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美術年鑑》《年鑑》主編 ：該《年鑑》的主編是王扆（yi）昌。在《年鑑》里如不仔細閱讀王姓各條目，只是從索引中去尋找“王扆昌”，是找不到的，因為主編先生沒有以“王扆昌”的三字入編《年鑑》，用的是“王端”，為什麼這樣做，不得而知。
王端，國畫家。字扆昌，一字之端，又字孝善，別署五士草堂主。浙江紹興人，年四十，1908年10月27日生。擅長國畫，書法，商業美術。氏自幼好學，志願致力於社會事業，雖，服務艱難，不辭也。從鄭午昌、李健、王潛樓、錢雲鶴諸前輩游。十四歲學漢隸，雞鳴而起，臨摹不輟。國畫宗宋元，尤工畫竹，兼擅商業美術。民十六，與西泠諸子，辦中華藝術同盟，藝海同鳴會，於杭州，被推為執委。民十九，任遠東社記者。是年冬，受聘為杭州報編輯。民廿四冬發起中國商業美術作家協會，會員五百餘人，各地分會成立者十九處，先後連任常務理事代理理事長。民廿五春，創美術人員職業介紹所，推薦失業作家就業者九十餘人。同年九月創辦國畫、洋畫、攝影、工藝美術、商業美術連續展。是年秋與中華慈幼協會合辦徵募難童寒衣代金展，同時與滬江大學開辦商業美術科，工商事業考察團。自民廿二起歷年主辦有關美術之展覽凡廿三次，編纂現代商業美術選兩集，活頁套用藝術參考資料兩輯，工商美術界一冊。抗戰初起，聯合上海美術界舉辦上海市美術界義賣獻金展覽，任大公報救亡畫刊（副刊）編輯，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第一屆獎金展覽書法評選委員，參加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國軍內移，遵部令停止活動。八年來深居簡出，以書畫為生，不與任何敵偽團體或個人交往。勝利後，召集前商業美術作家協會留滬會員及美術界忠貞之士，得二百餘人，組織上海市畫人協會，經於卅四年十月十日依法成立，被選為第一屆理事長，同時受任為卿雲出版社總編輯。民卅六，倡議上海美術茶會，任市立美術館徵集委員會委員，中正文化獎金電影獎評選委員，並主持三十六年美術年鑑編務。現任上海市畫人協會理事長，上海市美術會常務理事，蘇州美術專科學校圖案系教授，卿雲出版社總編輯，人與物出版社總編輯，上海美術茶會總幹事等職務。
王端先生作品根據以上履歷，其出道很早，擅長國畫，書法，商業美術。國畫宗宋元，尤工畫竹。據“中國柯橋網”報導在上海的畫家中，擅長畫竹的王端，被稱做“江南竹王”。上海中國畫院副院長韓天衡曾說：“王端先生寫竹，直入宋元，為時人所不及。”一語中的，道出了其畫不同凡響之處。
王端先生所繪墨竹、朱竹、翠竹，風格灑脫自然，飄逸清新，往往畫上二三根竹竿，加上濃淡疏密的枝葉，圓勁挺拔，氣勢軒昂，傲然多姿。
王端先生在美術編輯方面造詣也很深。除主編《中國美術年鑑》一書外，五十年代所編的《中國圖案集》，被譽為中國美術史上第一部系統介紹中國古代裝飾圖案的書籍，在當今古玩鑑定方面仍占據著重要的參考地位。據不完全統計，由他編輯出版的美術著作達40種之多。
