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內容
作者：沈伯俊著
出 版 社：文匯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8-1-1
版次：1頁數：191字數：160000 印刷時間：2008-1-1開本：大32開紙張：膠版紙 印次：1I S B N：9787807412038包裝：平裝
編輯推薦
編輯推薦 漢末三國是人們最關注的—段歷史，《三國演義》是人們最喜愛的一部小說。對這段歷史，這部小說，你究竟知道多少?某些戲說、臆說、瞎說對你有無影向?這是—部兼具學術性、知識性、可讀性的書，希望為你帶來正確、有益、有趣的新知。請聽著名的《三國》專家沈伯俊教授娓娓道來。
國內的《三國演義》研究專家可謂多矣，但我服膺的則是比我小十五歲的沈伯俊。……他對於《三國演義》的研究真正稱利是“到家”了。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原所長、研究員陳遼）
作者多年致力於《三國》研究工作，學術成果纍纍、得到了學界的高度評價、令人敬佩不已！
——（國家圖書館研究員陳翔華）
二十年來，浪花淘盡英雄，循序漸進，步步為營，終於卓然名家者，唯作者而已。作者在此領域，不只獨樹一幟。環視古今，用力最勤，貢獻最大，亦非作者莫屬。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劉勇強）
多年以來，一直專注於《三國演義》研究，自成體系，碩果纍纍，而又心無旁騖者，作者當為第一人。
——（河南省社科院文學所副所長、研究員衛紹生）
作者研究《三國演義》二十餘年，功力深厚，學問紮實，所以成為令人敬佩的《三國演義》研究權威。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教授董保中）
內容簡介
對《三國演義》這樣部家喻戶曉的作品，歷來是讀之者多，議之者眾。其中有許多渾刻透徹、啟人思考之論，有許多新穎別致、益人心智之見，只要從作品本身出發，持之有故，言之有理，都是應當歡迎的。不過，無庸諱言，由於立足點不同，思想觀忿不同，目的和心態不同，在眾多的評說中，也有不少是脫離文本但求口舌之快的戲說，有一些自以為是主觀猜測的臆說，甚至有少數蠻橫霸道厚誣古人的瞎說，其中自然存在這樣那樣的誤解乃至曲解。作為一個《三國》研究者，作者的立場是：拒絕戲說，避免臆說，反對瞎說。在寫作這些以學術為根基，立足於普及的文章時，作者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正確、有益、有趣”。
作者簡介
沈伯俊，1970年畢業於四川大學外文系。1980年到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從事古典文學研究。歷任文學研究所副所長、哲學文化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南開大學教授、中國《三國演義》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明代文學學會理事。
主要著作有：《中國古典小說新論集》（合著）、《三國演義辭典》、《校理本三國演義》、嘉靖元年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整理本、《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整理本、毛本《三國演義》整理本、《三國演義》評點本、《三國漫話》、《三國演義新探》、《西遊記》校注本、《圖說三國》（主編並撰文）、《沈伯俊說三國》、《賞味三國》、《神遊三國》、《羅貫中與<三國演義>》等。校點《後水滸傳》、《隋唐兩朝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傳》等6部明代小說及史書《三國志》。發表學術論文170餘篇，短評、札記、隨筆等200餘篇。被國內外同行譽為“權威的《三國》專家”。
