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事件

918事件

九一八事變(又稱奉天事變、柳條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國東北蓄意製造並發動的一場侵華戰爭,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開端。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關東軍安排下,鐵道“守備隊”炸毀瀋陽柳條湖附近日本修築的南滿鐵路路軌,並栽贓嫁禍於中國軍隊。日軍以此為藉口,炮轟瀋陽北大營,是為“九一八事變”。次日,日軍侵占瀋陽,又陸續侵占了東北三省。1932年2月,東北全境淪陷。此後,日本在中國東北建立了偽滿洲國傀儡政權,開始了對東北人民長達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統治。“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長期以來推行對華侵略擴張政策的必然的結果,也是企圖把中國變為其獨占的殖民地而採取的重要步驟。它同時標誌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開始,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東方戰場的序幕。

歷史簡介

主要人物

中國主要人物:蔣介石、張學良。

1931年9月18日,盤踞在中國東北境內的日本關東軍精心策劃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拉開了日本對華戰爭的序幕。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土肥原賢二,是“九一八”事變的直接策劃者和實施者。

時代背景

九一八事變,又稱瀋陽事變、奉天事變、盛京事變、滿洲事變、柳條湖事變等,是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國東北爆發的一次軍事衝突和政治事件。衝突雙方是中國東北軍和日本關東軍,日本軍隊以中國軍隊炸毀日本修築的南滿鐵路為藉口而占領瀋陽。

事變爆發後,日本國會和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權力下降,日本軍部主戰派地位上升,激化中日矛盾,日本全面侵華。幾年之內,日本關東軍占領中國東北全境。9月18日被中華民國視為“國恥日”。

又稱瀋陽事變,歐美稱奉天事變或盛京事變(Mukden Incident),因瀋陽舊稱奉天、盛京(Mukden為滿文,音譯謀克敦,意譯為盛京,或譯奉天);日本稱滿洲事變或滿州事變(日語:満州事変〔満洲事変〕/まんしゅうじへんManshū jihen),自清末開始,日本稱中國東北為滿洲或滿州;因為由柳條湖事件引發,又稱柳條湖事變。

1931年9月18日,日本駐中國東北地區的關東軍按照精心策劃的陰謀,由鐵道“守備隊”炸毀瀋陽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路軌,並嫁禍於中國軍隊。這就是所謂的“柳條湖事件”。日軍以此為藉口,突然向駐守在瀋陽北大營的中國軍隊發動進攻。東北地方當局和國民政府依據蔣介石的對日消極態度錯誤地採取了不抵抗政策,當晚日軍便攻占北大營,次日占領整個瀋陽城。日軍繼續向遼寧、吉林和黑龍江的廣大地區進攻,短短4個多月內,128萬平方公里、相當於日本國土3.5倍的中國東北全部淪陷,3000多萬父老成了亡國奴。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時間表

1931年9月19日,瀋陽淪陷。

1931年9月19日,長春淪陷。

1931年9月22日,吉林淪陷。

1931年11月19日,齊齊哈爾淪陷。

1932年2月5日,哈爾濱淪陷。

1932年9月15日,滿洲國成立。

戰爭背景

日本圖謀侵略中國的計畫由來已久,1874年侵占了寶島台灣,攫取了南滿的種種權利。隨著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膨脹,其侵略野心越來越大。1927年,“田中奏摺”充分暴露了日本的國策。日本政府根據“田中奏摺”確定的戰略,積極地進行侵占中國東北的策劃和準備。1928年北洋政府覆滅,日本政府公然威脅、阻止張學良在東北易幟,妄圖首先實現“征服滿蒙”的計畫,但遭到失敗。1928年6月4日,日本關東軍於瀋陽皇姑屯附近的三洞橋炸毀了張作霖乘坐的專列。此後,日本國內經濟危機日益嚴重,階級矛盾激化,日本統治者為緩和國內矛盾,加速了侵略中國的步驟。

當時的國際形勢和中國內政狀況都對日本入侵有利。歐美帝國主義正陷在1929年爆發的經濟大危機之中,自救不遑,無暇東顧。

日本方

主詞條:東方會議、石原莞爾、滿蒙生命線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獲勝,通過日俄講和條約,將中國旅順、大連等地的租借權和長春-旅順的鐵路及附屬設施的財產權利占為己有。此後,日本創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並有關東軍負責鐵路沿線的警備。

1921年華盛頓會議後,日本開始大規模裁軍。1921年日本的軍費為七億三千萬日元,1930年則裁減到五億日元以下,裁減額達40%。可是大規模裁軍卻引起了軍人們的強烈不滿。自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一直奉行軍事優先的原則,培養了大批職業軍人。對於職業軍人來說,除了軍事以外他們沒有其他特長,裁軍等於砸他們的飯碗。此外,裁軍以前職業軍人是社會上最受尊敬的人,軍隊是最光榮的職業。但裁軍開始後,職業軍人一下變成社會上多餘的人,最好的學生不再報考軍事院校,一些飯店甚至拒絕穿軍服者進入。裁軍給職業軍人們帶來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不滿的軍人開始秘密集會,天劍黨、櫻會、一夕會等軍人秘密組織紛紛成立,後來廣為中國人所熟悉的東條英機、岡村寧次等人,都是一夕會的成員。不過當時最有名的還是石原莞爾,是他提出“滿蒙生命線”的理論。石原也是後來9·18事變的主謀。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義一主持召開“東方會議”,確立了“把滿洲從中國本土分裂出來,自成一區,置日本勢力之下”的侵略方針。兩年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日本政府急於發動一場對中國東北的戰爭,藉以轉移國內人民的視線,緩和階級矛盾,醫治經濟危機造成的創傷。

田中奏摺

1927年6月,日本召開“東方會議”,並制定了《對華政策綱要》(即田中奏摺)。在田中奏摺中曾經提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中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這份奏摺在1929年被曝光,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以及日後的中國政府均認為是日本奉行對付中國政策的證明。

田中奏摺的真實性受到包括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長蔣立峰在內的學者質疑,當前的主流說法多認為其應為國民政府所偽造。然而查考史料及歷史脈絡,當時日本計畫對華戰爭已久確為事實。

中國方

主詞條:田中奏摺、皇姑屯事件、中東路事件、中原大戰、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

皇姑屯事件與東北易幟

日軍與東北軍閥張作霖維持了合作關係,但漸漸的,日本開始將張作霖視為障礙。1928年,關東軍將張作霖乘坐的列車炸毀,張作霖重傷不治身亡,史稱皇姑屯事件。日本關東軍希望藉此事件造成東北出現群龍無首的局面。

皇姑屯事件並未引起日軍所期待的東北混亂,相反,1928年12月29日,張作霖的繼承人張學良突然宣布全東北易幟,接受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領導。張學良進一步對日本採取不合作的態度,並開始在南滿洲鐵路附近建設新的鐵路設施,通過低廉的價格與之競爭,導致南滿洲鐵路陷入了經營危機。感到危機感的關東軍不斷提出抗議,但張學良並不願意妥協。因此日軍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等人決定發動戰爭來奪得主導權。

中東路事件

1929年底,張學良的東北軍為了從蘇聯手中收回位於中國東北的中東鐵路與蘇聯紅軍爆發武裝衝突,即中東路事件。東北軍大敗。事後,中蘇關係徹底斷絕。這一事件產生重要的影響。1,東北軍的慘敗暴露了他的虛弱,使得日軍對東北軍極為輕視,堅定了日軍的侵華野心。2,戰爭的失敗使東北軍上下士氣低落,喪失了對抗外敵的信心。3,對蘇作戰失敗,使張學良等東北當局人士認為,東北一隅不足以面對外敵,要抵抗外敵必須“舉全國之力”。但中東路事件時,原本答應出兵援助東北的南京政府卻因為蔣馮戰爭的牽制未能出兵(僅援助軍費200萬),導致張學良對南京政府和蔣介石的信任不足。4,東北當局和蘇聯關係的惡化,反而促進了原本敵對的日蘇兩國在東北問題上的緩和。歐美列強在中東路事件中不支持中方武力廢除外國權益的做法,態度冷淡,也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這些都對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和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

中原大戰

1930年3月,為爭奪中央統治權,汪精衛聯合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發起挑戰蔣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國民黨中央會議的內戰,5月蔣介石宣布“平叛”,雙方激戰近半年、傷亡30萬人,史稱中原大戰。張學良在反蔣聯盟敗局已定的情況下,於9月18日通電宣布支持南京中央,率領東北軍主力十餘萬進入山海關內,占領華北晉、冀、察、綏四省和平、津、青島三市。此後張學良率軍常駐平津,處理中原大戰後的編遣事務,關外防備空虛。

