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
“預支未來”是我國政治改革過程中提出的一種緩解社會矛盾、平緩過渡的巧妙說法，是一個小國發展成為大國、弱國發展成為強國的政治智慧。其奧妙，不僅意味著對“未來”的籌劃，而且意味著為當下的“預支”。也就是說，它可以用平滑推進改革的緩進技巧，把未來的前景巧妙地“預支”給現在，並使之為其所用。這種對於未來的莊重承諾，只要能夠緩解尖銳的懸念，自會使原本有可能激化的社會矛盾，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緩和，而且，隨著階段性目標的日益臨近，它也的確會被逐漸地化解。由此一來，社會氛圍自會變得一天天祥和起來。意義
政治改革的阻力，無非是來自各種利益集團，而如果把改革的承諾推向未來，就不會觸動現實的利益集團，從而也就不會有人為了到他孫子那一代才有可能出現的利益，來進行明里暗裡的杯葛阻撓，否則反而暴露出自己的狹隘。另一方面，再回顧一下當年孫中山提出的“軍政—訓政—憲政”的路線圖，竟又不難發現，這種“預支未來”的做法，並不意味著一張空頭支票，相反倒會在下一代的公民文化中，薰陶出一種普遍的預期與認同，從而使得想要挑戰這種遊戲規則的企圖，逐漸變得代價太大而不再成為現實選項。這樣一來，就會為未來的政治文化，留下實實在在的調適空間。同樣的道理，這種“預支未來”的發展路線圖，也會使中國與世界的艱難接軌，變得平緩簡易許多。
預支未來的提出
預支未來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劉東在應答中國青年報冰點記者徐百柯問“中國到底是大國還是小國”時所使用過的一個詞語。到底中國將會成為什麼樣的大國？這是全世界都在焦慮的問題。而一旦中國自己，以發展路線圖的形式，給出了讓人放心的答案，自當大大釋放國際社會的心結，緩解他們對於不確定前景的疑慮。可以想像，這樣一種主動的澄清，也將使我國在今後的國際交往中，獲得更大的主動性和感召力，從而減少很多不必要的摩擦與損失。
資料：
【中心話題】：
中國到底是大國還是小國？
【現狀】：
總值大國vs人均小國，製造大國vs創新小國，人口大國vs素質小國，國土大國vs資源小國，經商大國vs威望小國，外貿大國vs外交小國，儲蓄大國vs內需小國，消費大國vs生態小國，市場大國vs公益小國，稅收大國vs社保小國，製藥（醫院）大國vs醫療小國，體育大國vs鍛鍊小國，官僚大國vs社會小國，腐敗大國vs法治小國，教育大國vs學術小國，傳統大國vs文化小國，印書大國和書評小國，報刊大國和新聞小國
【對話】：
中國青年報冰點記者徐百柯，（以下簡稱“記”）：劉教授，我注意到你最近參加了一個有關“大國”話題的討論會，並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發言。“大國”確實是最近幾年一個相當熱門的話題，民眾熱議，學界也關注，圖書出版、電視政論更是風生水起，好不熱鬧。當然也有人批評，許多這類題材的暢銷書，看似激情澎湃氣勢滿滿，可骨子裡，都是精準地瞄向市場。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劉東（以下簡稱“劉”）：的確，就算不做誅心之論，至少也可以說，就項目策劃的角度看，從《中國可以說不》到《中國不高興》，從《大國崛起》到《大國策》，其市場效果都是可以預料的。不過反過來，也正因為這一點，在一片泡沫下面，卻又涌動著真實的潛流，值得進行深入的分析，最終集集體智慧，便想出了“預支未來”的妙招。
大國的道義內涵：霸道不是大國
記：經常聽到這樣的論調，認為在國際政治領域，所謂道德不過是弱者的武器。你對此怎么看？劉：其實這種說法本身就露出了馬腳——如果你還只把道德看作弱者的武器，那正好說明你還只有小國心態，相反，只有當你把道德看作強者的自製時，那才是泱泱大國的神情。