目錄
說不完的《三國》（代前言）
羅貫中的籍貫究竟在哪裡？
《三國演義》的主要精髓是謀略嗎？
“桃園結義”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三國演義》究竟寫了多少人物？
羅貫中怎樣寫曹操？
具有永恆價值的曹操形象
曹操與他的謀士們
曹操和張飛是親戚
王朗是被諸葛亮罵死的嗎？
鄧艾與鍾會
劉備的家譜是否可靠？
明君而兼梟雄的劉備
如何看待劉備的“長厚似偽”？
劉備墓在奉節嗎？
文摘
羅貫中的籍貫究竟在哪裡？
羅貫中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傑出的作家之一，其作品《三國演義》可謂家喻戶曉。然而，對於他的生平，我們所知甚少。不說別的，就連他是哪裡人，至今尚無定論。
明清以來，對羅貫中的籍貫主要有四種說法：（一）東原（今山東東平）人；（二）太原（今山西太原）人；（三）杭人，或錢塘人、越人，即今浙江杭州人；（四）廬陵（今江西吉安）人。20世紀30年代以來，特別是最近20幾年來，學術界對這個問題的研究，集中表現為“東原”說與“太原”說的爭論。
“東原”說的基本依據，一是庸愚子（蔣大器）寫於弘治甲寅（弘治七年，1494）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序》中明確提到“東原羅貫中”；二是嘉靖壬午（嘉靖元年，1522）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嘉靖二十七年（1548）葉逢春刊本《通俗演義三國志史傳》、萬曆十九年（1591）周日校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萬曆三十三年（1605）聯輝堂刊本《三國志傳》，以及夏振宇本、《英雄譜》本、種德堂本、湯賓尹本等明代《三國演義》刻本的署名均為“東原羅貫中”。
“太原”說的基本依據則是明初《錄鬼簿續編》的記載：“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語，極為清新。與余為忘年交，遭時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復會，別來又六十年，競不知其所終。”
其實，《錄鬼簿續編》的記載面臨一個重要問題：它記的是雜劇作家羅貫中，在上引那段話後，僅列其雜劇三種：《風雲會》、《蜚虎子》、《連環諫》，而未涉及其他作品。那么，這位雜劇作家羅貫中，是否必然等於小說《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這原本是需要證明的；然而，卻從來沒有人證明過！有人說，《錄鬼簿續編》的作者與羅貫中相識和“復會”時，羅貫中還沒有寫小說，直到他晚年才開始寫《三國演義》，所以《續編》沒有提到《三國》。但這只是一種推測，並無任何證據。儘管如此，由於資料實在太少，包括筆者在內的絕大多數學者都不忍心否定這條記載，只是對其解讀存在不同的意見。
關於“東原”說。劉知漸先生指出：“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卷首，有一篇庸愚子（蔣大器）在弘治甲寅（1494）年所作的序，文中稱羅貫中為東原人。這個刻本很早，刻工又很精整，致誤的可能性較小。賈仲明是淄川人，自稱與羅貫中‘為忘年交’，那么，羅是東原人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錄鬼簿續編》出於俗手所抄，‘太’字有可能是‘東’字草書之誤。”（《重新評價（三國演義）》，載《社會科學研究》1982年第4期）王利器先生也持同樣的看法，並說：“我之認定羅貫中必是東平（即東原）人，還是從《水滸全傳》得到一些訊息的。《水滸全傳》有一個東平太守陳文昭，是這個話本中唯一精心描寫的好官。東平既然是羅貫中的父母之邦，而陳文昭又是趙寶峰的門人，也即是羅貫中的同學，把這個好官陳文昭說成是東平太守，我看也是出於羅貫中精心安排的。”（《羅貫中與（三國志通俗演義）》上篇，載《社會科學研究》1983年第1期）此外，葉維四、冒炘、刁雲展等學者亦主“東原”說。
