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牙琴
伯牙琴，喻指能奏出妙曲的琴。相傳伯牙操琴，琴聲高妙，唯鍾子期知音。子期死，知音難覓，伯牙遂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見《呂氏春秋．本味》。後因以"伯牙琴"用為痛悼知音惜其難遇之典。
原文
吏道《伯牙琴》鄧牧與人主共理天下者，吏而已。內九卿、百執事，外刺史、縣令，其次為佐，為史，為胥徒。若是者，貴賤不同，均吏也。
古者君民間相安無事，固不得無吏，而為員不多。唐、虞建官，厥可稽已，其去民近故也。擇才且賢者，才且賢者又不屑為。是以上世之士高隱大山深谷，上之人求之，切切然恐不至也。故為吏者常出不得已，而天下陰受其賜。
後世以所以害民者牧民，而懼其亂，周防不得不至，禁制不得不詳，然後大小之吏布於天下。取民愈廣，害民愈深，才且賢者愈不肯至，天下愈不可為矣。今一吏，大者至食邑數萬，小者雖為祿養，則亦並緣為食以代其耕，數十農夫力有不能奉者，使不肖游手往往入於其間。率虎狼牧羊豕，而望其蕃息，豈可得也？天下非甚愚，豈有厭治思亂，憂安樂危者哉？宜若可以常治安矣，乃至有亂與危，何也？夫奪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亂也，由奪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號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奪之而使亂。二帝三王平天下之道，若是然乎？天之生斯民也，為業不同，皆所以食力也。今之為民不能自食，以日夜竊人貨殖，摟而取之，不亦盜賊之心乎？盜賊害民，隨起隨仆，不至甚焉者，有避忌故也。吏無避忌，白晝肆行，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誅。豈上天不仁，崇淫長奸，使與虎狼蛇虺均為民害邪！
然則如之何？曰：得才且賢者用之；若猶未也，廢有司，去縣令，聽天下自為治亂安危，不猶愈乎？<<吏道>>譯文
與人主共同治理天下的人，是官吏。朝廷之內（即中央政權機構）有九卿、百官，外有刺史（州一級的長官）、縣令，其次為佐（州縣長官的輔佐）、史（掌管文書的官吏）、胥徒（胥是承辦書牘的僚屬，徒是官署中的差役）。像這樣的人，級別不同，但都屬於官員。古代君民之間相安無事，所以不緊缺官吏，人員不多。陶唐氏（遠古部落名，其首領為堯）、虞氏（遠古部落，其首領為舜）設定官制，這是可以考查的，這是他們距離百姓很近的緣故（貼近百姓的需要）。選擇有才學並且高尚的人，但賢士又不願意做官。上古之世的志士遠避塵世而隱居在大山深谷，國君求訪他們，誠懇相待恐怕他們不肯出來做官。所以為官的人常因迫不得已（而做官），因而天下百姓暗中受到他們的福澤。後世以危害人民的人治理人民，因為懼怕（百姓）作亂，嚴密的防範不得不周備，禁令和法制不得不詳盡，然後大小官吏遍布天下。榨取百姓越來越多，危害百姓越來越深，有才學且高尚的人越發不肯來做官，天下越發不堪了。如今一名官員，大到封邑數萬戶，小的雖無采邑的奉養，卻也依靠（在衙門裡的差事）混口飯吃以代替耕作。數十名農夫的勞動不夠奉養他們，致使不賢之人和遊手好閒之人混入官吏的行列。讓虎狼來放牧豬羊，而希望它們繁衍滋生，怎么能夠得到呢？天下人並非那么愚蠢，哪能厭惡安定而盼望混亂，憂懼安樂而渴望危難啊？