非常會議”與寧粵對峙

1931年2月底,因約法之爭,蔣介石囚禁胡漢民。5月底,胡漢民派、孫科派、汪精衛派、西山會議派、兩廣地方實力派(陳濟棠、李白等)及其他反蔣勢力聯合起來,在廣州成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和廣州“國民政府”反蔣,與南京國民政府分庭抗禮。7月1日,廣州“非常會議”設立“中央執監委員天津執行部”,任命馮玉祥、閻錫山等為天津執行部常務委員,同時派人拉攏華北石友三部。7月18日,石友三就任廣州政府委任的第五集團軍總司令,隨後誓師討蔣。7月底,擁護南京中央的東北軍南下,與北上的中央軍一起擊敗石友三,石友三殘部退入山東。7月21日,廣州國民政府正式頒布北伐討蔣令,隨後粵方各路軍先後進入湖南。7月22日,廣州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秘密出訪日本,三次會見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表示願以東北權益博取日本軍火”,但未得到回響。陳友仁在日期間,還會見蘇聯駐日大使尋求支持,也被拒絕。8月5日,中原大戰失敗後蟄伏大連的閻錫山秘密乘日本軍機返回山西重新主政。8月底,馮玉祥策反中原大戰後歸附蔣的甘肅舊部雷中田反蔣,雷一度控制甘肅省政。9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進行總動員,出師討蔣,並在天津設立“北方軍事政務委員會”,任命閻錫山、馮玉祥、韓復榘、鄒魯等人為委員,統一北方反蔣武裝。針對粵方軍事行動,蔣介石急令在江西剿共的何應欽暫停剿共,除以一部監視共軍,其餘各部分別轉進,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贛州等地集結,準備“討逆”。蔣介石又增調中央警衛軍(軍長顧祝同)援助湖南何鍵。9月13日,廣東國民政府下轄的粵桂軍兵分五路向湖南進攻。9月18日,蔣介石親自從南京往南昌督戰。

中共武裝割據

1927年國共關係破裂後,國民黨雖逐步統一於南京國民政府的旗幟下,但其內部派系林立,紛爭不斷,國民政府對南方各省的統治力度薄弱。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後組織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年關暴動、平江起義、百色起義等上百次起義和暴動,先後創建井岡山、贛南閩西、湘鄂西、鄂豫皖邊、湘鄂贛邊等十多塊革命根據地,發展武裝十多個軍、7萬多人,並多次擊敗國軍一省或多省聯合的進剿和會剿。中原大戰結束後,蔣介石於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後兩次對中共領導的中央蘇區進行兩次大規模圍剿(使用均為雜牌部隊),均告失敗。1931年7月,蔣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在內的30萬軍隊,發動對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進剿初期,國軍進展順利。8月上旬,紅軍抓住戰機,接連在蓮塘、良村和黃陂重創上官雲相第47師和郝夢齡第54師,一度取得主動地位,但鏇即紅軍主力即於8月16日陷入國軍重圍。只是因山高林密、地形複雜,國軍未能抓住此次戰機,紅軍於8月底跳出重圍,但中共也自稱“是為一年來三次戰爭中最艱苦的時節”(《蘇區中央局致中央電》1931年10月3日)。隨後因國民黨內部寧粵衝突,國軍圍剿部隊被迫做戰略收縮。紅軍抓住時機,於9月7日—15日間,重創蔣鼎文第9師、韓德勤第52師於白石、張家背一帶。但紅軍在興國高興圩地區進攻19路軍時,卻遭受較大損失,紅軍自己戰報即稱損失2000人。第三次圍剿,國軍基本上能控制戰場局面,雖有損失,也不足以影響全局。而紅軍在國民黨大軍的“圍追堵截”下,卻顯得極為被動,甚至接連受到挫折。

萬寶山事件

1931年,中國人郝永德,未經政府批准,騙取萬寶山村附近12戶農民的土地,並違法轉租給188名朝鮮人耕種水稻。這些朝鮮人開掘水渠,截流築壩。這一工程侵害了當地農戶的利益,馬家哨口200餘農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僑出境”。然而日本駐長春領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鮮人撤走,且限令於7月5日前完成築渠。7月1日,中國農民400餘人,聯合起來平溝拆壩。7月2日,日本警察鎮壓平溝的中國農民,雙方對峙,後日本增武裝警察,在日本軍警保護下,工程於7月5日完成。同時,朝鮮日報記者金利三,說朝鮮人在萬寶山被殺,掀起朝鮮半島大規模的排華活動,當地華僑死傷數百人。日本卻以此次事件誣陷中國傷害朝鮮僑民。

中村事件

1931年6月,日本關東軍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興安嶺索倫一帶作軍事調查,被中國東北軍興安屯墾公署第三團團副董昆吾發現並扣留,在證據確鑿情況下,團長關玉衡下令秘密處決中村震太郎。日本藉機宣稱東北軍士兵因謀財害命而殺死中村,威逼中國交出關玉衡,並在日本民眾中煽風點火,用“中村事件”和“萬寶山事件”誣陷中國“損害日韓移民”。

九一八前的中日外交交涉

萬寶山事件發生後,蔣介石當即指派宋子文與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秘密商議。隨後,他又抽調具有對日工作經驗的駐日內瓦國際聯盟代表蔣作賓出任駐日公使,想要以外交途徑來消弭東北的危機。(只是在關東軍一意孤行下,中日雙方在南京、瀋陽、東京等地所做的和平努力全部化為烏有。)

戰爭過程

柳條湖事件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關東軍虎石台獨立守備隊第2營第3連離開原駐地虎石台兵營,沿南滿鐵路向南行進。夜22時20分左右,日本關東軍鐵路守備隊柳條湖分遣隊隊長河本末守中尉為首一個小分隊以巡視鐵路為名,在奉天(現瀋陽)北面約7.5公里處,離東北軍駐地北大營800米處的柳條湖南滿鐵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藥,炸毀了小段鐵路。並將3具身穿東北軍士兵服裝的中國人屍體放在現場,作為東北軍破壞鐵路的證據,誣稱中國軍隊破壞鐵路並襲擊日守備隊。

爆炸同時,呆在鐵路爆破點以北約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島中隊長,立即率兵南下,開始襲擊北大營。

爆炸後,駐紮中方北大營和瀋陽城的日軍兵分南北兩路,向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進攻。南軍為平田幸弘指揮關東軍第2師步兵第2旅第29團,北軍為島本正一指揮的鐵路守備隊第2營。

當時,北大營駐守的東北軍第七旅毫無防備,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張學良曾訓令東北軍不得抵抗,駐守部隊並未做出激烈反擊。第七旅三個團中有兩個團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鐵漢的620團未及時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衛抵抗,最後突圍撤走。由於執行張學良不抵抗命令,北大營逾萬名守軍被只有500多人的日軍擊潰。

遼寧、吉林城鎮淪陷

日軍在瀋陽當獨立守備隊向北大營進攻的同時,關東軍第2師第3旅第29團向奉天城攻擊。1931年9月19日凌晨,關東軍司令本庄繁下令:遼陽的第2師主力增援對奉天的進攻;獨立守備隊第3營進攻營口、第4營進攻鳳凰城、安東(今丹東);第2師第3旅主力、騎兵第2團、獨立守備第1營分別進攻長春寬城區、二道溝、南嶺等地。至1931年9月19日10時,日軍先後攻占奉天、四平、營口、鳳凰城、安東等南滿鐵路、安奉鐵路沿線18座城鎮。長春地區的東北軍自發反擊,戰至次日,長春陷落。9月21日,東北邊防軍駐吉林省副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熙洽率部投敵,日軍第2師主力占領吉林。

黑龍江主要城鎮淪陷

10月1日,東北軍黑龍江洮南鎮守使張海鵬投敵,且奉日軍命令派出3個團進攻齊齊哈爾。10月16日在嫩江橋,被黑龍江省防軍擊退。守軍炸毀嫩江鐵路橋的第1、第2、第5號橋,以阻止日偽軍的進攻。10月26日,關東軍第2師第29團占領四洮鐵路沿線主要城鎮。11月4日,關東軍嫩江支隊攻擊嫩江橋北守軍。黑龍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東北邊防軍駐江副司令長官馬占山指揮3個旅,5個團共1.6萬餘人進行頑強抵抗,戰至11月18日,終因實力不濟而棄守省城齊齊哈爾,撤往克山、海倫。11月19日,日軍攻陷齊齊哈爾。

錦州、哈爾濱淪陷

張學良在事件爆發後離開奉天,帶領屬下轉移到錦州。1931年10月8日,關東軍派出12架轟炸機空襲錦州。對此,南次郎陸軍大臣依然對若槻禮次郎首相聲稱“由於受到中國軍隊的防空炮火攻擊,才不得已採取自衛行動”,此後關東軍發表公開聲明,宣稱“張學良在錦州集結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對日本權益造成損害。為了儘快解決滿蒙問題,關東軍有必要驅逐錦州政權。”此後,幣原主張的國際協調主義外交政策受到了嚴重的挫折,日本越來越強硬。