第一編輯（也可以稱是第一副主編）：第一編輯是蔣孝游，國畫家。男，原名孝，浙江海寧人，37歲。擅長國畫、詩文、商業美術。氏畢業於新華藝術專科學校。為海寧望族，幼具夙慧，好弄筆墨，又好游，大江南北山川之勝，跋涉殆遍。初習圖案畫，對於工藝美術，頗有心得，從畫床毯圖案設計十餘年，著譽被毯業。後從鄭午昌習國畫，擅山水人物，曾獲上海基督教青年會首屆獎金展特等獎。平日熱心推動美術運動，民廿四年任中國工商業美術作家協會幹事。抗戰初起，參加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作救亡宣傳工作，後奉命停止活動，與留滬美術界忠貞之士相互砥礪氣節，組織濤社，任主委。勝利後發起組織上海市畫人協會，被推為常務理事。組織卿雲出版社，發行畫刊，任社長。卅五年上海美術協會成立，被選為第一屆理事。卅六年倡議美術茶會，被推為幹事，併兼主任秘書。
建國後，被聘任蘇州美專上海分校國畫專修科教師，並參加新國畫研究會。一九五二年去安徽省合肥市，從事新聞和文化工作三十年，參加省市各項美術活動。自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八一年，曾任政協合肥市第三屆委員，第四、五、六屆常委。期間一九七五年任黃山畫會理事，安徽省美協國畫研究會幹事，一九八零年任合肥市文聯第一屆委員，合肥市美協副主席。一九八一年中秋回故鄉，任政協海寧縣第四、五屆常委，海寧縣文聯第二屆副主席，一九八三年任政協嘉興市第一屆委員，為政協書畫研究會成員，一九八四年任嘉興市文聯第一屆副主席，嘉興市美協主席，後又參加杭州逸仙書畫社，任理事。他是中國民主同盟盟員，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浙江省美協會員，退休回家鄉後，參加地方社會活動，尤關心中青年的美術活動，他年逾七旬仍不斷探索國畫創新.著有《山水畫源流》、《畫余隨筆》、《海寧歷代美術史料人物傳記》等美術專著。
《年鑑》編輯團隊
編輯團隊組成：
主編：王扆昌；
校閱：姜丹書，陸丹林，俞劍華；
編輯：蔣孝游、陳景烈、屠詩聘；
助編：戚叔玉、陳在新；
校對：鄭孝廉、汪灝、王小摩、倪左黃、姚乃震。
編審委員會名單：（以姓氏筆畫為序）
主任委員：潘公展 虞文
委 員：丁念先 丁健行 王柳影 王扆昌 王進珊 王福廠 汪亞塵 汪聲遠 吳青霞 吳待秋 吳湖帆 李仲乾 李秋君 李祖韓 李熙謀 李詠森 周錬霞 姜丹書 俞劍華 施翀鵬郎靜山 孫雪泥 馬公愚 徐蔚南 唐冠玉 陳小翠 陳定山 陳巨來 陳景烈 陳樹人陸元鼎 陸丹林 屠詩聘 張大千 張充仁 商笙伯 梁俊青 許士琪 賀天健 馮文鳳 馮超然 鄭午昌 蔣孝游 蔣錫頤 劉 獅 劉海粟 龐左玉 嚴獨鶴 顧 飛 顧青瑤
王扆昌《編後記》
三十六年七月，上海美術茶會幹事部諸子，倡議編輯美術年鑑，推扆昌主其事，自維譾陋，恐難肩此重責，廼承朋輩及諸前輩相鼓勵，遂不辭艱困，毅然為之。慘澹經營，閱時年余，始底於成。其間受經濟影響，將陷於停頓者再三。此書今日猶能於難產中誕生者，實賴各友情支持所賜也。吾國出版年鑑，尚屬創舉。編印之始，無藍本宿稿，可資參考。初意小作嘗試，僅以記錄卅六年度美術界之動態，用留紀念而已。不意一經徵稿，四方回響，紛紛報以文稿，賜貺圖片。以時期言，則上溯同光，下迄最近。以地域言，則邇自滬杭，遠逮邊陲，琳琅滿目。美不勝收，而同時物價飛騰，一日數驚，以有限之預算，應付此龐大之支出，遷延愈久，資料之收穫愈豐，而經濟之負擔愈重，扆昌昕夕黽勉，冀無負於各方期望，而打擊之事，鑄版，印刷，紙張，工作，以及人事種種困難，層出不窮，有加無已。今日回思，猶有餘悸。