（這樣一來）好像應該可以長治久安了，卻還有混亂與危難，為什麼呢？奪取他們的食物，不得不使之發怒；耗盡他們的氣力，不能不使之怨恨。人民的作亂，是由於奪取了他們的食物；人民的危難，是由於耗盡他們的氣力。而號稱治理百姓的人，耗盡人民的氣力而使他們危難，奪取他們的食物而使他們作亂。二帝三王（堯舜夏禹商湯周文王）治理天下的辦法是像這樣的嗎？上天誕生了這些民眾，所從事的職業不同，皆能夠自食其力。如今治理百姓的人不能夠自食其力，日夜竊取人民的財物，搜刮而得到它們，不也同盜賊之心嗎？盜賊危害百姓，一有盜賊就予以消滅（剛站起來就倒下），（因此盜賊）沒有達到很厲害的地步，是存有害怕顧忌的緣故。官吏沒有害怕和顧忌，日夜肆意橫行，使天下百姓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殺。難道是上天不仁義，鼓勵、助長貪婪奸邪的人，使他們與虎豹蛇虺（一種毒蛇）一起危害百姓嗎？然而拿它怎么辦呢？說：得到有才學且高尚的人啟用他們；如果（一時）還辦不到，廢除專司，罷去縣令，聽任天下人自己治理混亂安危，不是還要好一些嗎？典故
作者簡介
宋元之際鄧牧（1247-1306）撰。宋亡以後，鄧牧隱居於餘杭大滌山洞霄宮，與謝翔、周密、沈介石、葉林等人，都是“抗節遁跡者”，元大德九年（1305），玄教大師吳全節，奉元朝之命到餘杭，請鄧牧出山作官，被其嚴詞拒絕，次年無疾而卒。在此書自序中，鄧牧說：“余集詩文若干，名《白牙琴》。伯牙雖善琴者，鍾子期死，終身不復鼓，知琴難也。今世無知音，余獨鼓不已，亦愚哉！”可見面對國破家亡的離亂局面，鄧牧感到知音難覓，遂以伯牙自況，以“伯牙琴”名書。書前有自序，書後有跋。據跋文可知，原本包括詩、文共六十餘篇。今本一卷，僅存文二十四篇，詩已散佚。包括序、跋及附錄《沖天觀記》、《超然館記》、《清真道院碑記》，今本總為二十九篇。鄧牧雖自稱三教（儒、釋、道）外人”，但其基本思想仍屬儒家範疇，受儒學忠恕之道影響甚深。思想
在亡國的悲痛中，他大膽揭露了封建君主“以四海之廣，足一夫之用”，“竭天下之財以自奉”，他把天下離亂歸罪為封建君主的貪鄙，指出“彼所謂君者，非有四目兩喙，鱗頭而羽臂也，狀貌鹹與人同，則夫人固可為也。今奪人之所好，聚人之所爭，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欲長治久安，得乎？”所以他幻想無君主的社會，主張“廢有司，去縣令，聽天下自為治亂安危”，作出了“欲為堯舜，莫若使天下無樂乎為君；欲為秦，莫若勿怪盜賊之爭天下”的結論。對人類社會的亂廢緣由，鄧牧又認為是由於有“道德仁義”、“文章學問”的“一介之士”不為世所用而致，他認為天地是有常的，“日月星辰未嘗一日不麗乎天，山河草木未嘗一日不著乎地。”只有人類社會卻偏偏無常，乃在於“一介之士”常被見廢；至於“一介之士”如何為世所用，鄧牧認為此非人力所能為，”一士窮達，常關係天地之大運，豈人力哉？”認為天下大亂、國破家亡，皆有定數。鄧牧被封建社會治亂興亡的必然性壓倒了，故表達了他不能掌握自己命運的亡國逸民的悲觀失望的思想情緒。鄧牧的思想，特別是廢除君主，去掉有司、縣令，聽天下自為治亂安危的思想，對後來黃宗羲著《明夷待訪錄》有一定的影響。有《四庫全書》本，《知不足齋叢書》本補人詩十三首，《叢書集成初編》本據《知不足齋叢書》本鉛印，1959年中華書局出版標點本，為現存最佳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