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歌謠》

通過他的描述,我總算再一次看清了我自己。 在《自由的歌謠》中,最集中地體現了這一特色的,是《面對黑暗的幾種方式》。 我其實對自己沒有太多的憂慮。

自由的歌謠 內容簡介

“即使有一天我真的被黑暗吞沒,我希望至少還留下幾片殘骸。所謂‘自由的歌謠’,這是說給朋友們聽的,我自己心裡,是把這本書稱作‘死亡的殘骸’的。好心的朋友可以說我是從‘恥辱者手記’走向‘自由的歌謠’,我自己則知道不過是走向了‘死亡的殘骸’。”――本書作者摩羅如是說。

自由的歌謠 本書前言

我最不理解的是我自己

摩羅

有一位朋友在讀過我的《恥辱者手記》之後,給我寫來一封五千字的長信,他以目前正在中國興起的自由主義理念,對我文字中的“激進”傾向提出了十分善意的批評。我對這位朋友的信念和觀點都很理解,但他的信讓我發現,我最不理解的是我自己。
有人預言,1999年將是自由主義者和“新左派”進行思想交鋒的年頭。許多朋友問我,對這兩個學派及他們之間的分歧持何態度。我每次都很為難地回答朋友,我的態度十分騎牆。這樣的回答難免使朋友失望,於是我往往再追加一個注釋:我認為這兩種思潮的資源都沒有用盡,我們需要這兩種資源同時存在。當我說過這些之後,我以為自己很有點超然。直到讀過上文所說的這封長信,我才對這“超然”的真實性產生了疑問。我既不知道自己傾向於哪一種學說和態度,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真的很超然。正在困惑的時候,重讀另一位朋友為《恥辱者手記》寫的書評,文中稱我既不濫用新名詞,也不投靠新學問,所涉及的都不過是精神史上的老問題、老話題。這幾句話終於減輕了我的困惑感,因為他對我的文字的特色的描述、對我的一些想法的定位,我頗感認同。通過他的描述,我總算再一次看清了我自己。要說思潮,我一個思潮也不是。要說學派,我一個學派也不是。要說學問,我一點學問也談不上。我只是一個一直在精神困境中掙扎的人。由於生性過於魯鈍,要有許多的磨難,才能讓我理解一些事情。可等到磨難積累得太多,我竟然什麼也不理解。比如說吧,我的人生旅程越長,我就越不理解人生;我對民族的文化契入越深,我就越不理解所從屬的民族;我對人類了解得越多,我就越不理解人和人類。最近一段時間,糾纏我最厲害的問題就是,人究竟是什麼。我對古往今來所有賢哲對“人”所作的一切描述和界定,都不敢像以前那樣輕信。而新的描述我又作不出來。即使我嘗試著去作新的描述,我想它必定也是無效的。為此我只好空自苦惱、空自困惑。既有這么多的苦惱和困惑,除了掙扎著,還能怎么樣呢。既然老處於這樣的掙扎之中,我也就分不清什麼自由主義和新左派之類。別的更加高深的東西,我就更加缺乏了解了。打心眼裡說,我也希望自己有一點學問。某幾次朋友聚談的場合,當別人都介紹自己是作近代史、作西馬、作宗教哲學等等時,我也講過自己是作當代文學批評的。但每次我都為此臉紅。收在這本《自由的歌謠》里的,就有幾篇跟當代作家有關的文字。可是明眼人一看就看出來了,我寫作家論本意不在做“論”,而是要借個話題抒發自己的情愫,所以主觀性很強、情緒性很強。最近有一位朋友對我說,這就叫“見性”。不論怎樣稱它,反正這的確是我的需要,所有的文章,所有的文字,都不過是我精神掙扎所留下的些許痕跡。
在《自由的歌謠》中,最集中地體現了這一特色的,是《面對黑暗的幾種方式》。其間對魯迅的精神困境作了一點反思,幾乎全是借魯迅在談自己。魯迅是我最崇拜的人,可他所擔當的痛苦實在太多太大。近幾年來,當我意識到自己的文字越來越接近魯迅式的孤憤與冷崛時,我對自己生起了最大的恐懼和最大的憐憫。我多么想把自己從這種絕望中拯救出來,我多么想拒絕魯迅對我的影響。在這種背景下尼琴,他們都分別代表了面對黑暗的一種方式,魯迅只是諸般方式中的一種。我想用這種方式稀釋一下內心的恐懼,讓自己無論如何要努力去感受光明的存在。有一位朋友在讀了這篇文章後,說我好像是要向佛陀方面走。我說,我哪有那么大的力氣,我僅僅只是不想被精神的黑暗吞沒得太快太徹底。
即使有一天我真的被黑暗吞沒,我希望至少還留下幾片殘骸。所謂“自由的歌謠”,這是說給朋友們聽的,我自己心裡,是把這本書稱作“死亡的殘骸”的。好心的朋友可以說我是從“恥辱者手記”走向“自由的歌謠”,我自己則知道不過是走向了“死亡的殘骸”。

