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土·合墳

厚土·合墳

《厚土·合墳》刊於《上海文學》月刊1986年第11期,是中國當代作家李銳的代表作品。 《厚土·合墳》作者李銳作為新時期崛起的“晉軍”中的重要成員,他的一部分作品, 以其對偏遠山區閉塞生活的真實描寫和對中國農民文化心理的深刻揭示,以及言簡意豐的敘述形式而引起文學界的廣泛關注。《合墳》即為“厚土系列”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 小說主要揭示了生活的悲劇性。在“合墳”的過程中,老支書聲聲斥責別人 的“封建”、“迷信”,而他在善良願望下進行的這一切,同樣是封建迷信,這就使事件帶有深深的悲劇色彩。老迷信與新迷信的合流,曾經形成這片古老土地 上“文化大革命”的濁浪。

內容簡介

厚土·合墳 厚土·合墳

小說把歷史與現實、政治與文化、社會與心理的內容交織起來,透視到民族文化心理的縱深處。在“合墳”行動面前,支書老兩口及 村民們文化心理中那善良的與愚昧的、美好的與醜陋的、恭順的與粗鄙的東西, 來了一次大曝光。“厚土”上這一奇特的生活現實,讓人們思考中國農民思想現 代化的長期性與艱巨性。

《合墳》顯示了敘述的凝鍊性。事件本身的社會歷史內容決定了小說要追求 一種言簡意豐的敘述方式。敘述的簡約首先取決於作品的結構方式。小說採取了生活斷面的寫法,十四年前玉香犧牲的情景通過挖墳時人們的對話敘述出來,這就大大濃縮了作品的現實時空,也給人一種歷史的滄桑感。其次是人物語言高度、簡約。山區農民的性格是內向的、聚斂的,他們的話語簡單卻有力,每句話後面 都有一個深遠、豐富的現實世界,也有一個深遠、豐富的內心世界,給人以充分 想像的餘地。這即符合農民的特殊性格,又符合敘述簡約的需要。第三是作品運用了一些象徵性的描寫。象徵事物的內涵超越了事物本身,包括了豐厚的意蘊。

如小說中那紡錘的描寫,不僅使人想到生活的古老與滯重,也把民族文化心理的 深厚積澱絲絲縷縷地抽出來、拈起來,使人產生豐富的聯想。《合墳》的豐厚意蘊和簡約敘述,顯示了一種凝重的風格。

作品鑑賞

厚土·合墳 厚土·合墳

《厚土》

《厚土》系列小說一問世,立即引起強烈反響,人們稱讚這些小說“通過呂梁山區農民的日常生活和他們的心態,揭示了農民潛意識中的中國文化的沉積。我們從中看到我們民族氣質的跡象。”讚揚李銳“在當代農民的生活中,通過他們的審美、生活,來審視自己,發掘民族文化之根。”

表面看,這篇小說寫了兩個小故事,一個大些的故事套著一個小些的故事,大故事是呂梁山某個山村的老支書和村民們作主,給十幾年前死去的一位北京女知青“配乾喪”的前前後後:套著的小故事是女知青在“學大寨”的特殊年月為抗洪保田而英勇獻身。這樣一說,小說再平常不過,可是,這兩個故事擺在一起,而且經過李銳那樣沉重、凝鍊、簡約到極處,同時又異常複雜的筆來敘述,便將從故事的表面帶入更深的層次,看到了一些特殊的東西。