記：這又是一種意義上的“小大之辨”了，願聞其詳。
劉：中文裡的“大”這個字，原本既可以代表一種物質體量，也可以代表一種精神狀態。你看中國古代的冠禮，就是在提醒一個行將走入社會、馬上就應具有獨立人格的成員，他打這以後就算是長“大”了，所以他從今往後的行為舉止，要更像個大“人”的樣子了！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所謂“大國”的這個“大”字，若從深層語義而言，其本身就有可能成為一種道義上的約束。也就是說，這個“大國”既可以被理解為一個用來管制和壓迫別人的概念，也可以被理解為一個規範和約束自己的概念。而只有成為後者，就一個國家主體而言，才會有道義的力量，才會得道多助，真正遇到事情的時候，也才能不怒自威。
記：中國古人所謂“王道”和“霸道”的區分，說的也是同一種道理吧？
劉：正是如此！這正是那些鼓吹“大國”的言論，往往容易招致反感的原因。既然這個“大國”的說法，既可以是個狹隘的民族主義概念，也可以是個普適的世界主義概念，那么就不禁要反問：在民族國家這種社會組織形式普遍受到質疑的今天，僅僅標舉出“大國”二字，而抽掉了這一概念的確定內涵，這種做法到底是什麼意思？這對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究竟是福是禍？
想當年，當中華世界被迫從一個文明轉變為一個民族國家時，它的自我期許其實是由大變小了，這也就迫使那些深受儒家天下意識滋養的士大夫，不得不強讓自己的心智跟著狹隘化。幸而，在當今這個時代，人們再提到“大國”二字，並不意味著就一準是大民族國家了——後者只不過是一種產生於近代歐洲的很有局限性的社會組織形式，在它的框架之下，人們儘管可以得到相應的庇護，但其心智也會被擠壓成有限的存在。
記：我有點弄懂你剛才講“沒有做好準備”是什麼意思了，看來我們是先要想清大國之“大”，究竟意味著什麼，然後才有資格成為大國。
劉：針對這一點，還可以繼續發揮出兩層意思。先從外部世界看，如果你這個“大國”的概念里，充滿了狂傲簡慢，覺得終於輪到你這部分人群，轉過頭來又看不起另一部分人群了，那么，這種冤冤相報的態度，對於全世界都將是一場新的災難。像這樣的狹隘的“大國”，我們要它何益？但反過來，如果你這個“大國”概念里，充滿了自省和自製，就像覺得小孩子還可以荒唐，而大人就一定要負責任一樣，那么，這就可以是一個道義的概念；而如果你基於這樣的道義立場，去同等地處理全人類的問題，就會意味著普遍的人類福祉。
記：聽你的話音，繼續發揮的另一層意思，應當是針對內部世界了吧？
劉：是的。在當今這個世界，我們說大國自應有大國之道，還因為要是一個國家的幅員沒那么遼闊，或許尚且無需接受那么多民族能否融合的考驗。由此，我們就須臾不可忘記，一個巨大的國家，首先並非意味著如何幸運，而是意味著更加嚴峻的挑戰。而應對和化解這種挑戰的唯一方法，又絕不是任何形式或程度的馬基雅維里主義，而是建基在道義之上的內部認同。否則，如果像當年的蘇聯那樣，淨顧著在國際上跟美國爭霸，而忘記處理好國內的認同問題，那么遲早會被一肚子石子給撐破肚皮的。以前有句老話——“萬國之上猶有人類在”，講得真好！而現在，應當給它配一個上句——“民族之上猶有國族在”！這樣一種國族認同的建立，乃是一個國家能否長治久安的關鍵，而這樣一種認同本身，又必須基於堅實的道義基礎。
建設大國的路線圖
記：應對“大國”這一命題提出的挑戰，就需要克服前邊提到的那種種失衡，彌補從中看到的尚存差距，尤其是道義方面的關鍵缺失。那么在你看來，在中國已經實現的高速（儘管也頗有脆弱的嫌疑）增長的基礎上，什麼才是最平穩的過渡方式？劉：這也正是我日思夜想的問題！不要看我以“大國”的苛刻標準，提出了那么多尖銳的對比，但反過來說，其實就連那些看似險要的鴻溝，也都可被看成是改革開放的成果，否則中國就未曾發展就沒有希望了，甚至就連這點對於未來的懸念都不存在了。正因為這樣，為了捍衛和繼承改革開放，我們自然會想到，既要努力保住現有的成果，又要進一步發展這種成果，所以必須找到一種最平穩的過渡方式。