1999年1月19日寫於北京黃村

自由的歌謠 本書目錄

第一輯 靈魂懺悔
回憶一下吧,阿拉巴巴
致郭鐵成先生懺悔書
寫作的限度
――《恥辱者手記》跋
第二次誕生
論中國文學的悲劇缺失
面對黑暗的幾種方式
――從魯迅到張中曉
第二輯 喜劇時代
抒情的批評家
喜劇時代的悲劇精神
劉震云:中國生活的批評家
初讀廢名
老村小說與世紀性文學問題
西方天才與東方聖人
胡風的人格意義
底氣不足的“斷裂”
烏托邦的建構與解構
第三輯 精神創傷
盧梭:人類史上獨一無二的奇蹟
於連的愛情心理和人格心理
靈魂搏鬥的艱難歷程
逃遁與陷落
第四輯 歲月流逝
自由的歌謠
――跟錢理群先生去看戲
一個高貴的生命
――記我的同班同學和啟蒙老師吳洪森先生
上海的溫柔
――上海遊學日記
博士俱樂部記事
堅持者仍在堅持
父親
家在江西
底層知識者
靜靜的感傷(代跋)

自由的歌謠 本書後記

靜靜的感傷

靜靜的感傷
北京致香港

××兄:久疏問候。前些日接到你的信真是高興。上學期因心情不好,一直沒有給你寫信。暑中估計你回大陸度假,曾給你家打過電話,你姐說你上太原參加那個會去了。我當時很吃了一驚,沒想到毛兄也要作學問當學者了。你姐囑我十幾號再打,可我八月中旬一直在呼和浩特一帶玩乃未打。
跟你聊天時總覺你甚是快樂,讀你信卻老覺你甚是感傷。大約靈敏的人總是少不了感傷的。命定的擺不脫的東西,總是要承受。為此我老覺被歲月所累所傷。早就什麼力氣也沒有,心之疲憊比以前甚之又甚。在人生的倒計時中挨日子,這種滋味折磨人甚是厲害。而日常感覺的東西又極為不好。其實人生過的就是感覺,倘若周邊儘是壞感覺,生命豈能不難熬。好在面對文字時稍好一些。於是就只願面對文字。老羨慕你的力氣。你老想著這裡那裡的,什麼香港、英國、美國之類,那么遠那么大那么陌生那么沉重那么風塵僕僕。我想起來就覺甚累累甚,而你卻有心理力量一站一站地去構想去計畫去跋涉去到達去停留去開拔去出發去每一個陌生的地方重打鑼鼓另開張。因此我覺得你其實是非常有力量的。而我只想在一個地方靜靜地靜著,靜靜地看著太陽和月亮靜靜地走著我的倒計時,直到靜靜地看盡。
大約這是真的累。這種心情這種境況是我20年前15年前10年前萬萬想不到的。想不到的事情總是在你沒想到的時候慢慢地來了。還有許多其它事情也正在我們想不到的地方慢慢地來著。
人生無非就是不斷地應付那一個一個幽靈般的“來”,直到應付得太累了太不耐煩了就乾脆自“去”,用以了結一切,以免“來”太源源不斷太強人所難。
年輕的時候老想哭卻很少真的哭,人到中年卻在不想哭時突然“來”了哭。
祝你好運氣好心情好早餐好中餐好晚餐包括好夜宵,還有好書好文好課好什麼什麼的。