黑龍江省淪陷後,南京政府覺察日軍計畫進犯錦州,急令中國駐國聯代表施肇基於11月25日向國聯提出劃錦州為中立區的提議。12月2日,國民黨政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國的公使說:它同意‘把自己的軍隊撤出錦州和山海關,但是有一個條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國滿意的保證’。有了南京政府的表態,張學良急不可待地直接與北平日本公使館參事就此事進行具體交涉。但這種交涉不僅受到南京方面的反對,而且也無法從日本方面獲得妥協的條件,日方堅持東北軍必須全數撤出錦州。

但錦州中立案曝光後,遭到各界人士和學生群起反對,國民政府外交部於12月4日被迫急電施肇基聲明放棄中立案攻,應積極抵抗”。

可對於是否抵抗問題,南京政府與張學良之間明顯發生分歧。張明顯地傾向於和平方法解決,鍾情於“錦州中立化”方案。11月29日,張學良致蔣介石密電,稱“惟個人對此(指中立案)亦頗贊成”,並在與日方代表談判之同時,開始秘密安排從錦州一線自動撤軍。此舉引起了南京政府的嚴重不安。顧維鈞於12月3日電文中極力勸阻道:“兄(指張學良)擬將錦州駐軍自動撤退,請暫從緩”;後1931年12月5日顧維鈞又與宋子文聯名致電張學良:“現在如日人進兵錦州,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計,自當力排困難,期能防禦。”蔣介石亦於12月8日致電張學良:“錦州軍隊此時勿撤退。”但12月21日,張學良致電第二軍司令部:“當日本進攻錦州之時,我軍駐關外部隊理應防範,但若現政府方針未定時,自然不用錦州部隊進行防守,因而撤至關內”,“部隊駐地為遷安、永平、灤河、昌黎”(《中華民國資料叢稿:大事記第17輯》p244)。12月25日、26日,張學良又致電國民政府,稱“錦戰一開,華北全局必將同時牽動”,屆時日本“以海軍威脅我後方,並擾亂平津,使我首尾難顧”,非但錦州不可守,連華北地盤亦不保。因此張學良不顧勸告,一意孤行將軍隊從錦州撤退。

而與此同時,12月15日,關東軍已經開始進攻錦州。12月17日,日本陸軍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並從朝鮮調第20師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轟炸飛行中隊以增援關東軍。12月28日,第2師主力渡過遼河進攻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進攻打虎山(今大虎山)。

當日軍進攻錦州時,國民政府多次電令張學良抵抗,12月25日,令其“積極籌劃自衛,以固疆圉”,張不遵令;張學良部隊開始從錦州撤退後,12月30日國民政府還急電令其“無論如何,必積極抵抗”,但已經無濟於事。1932年1月3日,第20師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領錦州。而此時駐錦州的東北軍第12、第20旅和騎兵第3旅早已奉張學良命撤退至河北灤東地區和熱河。在張學良的一再不抵抗下日軍兵不血刃占領錦州。

1月28日關東軍第3旅由長春向哈爾濱進軍,同時從遼西地區調第2師增援。當時為了轉移國際社會對滿洲的關注,日本在國際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發了一·二八事變。1月31日,依蘭鎮守使兼第24旅旅長李杜率吉林自衛軍進行哈爾濱保衛戰。激戰五天,自衛軍丟盔棄甲,潰不成軍,撤往賓縣。2月5日,日軍占領哈爾濱。

由於張學良一再堅持“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整個東北三省1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軍占領。

滿洲國成立

由於受到了國際輿論的普遍譴責,關東軍不敢悍然武力占領滿洲全境,因此考慮建立傀儡政權。當時擔任特務機關負責人的土肥原賢二大佐遊說了已經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當時關東軍以復興滿清為條件,說服溥儀回到東北。11月10日,溥儀從天津出發,11月13日到達營口,最後停留在駐守旅順的日本軍營內。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滿洲國正式成立。溥儀擔任國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現在的長春),年號定為「大同」。上述宣言都在東北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張景惠的公館發表。國際聯盟強烈譴責日本政府的行為,並不承認滿洲國政府的合法性。日本表示抗議並且脫離國際聯盟。

3月9日,溥儀登基儀式在新京舉行。

1932年9月15日,日本與滿洲國簽訂《日滿議定書》,滿洲國承認日本的既得權益,並允許關東軍在滿洲國內駐軍。

1932年6月14日,日本眾議院通過決議,承認偽“滿洲國”,9月6日,日本內閣通過決議,承認“滿洲國”,15日,日本正式承認“滿洲國”,雙方簽訂《 日滿議定書》。11月24日,日本正式任命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為駐“滿洲國”大使。

各方反映

國民政府

外交努力

1931年9月19日,中國駐國際聯盟的全權代表施肇基向國聯報告事件,請國聯主持公道;

1931年9月19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嚴重抗議;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國聯提出申訴;

1931年9月23日,中國政府就此事照會美國政府,希望對方「深切關懷」。

內部決策和應對

九一八事件發生當夜,蔣介石正在去江西南昌的船上,1931年9月19日才由上海報紙得知事變發生,但是尚不明了情況。19日晚7點至9點間蔣致電張學良:“限即刻到。北平張副司令勛鑒,良密,中(正)刻抵南昌,接滬電知日兵攻瀋陽,據東京訊息,日以我軍拆毀鐵路之計畫,其藉口如此,請向外宣傳時,對此應辟之,近情盼時刻電告。中正叩皓戌。”可見蔣當時並不知道東北事變詳情,故要張“近情盼時刻電告”。自然在九.一八事情之初,蔣介石並未向張學良下過不抵抗命令。

同日(1931年9月19日)南京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在蔣缺席的情況下召開會議,主要內容為請蔣即刻回京,並向日方提出抗議。

蔣介石於1931年9月21日下午2時返回南京,即召集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緊急會議,商討對日方略。”蔣氏同意中央常務會議之處置意見,主張以日本侵占東北的事實,先行提出於國際聯盟與簽訂非戰公約諸國,訴諸公理,同時團結國內,共赴國難,忍耐至相當程度,乃出於最後自衛之行動。會議決定:“(一)外交方面,加設特種外交委員會,為對日決策研議機關;(二)軍事方面,抽調部隊北上助防,並將討粵和剿總計劃,悉行停緩;(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張繼、陳銘樞三人赴廣東,呼籲統一團結,抵禦外侮;(四)民眾方面,由國民政府與中央黨部分別發布告全國同胞書,要求國人鎮靜忍耐,努力團結,準備自衛,並信賴國聯公理處斷。”

而1931年9月19日,日本若槻禮次郎內閣確定了“不擴大”方針。同日,日本駐國聯代表芳澤先於中國通報日本和中國發生衝突,並稱日本政府已採取了所有可能措施避免這一地方事件的升級。9月22日幣原外相對中國政府駐日公使蔣作賓說:“陸軍願吞併東三省,余則視為吞一炸彈。”9月24日日本政府對外發表的聲明中,雖然將事變的責任推給中方,但也表示,會將軍隊“大體撤回並集結於鐵路附屬地內”,並辯稱“帝國政府在滿洲並無任何領土欲望”。(當時日本軍部、關東軍與日本政府、外務省之間在處理事件的方式上確實存在分歧,可參見上海出版社翻譯之《日本外交史》。)

1931年9月22日,國聯電請中日兩國各遵承諾,撤兵保僑,並由英法德意西等國代表繼續處理本案。

因此1931年9月22日蔣介石在南京國民黨黨員大會上發表《國存與存,國亡與亡》的演說:“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此刻暫且含忍,絕非屈服。如至國際信義條約一律無效,和平絕望,到忍耐無可忍耐,且不應該忍之最後地步,則中央已有最後的決心與最後之準備,屆時必領導全國人民,寧為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衛我民族生存和國家人格。”

1931年9月23日,國民政府《告全國同胞書》“政府現時既以此次案件訴之於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決,故已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對於國民亦一致誥誡,務必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然為維持吾國家之獨立,政府已有最後之決心,為自衛之準備,決不辜負國民之期望。”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國民政府採取了忍痛含憤,訴諸國聯,彌合分裂,準備抵抗的方針。這一方針雖然不僅沒有對日軍侵占東北立予抵抗的內容,並且還令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但是,它與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是有區別的。其關鍵在於“準備抵抗”。此點固為11月舉行的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採取的方針及其後下令錦州抵抗的史實所證實,亦為事變之初,蔣介石指示對日軍可能在國民政府直轄部隊及其守衛地區發動進攻,應進行自衛的方針,以及開始考慮準備全國抗戰之史實所證實。

事變爆發之初,1931年9月21日,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兼南昌行營參謀長熊式輝自南昌向蔣介石轉報駐煙臺海軍劉珍年師長哿辰電:“聞日本於巧晚進攻遼寧,皓晚將省垣完全占領,軍警盡被繳械。又,日軍艦一艘開來煙港,海軍有續來登岸訊息。除飭嚴加戒備,究應如何態度,乞示方針。9月22日蔣介石批覆:“煙臺劉師長勛鑒:日軍侵略,已提出國聯。此時我國應上下一致,嚴守紀律確定步驟,勿為日人藉口。故先勸告民人,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軌外行動,以待國際公理與國內之團結。如果敵海軍登岸,則我方劃出一地嚴陣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時須忍耐、堅定、鎮靜,謹守之。 中正養午。”