往事如煙，言之徒增傷感，所可得言者，則友情可貴，銘篆肺腑，謹書以志感。
一、協助校編者：編審委員會諸前輩供給資料，指示編輯方針，尤推陸丹林，姜丹書，俞劍華三氏審訂最勞，編校同人中，以蔣孝游同學兄所耗精力獨多。
二、協助事務者：為沈左堯，錢化佛，高式熊，李碩卿，黃紫霞，潘文欽，洪醒，王小摩，魏樂唐，吳竹風諸氏，而推陳景烈，石佩卿，王柳影諸兄奔走最力。
三、捐助物資者：為馬公愚，汪聲遠，陳巨來，張大壯，吳野洲，陸元鼎，張溪堂，江寒汀，朱積誠，張公威，姜丹書，吳青霞，俞劍華，戚叔玉，商笙伯諸氏，尤以鄭午昌夫子最多。
四、援助經濟者：為丁健行，陸元鼎，沈謙、沈雁，戚叔玉，厲國香，朱沛甘，陳懷卿，唐旭升，姚永年，丁慶齡，陳景烈，姚乃震，汪仰真，蔣趾奇諸氏，而以丁健行氏支援最力，陳在新兄張羅最勤。
三十七年十月十日王扆昌謹志於上海美術茶會
蔣孝游《編輯感言》
一、本書編輯，殊無前例，規劃未周，遺漏殊多。矧篇幅有限，門類繁雜，審選抉擇，不易公允。兼以從事者僅屬數人，心力有限，自覺涉筆粗疏，編次凌亂，尚冀博雅諸君，正其謬誤。
二、本書集，原以三十六年之美術界動態為限，惟團體史料，自清末以降，素乏紀錄，恐其湮沒，盡加搜羅。
三、美術家傳記：分書法，國畫，篆刻，西畫，雕塑，攝影，建築設計，工藝美術，商業美術，竹刻，木刻，漫畫，藝術教育，藝術評論等，各冠于姓氏之前。並以筆劃多寡，順序排列。偶有次序錯落，則循照相銅版行列，不得不然。
四、銅圖作品，都系自選。兼有自備銅版，故版面大小，未能一致，先後拼版，未遑排比。
五、論文：以近年專家著作，散見報章，或未經發表者為限。
六、本書承編審委員會諸委員指示編輯方法及蒐集資料。尤以陸丹林、姜丹書、俞劍華三先生隨時予以校訂刪改，謹書志感。
七、本書資料承各地美術家及美術團體不辭艱辛，儘量供給，便百萬言之巨帙，於短時間行克行蕆事，應志感謝。
八、本書文稿龐雜，幾經增刪，改易排校，工作殊為困難，訛句錯字，自難倖免，附志歉仄。（上文序號為筆者所加）
民國卅七年十月十日蔣孝游識於上海市畫人協會
編寫起因猜測
“三十六年七月，上海美術茶會幹事部諸子，倡議編輯美術年鑑，推扆昌主其事，自維詡陋，恐難肩此重責，廼承朋輩及諸前輩相鼓勵，遂不辭艱困，毅然為之。”這是主編王扆昌先生在《編後記》中的自述，但沒有言明是誰首先提出編寫《年鑑》的。然而，筆者又在張延章的序文中見到這樣的文字“而藝術本諸群經。此我張道藩先生，所以有上海美術茶會之集；虞文、王扆昌諸君子，所以有美術年鑑之輯者也。”這段文字，可以有兩種理解，一是提出編寫年鑑的主要人物是虞文和王扆昌，二是指《年鑑》之輯虞文是出版王扆昌是主編。
首先我們來看《年鑑》“虞文”和“上海美術茶會”條目。
虞文：書法家。男，字君質。現任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專員，上海美術會常務理事，上海市文化運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
