多的：張靈甫誤信謠言，懷疑愛妻不忠，因而醋勁大發，不問青紅皂白就拔槍怒射，釀成了轟動西安的“團長古城殺妻案”。
在這些眾多版本故事的作者中，大概唯有吳戾天是唯一與張靈甫有過接觸者。吳戾天，原名吳鳶，抗戰時在74軍軍部任職。一九八四年，他在陝西省的文史資料上發表了《我所知道的張靈甫》一文，其中談到了他所聽說的關於殺妻一案的傳聞。
吳戾天在文中寫道：
“一九三五年紅軍到達西北後，第一軍跟蹤尾隨與紅軍對壘。第一軍的眷屬，都住在西安，張妻帶著孩子（不滿三歲）和其他軍官眷屬住在一起，他在前線忽然得知妻有外遇的信息，就借春節假期來到西安，摯妻兒回戶縣省親。除夕之夜命妻到後院菜地割韭菜做餃子，正當其妻彎腰割韭菜時，他陶出手槍，從背後將妻擊斃（一說這次事件，是張的同事楊團長開玩笑釀成的，這位團長到西安探親，回到部隊後與張在閒談中，談到西安家屬情況時，說有一天看到張妻與一男性逛街，張本性多疑而殘忍，就信以為真，致釀成人命）。”（3）
因上文作者曾經與張靈甫在同一個部隊共過事，他所聽到的這個傳言為不少作者所採信，相信也成了後來別人撰寫該事件的藍本。
《民國高級將領列傳》中的《張靈甫》一章，對這一事件是這樣描述的：
“但是，張靈甫是一個非常冷酷寡情的人，其醋勁在同事中出了名。一天，張靈甫見一位同事探親返部隊，便問：“你可看見我的太太？”這位同事打趣地說：“看見啦，在電影院門口，你太太穿著旗袍。還有一位小伙子，西裝革履的倆人可親熱哩。”張靈甫是一個遇事很認真的人，聽說妻子“不貞”，氣得連話也說不出來，一連幾天悶悶不樂，脾氣變得越來越粗暴，見誰罵誰。他認為這是難以容忍的恥辱。但直接提出離婚，又怕成為同事們的笑柄。後來，他向胡宗南請了假，帶著一支手槍回家，極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對妻子說：“我有好長時間沒吃過餃子了，你為我包一頓餃子吧。”妻子聽後便爽快地到菜地割韭菜。張靈甫便尾隨在後，待妻子剛蹲下去割韭菜時，即拔出手槍，對妻子後腦就是一槍，妻子一頭栽倒在地。他槍殺妻子後，既沒聲張，也不掩埋屍體，就返回部隊。”（4）
上述情節，顯然也是脫胎於吳戾天的版本，只是情節演繹得更富於戲劇性。
張靈甫在一九三五年冬請假離隊確有其事，至於蓄意帶槍回去殺妻之說，則是想當然的訛傳。在他請假的時候，情況尚一切如常，當時他只是從松潘高原下來後回家去休假探親而已。
由於一直在前線奔波與紅軍作戰，張靈甫把妻女安置在了西安，吳海蘭當時借住在張靈甫的堂兄大哥張德甫的家中，位於西安蓮壽27號，那是一座前後兩進的大院子，張德甫家住後院，前院的鄰居是一對李氏姐妹。
當張靈甫回老家探親時，他先到了西安堂兄家裡，和吳海蘭一起小住幾日。小別勝似新婚，開始的時候，小夫妻倆形影不離，白天一起逛街吃飯，晚上一同出去看戲，很是快樂甜蜜。
“五叔父回西安後，就住在我伯父家裡。那時他回來和吳海蘭的關係很不錯的，他們經常出去玩得很開心，還帶我一同去易俗社看過戲呢，我還記得那晚看的戲叫《韓寶英》，戲文講的是韓寶英救石達開的故事。”張靈甫的侄子張居正當時十多歲，正在西安讀國小，他還清晰地記得案發前後幾天所發生的事：“有一天晚上，他們夫妻倆不知為什麼事發生了爭吵，五叔父在發脾氣，我伯父就出來調解。第二天，五叔父與吳海蘭一起回鄉下老家，後來便發生了悲劇。事情發生的第二天，他就回到西安我們的住處，記得那天我出門上學，在半路上還遇見了他，他隻身一人往家裡走。回到家後，他把吳海蘭的衣物付之一炬，後來我伯父將他訓斥了一通。”（5）
張靈甫回鄉下老家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筆者曾向張靈甫的長子張居禮求證上面文章所描述的情節。