1931年9月22日,熊式輝自龍華向蔣介石呈報請示:“淞滬為通商巨埠,日艦駐舶甚多,交涉萬一不能迅速解決,日方擴大行動,對我要塞、兵工廠及重要機關施行威脅襲擊時,我陸海軍究如何行動?”9月23日蔣介石批示:“應正當防範。如日軍越軌行動,我軍應以武裝自衛可也”同日蔣介石致電軍政部長何應欽,指示對日方略:我應採取正當防範。如日軍有越軌行動,我應以武裝自衛。軍政部長何應欽亦於同日發布《告誡全國軍人書》,指出:我同胞一方面應服從政府之指導,靜候國際公道之解決,一方面,尤應恪守軍人之天職,妥籌實力自衛之準備。

1931年9月25日,蔣介石致電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我軍應在濰縣多加兵力,以防日軍出青島或煙臺,侵入濟南。我軍決在濰縣附近與之抗戰。全部計畫容另頒發。”

1931年10月3日,蔣介石開始考慮全國備戰計畫,決定“以西北為政府之第二根據地,而以洛陽與西安為陪都”。

1931年10月6日,蔣介石電示上海市長張群:“日本軍隊如果在華界挑釁,我軍應規定一防禦線,集中配備,俟其進攻,即行抵抗,希與天翼(熊式輝)兄妥商決定。

據參加特種外交委員會的邵元沖記載:“關於日本軍艦來長江之應付,決定令淞滬軍警長官嚴為防禦,必要時取自衛行動。又,對於日軍侵犯首都時,亦決定堅持不屈,以期抵抗。”

當時張學良下令“不抵抗”也受到國民政府內部部分人士的嚴厲批評。邵元沖(時任立法院副院長)指出:“所謂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開火攻擊,並非武裝軍人遇敵來襲擊至包圍繳械時,猶可束手交械而謂之為不抵抗主義者。民族主義、國民精神喪失已盡,安怪異族長驅如入無人之境也。”(《邵元沖日記》,第774-775頁)戴傳賢(字季陶)、朱培德在1931年9月20日致蔣介石的電報中也說:“政府只有始終宣示和平,從國際上做功夫,然當地竟無一舍死之人,恐外無以啟世界對中國之信賴,內無以立後代兒孫之榜樣。”(《戴傳賢、朱培德呈蔣主席九月哿電》,台北:總統府機要室藏,《革命文獻拓影》,瀋陽事變,第24—25頁)

1931年9月30日,國聯通過決議重申日本撤兵承諾。但1931年10月8日關東軍又轟炸了錦州。此後,隨著日本政府和外務省約束不了軍方反而屈從乃至追隨軍方擴大侵略,蔣介石、南京政府逐漸看清事實,開始命令張學良抵抗。

11月,日軍進攻黑龍江省時,黑龍江省代理省主席馬占山公開通電率部抵抗,蔣介石致電嘉獎鼓勵馬占山稱“我方採取自衛手段,其屬正當。幸賴執事(指馬占山)指揮若定,各將士奮勇效命,得以催敗頑敵,保全疆土,虞電馳聞,何勝憤慨”,張學良也電示馬占山“死守”“勿退”。至11月中旬,馬占山報告日軍攻擊江省,希望向國聯報告,請求制止,蔣介石電告馬:對江省抗戰,“已急催張副司令派隊援助”,並正式任命馬占山為黑龍江省主席。

1931年11月14日,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大會通過決議“嚴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應做正當防衛,嚴守疆土,與城存亡,不得放棄職守”。會上還作出了蔣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決定。

1931年11月23日,蔣介石致電張學良:“警衛軍擬由平漢線北運,以駐何地為宜?中(正)如北上將駐於石家莊,兄駐北平,則可內外兼顧,未知兄意如何?”(從蔣的電文也可以看出蔣張之間的關係名為上下級,實則遇事只能跟張商量。)隨後蔣調兵遣將準備北上,但是對於中央軍進入自己地盤一事,張未予回響。

黑省淪陷後,1931年底,日軍繼續進逼錦州。1931年12月8日,針對張學良準備放棄錦州,蔣介石致電張:“錦州軍隊此時勿撤退。”張學良不予理會。隨後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在粵方的逼迫下下野。1931年12月25日和1931年12月30日,接替蔣上任的以孫科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兩次電令張學良“對於日本攻錦州應盡力之所及,積極抵抗”、“惟日軍攻錦緊急,無論如何,必積極抵抗”,但是均為張學良拒絕,張擅自率各部於1932年1月2日撤出錦州。日軍隨即占領錦州及綏中一帶,實現了對東三省的完全占領。

共產主義

1931年9月2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譴責日軍侵略,並提出“武裝擁護蘇聯”的口號。

九一八後日軍抓捕游擊隊員

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在宣言中認為,九一八事變的發生,根本原因在於:“蘇聯無產階級專政日益強固,社會主義建設得到空前的勝利,五年計畫立刻就要完成,這對於帝國主義非常不利……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實行占領中國東三省,不過帝國主義進攻蘇聯計畫之更進一步的實現。……外國帝國主義看著中國國民黨軍閥已經不能消滅革命,看著他在中國的走狗軍閥國民黨等已經不能隨心所欲的替它保護並擴張對華掠奪的利益,因此便直接占領滿洲中國領土。滿洲事變便是最明顯的表現。”

一句話,在臨時中央政治局看來,日本侵占東北,第一是為了進攻蘇聯,第二是為了鎮壓中國革命。同樣,他們依舊堅信“中國各派國民黨及各派軍閥根本都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張學良及整個國民黨在中國民眾彼日本強盜大大屠殺的時候,高唱無抵抗主義,與和平鎮靜的忍耐外交,充分的表現了他們無恥的屈服,出賣民族利益的面目。”他們公開號召廣大民眾起來革命:“全中國工農兵士勞苦民眾,必須堅決一致在爭取工農革命勝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實行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的鬥爭。只有廣大民眾的革命鐵拳,才能制止帝國主義的暴行,驅逐帝國主義滾出中國!……自然帝國主義與蘇聯的矛盾是最根本的矛盾,所以反蘇聯的戰爭是主要的危險,但是各國帝國主義自己互相衝突的戰爭也日益緊迫。全中國工農兵士勞苦民眾必須在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推翻帝國主義統治,爭取中國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實行堅決的鬥爭,一致反對日本強暴占領東三省,實行變帝國主義壓迫中國的戰爭,為擁護蘇維埃中國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的革命戰爭,以解放中國。”

1931年9月30日,中共再次發布《為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三省第二次宣言》,聲稱“要求投降帝國主義的國民黨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無異向國民黨引頸就戮”,認為“一致對外”、“民族統一戰線”是國民黨用以“向全中國的革命民眾進攻”的掩護,所以中共宣稱“日本侵掠東三省的事變,不但絲毫不能減輕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統治的進攻,而且卻正相反,正因為這些事件,中國共產黨將加倍努力去推翻帝國主義的工具中國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

因此當九一八之後蔣介石下令中止第三次“圍剿”時,中共中央竟再度開始高度樂觀地談論起革命的形勢來了。他們又一次聲稱:中國千百萬勞苦民眾的革命怒潮突飛猛進,正在使革命發展的不平衡“逐漸走向平衡”,“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的鬥爭”,“在這革命與反革命的決死鬥爭中,不論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任何卑鄙行為與惡辣手段,都挽救不了他們已經注定了的死運”。為此,他們要求紅軍立即“儘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蘇區打成一片”,並“在政治軍事順利的條件,取得一兩個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

基於這樣一種形勢,中共中央迅速指導蘇區中央局於1931年11月7日在中央蘇區瑞金召開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正式宣告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並同時宣布產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

中共中央提出了全面進攻,以逐步奪取國民黨統治區,根本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戰略部署。它在1931年12月4日給各蘇區分局、各省委及紅軍各軍政治委員專門發布了訓令,宣稱:客觀形勢“極端順利”,因此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必須是“行動的總方針”。在此總任務之下,大江以南之中央蘇區必須與湘贛邊蘇區“完成一片”,“然後與湘鄂贛、贛東北兩蘇區密切的聯繫起來,造成包圍南潯線以爭取江西省首先勝利的形勢”。“另一方面,在大江以北應以鄂豫皖蘇區為中心,使皖西北與鄂東蘇區與鄂豫皖中心區完全打成一片,並與鄂北鄂西密切聯繫起來,造成包圍京漢路南段與威脅長江的整個局面”。總之,“必須最堅決的毫不畏懼的對於我們的敵人採取積極進攻的策略”,“任何放棄現有根據地的企圖應受到嚴厲的打擊”,但任何保守和等待,也“是蘇維埃運動前進的罪人”。

