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這場戰爭是日本蓄意挑起的，是日本侵華總戰略中的重要一環。自明治維新以後，日本逐步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到了1927年，獨占中國稱霸世界已成為日本的既定國策。1931年，日本製造了“九一八”事變，隨後侵占了中國東北。為了擴大侵略，轉移視線，日本開始有意地製造事端，以便挑起淞滬之戰。日本學者信夫清三郎在其《日本外交史》中指出：“上海事變是為了把各國的注意力從滿洲轉移到上海，以完成對滿洲的侵略而發動的一種策略。由於事變的爆發，世界的關心轉向各國權益交錯的上海，關東軍乘此時機一步步地推進了滿洲建國的計畫。”
當時的上海已是中國最大的工業基地、金融中心和貿易港，是中國經濟文化中心和著名的國際大都市，因此將戰火引向上海，不僅會吸引國際社會的注意力，而且勢必給南京國民政府造成直接威脅，使其對東北問題難以顧及。其實在上海挑起戰火，對日本來說不僅是個策略問題，也是它想擴大在上海勢力範圍的一貫需求。再說在上海動武也有相對方便之處，即有公共租界可作掩護，又有駐滬海軍陸戰隊、在鄉軍人團可作為先鋒力量。
1932年初，上海的局勢驟然緊張。1月上旬，日本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大佐在東京向裕仁天皇及參謀本部報告侵略中國東北的情況之後，即電示駐華公使館陸軍武官、上海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少佐：“滿洲事變按預計發展，……請利用當前中日緊張局面進行你策劃之事變，使列強目光轉向上海。”田中心領神會，不久就策劃製造了日僧事件和三友實業社事件。與此同時，日本軍艦“能登呂”號航空母艦、“大井”號巡洋艦等及新增派的海軍陸戰隊開始向上海集積。
1月28日深夜11時許，一小隊日軍突然襲擊並占領了中國軍隊防地天通庵車站。11時50分，日軍在滬最高統帥、第一遣外艦隊司令鹽澤幸一少將下令全線出擊，於是在鮫島具重海軍大佐的具體指揮下，千餘名海軍陸戰隊兵分三路，正式向閘北發起了進攻。由此，“一二八”淞滬之戰正式爆發。
日軍的進攻，遭到中國守軍的奮起抵抗。當時駐守淞滬地區的是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率領的十九路軍，這是國民黨軍隊中具有愛國精神和較強戰鬥力的一支部隊。十九路軍的前身是粵軍第一師第四團，後來發展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師、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這支部隊曾為廣東革命根據地統一和北伐立下過戰功，也曾參加過對中央蘇區的“圍剿”。“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內部寧粵雙方趨於妥協，於是調派十九路軍駐守滬寧一帶，以保障粵方代表的安全。十九路軍一部進駐上海後，面對日軍的不斷挑釁，又深受上海抗日救亡命運動的影響，抗戰情緒驟然高漲。
駐守閘北的一五六旅第六團及地方治安部隊先後擊退了日軍的三次進攻。29日凌晨，日軍增派了兵力並出動了飛機，但仍未奏效。當天上午，日軍將進攻重點指向北站，附近的民居、工廠、商店、學校等待遭到狂轟，著名的商務印書館幾成廢墟，收藏豐富的東方圖書館毀於一旦。
戰鬥打響後，十九路按原定部署將後方部隊迅速向上海推進。由於日軍侵略，造成戰火紛飛，這對西方列強在滬利益構成了威脅。當晚，英美領事出面調停，要求雙方暫時停戰。但停戰期間，日軍仍不斷向閘北實施轟炸，同時加緊調兵遣將。1月31日，大批日本軍艦和陸戰隊抵滬增援。2月2日，日本內閣正式決定派遣陸軍參戰，並將長江一帶的軍艦和新增派的軍艦編為第三艦隊，由野村吉三郎中將任司令官，統一指揮海陸軍。
2月3日，日方撕毀停火協定，利用其海空優勢又向吳淞發起攻擊。2月6日，野村乘旗艦“出雲”號抵滬，緊隨其後，由佐世堡趕來增援的混成第二十四旅團在吳淞登入。鑒於以往攻勢的失敗，該月中旬由廣島趕來的第九師團又在匯山碼頭及吳淞登入。此時，日軍侵滬兵力已達3萬以上，由植田謙吉中將為最高統帥。日本一再增兵，使淞滬之戰愈加擴大化。
在十九路軍的請求下和全國輿論的支持下，2月14日，南京國民政府決定派張治中率領新編第五軍增援淞滬抗戰。第五軍負責左翼作戰，十九路軍負責右翼作戰。2月20日拂曉，植田下令全線出擊，重點指向江灣、廟行，企圖“中間突破”，切斷第五軍與十九路軍的聯繫，然後達到各個擊破的目的。4天內日軍先後發動了兩次總攻，但在中國軍隊殊死抵抗下進展甚微，損失慘重。此時國際輿論普遍對日軍的侵略暴行加以遣責，但東京方面仍一意孤行，決定再增派第十一、第十四兩個師團，組成上海派遣軍，並第四次撤換統帥，由白川義則大將任司令官，採取包抄戰術，以達到速戰速決、扭轉被動局面的目的。2月29日，白川乘“妙高”號巡洋艦抵達長江口。3月1日拂曉，第十一師團由飛機掩護登入瀏河口，隨即占領瀏河鎮，同時第九師團繞過江灣，攻占了大場鎮。
