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九·三〇事件是發生於1965年印尼的軍事政變。時任印尼總統的蘇加諾（蘇卡諾）由於政治立場傾向共產主義陣營，當時的美國政府策動印尼軍人推翻蘇加諾政權，但為蘇加諾的手下翁東(Letkol Untung)所悉破。所有政變軍方領袖，除了蘇哈托以外都被處決。而蘇哈托為反抗，組織了反對的軍人，在全國策動反共大清洗。事件除了導致大量共產黨員被殺以外，導致大量華人被當作共產黨員處決。事件使大量華人被迫離開印尼，到海外生活。
政變前的印尼局勢
自印尼國父蘇加諾成功領導獨立運動以來，在外交政策上，就越來越向蘇聯靠攏。除了傾向共產主義陣營。與此同時，在印尼共產黨和中國支持和幫助下蘇加諾所在的印度尼西亞民族黨執政政府發展得越來越蓬勃。同時在1965年，印尼共產黨的勢力已幾乎無處不在，得到很多民眾支持。
政變及大清洗
印尼軍人在美國的協助下發動政變，企圖推翻蘇加諾總統。但他們的策划行動被蘇加諾手下翁東識破，於是蘇加諾便策動反政變，派軍清除有份參與行動的軍人。參與政變的軍人名單有七個人，當中六個已被翁東部隊處決了。
然而，陸軍將領蘇哈托居然沒有在名單之上。而當蘇哈托知道軍人遇害，便發動反共行動，聯合了各個反蘇加諾的軍人，組織了一個師，策動反共產黨的大清洗，當中除了共產黨員遇害，很多華人也被殺死。軍方還對共產黨的村落發動突襲，殺死大部分或全部的村民。死亡人數估計在十萬至三百萬人之間，但學界的共識約在五十萬人左右。
在蘇哈托掌權後，印尼共產黨的倖存者被稱為 tapol（tahanan politik 或“政治拘留者”）。Tapol 常常未經審判便被監禁，其財產或被沒收，或被摧毀；配偶、子女與親戚因“連帶關係”獲罪。近年來，許多 tapol 提出了抗訴，要求公民權以及賠償。其中最著名者是曾獲國際筆會自由寫作獎的作家普拉姆迪亞·阿南達·杜爾。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當時的強迫勞動、飢餓、拷打及其他虐待。
外力的介入
英國
英國記者 Paul Lashmar 與 Oliver James 自1997年起在《獨立報》上發表一系列文章，探討英國與九三零事件的幕後聯繫。根據這些報導，英國外交部的信息研究部（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簡稱 IRD）針對印尼共產黨、印尼華人與蘇加諾展開一系列的反宣傳，此計旨在複製英國對付馬來西亞共產黨的成功經驗。據當時BBC駐新加坡特派員 Roland Challis 之說，由於蘇加諾堅拒BBC記者入境，英國駐雅加達的大使館就成為資訊的唯一來源，藉此， IRD 有了恣意操作新聞的機會。例如，IRD 的心戰專家 Norman Reddaway 就炮製了共黨將血洗雅加達的謠言。
在2000年8月16日的《獨立報》上，戰時國防部秘書 Denis Healey 爵士承認 IRD 曾介入此事，他否認英國秘密情報局占有任何角色；並稱“個人一無所知”英國對印尼軍方右翼的軍事支持，但他也指出，如果確有此計畫，他“無疑會支持”。
英國政府一概否認秘密情報局在事件中的角色，相關文獻仍未解密。
美國
從1990年起，一些美國外交官開始向《華盛頓郵報》等媒體透漏他們曾編寫印尼“共產特工”名單，交予親蘇哈托的軍人與情報人員。美國記者 Kathy Kadane 訪問了許多前美軍軍官與中情局人員，他們提到一份印尼共產黨特工名單，一旦其中有人被捕或身亡，美方即在名字上打勾。他們與英國密切合作，因為英國也須保護它在馬來西亞的利益[4]。
2001年，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國家安全檔案庫獲得了幾份美國國務院的內部檔案，表明美國與蘇哈托的緊密聯繫。不過國家安全檔案庫方面則指出這些通信檔案曾被嚴重修改。
在事件以後，美國帶頭向印尼投資，優先向印尼轉移 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印尼開放美國市場，並要求日本也照此辦理，可以說是一定程度上為了獎勵其反共措施。
澳大利亞
近年來的資料也表明，澳大利亞也參與了印尼的大屠殺。如據澳大利亞《悉尼晨報》稱，澳知道實情，但仍“一如既往地支持軍隊的血腥政變”。20世紀90年代初，當時的澳大利亞總理保羅-基廷說，蘇哈托的政變，是澳大利亞戰後戰略史上最重要和最有益的事件。
政變後遺症
基本上，這次政變對印尼政局有三大影響：
1. 印尼在外交上由傾向蘇聯變成傾向美國，在冷戰時，印尼軍方因此得到美國的支持。
2. 大批華人被殺，以及逃往中國。由於兩國間的雙重國籍協定被印尼單方面撕毀，令不少印尼華人的國籍身份，至今仍有含混不清之處。而在當地倖存的華人，在1970年代被迫歸化印尼國籍，放棄原有中文姓氏，在多方面受到種族歧視至今。而華人每年最盛大的節日春節要偷偷摸摸的慶祝。但情況在華裔回教學者瓦希德當選總統，以及梅加瓦蒂總統、蘇西洛總統努力下，情況漸有改善。
3. 印尼在政變後，被蘇哈圖獨裁統治多年，因缺乏民主和言論自由，當地吏治亦因此長期敗壞，得不到合理解決，至今仍有後遺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