在進攻精神的指導下,各蘇區紅軍趁著國民黨政府忙於應付九一八事變,對國民黨統治區發起不斷的進攻。中央蘇區在1931年底,先後攻占會昌、尋烏、安遠、石城等縣城。湘鄂西蘇區紅軍東渡襄河,經過鍾祥、張截港等戰鬥,打開了湘北局面,打通了同洪湖蘇區的聯繫,並將繳獲的大批糧食等物資運回洪湖。鄂豫皖蘇區紅軍於1931年11月發起黃安戰役殲滅國軍1.5萬餘人,1932年1月發動商(城)潢(川)戰役殲滅國軍5000餘人……中央紅軍1932年2月又發動著名的“贛州戰役”,這正是在一二八上海抗戰激戰正酣的時候,大大地牽制了國民黨的軍力。

日本政府

事變前和事變時日本外務省等對關東軍的緊急制止和失敗

1931年8月中村事件披露後,日本政府命外務省密切關注東北形勢。1931年9月15日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電告外相幣原喜重郎:“關東軍正在集結軍隊,領取彈藥器材,有在近期採取軍事行動之勢。”幣原乃向陸相南次郎抗議:“此種作法從根本上推翻以國際協調為基本原則之若槻內閣外交政策,絕不能容忍。”元老派西園寺公望公爵也勸南次郎處事要謹慎,天皇也諭令南次郎整頓關東軍軍紀。南次郎於是派參謀本部作戰部長建川美次郎到東北,傳達東京旨意。但建川與參謀本部許多人本就是贊成關東軍發動陰謀的,派遣建川赴東北的訊息,被參謀本部情報課俄國班班長橋本欣五郎密電告知關東軍高級參謀、九一八事變的主要策化者板垣征四郎。1931年9月18日建川到達瀋陽,尚未到達關東軍司令部,事變就在當夜發生了。

1931年9月18日晚10時半,日本駐奉天領事館領事森島守人(時總領事不在)從東北趙欣伯處獲知中國軍隊不準備抵抗,乃於10時45分馳赴關東軍特務機關見板垣,要求停止襲擊。板垣拒不接受。森島欲再說,花谷正少佐拔刀威脅:“再干涉統帥權, 不能置之不理!”森島只好退回總領事館,向總領事林久治郎報告。林久治郎向板垣通電話仍勸停火,板垣依然不聽。

內閣不擴大方針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開緊急內閣會議。南次郎陸軍大臣強調這是關東軍的自衛行動,但是幣原喜重郎外務大臣(男爵)懷疑這是關東軍的陰謀,並且試圖通過外交手段解決這次事端。9月24日,內閣會議決定“不將事態進一步擴大”的方針。由於無法解決東三省危機,12月11日,若槻禮次郎內閣總辭。次日,犬養毅任總理大臣兼外務大臣,荒木貞夫任陸軍大臣。由於犬養是孫中山的密友,而且曾對流亡日本的孫中山等人進行過多方關照,和國民政府的很多上層人物都有較好的私人關係,所以犬養毅打算通過和平的手段來解決當時的東三省危機。12月20日,犬養毅秘密派出特使前往南京與中國政府高層會談。但首相的秘密和談工作被泄露(據說是電報被軍方截獲),激怒了軍隊內的激進派,這對於當時暗潮洶湧的日本軍界無異於火上澆油。

1932年3月1日,在關東軍的策劃下,“滿洲國”宣告成立,而與此同時,犬養首相當政的日本政府卻沒有對“滿洲國”予以承認。3月12日,犬養毅內閣作出決定“滿蒙是從中國本土分離獨立的統治地域,今後,(日本將)幫助其建立國家體制。”事實上,日本政府在這次事件上被動地被獨斷專行的關東軍制約。(同年日本爆發五一五事件,犬養毅被暗殺。以後的文職內閣政府變成了對軍人戰戰兢兢的畏縮政權,使日本失去控制而走向自爆的軍國主義道路。9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認“滿洲國”。

1933年3月27日,日本宣布退出“國際聯盟”。從此日本走上軍國主義的侵略擴張道路,亞洲的戰爭策源地正式形成。1936年日本“二·二六”事變後,日內閣就已成為軍部的奴僕)

若槻禮次郎內閣總辭

1931年12月11日,若槻禮次郎內閣總辭。次日,犬養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貞夫任陸軍大臣。

上海日本僑民

1931年10月11日、10月27日、11月1日、12月6日,日本僑民連續在上海召開僑民大會,通過宣言和決議,以強硬措辭聲稱要懲罰“暴戾”之中國。[33]日本浪人復在中國各地尋釁,搗毀商店,擊傷民眾。

五一五事件

1932年3月12日,犬養毅內閣作出決定“滿蒙市從中國本土分離獨立的統治地域,日本幫助其建立國家體制。”事實上,日本政府在這次事件上被動地被獨斷專行的關東軍制約。(同年日本爆發五一五事件,犬養毅被暗殺)。

國際社會

國際聯盟及李頓調查團

國際聯盟派出調查團調查事變始末。1932年10月2日,該調查團發表李頓報告,指出日本發動的事變是侵略中國的行為。由於國聯拒絕承認滿洲國為獨立國家,令日本撤出國聯。調查團在事變後一年多後才發表報告,誠然是為時已晚——日本不理會國聯的譴責,繼續侵略行動。

蘇聯的不干涉政策

九一八事變初期,出於忌憚蘇聯的實力和避免兩線作戰,日本不敢貿然冒犯蘇聯在東北北部的勢力範圍。1931年9月22日,日本參謀總長電令關東軍司令本庄繁不得出兵長春以北地區,進攻哈爾濱必須得到內閣的決定。同日日本內閣也做出決定,即使哈爾濱方面告急,也不得採取出兵的方式保護哈爾濱地區日本僑民。1931年9月24日,日本參謀總長再次電令本庄繁:即便情況發生緊急變化,也不得向哈爾濱方面前進。

為試探蘇聯反應,日本駐蘇大使廣田於1931年10月28日,奉命向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相當於副外長)加拉罕詢問蘇聯是否向黑龍江馬占山部提供教官、武器以及是否打算出兵中東路。1931年10月29日,蘇聯政府致函日本政府,否認對馬占山及東北其他軍隊提供援助。

1931年11月19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相當於外長)李維諾夫與日本大使廣田會面時表示:“它(指蘇聯政府)重視維護和鞏固與日本現存的關係,對各國間的衝突奉行嚴格的不干涉政策。它期待日本政府努力維護現存的兩國關係,並在自己的行動和命令中應考慮不要破壞蘇聯的利益。”(見《蘇聯對外政策檔案集》第14卷,莫斯科1968年俄文版,第672頁)蘇聯的不干涉表態,打消了日方有關蘇聯干預的顧慮,客觀上鼓勵了日軍的進一步行動。

日本進攻哈爾濱前,再次與蘇方進行接觸,蘇聯再次重申了“不干涉政策”,並提出締結蘇日互不侵犯條約,以進一步確保日本不把侵略矛頭指向自己。對此,後來日本外務大臣不無感激地說:“滿洲事變當初,蘇聯政府雖標榜中立與不干涉方針,卻同意由中東路運輸日本軍隊,在呼倫貝爾事件時,對救援日本居留民作出了巨大援助。更有甚者,蘇聯政府鑒於事變之進展,於昭和六年末向我提議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見《內田外務大臣在第64屆帝國議會的演說》(1933年1月21日),《日本外交文書》(昭和II)2—2,日本外務省1997年版,第4頁)在得知蘇聯態度後,1932年1月28日,日本參謀本部批准關東軍向哈爾濱進軍。

但是,對於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事情,日本卻態度冷淡和消極。1932年11月9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約見日本駐蘇聯代理大使天羽英二,提出蘇聯欲與日本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而且欲與偽滿洲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並提議馬上就此問題進行協商。但日本出於反共反蘇的立場,以及不願美歐反感的想法,再次予以婉拒。

美國反應

1932年1月7日,美國國務卿亨利·劉易斯·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國發表照會,宣布日本對滿洲的侵略是對中國領土內政的干涉,違反了凡爾賽和約,因此美國政府對此不予承認。這被稱為“史汀生主義”。中國和當時歐洲各國對此都普遍表示贊同,但是日本卻無視這一通告。美國對“九·一八”事變的反應,經歷了一個由消極觀望,到與國聯合作,再到“不承認主義”的過程,總的趨勢是朝著逐漸強硬的方向發展。但由於美國國內的孤立政策沒有採取強有力的實質性行動,美國的反應對日本的遏制是軟弱無力的。

中國民間

九一八事變後,以《申報》為首的報刊代表中國民間在國內掀起了號召抵制日貨,要求抗日救國圖存的聲音。全國民情激昂,各地自動抵制日貨,作抗日之遊行,向政府請願,要求收復東北。而一般青年基於愛國之心,自動組織抗日團體,或捐獻財物,或前往東北實際參加抗日工作。

7月,由於萬寶山事件,日本煽動朝鮮排華反華,中國國內再次爆發抵制日貨運動;九一八事變後,運動愈演愈烈。

9月28日,北平20萬人舉行抗日救國大會,要求對日宣戰,收復失地。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學生請願,衝擊國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長王正廷被學生打傷,被迫辭職。