由於後援不濟，腹背受敵，苦戰多日的十九路軍和第五軍決定退守黃渡、嘉定、太倉一線。3月2日，日軍進占廟行，大縱火發泄。3月3日，日軍占領真如、南翔，白川發錶停戰宣言，旨在國際聯盟日內瓦大會召開之前作出和平姿態。此後，日軍大規模的進攻停止了，但炮擊和偷襲行為仍在繼續。3月6日，日軍占領嘉定，數日後縱火焚城。4月2日，日軍再次進犯太倉。直到5月5日《淞滬停戰協定》簽字後，日軍才從侵占區撤軍。《淞滬停戰協定》分正文和附屬檔案兩個部分，正文共有5條，附屬檔案則有3號。其主要內容為：1、即日起雙方在淞滬地區實行停戰；2、日軍撤回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築路區，但部分軍隊可“暫時駐紮”於吳淞、江灣、引翔、閘北的大部分地區；3、在“常態恢復”前，中國軍隊須“留駐其現在地位”，即禁止超過安亭鎮經望仙橋向西至長江邊滸浦口一線；4、設立由中、日、英、美、法、意6國代表參加的“共同委員會”，監督並協助日軍撤退和中國警察接管事宜。對中國來說，這是一個喪權辱國協定，是國民黨及其國民政府被迫對日屈膝退讓的產物。顯然，所謂“暫時駐紮”，所謂“常態恢復”，由於沒有限定時間，沒有“常態”的明確界定，日軍實際上可以長期留駐吳淞、江灣、引翔、閘北的大部分地區，中國軍隊卻不能在上海及附近地區駐紮設防。中國的軍隊不能在中國的領土上自由駐防，有關的執行情況還要外國列強去“監督”共管，這絕對是對中國主權的嚴重損害，因此《淞滬停戰協定》的內容傳出後，立即遭到上海乃至全國各界民眾的強烈反對和遣責，甚至國民黨內馮玉祥、陳友仁等人也公開表示不滿和憤慨。
據南京國民政府統計局初步統計，此次日軍侵滬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為15。6億元（不包括嘉定），其中居民財產損失為7。88億元，工業0。97億元，商業0。59億元。受害居民達18。0816萬戶，81。4084萬人，占全市華界總人口的45%，其中死亡6080人，受傷2000人，失蹤1。04萬人。許多人被迫流離失所，全上海人口較戰前減少了81萬。
另據調查，當時全市約有4萬學生失學，238所學校毀於戰火，僅吳淞地區就有中國公學、同濟大學、商船學校、水產學校等7所學校遭到程度不同的損害。戰區內共有579家工廠受到破壞，占全市工廠總數的25%。全市失業率達80%，僅棉紡織業就有25萬人。戰區內共有商店1。29家，其中受害者達到70%。全市銀行和錢莊的營業額下降85%，同時進出口貿易也受到嚴重影響。
閘北至江灣一帶10華里，被炮火摧毀的民居達80%，尤其悽慘的是戰後的閘北。《時事新報》一位戰地記者經實地察訪後寫道：“由寶山路而至永興路，幾如身涉亂礫叢中，極目四望，但見一片殘垣斷壁，……閘北全區數萬幢房屋，在昨日記者所經之處，完好者可稱尋不到一所，其有未經全燒者，亦門戶開洞，物件劫掠一空矣。”
“一二八”淞滬之戰是規模空前也是異常慘烈的一場戰爭，雙方作戰總兵力超過了12萬。日本動用了飛機、坦克和軍艦，派出了日第三艦隊、混成第二十四旅團、第九、第十一、第十四師團等共約7萬人，中國參戰的是十九路軍和奉命增援的第五軍等共約5萬人，而且武器裝備落後，缺乏海空火力的有效支援。這場戰爭不僅是正義與非正義的較量，侵略反侵略的搏鬥，而且是落後農業國與先進工業國的抗爭。因此，如果以短視的眼光單純就軍事而言，中國軍隊未能取得這一戰爭的勝利；但是從大歷史和全方位的角度來說，“一二八”淞滬抗戰為中國最終取得抗戰勝利奠定了成功和自信。宋慶齡指出：“人皆以中國此次戰爭為失敗，實則中國在精神上完全勝利，日本所得者僅物質之勝利而已。得精神勝利之人民，必日益奮進於偉大光榮之域，得物質勝利者，只日增其侵略與帝國主義之野心，終於自取覆亡而已。”（《宋慶齡選集》1966年版，第55頁）
“一二八”淞滬抗戰體現了中國人民不畏強暴，不怕犧牲，敢於抵抗外來侵略的英勇氣慨，是“九一八”事變後第一??戰的前奏。它打破了日本速戰速決的計畫，它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粉碎了其占領上海的迷夢，改變了當時一部分人的懼日心理，從而促進了中華民族團結救亡運動，振奮了偉大的民族精神。“一二八”淞滬抗戰是愛國軍民的共同抗戰，上海乃至全國的各界民眾為“一二八”淞滬抗戰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們捐款捐物，配合響應，想方設法支援抗戰，有的甚至與戰士們並肩作戰，從而使上海成了率先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光榮城市，成為三十年代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一二八”事變爆發後，中共中央先後發出了武裝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號召和關於“一二八”事變鬥爭的綱領。中共江蘇省委發動全市黨員、團員和民眾團體以各種形式支持和配合抗戰。在當時處境困難的情況下，中共為“一二八”淞滬抗戰同樣作出了貢獻。
“不抵抗無以為人，不抵抗無以救國”，當年將士們的誓言至今激動人心，激勵我們奮發圖強，為統一祖國振興中華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