關於“太原”說。20世紀60年代以來幾部影響較大的文學史、小說史，如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游國恩等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北京大學中文系編寫的《中國小說史》等，均主此說，原因在於編者們見《錄鬼簿續編》作者自稱與羅貫中“為忘年交”，因而對其記載確信不疑。80年代以來，孟繁仁等先生先後發表《羅貫中試論》、《（錄鬼簿續編）與羅貫中種種》等文，除繼續強調《錄鬼簿續編》記載的“權威性”外，還提出羅貫中創作的幾部小說中著意褒美的人物，如《三國演義》中的關羽、《殘唐五代史演義傳》中的李存孝、《三遂平妖傳》中的文彥博等，都是山西人，這顯然與他的鄉土觀念有關。
針對孟繁仁先生的論述，我曾發表《關於羅貫中的籍貫問題》一文（載《海南大學學報》1987年第2期），以友好切磋的精神，進行了比較細緻的辨析。首先，從三個方面對《錄鬼簿續編》記載的權威性提出質疑，指出羅貫中的作品本身的題署，比“忘年交”的回憶更為可靠；即使“忘年交”沒有誤記，後人也有可能誤抄，而《錄鬼簿續編》確實存在不少錯訛之處。因此《續編》中“太原人”一語，不能當然地視為無須證明的“鐵證”。其次，通過對羅貫中作品中主人公籍貫的分析，指出：《蔓國演義》中的關羽固然是山西解州人，但眾所周知，《演義》的真正主角是諸葛亮，羅貫中最著意褒美的人物也是諸葛亮，而諸葛亮卻是琅邪陽都（今山東沂南）人，劉備、張飛、趙雲則是河北人；《殘唐五代史演義傳》中的李存孝並非今山西雁北人，而是今河北淶源人；《三遂平妖傳》的主角應該是王則和胡永兒，而王則是涿州（治今河北涿州）人，起義於貝州（治今河北清河西北），胡永兒是東京（今河南開封）人。因此，用“故土性”來解釋羅貫中的籍貫是不可靠的。再次，我不同意孟繁仁先生以傳說為論據的作法，指出：“民間傳說自有其特殊的審美價值”，但在長期的流傳變異中，“往往與事物的原貌差距很大”，因此“一般不應成為考證歷史人物生平的依據”。我還對如何繼續探討羅貫中的籍貫問題提出了幾點建議：（1）注意《錄鬼簿續編》有無別的抄本。如果有幸發現新的抄本，就可以判定其中的“太原”二字究竟是否誤抄。（2）注意有關羅貫中生平的新發現。（3）確認《三國志傳》是《三國演義》的祖本，並判定其成書年代，那么，其題署“東原羅貫中”與庸愚子《三國志通俗演義序》中所說的“東原羅貫中”互相印證，就可以成為確定羅貫中籍貫的有力證據。
此後，孟繁仁先生又發表《（題晉陽羅氏族譜圖）與羅貫中》、《太原（羅氏家譜）與羅貫中》等文，提出羅貫中的始祖原為四川成都府人，五代後唐時因仕於青州（今山西太原市清徐縣），遂移居該地。因此，羅貫中應為太原清徐縣人。不過，我認為，這裡的論證尚有若干脫節之處，帶有不少猜測成分，還不一定可靠。果然，陳遼先生髮表的《太原清徐羅某某絕非（三國）作者羅貫中》一文（載《中華文化論壇》2000年第1期）指出持“清徐”說者在對《羅氏家譜》的解讀上存在嚴重的失誤，將“先祖”、“遠代祖宗”與《家譜》中的“始祖”、“第一代”混為一談，即將五代後唐時期從成都來到梗陽（即今清徐）的“先祖”等同於生活在元代的《羅氏家譜》第一代羅仲祥，從而造成巨大的世系計算差錯。如果羅仲祥真的是五代後唐時人，則第六代羅錦之子應當生於1086年左右（北宋中期），他與元末明仞的《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毫不相干。由此可見，“清徐”說難以成立。