上海美術茶會：創立於1947年3月，上海。上海美術家王扆昌、蔣孝游、史良猷等，因鑒於歷來美術集團與集團之間，平時頗多孤立而缺乏聯繫，美術家個人與個人之間，亦時有相侵相軋之惡習，致美術運動之推動，阻礙殊多。且美術家平日往往獨善其身，與社會各界之關係甚為膚淺，而社會人士之視美術家，亦多隔膜，因有籌組一近似美術團體聯合會之倡議，連貫縱性美術單位，為橫性發展，以此機構為橋樑，而非以領導自居，專以輕鬆姿態，融合各界，堅苦精神，服務人群，使社會人士，逐漸與美術家發生密切聯繫，無門戶派別之成見，有少長鹹集之樂趣，定名為上海市美術茶會。經發起人虞文鄭午昌孫雪泥江寒汀等之指示，與倡議人之毅力，該會卒於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宣告成立，設幹事部以開展各項美術運動。一年以來，深得社會人士之嘉許，茲錄其概況於後：至1948年1月底，總計上海市會員2016人，各地會員184人。上海地區會員從業情況：國畫925人，商業美術347人，工藝美術280人，書法146人，美術鑑賞74人，攝影72人，西畫68人，篆刻29人，木刻23人，音樂19人，美術收藏13人，美術評論8人，漫畫7人，雕塑6人。常任幹事：王扆昌、史良猷、蔣孝游、王康樂、吳青霞、楊達邦、張中原；聘任幹事：陳景烈、王柳影、胡倬雲、胡旭光、陳在新、鄭孝廉、姚乃震、石佩卿、陸元鼎、朱有方等。
從上面這些資料，十分明顯地說明：倡議編寫《年鑑》的應尊重主編王扆昌先生的說法，是上海美術茶會幹事部諸子所為，與虞文無關。
1947年7月，上海美術茶會自創辦以來，已經成功舉辦了七八次，參加人數從幾十人猛增到800多人，不僅如此，而且在內容、形式上得到了與會者的認可，茶會幹事部諸子為此十分興奮。某一天，他們在參加茶會的藝術家、社會人士陸續散去後，坐下來品茗聊天，對茶會的前景寄予無限希望；其間，偶爾有人提到：“美術茶會何不將這段在上海美術史上的盛況，作為歷史記錄下來呢？”“是啊！中國已經有了《電影年鑑》（出版於1934年），但未見《美術年鑑》出版，我們為何不自己來編一本呢？“有人接著說。
於是，圍繞編寫年鑑的話題，大家議論開了。於是乎得到了在座同道的積極回響。認為這個主意不錯，不僅能總結一下卅六年上海美術界（當然也包括美術茶會）的盛況，“僅以記錄卅六年度美術界之動態，用留紀念而已。”（王扆昌《編後記》句）也可以歸納一下近年來全國美術界的動態，於是“推扆昌主其事”。從一般常理推測，提出編寫年鑑的極有可能就是主編本人,但其不便自吹自擂，於是將此事說成是集體的倡議。當然，這僅僅是猜測。
《年鑑》編寫的艱難程度
1、“吾國出版年鑑，尚屬創舉。編印之始，無藍本宿稿，可資參考。”（王扆昌《編後記》句）其實，在他們之前是有人提出過編輯出版年鑑之事了。“大約在民國十八九年吧，老友黃賓虹先生接辦神州國光社，曾有過編印美術年鑑的提議，我也義務的參與過編輯計畫，但是因為編印不易，而神州國光社不久又變了質，黃先生也脫離了，於是這編印美術年鑑的計畫，邊曇花一現都沒有現，就歸於泡影了。二十年來，一直沒有人提起這種事情，所以一直到現在，中國還連一本不像樣的美術年鑑都沒有，這是我們美術界的恥辱嗎？