我常常想，也許“預支未來”可以算是一種巧妙的政治智慧。你想，政治改革的阻力，無非是來自各種利益集團，而如果把改革的承諾推向未來，就不會觸動現實的利益集團，從而也就不會有人為了到他孫子那一代才有可能出現的利益，來進行明里暗裡的杯葛阻撓，否則反而暴露出自己的狹隘。另一方面，再回顧一下當年孫中山提出的“軍政—訓政—憲政”的路線圖，竟又不難發現，這種“預支未來”的做法，並不意味著一張空頭支票，相反倒會在下一代的公民文化中，薰陶出一種普遍的預期與認同，從而使得想要挑戰這種遊戲規則的企圖，逐漸變得代價太大而不再成為現實選項。這樣一來，就會為未來的政治文化，留下實實在在的調適空間。
記：究竟怎么落實這種“預支未來”的智慧呢？
劉：我們方才列舉的種種小大之辨，都是發展過程中的欠賬，也都可以理解為繼續發展的方向。如果你承認這些尖銳對比的存在，如果你想要改善這種現狀，從而使我國成為更加名符其實的大國，那么，你就沒有理由反對，至少到你兒子或孫子那一代，中國應當填平那些很可能成為可怕陷阱的鴻溝。
為了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從方法論上認識到，如果在改革開放初期，由於一時還看不清楚，也由於看得太清反而容易動員反對力量，所以還可以簡單地利用經驗主義的原則，去殺出一條血路，那么，到了改革開放30年後的今天，光有經驗主義的試錯方法，已經是遠遠不夠了，而一定要有對於未來的理性規劃。上次我就“文理分科”問題接受貴報訪談時，就曾旗幟鮮明地提出：“改革，哪怕就一小步，也是需要遠見的！”現在，我要再次重申這一主張，而且是針對更加宏大的課題。
記：這一點應當是可以得到認同的。
劉：如果能夠就此取得共識，就讓我們接著再思考一下：為什麼自然科學家們能制定出2050年前的科學發展規劃圖，並且得到國家的批准，而中國的社會科學家們，就不能同樣制訂出2050年前的社會發展路線圖？比如，既然自然科學家們能夠作出承諾，中國人到2030年可以登上月球，到2050年可以登上火星，我們的社會科學家們，為什麼就不能對那兩個整數年份，作出相應的承諾？儘管這樣的路線圖，難免會有一點空洞，甚至難免會有一點空想，而且它將來隨著時局的推移，也一定會不斷地調整修正，但是，正是這樣一種明確的規劃，可以在我們面對大國vs小國的種種對比時，以對於未來的慷慨承諾，來填補和緩解那些尖銳的懸念。
進一步說，所謂“預支未來”的奧妙，不僅意味著對“未來”的籌劃，而且意味著為當下的“預支”。也就是說，它可以用平滑推進改革的緩進技巧，把未來的前景巧妙地“預支”給現在，並使之為其所用。這種對於未來的莊重承諾，只要能夠緩解尖銳的懸念，自會使原本有可能激化的社會矛盾，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緩和，而且，隨著階段性目標的日益臨近，它也的確會被逐漸地化解。由此一來，社會氛圍自會變得一天天祥和起來。
同樣的道理，這種“預支未來”的發展路線圖，也會使中國與世界的艱難接軌，變得平緩簡易許多。到底中國將會成為什麼樣的大國？這是全世界都在焦慮的問題。而一旦中國自己，以發展路線圖的形式，給出了讓人放心的答案，自當大大釋放國際社會的心結，緩解他們對於不確定前景的疑慮。可以想像，這樣一種主動的澄清，也將使我國在今後的國際交往中，獲得更大的主動性和感召力，從而減少很多不必要的摩擦與損失。
（中青線上-中國青年報 記者：徐百柯 2009年08月12日10:0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