老支書和玉香姑娘這兩個人物都極有代表性。但作者在處理上又各有不同。從玉香的身上,看到了整個一代人的影子,雖然小說中只是寥寥幾筆地將她的插隊、死作了個再簡單不過的交待。寫這個人物有兩個作用,一是交待這個人物本身;二是交待玉香的死其實老支書並不需要擔什麼責任,也更不是他的罪過,以此來為塑造老支書這個形象作鋪墊。作者寫玉香這個人物時,充分調動了每一個讀者的主觀能動性——因為人人對那不願提及的災難年月以及那個時代里人的性格特點都再熟悉不過了,所以,根本無需再作更多的描述,點到即止。這篇小說真正要寫的故事是“合墳”,真正要寫的人物自然是老支書。這一形象非常複雜,也非常有深度。他和呂梁山其他農民一樣,很樸實,所以他悶頭幹活,不愛多說話,當有人指責他時,他木木訥訥,不會據理反駁。他又並非木頭一塊,麻木不仁,而是很重情,所以姑娘的墳埋在村口,14年來“一直是他的心病”。他是個老共產黨員,以前是支書,屬於黨的基層幹部,所以當人們猜測玉香之死與那條黑蛇有關時,他立即“正色”道:“迷信!”,然而他本人說這活時,手頭乾的合墳的事,又恰恰正是一個莊嚴而又荒唐的迷信勾當。一個北京來的“學生娃娃”死於山洪暴發,他沒有任何罪過,但他卻始終心事重重,好像總在內疚,在仟悔。他明明就同那些農民們一模一樣,毫無二致,但他卻似乎又始終與眾不同..正是老支書這一人物的複雜性,將整篇作品帶向凝重、深邃。“在人們心裡,尤其是潛意識中,責任與良心並不是分得那么清楚的。

不管作者是否意識到這一點,實際上他恰好成功地把握住心理描述的某些訣竅,將老支書的心理癥結擺在責任與良心之間。而更重要的是,這裡將一個人的死聯繫著人們共同經歷的一段顛倒混亂的時光。”“引起人們心靈顫粟的東西,表面上看來似乎是那一具體事件,是那個14年前的亡靈,而真正的緣由卻是那一整段歷史。老支書當然不可能意識到要對那一段歷史負什麼責任,但歷史的錯誤以及如今依然貧困的現狀卻可能折磨他的良心。在他朦朧的感知中,往事愈益不堪回首,甚至不可言說。他只是清楚地記得,14年前的某一天,白白死掉一個女知青。這一切的一切,造成了一種乖訛的心理狀態,不知不覺地發生了傾斜。是的,他自己都不能清晰地意識到這些。同樣,受著潛意識的驅使,他又在竭力恢復心理的平衡。於是,對於死者的祭奠,實際上成了他拯救靈魂的一種方式。甚至,他對村民們發威,罵別人‘迷信’,也都具有相同的心理內容,只不過表現出來是一種逆反的形式。”總之,可以這么說:《合墳》“寫了歷史,也寫了現實,寫了傳統的東西,也寫了現代畸形變態的東西,容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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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銳作品

婚喪習俗包含著一個民族豐厚的文化積澱。《合墳》就攫取了這樣一個既是 “婚”又是“喪”的生活斷面,揭示事件本身那深刻的社會、歷史、文化、心理內容。

作家對生活有著敏銳的洞察力,他意識到這個生活事件的豐富內蘊,所以, 當“往日的歲月被活生生地挖出來的時候”,竟是那樣震撼人心。

《合墳》在心理開掘的深度和廣度上顯然都超過了其他各篇。不過它內在的結構依然體現著《厚土》的一貫風格,依然是一個沒有故事的故事。在別的作家手裡,老支書這般心理狀態或許可以鋪展到不同人物身上,造成某種尖銳而又不乏深度的衝突;而李銳則使自己的人物管好自己,哪怕是人與人之間的是非之爭,從自己身上就能解決。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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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銳

李銳,男,1950年9月生於北京,祖籍四川自貢。1966年畢業於北京楊閘中學。1969年1月到冊西呂梁山區插隊落戶,先後做過六年農民,兩年半工人。1977年調入《山西文學》編輯部。先後擔任編輯部主任,副主編。1984年畢業於遼寧大學中文系函授部。1988年轉為山西省作家協會專業作家。 1998年12月發表第一篇小說。迄今已發表各類作品百餘萬字。系列小說《厚土》為作者影響較大的作品,曾獲第八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第十二屆台灣《中國時報》文學獎。出版有小說集:《丟失的長命鎖》、《紅房子》、《厚土》、《傳說之死》。長篇小說:《舊址》、《無風之樹》、《萬里無雲》、《銀城故事》。散文隨筆集:《拒絕合唱》、《不是因為自信》。另有《東嶽文庫・李銳卷》(八卷)。和外國作家的作品被翻譯成中文一樣,李銳的作品也曾先後被翻譯成瑞典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荷蘭文等多種文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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