不，簡直是國家的恥辱！”（俞劍華序）從這段文字我們可以看出，雖然在他們之前，是有人提出過編印美術年鑑的，但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實現，而且這事情一擱就是十七八年。這也很難怪罪某一個人，原因是“我國藝術界，過去對整個藝壇，甚少顧問”（顏文樑序），在那個年代的藝術家，圈子很小，只局限於同系同門同派，這是不爭的事實。誰願意而且敢於突破系統、門類、派別而為之呢？然而，美術茶會做了，王扆昌、蔣孝游他們做了。就像蔣錫頤先生在序中所說的那樣：“要明知其難而不退縮，方能成功，否則對於難做的事情，永遠沒有人去做，豈不永遠沒有成功的一日了！然而畢竟知難而不動手的人多，冒險嘗試的人少，因此，連一本編得不像樣的年鑑也沒有，……”
儘管編印之始，無藍本宿稿，可資參考。但他們既有膽識提出編寫《年鑑》，想必，一定是知道《年鑑》是怎么一回事的。所以，“本書編輯，殊無前例，規劃未周，遺漏殊多。”（蔣孝游《編輯感言》句）可見編輯之初是有規劃的，只不過是“未周”（謙遜之詞）罷了。但從整本《年鑑》的編排布局可以看出，編輯們不愧為是當代的美術家，不僅在編目上動足腦筋，將繁雜門類編得一目了然，並請了當時的各個門類的著名人物嚴獨鶴、龐元濟、張乃燕、吳湖帆、馬公愚、鄭午昌、王福廠、顏文樑、張充仁、郎靜山、姜丹書、陸丹林為序文、史料、師承紀略、美術家傳略等題寫卷首，更顯現出編者的獨具匠心和考慮之周詳，同時也體現了該書得到當時藝術界權威認可的程度。
2、“其間受經濟影響，將陷於停頓者再三。”（王扆昌《編後記》句）1947～1948年之間，解放大軍直逼江南，上海的經濟處於“物價飛騰，一日數驚，”（王扆昌《編後記》句）瀕臨崩潰的狀態，編輯這樣一部巨著在經濟上受阻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政府一向是忙於救國，忙於治安，對於藝術，好在不是當務之急，同時又好像與福利無關，向來聽其自然，可有可無。社會上大多數人沉湎於貨利，對於精神問題，他們另有見解，一般人目光中的藝術，不過是一種點綴品，甚至是奢侈品。負有幾千年歷史的中國美術的命運，幾乎令人不堪構想。”（蔣錫頤序）從這段文字印證了當時國民黨政府及一般民眾對於藝術，對於年鑑出版的態度；政府忙於內戰，忙於鎮壓工人運動，忙於消滅上海的地下黨活動，而市民們則忙於為一日三餐奔波。然而“我國美術家無不自力更生、埋頭苦幹的。政府從來不幫助美術家，美術家亦從來不仰求政府。每從冷落清苦的環境，自求靈妙愉快的安慰，不尤單瓢陋巷，不嫌輕視冷笑，而兢兢於美術之研習。偶逢水旱兵火，需要救濟，則無不盡心力以赴；而於發揚文化，為國爭光，尤肯群運群力，惟恐或後，並不期有所報酬。”（鄭午昌序）鄭午昌先生也在序文中因政府的不支持為編輯們抱不平。