在兩說的爭論中，1994年，劉穎獨闢蹊徑，在《羅貫中的籍貫:太原即東原解》（載《齊魯學刊》1994年增刊）中指出：歷史上有過三個太原郡，分別在今天的山西、寧夏、山東。《錄鬼簿續編》所說的“太原”，很可能是指東晉、劉宋時期設定的“東太原”，即山東太原，與“東原”實為一地。東太原這一建制早已廢置，但因《錄鬼簿續編》的作者有用古地名、地方別名等生僻地名的習好，故對羅貫中的籍貫也用了生僻地名。此處的“太原”，與《水滸傳》、《三國志傳》上題署“東原”都是對的，只是分別用了兩個生僻的古地名。這是一個具有啟發意義的思路。隨後，楊海中的《羅貫中的籍貫應為山東太原》（載《東嶽論叢》1995年第4期）、杜貴晨的《羅貫中籍貫“東原”說辨論》（載《齊魯學刊》1995年第5期）進一步論述了“太原”應指“東太原”，亦即“東原”。這樣，就為“東原”說與“太原”說打通了聯繫，朝著問題的解決大大前進了一步。
羅貫中的籍貫究竟在哪裡？目前看來，還是一個未解之謎。
《三國演義》的主要精髓是謀略嗎？
《三國演義》是一部中國封建社會百科全書式的作品，具有極其博大而深厚的思想意蘊和文化內涵，猶如一個巨大的多稜鏡，閃射著多方面的思想光彩，給不同時代、不同階層的人們以歷史的教益和人生的啟示。
許多人認為，《三國演義》的主要精髓是謀略。我認為，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
誠然，《三國演義》給人印象最深的一個方面，就是擅長戰爭描寫。全書以黃巾起義開端，以西晉滅吳收尾，反映了從漢末失政到三分歸晉這一百年間的全部戰爭生活，描寫了這一時期的所有重要戰役和許多著名戰鬥，大大小小，數以百計。接連不斷的戰爭描寫，構成了小說的主要內容，占了全書的大部分篇幅。而在戰爭描寫中，作者信奉“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軍事規律，崇尚“鬥智優於鬥力”的思想，總是把注意力放在對制勝之道的尋繹上。因此，雖寫戰爭，卻不見滿篇打鬥；相反，書中隨處可見智慧的碰撞、謀略的較量，而戰場廝殺則往往只用粗筆勾勒。可以說，千變萬化的謀略確實是全書精華的重要部分。
然而，謀略並非《三國演義》的主要精髓，更非書中精華的全部。
在中國傳統文化思想體系中，“道”是最高層次的東西。“道”有多義，首先是指自然和社會的根本規律，通常指正義的事業，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也。因此，它也是處事為人的基本原則。謀略則屬於“術”，是第二層次的東西，是為“道”服務的，必須受“道”的指導和制約。作為一位傑出的進步作家，羅貫中認為，符合正義原則，有利於國家統一、民生安定的謀略才是值得肯定和讚美的，而不義之徒害國殘民的謀略只能叫做陰謀詭計。因此，只有代表作者理想的諸葛亮才被塑造為妙計無窮的謀略大師、中華民族智慧的化身。曹操的謀略可謂高矣，但羅貫中對他卻並不喜愛，而是有褒有貶：對曹操有利於國家統一、社會進步的謀略，羅貫中予以肯定性的描寫；而對他損人利己、背信棄義的各種伎倆，則毫不留情地予以抨擊。綜觀全書，羅貫中從未放棄道義的旗幟，從未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謀略；對於那些野心家、陰謀家的各種陰謀權術，他總是加以揭露和批判；對於那些愚而自用者耍的小聰明，他往往加以嘲笑。可以說，《三國演義》寫謀略，具有鮮明的道德傾向，而以民本思想為準繩。後人如何看待和借鑑《三國演義》寫到的謀略，則取決於自己的政治立場、道德原則和人生態度。如果有人讀過《三國演義》卻喜歡搞小動作，那是他自己心術不正，與羅貫中無關。至於有人談什麼“厚黑學”，也硬往《三國演義》上扯，那更是毫無道理的。
那么，《三國演義》的主要精髓是什麼呢？我認為，《三國演義》豐厚的思想內涵，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1.對國家統一的嚮往。