張居禮先生說：“這件事發生時我還沒有出生，我所知道的情況是聽我母親（筆者註：指邢鳳英）說的。據我所知，他們兩人（筆者註：指張靈甫和吳海蘭）當時在家裡的後院談話，不在菜地里。我母親就在現場不遠處，但並不知道兩人在談些什麼。後來就聽到一聲槍響，我母親大驚失色，嚇得掉頭就跑，也沒顧得看清是怎么回事。因為事發突然，我母親雖然在現場，但也不太清楚當時的狀況和開槍的原因。至於不在場的外人傳說，我不便評論。所謂割韭菜包餃子，顯然是在編故事了。事情發生在冬天，大冬天的陝西，那塊地里會長韭菜？。”他接著補充道：“說實話，有些事情就是人家在這么傳說了，其實究竟為什麼開的槍，有什麼內情，現在很難說得清楚。”（6）
看來只有張靈甫自己才能說清楚了。此案發生十年之後，他的最後一任夫人王玉齡聽說了這樁案子，當時年僅十八歲的王玉齡竟然傻乎乎地去問丈夫：“要是我在外面亂交男朋友，你會怎么處置我？”
張靈甫被天真的新婚妻子觸及早年的傷心事，哭笑不得，只是看著她搖頭苦笑，沒有說話。
“我當時真的很幼稚。”王玉齡說：“我還對他說：‘我要是真的出了這種事，隨你怎么處置，我們家人是不會去告你的’。他不解釋，只是沉默地擁抱我。後來才告訴我說：‘是她拿了我的東西，我問她又死不開口。事發前晚，我們已經發生過爭執，我心裡很不痛快。第二天帶著孩子坐馬車回長安鄉下。從西安回家的路上，總會經過我母親的墳地，她知道我每次回家都要在那裡下車，在母親的墳前祭拜過後再回家，以前她都會跟我一同下車，那天她拒絕了，我當然很生氣。回到家查問她一些事也不答話，那我就火更大了……’”（7）
至今為止，這大概是我們能夠從當事人最親近的人處，得知他親口對此事說過的唯一只言片語。
張靈甫無意再說下去，也沒有解釋吳海蘭到底拿了他的什麼東西，以致他大光其火。直到張靈甫死後多年，當年與他私交甚篤，曾經長期在他手下任職的劉光宇（8）與王玉齡偶然談到此事，開口就是驚人的一句：“她偷了張靈甫的檔案。”
劉光宇講述的，是另一個鮮為人知的殺妻內幕。
原來，張靈甫當年並非因為懷疑吳海蘭有外遇而打翻醋罐子，而是發現她擅自拿走了他的軍事檔案，卻交待不出理由，因而懷疑妻子可能受人利用而怒火中燒。前面說過，當時胡宗南的部隊一直在川陝一帶與紅四方面軍激戰，當地也有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活動，張靈甫疑神疑鬼，擔心妻子可能沾了共產黨的邊，但在事情沒搞清楚之前又不便聲張，於是就暗地裡向妻子盤查，不料吳海蘭對此保持沉默，惹得他氣急敗壞，越發懷疑妻子背著他做了不可告人之事。此事若是換了別人，或許還有轉寰的餘地，偏偏剛從血肉橫飛的前線回家的張靈甫，血管里還瀰漫著隨時會散發出來的殺戮的戾氣，他的性格容又不得“背叛”二字，不能接受吳海蘭有可能通共的嫌疑，對愛妻的“背叛”行為極為震怒，加上當天心頭已經鬱積了一股邪火，極度的自尊和冷血頓時膨脹到一發而不可收拾的地步，拔槍的瞬間，眼睛裡已經沒有曾經深愛的妻子，只有“赤黨”的疑犯了。（9）
吳海蘭死在了丈夫的槍下。因為事涉通共之嫌，事發後張靈甫怕傳出去有口難辯，便推說是感情糾葛。這是關於張靈甫殺妻案的另一個版本，也就是所謂張靈甫學吳起殺妻求將之說的由來。聯繫到後來張靈甫被輕判的事實，以及劉光宇和他的密切關係，此說似也不象空穴來風。
不過無論出於什麼原因，有一點大致是可以確定的，張靈甫對吳海蘭的懷疑並沒有尋獲確鑿的證據。但是，死無對證，張靈甫悔之晚矣。
案發之後，張靈甫並沒有馬上回到第1師，仍然若無其事地住在西安堂兄的家裡。一天，有人在《西安日報》上投書揭發張靈甫的殺妻事件，他讀後很是惱火，便向在該報當編輯的親戚打聽作者的背景，得知此事原來與前院的李氏姐妹有關係。因為是前後院的鄰居，吳海蘭生前與李氏姐妹常有來往，關係相當不錯，她的離奇失蹤，引起了她們的懷疑，並且也打探到了一點風聲。李氏姐妹中的妹妹李朝惠，當時在和楊虎城的機要秘書周藩伯談戀愛，周藩伯經常在周末用車來接她出去玩。張靈甫一聽，覺得事情不單純，他自忖此事雖然衝著他來，或許後面還有其他來頭，也可能有人想利用此案打擊中央軍的聲譽，給蔣介石難堪。這一來，他便心知難掩人口，如果被人揪住不放，後果一定大為不妙。但是罪已鑄成，一時間也無計可施，於是他決定先回部隊避避風頭，再作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