12月,學生運動達到高潮,要求立即“對日宣戰”,北平、濟南學生占領車站,癱瘓馬路交通,上海市長張群遭民眾包圍,上海市區戒嚴。12月5日,“國際聯盟”中國代表施肇基、外交部長顧維鈞遭到華僑、民眾毆打侮辱請辭。廣東、浙江、山西教育廳長,北京、中央、中山大學校長,相繼被迫請辭。國民政府中樞機關、行政院、中央黨部遭到罷課學生癱瘓,人員幾無辦事之地。12月15日,蔡元培與行政院副院長陳銘樞在會見學運代表時,遭到學生批鬥毆辱

1931年9月20日《申報》3.4版刊登了《日軍大舉侵略東省》新聞:

蔑棄國際公法 破壞東亞和平

瀋陽遼陽長春安東營口等處均被侵占

十八日下午十一時,駐南滿線日軍四十名,突將皇姑屯北寧鐵路拆毀,開始軍事行動。十九晨二時,日軍第二師團進占商埠地及瀋陽城,恣意搜尋,省府及兵工廠糧秣廠,均被焚毀。同時日軍炮擊北大營,因邊署嚴令各軍鎮靜,故軍民死傷甚眾,警察傷亡尤多。北大營駐軍,沿沈海線東退,途中被日兵截擊,傷亡甚眾,北大營及東北大學,全被日軍占領,交通完全斷絕,榮臻及榮家屬均被日軍逮捕,第一旅長王以哲殉難。營口十九晨八時亦被日軍占領,站長警務長被俘,日海軍在營登岸,距營八里埋設地雷,防止客車前進。長春十九晨十時陷落,日軍到處尋釁,焚掠極慘,茲將各情,分志如下……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持傀儡溥儀成立偽滿洲國。3月2日,《申報》6版《昨日宣告成立》報導了偽滿洲國成立的新聞:

瀋陽 滿洲偽邦今日正式宣告成立、其範圍將包括東北四省、當偽邦宣告成立之前、昨夜十一時、先巳公布法律兩種、一為偽中央政府組織法、共三十九款、一為維持公安律、共十二條、(一日國民社電).

歷史爭議

過去長期以來都說九一八事變時東北軍之所以不抵抗,是因為蔣介石給張學良下達了不抵抗的命令,以張學良部下為主的一些人在回憶錄中也多次提到這點。但是隨著海峽兩岸各種史料的披露,尤其是當事人張學良晚年自由時開口說話,可以發現,這些所謂蔣介石給張學良下達不抵抗命令的說法多是空口無憑且經不起史料驗證的。1991年其重獲自由後,張學良在各種場合多次承認“不抵抗”決策完全是自己和東北地方高層的行為,與蔣介石無關。

洪鍅銑電說

關於蔣介石命令張學良不抵抗的說法中,最著名的是洪鍅的“銑電”說。洪鍅是張學良部下,九一八時任陸海空軍副司令行營秘書處機要室主任。據他多年後回憶,1931年8月16日蔣介石曾經給張學良發了一封電文,命令其對日不抵抗,並且回憶電文內容為:“北平。張副司令鈞鑒。絕密。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中正。”這就是所謂的“銑電”。

張學良另一部下趙鎮藩(時任東北軍第七旅參謀長、北大營的守衛者)也回憶稱,他曾接過張學良轉來的蔣介石“銑電”,“主要內容是:採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讓,避免衝突,千萬不要‘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希轉飭遵照執行’等語”。

而且洪鍅還回憶說,張學良曾將“銑電”轉知東北各軍事負責官長一體遵行。長期以來大陸很多歷史學者都根據洪鍅這一回憶和趙鎮藩的應和,作為九一八事變前蔣介石曾命令張學良不抵抗的證據。但是查九一八事變前後,張學良與東北高層其他官長之間、以張學良為代表的東北高層與蔣介石及南京政府之間往來的原始電報檔案,卻並無一次提到“銑電”者。如據稱是受到“銑電”影響的“魚電”,即1931年9月6日張學良致遼寧省政府主席臧式毅、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榮臻的不抵抗電文中,張學良就隻字未提起過所謂的“銑電”。

1951年7月,臧式毅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寫回憶材料時,也只提到張學良“魚電”而沒有提到九一八事變前蔣介石曾發“銑電”給張學良。這顯然與洪鍅回憶稱張學良曾將銑電內容轉知東北各軍事負責官長的說法不符合。而事實就是,“銑電”原件在海峽兩岸的所有檔案館中都查不到。台灣歷史學家劉維開曾經查遍台灣保存蔣介石文檔最全的《蔣中正總統檔案》(俗稱“大溪檔案”),也未找到“銑電”的檔案。

在21世紀的最初幾年,曾有人根據竇應泰《張學良三次口述歷史》一書,說“銑電”原件保存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毅荻書齋”的展櫃中。大陸歷史學家楊天石親自電話詢問竇應泰此事,得到的回答是“此書不足為據”。最關鍵的是,張學良晚年自由時,親口多次向唐德剛等人否認銑電的存在。

何柱國說

東北軍將領何柱國曾回憶,1931年9月12日,蔣從漢口、張從北平,兩人坐火車在河北石家莊會面,蔣對張說:“最近獲得可靠情報,日軍在東北馬上要動手,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慮到只有請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和平解決。我這次和你會面,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準抵抗……”。但至今也沒有證據顯示蔣曾與張在石家莊會面以及說過此話。

現根據蔣介石和張學良的行程,則否定了蔣、張在河北會面之說。因為按照《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記載,1931年9月12日蔣介石全天都在南京:“上午,與夫人等至天保城浙軍紀念塔野餐;下午,吳忠信執粵方汪兆銘復電”。而吳忠信的日記,也證實他當日與蔣在南京會面(見《吳忠信日記》,民國20年9月12日,台北黨史館藏影印件)。而根據蔣作賓的日記,則證實12日張學良在北平接待了新任駐日公使蔣作賓,依當時的交通情況,也不可能又到石家莊。所以何柱國的說法是不足為憑的。

郭維城說

1934年才擔任張學良機要秘書的郭維城(他是1933年加入中共的秘密黨員),曾回憶稱“九一八事件當晚,蔣介石曾十多次電函張學良不準抵抗”。但這種說法也沒有根據,因為當時蔣介石正在坐船從南京到南昌去指揮剿共的途中,通過蔣介石的日記,也證明蔣當晚不知道九一八事變的爆發。

應德田說

1934年才到張學良手下任職的應德田曾回憶,稱西安事變前夕張學良曾對自己說,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一兩日內給張發過命令其不抵抗的電文,內容為“瀋陽日軍行動,可作為地方事件,望力避衝突,以免事態擴大。一切對日交涉,聽候中央處理可也。”但同樣,應德田的回憶得不到任何第一手的檔案資料的證明,此電在任何檔案館都查不到。而且,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一二日內,蔣介石對事件尚不明了,也不大可能發這樣的電報。根據史料記載,事變當夜,蔣介石正在去江西南昌的船上,次日才由上海報紙得知事變發生,晚7點至9點間蔣才第一次致電張學良,可見蔣當時並不知道事變詳情,故要張“近情盼時刻電告”。應德田的回憶顯然靠不住。

張學良態度

張學良晚年多次談及“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責任問題。他反覆說明,“九一八事變”時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國民中央政府。他是在獲得自由的情況下談這一問題的。

1990年,日本廣播協會採訪張學良時,張學良說:“九一八事變”時,“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這個事件能和平解決。……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政策。”“當時沒想到日本人會大規模地進攻,所以判斷,不可乘日本軍部的挑釁而擴大事件。”“有很多學者認為是國民中央政府下達過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負責任,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

1991年張學良赴美在紐約期間,他又主動要求與哥倫比亞大學年輕留學生座談抗日戰爭歷史,由此引發了哥大口述歷史處與張學良合作,記錄他口述歷史的工作。

1991年5月28日,張學良在紐約曼哈頓中城貝公館接受紐約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偕老報人李勇等8人訪談時,有人提問:“大陸拍攝的電影《西安事變》說:蔣介石下手諭,令你對日本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沒有這道手諭呢?”張學良立即回答:“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判斷日本人不會占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儘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藉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指令,與蔣介石無關。”

著名華人歷史學者唐德剛應張學良之邀,為他錄載他的口述歷史。唐記載了張學良回答他詢問“九一八事變”不抵抗問題的一段談話。張學良與唐德剛談話記錄中,對“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記述:“我要鄭重地聲明,就是關於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不但書里這樣說,很多人都在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來替我洗刷。不是這樣的。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張學良說:“那個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謂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衝突,他來挑釁,你離開他,躲開他。”他解釋當時他為什麼下令不抵抗:因為過去對日本的挑釁,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當時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東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沒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沒想到日本敢那么樣來(指用武力侵占整個東北——引者注),我對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報也不夠,我作為一個封疆大吏,我要負這個責任。”張學良說明:“這就是我給你的解釋。不抵抗,不能把這個諉過於中央。”