然後，編輯諸子在無奈之時，他們自有自己的對策，可以說這樣的對策是被政府逼出來的，在一開始並沒有這種打算。編輯們“於發揚文化，為國爭光，尤肯群運群力，惟恐或後，並不期有所報酬。”（鄭午昌序）齊心協力，靠眾同仁的物資捐助和經濟援助度過難關。在主編先生的《編後記》中，有四份名單，可以想見當時克服種種困難的情景。第一份是“協助校編者，尤推陸丹林，姜丹書，俞劍華三氏審訂最勞，編校同人中，以蔣孝游同學兄所耗精力獨多”；第二份是“協助事務者，推陳景烈，石佩卿，王柳影諸兄奔走最力”；第三份是“捐助物資者，為馬公愚，汪聲遠，陳巨來，張大壯，吳野洲，陸元鼎，張溪堂，江寒汀，朱積誠，張公威，姜丹書，吳青霞，俞劍華，戚叔玉，商笙伯諸氏，尤以鄭午昌夫子最多”；第四份是“援助經濟者：為丁健行，陸元鼎，沈謙、沈雁，戚叔玉，厲國香，朱沛甘，陳懷卿，唐旭升，姚永年，丁慶齡，陳景烈，姚乃震，汪仰真，蔣趾奇諸氏，而以丁健行氏支援最力，陳在新兄張羅最勤。”這四份名單有點象今天做成某一項巨大工程後，所開列的表彰名單。從這四份名單中，我注意到：他將物資捐助和經濟援助明顯地分列成兩份。而馬公愚，汪聲遠，陳巨來，張大壯，吳野洲，陸元鼎，江寒汀，鄭午昌等是屬於物資捐助者。試想，當年赫赫有名的書畫大家，他們能捐助的物資會是什麼呢？不會是從家裡拿些紙張筆墨來吧？推想起來只有兩種可能，一是藏品，二是自己的作品，但是前者的可能性較少，一般說來是自己的作品。編輯諸子將這些作品放在某一個畫廊或者是美術茶會中變賣，多少也能救救急（當代書畫家的作品價格不一定能賣得很高）。其中鄭午昌夫子最多，那是肯定的，自己學生們所創導的事業，在危急關頭，老師是不能不管的，在他的序中也印證了這一點。至於經濟援助，那肯定是錢財了，“以丁健行氏支援最力”，可見丁氏出得最多。從丁氏在《年鑑》中的傳略看，他是一個商人，“壯歲即著書行世，於詩文書畫，無所不窺。經商餘暇，偶作小品，清新婉妙，人爭寶之。”在經商之餘能從事藝事者，且所作清新婉妙，並非等閒之輩，在生意場上是過得去的人物。同時，用現代的語言說，他是一個美術發燒友，到了詩文書畫，無所不窺的地步。想必，與編輯中的某些人或者絕大部分人是知交，所以，在朋友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就慷慨解囊也在情理之中。
於是，“本年的美術年鑑，由於主持人的‘破釜沉舟’居然成此空前的巨著，可以說是出乎意料之外。”（俞劍華序）主持人已經到了破釜沉舟的地步，可見經濟上的束縛到了何等程度。
3、《年鑑》編輯的工作環境十分簡陋。“梅苞臘雪的殘冬，轉瞬已是春滿江南，草長鶯飛，又快臨到蠶眠豆熟的黃梅時節，參加年鑑編纂的朋友們，已經孜孜不倦的工作了半個年頭以上了。我相信他們在這半年之中，侷處陝西北路的一間斗室，白天的寫字檯就是夜間的臥榻，雖然早已忘記了窗外的陰晴寒燠，花開花落；就看編輯室內，從各方蒐集來的美術文字和圖片，非但琳琅滿目，而且光輝燦爛。——也就可以了解編者的辛苦了。”（王進珊序）可想而知，當時編輯們不僅在經濟上受到種種壓力，就是工作環境也是十分艱苦的，一間斗室，幾個人擠在一起，日以繼夜地工作著。難怪他們的老師鄭午昌十分心痛他的學生，於是有“於政治倥傯，軍事倥傯，經濟崩潰，民生艱困之時，而竟有美術年鑑之編印，聞者無不又驚又喜。”之感嘆。
事跡
與名家平起入《年鑑》