摩 羅
 1998年9月18日北京黃村

北京致上海
×兄好!上學期一直想著給你回信的事。你信中那份殷殷關愛之情實在讓我感動不已。但上學期的心情一直很壞。那樣壞的心情展示給你那簡直太辜負老兄的厚愛了。我一直想等到心情好些便及時寫信去,但看來心情好的日子真是難於等到。若一直不作回復那不是更加愧對你的熱情么。
我其實對自己沒有太多的憂慮。我早就進入了人生的倒計時,以這么一副死不死活不活人不人鬼不鬼的樣子在數著自己的倒計時,這樣的人雖不免有自憐心態,但終究是既無所求也無所怕也無所謂了。真的是什麼都無所謂了。我來自這個社會最一無所有最一無所賴的階層。最徹底的一無所有一無所賴者只有一個絕頂的法寶,那就是就地一滾――倒得不能再倒、低得不能再低,因而誰也拿他沒辦法,因而他雖然是徹底失敗有時候卻也很象是永遠也不失敗。一個被命運逼到趴地不起最後乾脆主動地就地打滾的無賴還有什麼不是無所謂的呢,還有什麼失敗可言呢。我不想歷史不想現實不想社會制度不想經濟模式不想文化類型道德道義人心獸心之類,我只是滾在地上呻吟幾聲――那是一個無賴的歌嘆,有時下賤有時歡暢有時惡作劇有時自我嘲弄,如此而已。
但有一點可以請老兄放心,那就是我無論如何不會放棄文學。不管我在文學上有無才華能否走通,我對自己的設計和期待終究是文學人。我覺得只有形象化的東西才能更好地表達自己。任何議論都是將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簡單化,所以那種寫作雖不無表達自己的快感,同時也擺脫不了肢解自己生命的痛苦感。總的說來,寫作就是對自己的一種傷害,但寫形象化的東西時,這種傷害要來得小一些。
衷心地祝願你們全家在那邊過得好。祝小×和××都幸福安康。不知小×的病是否完全好了。我雖少寫信,但老在心裡想念著你和你們一家。
最後一滴血,不知灑向何處――你的這句詩我印象極深。我曾將它用作我的一篇文章的結尾。我認為這樣結尾既有力度又有韻味。
再一次感謝你對我如此深切的關愛。再一次為你們一家的好運深深祝福。

 摩 羅
 1998年9月18日北京黃村

自由的歌謠 文章節選

我們就從屠刀開始我們的回憶吧。我們應該定定地看清那把屠刀,計算一下它殺了多少人,它從我們民族生活的深處砍去了多少正義、良知和尊嚴。如果你的記憶過於淡漠,那么請你聽一聽清醒者的提示吧。僅有的幾個清醒者,他們想喊出幾句忠告,可是他們喊不出來。他們所企圖陳述的清清楚楚的事實,總是不能清清楚楚地展示在人們面前,總是不能引起人們應有的重視與注意。我願意作他們的轉述者。如果人們從來沒有注意過關於那把屠刀的言說,我就以我的轉述強調一下清醒者的提示。這個提示也許可以喚起某幾個人的某幾縷記憶的遊絲?
在《“文化大革命”野蠻性和殘酷性的文化根源》一文中,王毅先生這樣寫道:“1966年8月26日,大興縣公安局召開局務會議,傳達了謝富治在市公安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從此,鬥打、亂殺事件日益嚴重,由開始時鬥打個別‘表現不好’的‘四類分子’,發展到鬥打一般的‘四類分子’;由一個大隊消滅一兩個、兩三個‘尖子’,發展到一個大隊一下子打死十來個甚至幾十個;由開始打殺‘四類分子’本人,發展到亂殺家屬子女和有一般問題的人,最後發展到全家被殺絕。自8月27至9月1日,該縣的13個公社,四48個大隊,先後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共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38天。有22戶被殺絕。又如在‘文革’中,廣西許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臠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後煮熟分食的最野蠻暴行。僅在廣西武宣縣,被吃者就達一百幾十人。其中被吃肉後砍頭的一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連腳底板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在武宣縣武宣中學,甚至出現了大批學生批鬥完老師、校長之後,在校園內就地架起簡易爐灶,將他們剖腹臠割、煮熟分食的慘劇。吳樹芳老師在批鬥中被打死後,肝被烘烤藥用。”(文見《北京文學》1998年9期)。
著名散文家劉燁園先生在《托咐》中寫道:“1967年10月,某大隊兩天內集體坑殺76人;同年11月,某縣民兵槍殺69人;1968年7月,某軍分區調動八縣兩礦一廠一郊武裝人員進攻某民眾組織,打死146人;同月,某縣以‘民眾專政’為名,殺死3681人,使176戶全家滅絕,占全縣‘文革’中死亡人數93%;同年8月,軍隊和某民眾組織攻打另一民眾組織,據不完全統計,僅此一戰,打死1342人,俘虜8945人。走到某照相館門口,仍不解恨,光天化日之下,又隨意槍殺其中26人;還是這個月,軍隊聯合十縣及多家兵工廠的武裝人員,一次圍剿某縣民眾組織就抓捕一萬餘人(當時全縣人口十萬人左右),槍殺1016人……;全縣86個大隊,81個殺了人……此類事件,不堪枚舉!我曾略做統計,成批殺人之事,各縣市皆有。幾十年後平反,證明幾萬冤魂,全系無辜被害!而殺人手段之殘忍,諸如挖肝取心、活割生殖器官烹食之類,若非官方檔案所載,當事人供認不諱,即使我等親見其地殺戮之烈者,亦難信之。而這還僅為我當年所生活的一個省的現實(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之一角),僅為乾瘦的歷史線條。最有思考價值的活生生的場景,其深處不知要複雜多少萬倍,但恐怕是再也難以復原了。”(文見電腦列印稿,估計尚未發表過)。在描述了一系列慘酷的歷史事實之後,作者沉重地說:“三十年無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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