唐德剛教授笑著感慨道:“我們聽了五十多年了,都是這個說法呢,都說是蔣公給你的指令呢!”“都說蔣公打電報給你,說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民族國家於不顧。又說你拿著個皮包,把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唐教授探詢地問張學良。張學良回答說:“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我這個人說話,咱得正經說話。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

歷史影響

中國經濟損失

軍械物資:

飛機262架

各種炮309門

戰車26輛

各式機關槍5864挺

各種步槍、手槍118206支

各種槍炮彈藥、被服、糧食無數

東北三省官銀號各分號及損失:

奉大洋15801749.34元

奉小洋161094.95元

法大洋30400.00元

現大洋702669.08元

中國銀行被掠白銀4000萬兩

張學良官邸被掠劫黃金80000條(每條2斤),價值華幣2.6億元。

二戰序幕

九一八事變是20世紀30年代初期發生在中國東北的震驚中外的重大歷史事件。它不僅是日本帝國主義以武力征服中國的開始,也是法西斯國家在世界上點燃的第一把侵略戰火,它的爆發標誌著亞洲戰爭策源地的形成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序幕的揭開,同時它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相對穩定的世界格局。

社會轉變

毛澤東曾明確指出:“自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略中國以後,中國又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東北淪為日本的殖民地,而且日本侵略逐步向華北地區擴展,中國社會性質發生了變化,中華民族得到了空前的覺醒和團結。

團結抗日

九一八事變及時向全國人民敲起警鐘,“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越來越成為華夏兒女的共識。在民族危機感逐步加深的過程中,民族責任感也迅速提高,並付諸實踐;許多愛國知識分子積極發表政見和主張,呼籲全國人民“徹底明了國難的真相!”“人人應視為與己有切膚之痛,以決死的精神,團結起來作積極的掙扎與苦鬥”,廣大民眾和各界人士以各種形式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

國共兩黨是當時中國的兩大政黨,九一八事變後,隨著中華民族的空前覺醒,民族團結也日益增強,兩黨的民族使命感迅速增強,有力的促進了兩黨的再次合作,從東北地區到西北地區,最後發展到全中國,終於開創了團結禦侮,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的新局面,實現了民族大團結。

歷史紀念

紀念場館

1991年9月18日,中國政府在瀋陽開放了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前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在1997年訪華時拜訪過這個地方,寫下“以和為貴”,成為進入該館的第一個在位日本首相。9月18日被不少中國人認為是“國恥日”,而中國民間要求將9月18日訂為國恥日的訴求也不時出現。 從1995年始,瀋陽在每年9月18日晚上鳴響防空警報3分鐘,以警示民眾勿忘國恥。目前,已有哈爾濱、長春、成都、昆明、合肥、杭州、烏魯木齊、克拉瑪依、南昌、齊齊哈爾、金華、本溪、太原、西安等百餘座城市選在每年9月18日進行防空警報鳴放。 “每一年的9月18日對東北人民來說算是一個悼念日的。長春的城市上空也會在那天的9點18分響起防空警報。人們會在那一刻肅穆地聽,然後互相說道被侵略的那些故事和感受。他們忘不掉淪陷的記憶,那些悲痛的歷史早已經銘記在每個人的心中,包括他們的子孫後代。”這是作家沙泊柳在關於長春的城市散文作品《關於一座城市的沉重記憶》中寫下的內容。 除了瀋陽的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外,在遼寧遼陽市的白塔公園內,還有一座九一八事變策劃地紀念館,當時被稱作白塔會館。事變前一日,本庄繁與關東軍主任參謀石原莞爾和關東軍高級參謀坂垣征四郎在火車站前白塔旅館召開了事變前密謀會議。

防空警報

9月18日被不少中國人認為是“國恥日”,而中國民間要求將9月18日訂為國恥日的訴求也不時出現。瀋陽從1995年始,每年在9月18日晚上鳴響防空警報3分鐘,以警示民眾勿忘國恥。當前,已有哈爾濱、長春、昆明、合肥、杭州、烏魯木齊、南昌、齊齊哈爾、金華、本溪、太原、西安等百餘座城市選在每年9月18日進行防空警報鳴放。

兵力對比

國家兵力人數部隊駐地
中國東北軍“九一八”事變前夕,正規軍16.5萬人、非正規軍4萬人,共20萬人。遼寧駐軍獨立第7旅王以哲部瀋陽
獨立第12旅張廷樞部錦縣
獨立第20旅常經武部鄭家屯
騎兵第3旅張樹森部通遼
省防一旅於芷山部山城鎮
省防二旅張海鵬部駐洮南
公安總隊黃顯聲部瀋陽
輜重教導隊牛元峰部溝幫子
東北空軍、海軍及憲兵司令部 
吉林駐軍獨立第21旅趙芷香部寧安
獨立第22旅蘇德臣部雙城
獨立第23旅李桂林部駐長春
獨立第24旅李杜部依蘭
獨立第25旅張作舟部吉林
獨立第26旅邢占清部駐哈爾濱
獨立第28旅丁超部哈爾濱
騎兵第4旅常堯臣部農安
省防第1旅孫鶴喜部方正
省防第2旅王紹南部蛟河
炮兵第10團穆純昌部長春
邊防軍公署衛隊團馮占海部吉林
哈爾濱特區公安大隊王之佑部吉林
山林警備隊趙維祥部延壽
黑龍江駐軍省防步兵第1旅張殿九部扎蘭屯
省防步兵第2旅蘇炳文部海拉爾
省防騎兵第1旅王南屏部綏化
省防騎兵第2旅吳松林部克山、拜泉
獨立騎兵第2旅程志遠部滿洲里
獨立炮兵第9團朴炳珊部泰安鎮
邊防軍公署衛隊團徐寶珍部齊齊哈爾
興安屯墾軍苑崇谷部索倫
保全大隊竇聯芳部齊齊哈爾
日本方面日軍在東北的正規軍已達1.5萬餘人(第2師團為縮編部隊,每步兵聯隊缺1個步兵大隊,每大隊缺1個步兵中隊,全師團約1.04萬人;6個獨立守備大隊,每大隊4個步兵中隊,每中隊160人,共約4000餘人;還有旅順要塞部隊和重炮兵大隊等),另外有在鄉軍人和警察等輔助部隊約1萬餘人。總兵力約2.7萬人。日軍以瀋陽為中心,部署於南滿鐵路沿線,以便於機動兵力。第2師團司令部,師團長多門二郎中將遼陽
步兵第3旅團,旅團長長谷部照少將長春
步兵第4聯隊長春
步兵第29聯隊瀋陽
步兵第15旅團,旅團長天野六郎少將遼陽
步兵第16聯隊遼陽
步兵第30聯隊旅順
騎兵第2聯隊公主嶺
野炮兵第2聯隊海城
工兵第2中隊鐵嶺
獨立守備隊,司令官森連中將公主嶺
獨立守備第1大隊公主嶺
獨立守備第2大隊瀋陽
獨立守備第3大隊大石橋
獨立守備第4大隊連山關
獨立守備第5大隊鐵嶺
獨立守備第6大隊鞍山
重炮兵大隊旅順
關東軍憲兵隊旅順
旅順要塞司令部旅順
特務警察隊大連
在鄉軍人總部瀋陽

事變探究

史學家唐德剛則認為張學良的“易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他在書緣與人緣一書曾評論:“張少帥未嘗不可效當年李鴻章以夷制夷之故技,聯俄以抗日,亦聯日以抗俄,於二寇均勢中,自圖生存。而學良亦舍此老例於不顧,卻(如他自己所說的)‘不自量力,擬收回北滿權利’,‘揮師抗俄’。作了希特勒式冒險之前例,對南北二寇,兩面開弓。結果力有不敵,終於棄甲曳兵而走。或問學良當年何不見及此?答曰無他,一股青年熱血沸騰而已”。而張學良之所以能有這股“赤子之心”的原因,“他上無其心難測的上司,中缺爭權奪位的同僚,下面多的是忠心耿耿的死士部屬,日常行政處事,一切為國、為民、為‘系’,也就是為著自己,他沒有搞‘勾心鬥角’的必要。”

李宗仁將軍則認為“中原大戰”是一個關鍵。因為中原大戰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的勢力不相上下,張學良入山海關與否,自然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隨後東北軍入關內,東北空虛,致使日人有可乘之機。

根據日本史料的公開,日本對中國東北地區早就蓄謀已久,侵略東北地區的秘密策劃一直沒有停過,而當時的日本少壯派軍人則認為1931年為侵略東北地區的最佳時機。

民間運動

東北抗日聯軍

抵制日貨

1931年7月,由於萬寶山事件,日本煽動朝鮮排華反華,中國國內再次爆發抵制日貨運動。九一八事變後,運動愈演愈烈。

遊行集會

1931年9月28日,北平20萬人舉行抗日救國大會,要求對日宣戰,收復失地。

1931年9月28日,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學生請願,衝擊國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長王正廷被學生打傷,後被迫辭職。