謝伯子和袁機的"現身"之所以引起廣泛關注，就在於他們早年成名。而見證袁機和謝伯子早年成名的均是同一部書——1947年中國《美術年鑑》。查閱國內美術史料，發現有關這部美術巨著的介紹鳳毛麟角，極少數老畫家的生平介紹中偶爾提到曾收錄於《美術年鑑》，卻幾乎找不到對《年鑑》的任何評介，1987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美術大辭典》里沒有，廣西美術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美術年鑑》中也沒有。原因之一，筆者以為，由於這部著作出版於1948年戰爭年代，本身流傳不廣，加之以後從未再版過，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社會巨變，存世的原本想信極其稀少，逐漸被美術界"遺忘"了。《美術年鑑》在美術家傳略第61頁上，對袁機作了篇幅不小的介紹：袁機，別署忘機，廣東寶安人，擅長國畫，西畫，廣告畫。氏富有繪畫天才，早歲專攻西洋畫學於香港萬國美專、煙雨畫院等校，悉心研究美育，藝術修養頗深。兼受"嶺南畫派"影響，其作風乃採用歐洲繪畫，以寫實主義，發揮中國繪畫傳統精神，故每成一畫，其構圖，設色，筆法，不落前人蹊徑，別創一格。作品留藏外國，亦屬不鮮，其所作《萬眾一心》巨幅，為東京博物院所購藏，外邦人士譽袁氏為"中國現代美術作家之秀。"近來埋首滬濱，繼續努力寫作，提倡"美術再革命"之口號，為新中國畫之運動之一員。《年鑑》將時年二十多歲的袁機列為國畫家、西畫家和商業美術家，第170頁收錄了袁機的代表作《萬眾一心》。與袁機同時收入中國《美術年鑑》的有張大千、齊白石、徐悲鴻、傅抱石等900餘位國畫家，以及他們的400餘幅國畫作品。
滄桑美術史的縮影
《美術年鑑》影響
1948年，國民黨政權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時局動盪物價飛漲，甚至一天數次漲價，紙張印刷製版無法預算，經費難以籌措，《年鑑》編輯工作多次陷於停頓。在美術界殷切期待之中，編委會中的有識之士克服了難以想像的種種困苦，夜以繼日埋頭苦幹，大著《美術年鑑》在險些難產的情況下誕生了。分為珍藏本、精裝本和普及本的中國《美術年鑑》，收錄了全國1400餘名美術家的傳略，包括書法家、國畫家、篆刻家、西畫家、雕塑家、攝影家、漫畫家、工藝美術家等14類美術家，以及他們的800幅書畫、雕塑、攝影等作品。書中同時記載了全國各地的美術學校、美術團體以及發表的各種專業論文等，展現了1949年以前的中國美術大全景。由於種種原因，飽經滄桑的《美術年鑑》已被現代人淡忘，但它對於填補中國近代美術史空白的價值，是不應該被抹殺的。摩挲著這部陳舊的文化巨著，令人平添一分對藝術大師的景仰之情。
“上海美術茶會，成立迄今為時不過數月，近鑒於此工作之重要，爰有《美術年鑑》之編輯。我知是書一出，不特擷采廣博，掇拾精詳，為藝壇辟一新紀元，而我國多年來之美術運動，亦可藉此得有源流可稽，寖假而與歐美各國藝壇通聲息，亦意中事也。”（美術年鑑．顏文樑序摘錄）