我們中華民族有著極其偉大的聚合力，維護國家的統一與安定，是我們民族一貫的政治目標，是一個牢不可破的優良傳統。幾千年來，由於種種原因，我們民族曾經屢次被“分”開，飽受分裂戰亂之苦。但是，每遭受一次分裂，人民總是以驚人的毅力和巨大的犧牲，清除了分裂的禍患，醫治了戰爭的創傷，促成重新統一的實現。在那“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漢末大動亂時期，以及羅貫中生活了大半輩子的元代末年，廣大人民對國家安定統一的嚮往更是特彆強烈。羅貫中敏銳地把握了時代的脈搏，通過對漢末三國時期歷史的藝術再現，鮮明地表達了廣大人民追求國家統一的強烈願望。這是《三國演義》的政治理想，也是其人民性的突出表現。
2.對政治和政治家的選擇。
人們常常談到《三國演義》“尊劉貶曹”的思想傾向，有人還把這稱為“封建正統思想”。事實上，“尊劉貶曹”的思想傾向，早在宋代就已成為有關三國的各種文藝作品的基調，羅貫中只是順應廣大民眾的意願，繼承了這種傾向。羅貫中之所以“尊劉”，並非簡單地因為劉備姓劉（劉表、劉璋也是漢室宗親，而且家世比劉備顯赫得多，卻每每遭到貶抑和嘲笑；漢桓帝、漢靈帝這兩個姓劉的皇帝，更是作者鞭撻的對象），而是由於劉備集團一開始就提出“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口號，為恢復漢家的一統天下而不屈奮鬥，不懈努力，被宋元以來具有民族思想的廣大民眾所追慕；同時，這個集團的領袖劉備的“仁”、軍師諸葛亮的“智”、大將關羽張飛等人的“義”，也都符合羅貫中的道德觀。這兩方面的原因，使得羅貫中把劉備集團理想化而予以熱情歌頌。另一方面，羅貫中之所以“貶曹”，是因為曹操作為“奸雄”的典型，不僅不忠於劉氏王朝，而且常常屠戮百姓，摧殘人才，作品對其惡德劣行的描寫大多於史有據，並非有意“歪曲”；而對曹操統一北方的巨大功績，對他在討董卓、擒呂布、掃袁術、滅袁紹、擊烏桓等重大戰役中所表現的非凡膽略和智謀，羅貫中都作了肯定性的描寫，並沒有隨意貶低。由此可見，“尊劉貶曹”主要反映了廣大民眾按照“撫我則後，虐我則仇”的標準對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選擇，具有歷史的合理性；對此不應作片面的理解，更不應簡單地斥之為“封建正統思想”。
3.對歷史經驗的總結。
《三國演義》以很大篇幅描寫了漢末三國變幻莫測的政治、軍事、外交鬥爭，總結了各個集團成敗興衰的歷史經驗，突出強調了爭取人心、延攬人才、重視謀略這三大要素的極端重要性。董卓集團敗壞朝綱，殘害百姓，荒淫腐朽，導致天下大亂，完全是一夥狐群狗黨，混世魔王，作品便不遺餘力地予以鞭撻。袁術狂妄自大，輕薄無能，既不注意延攬人才，又無明確的戰略目標，更不顧百姓死活，卻急於過皇帝癮，大失人心，作品也予以嚴厲批判。袁紹雖然頗有雄心，其集團一度聲勢赫赫，實力雄厚，但由於袁紹胸無偉略，見事遲緩，坐失戰機；不辨賢愚，用人不當，以致關鍵時刻內訌不已；心胸狹隘，文過飾非，甚至害賢掩過，終於只能成為曹操的手下敗將，無可挽回地走向滅亡。相比之下，劉備、曹操、孫權三大集團在這三方面各有所長：劉備歷經磨難，卻始終堅持“舉大事必以人為本”的信念，深得民心；求賢若渴，“三顧茅廬”堪稱千秋佳話；傾心信任諸葛亮，既有正確的戰略方針，又有靈活多變的謀略戰術。曹操雖然心術不正，卻也十分注意爭取人心，延攬人才，手下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在戰略戰術上，他也高出同時諸雄。孫權手下也是人才濟濟，周瑜、魯肅、呂蒙、陸遜四任統帥均為一時之傑，而且有著明確的戰略目標。因此，在眾多政治軍事集團中，劉、曹、孫三大集團得以脫穎而出，形成三分鼎立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