日軍暴行

 “九·一八”事變期間,日軍在瀋陽等地肆意燒、殺、淫、掠,犯下滔天罪行。

罪行詳情
9月18日夜,日軍炮轟北大營,火藥庫火光沖天,燒成一片廢墟。瀋陽市和平區居民的住宅多處被炮擊,房屋被燒毀,受害居民流離失所,群集郊外避難,有的背井離鄉逃往關內。“瀋陽某親日派富戶住宅被炮火毀壞,家破人亡”。日軍進犯吉林紅頂山,飛機轟炸兵營、民房,大火瀰漫。日軍所到之處,被燒毀的機關、學校、商店、民宅等無法計算。
槍殺:日軍侵占瀋陽、鐵嶺、朝陽、長春等地時,對中國和平居民進行瘋狂屠殺。9月19日,日軍進占瀋陽,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射殺行人,有照片為證。當晚,瀋陽俱樂部開跳舞晚會,日軍架起機關槍,向俱樂部射擊,子彈穿進俱樂部的屋內,門外的汽車多被擊毀。曾任北鎮鎮守使的韓雲鵬乘車經過,適在俱樂部門外,被彈擊中,車夫當場殞命,韓受重傷,鏇送入此間某醫院中,次晨因傷重而死。瀋陽迫擊炮廠之衛兵,被殺多人,而工人死者亦不少。
刺殺:日軍把捕來的中國同胞剝光衣服,用刺刀活活刺死;在瀋陽城內,抓到的中國市民,令其面向牆跪著,用刺刀從背後刺死。東北游擊隊員被日軍抓住後,剝去衣服,被活活刺死。
鍘死:日軍占領熱河,用鍘刀鍘死中國同胞。
活埋:日本關東軍把在瀋陽街道上看“不準逗留”布告的中國同胞統統抓起來活埋。
炮轟:路透社瀋陽訪員9月19日報告:“18日夜,日軍炮隊狂轟亂炸,有一炮彈在工人宿舍炸裂,工人死亡頗多。”在長春等地也有類似的慘狀。
懸首示眾:上海文華美術圖書公司印製《東北巨變血淚大畫史》上登有“九·一八”事變期間日本關東軍殺害鐵嶺人民,並把13個人頭懸掛示眾的照片。
“慰靈祭”:在《九·一八紀念特刊》上,登有日軍把殺害中國同胞的頭顱,排列成行,以作“慰靈祭”照片。
殺人滅跡:在《東北巨變血淚大畫史》上,登有日本關東軍在遼寧省鐵嶺鎮龍尾山刺殺中國幾百名幼童後,集薪待焚的照片。
火燒:一般用香火和點著的木棍燒;其次是用燒紅的鐵條,燙人的肉體,活活燙死。吉林省通化第六師範的一位校長伶寇英,就是“九·一八”時期被活活烙死的。
電磨:日軍在江河邊設一種電磨,將人捉到後,投入磨中,人即變成肉醬,然後用水一衝,蹤跡全無。在黑龍江省的黑龍江江邊黑河公園內,就有一座日本關東軍設的電磨絞肉機,絞死成千上萬的中國同胞。後從電磨的地洞裡發現有好幾麻袋被絞死者的名簽。
灌水:把衣服扒光,捆在凳子上,然後灌涼水或者開水、辣椒水、煤油、汽油等,直到把人灌死。吉林省通化第六師範另一位校長馬冀北,就是被拖到井台上灌涼水,活活灌死的。
餵狼狗:日本軍隊養了很多軍犬。他們把抓來的人,兩隻腳綁住,然後放狼狗咬殺,或者扔進狼狗圈裡讓狗咬死。奉天造兵所18歲的徒工王佩武,因為用砂輪機磨挫刀,火花濺到日本監工的右眼上,第二天即被扔進狼狗圈。有一次,日本兵共扔進狼狗圈裡11個人。幾十條紅了眼的狼狗,惡狼般地撲過去,頃刻就有三個人被活活咬死。王佩武年齡小,被嚇昏過去,倒在狼狗圈裡。狼狗以為他死了,先吃活人肉,狼狗吃飽了,把他剩下來。當他甦醒過來,已經躺在狼狗圈鐵絲網外面的草地上,就這樣撿了一條命。
日軍所到之處,成千上萬的中國婦女慘遭蹂躪。9月20日下午,東北大學文法學院趙新民,向中外記者團陳述該校女生遭到日軍姦污之情形時說:“18日夜間,突見日軍及便衣浪人二三百名,由校外蜂擁而入,槍彈亂髮,他們即向各宿舍及教室搜查,用刺刀木棍揮打學生,驅使即刻離校,稍一遲滯,即遭殺傷,學生遂被驅出學校。女生宿舍系在另一院,同時亦被侵入,曾目睹日軍獸行一幕。有附中一年級生陳女士者,年僅15歲,因訪大學生女生某女士未歸,即與某女士同處一室,日軍闖入,艷陳之貌,強行姦污,某女生年長於陳,且擅運動,體力甚強,睹狀情急,持窗台花盆猛擊日軍,日軍被擊大怒,即用刺刀刺女士之腹,登時腸出血流而斃。類此之事,到處皆有,全校死難者共二十餘人;馮庸大學亦遭同等慘劫。一般人之死傷尤難數計。日軍且於事後焚屍滅跡,雖霸匪之殘暴,亦不至此”。言畢愴然泣下,聽者無不切齒。”
日軍除對商店進行搶劫外,還將商埠之要人住宅,一概占據,其步驟系先由兵士搜查,然後即由載重汽車將財物搶去,不能載去者即予搗毀。朱光沐、榮臻、劉多壟、於珍、吳泰來、臧士毅、翟文選等家宅,均被搗毀掠劫一空,翟文選及於珍、吳泰來之子,均被日軍綁去。日軍攻入城內,系由預先埋伏之便衣隊為內應,正式軍隊則於西南城角倒壞之城牆爬入,用鐵甲汽車侵占張學良副司令住宅,將所有財物全數搶去後,在門首貼一日本領事館占領之條,其餘各機關則貼日軍占領之條。
大量日軍侵華殘忍殺人照片首曝光

1937年至1945年期間,日本某新聞社隨軍記者拍攝了大量日軍侵華的照片。為了控制輿論,日軍加強了新聞審查制度,由陸軍省、海軍省和情報局以極其嚴苛和機械的標準新聞照片進行審查。除了涉及軍事情報等機密信息之外,反映日軍侵華時期燒殺搶掠,被認為有損日軍“形象”的,會引起士兵厭戰情緒的照片,均被蓋上了“不許可”印章,嚴禁對外發表。2014年9月18日,在“九一八事變”83周年之際,大量日軍侵華殘忍殺人照片首曝光。

後世紀念

紀念場館

1991年9月18日,中國政府在瀋陽開放了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前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在1997年訪華時拜訪過這個地方,寫下“以和為貴”,成為進入該館的第一個在位日本首相。

除了瀋陽的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外,在遼寧遼陽市的白塔公園內,還有一座九一八事變策劃地紀念館,當時被稱作白塔會館。事變前一日,本庄繁與關東軍主任參謀石原莞爾和關東軍高級參謀坂垣征四郎在火車站前白塔旅館召開了事變前密謀會議。

防空警報

9月18日被不少中國人認為是“國恥日”,而中國民間要求將9月18日訂為國恥日的訴求也不時出現。瀋陽從1995年始,每年在9月18日晚上鳴響防空警報3分鐘,以警示民眾勿忘國恥。當前,已有哈爾濱、長春、昆明、合肥、杭州、烏魯木齊、南昌、齊齊哈爾、金華、本溪、太原、西安等百餘座城市選在每年9月18日進行防空警報鳴放。

紀念日設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91年9月18日在瀋陽開放了九一八事變陳列館。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在1997年訪華時拜訪過這個地方。9月18日被不少中國人認為是「國恥日」,而中國民間要求將9月18日定為國恥日的訴求也不時出現。

瀋陽市從1995年始,每年在9月18日晚上鳴響防空警報3分鐘,以警示民眾勿忘國恥。

83周年

2014年9月,各地子弟兵組織開展主題宣誓、簽名紀念、參觀見學等活動,

紀念“九一八”事變83周年。

瀋陽在“九一八”博物館前面舉行鳴警撞鐘儀式。到9點18分,有關領導和社會各界的撞鐘手撞鐘14下,它的寓意是東北淪陷和中國抗戰14年。隨著鐘聲,瀋陽市拉響防空警報,鐘聲和警報聲警示打擊勿忘國恥珍愛和平、振興中華,在儀式過後幹部和民眾進館參觀。
青島山東青島海警支隊官兵邀請駐地包頭路國小師生聯合開展“勿忘國恥振我中華”活動。
安徽除了拉響防空警報外,安徽省還展出“讓檔案告訴我們—安徽1937~1945檔案展”,這次展出的70餘件檔案,其中絕大多數抗戰檔案是向社會首次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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