“年鑑雖然不同於正史，卻是斷代史料的寶庫，留待將來，也就成了寶貴的史籍。倘能每年一部繼續不斷的出版下去，一部完備的近代史料便逐漸累積起來，這便是年鑑出版事業，在文明國家特別發達的原因。所以當大家談論到這部年鑑的編印，燈光輝映著熊熊的爐火，深深的體會到參加這部年鑑編纂工作的朋友們的動機，不在出版營利，各人心頭卻充滿了貢獻於美術事業的熱忱與毅力，仿佛宗教信徒之嚮往於他們的經傳寶典。可是年鑑編印的困難甚多：經營草創，難期完備，此其一；篇幅有限，門類眾多，既慮繁雜，又恐遺漏，此其二；作家漫無統計，作品尤難搜求，審選抉擇，不易公允，此其三；物價飛騰，紙張印刷，無法預算，經費難籌，此其四：這此都是籌編期間應有的顧慮，也是事實上的問題。……而在這種社會動盪，學術滯退，道德敗壞的時期，皇皇巨製的美術年鑑不但彌補了美術界的遺憾，造成了我國近代出版的榮譽，做了學術年鑑，道德年鑑之類的先驅。所以就人類文化史料而言，也更有其不可抹煞的時代意義。”（美術年鑑．王進珊序摘錄）
“在眼下動盪不定的局勢下，飛黃騰達的物價下，美術茶會毅然決然來辦這件事，不僅使美術界感到莫大的興奮，即全國文化界也不免投以驚奇的一瞥，經濟與物質條件的束縛，明知這是一件不易討好的工作，但是他們竟不顧一切的進行了，他們沒有充分的經濟預算，事實上也無法預算；沒有充分的人力辦事，憑少數人的埋頭苦幹，日以繼夜的工作，日坐愁城，張羅款項，處斗室，編寫稿件，也許有人譏笑他們是自討苦吃，但他們所吃的苦，是有意義的。許多老前輩的鼓勵，和各地美術家的回響，使他們增加不少勇氣，雖然物質上的困難，日益增加，但是他們畢竟排除萬難，完成了這艱巨的工作。我對於這本我國第一部出版的美術年鑑，同時想到他們一切困苦過程，真有“熱淚盈眶”之感，編者要我作篇序文，就拉雜寫點感想，祝賀編者的成功，並對編者的堅苦的精神，表示無限同情。”（美術年鑑．蔣錫頤序摘錄）
“上海美術茶會，為勝利後最努力於美術活動者，今擬編輯三十六年美術年鑑，事屬創舉，困難必多，而茶會幹事部諸子，竟不顧一切而為之，毅力殊堪欽佩，若吾人僅附庸於陳腐頹廢之藝術，則美術家之本身永無進步，甚或陷社會更墮落於黑暗之境，故今日之治藝術者，應著眼於遠者大者，不僅為個人藝術成功而已，年鑑之輯，所以紀以往而勵來者，重要可知，茶會諸子，皆青年後起之秀，負此重任，即使未臻理想之完善，而貢獻已大，余於是輯實寄予無限厚望焉。”（美術年鑑．汪亞塵序摘錄）
“現在在兀臬不安的時局下，在飛黃騰達的物價下，在朝不保夕的生活下，在印刷紙張製版種種困難的條件下，想不到美術茶會卻有衝破藩籬，不顧一切的勇氣，而來出版在中國破天荒的美術年鑑，這訊息不但使人興奮而且使人驚奇！所以這本美術年鑑不管好不好，總不能不算是奇蹟！”（美術年鑑．俞劍華序摘錄）
套用
近來，許多讀者從報紙上讀到了八旬藝術大師袁機先生淡泊名利、隱居深圳長達二十年的動人故事。無獨有偶，張大千的弟子、聾啞畫家謝伯子先生，二十多歲因入選中國《美術年鑑》而聞名上海美術界，五十年代返回故鄉常州後淡出畫壇，隱居半個世紀年屆70的謝伯子1992年在上海美術館舉辦個人回顧畫展，其人其事才重新讓世人知曉，演繹出藝壇的一段佳話。
出生於繪畫世家的謝伯子成為畫壇隱士，令人欽佩不已。與之相比，四十年代蜚聲海內外的袁機先生，三起三落於畫界，在八十餘歲的高齡，在市場經濟的今天，在現代都市深圳，在隱居整整二十年後，被重新"挖掘"出來，真可謂"大隱於市"，達到了古往今來隱士們所嚮往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