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簡介
作者： 唐寶林，陳鐵健 著出 版 社：
- 出版時間： 2008-10-1
- 字數：
- 版次： 1
- 頁數： 369
- 印刷時間：
- 開本： 16開
- 印次：
- 紙張：
- I S B N ： 9787802144477
- 包裝： 平裝
內容簡介
陳獨秀和瞿秋白都生活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國家和民族災難深重的年代，而且都是出生在破落的“士大夫”家庭的知識分子，曾經同為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是中共成立後第一代、第二代領袖，並一起共事5年多，共同領導了第一次大革命，為早年共產黨成長和中國革命的發展做出過重大貢獻。同時，二人又由於各自領導的革命運動的失敗，先後成為共產國際的替罪羊；繼之，又都受到王明“左傾”集團的打擊迫害；最後，都落入國民黨反動派的魔掌，一個面對槍口，大義凜然，英勇犧牲；一個威武不屈，富貴不淫，飽嘗囹圄之苦；都走了一條“書生從政”、曲折坎坷、悲劇下場的人生之路。陳獨秀與瞿秋白，二人既是曠世的才子更是聰明絕頂的學者，他們的人生，本應屬於講堂和書齋，然而時代的浪潮，把他們推上了政治，走了一條書生從政的悲辛之路……
本書在講述他們的革命經歷的同時，更重點描述了他們的家庭、感情和婚姻，還原了活生生的真實的陳獨秀與瞿秋白。此外，本書還附珍貴歷史圖片200幅。
陳獨秀和瞿秋白生活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國家和民族災難深重的年代，都是出生在破落的“士大夫”家庭的知識分子，是中共成立後第一代、第二代領袖，共同領導了第一次大革命。二人又由於各自領導的革命運動的失敗，先後成為共產國際的替罪羊……
作者簡介:
唐寶林，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研究中國革命史，代表作有《陳獨秀傳――從總書房到反對派》《宋慶齡傳》（主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100年》（主編及主筆）《中國托派史》《重評共產國際指導第一次大革命的路線》（論文）等。目錄
序言 陳獨秀與瞿秋白上篇 一代怪傑陳獨秀
第一章 主持創建中國共產黨
一、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
二、監獄中產生的建黨念頭
三、到工人中去
四、在共產國際幫助下發起建黨
五、幫助毛澤東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
六、捍衛建黨思想的純潔性
七、幫助建立廣東黨組織
第二章 向昨天告別
一、新文化陳營四分五裂
二、與胡適奇特的友誼
三、魯迅小說的引路人
四、向廣東舊勢力宣戰
第三章 革命道路的艱難探索
一、馬林帶著緊迫的使命
二、與馬林的衝突
三、被捕後掩護同志
四、探索者的初步成果
第四章 推動國共合作
一、“寧死不加入國民黨”
二、“能救國的只有國民黨”
三、“努力進行復活國民黨之工作”
四、調毛澤東協助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五、領導“五卅”運動
第五章 家庭與愛情
一、沒有愛情的婚姻與沒有婚姻的愛情
二、父子情“薄”
三、窘困生活中的浪漫
四、神秘的情人
五、戀愛與革命
第六章 右傾與輝煌
一、“退而不出，辦而不包”
二、反對北伐風波
三、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暴動的總指揮
四、書生難敵流氓
第七章 彷徨中的犧牲者
一、夾攻中的苦悶與無奈
二、國際企圖中途換馬
三、請辭總書記職務
四、史達林的替罪羊
第八章 誤入迷途
一、搞拼音文字的“撒翁”
二、自己舔吮身上的創傷
三、與托洛茨基相知恨晚
四、眾人皆醉伊獨醒
五、被開除出黨
第九章 愛國情殷苦支撐
一、似林教頭初上梁山
二、出任中國托派中央書記
三、為抗日民主吶喊
四、身陷囹圄氣若虹
五、遙控托派被開除
第十章 篳路藍縷暮年行
一、擁護國共合作抗日
二、期望再展宏圖
三、“最後見解”是非多
下篇 書生政治家瞿秋白
第十一章 走向中共領導層
一、青年革命家
二、鮑羅廷的助手
三、籌辦上海大學
四、熾烈如火的愛情
五、反擊右派“彈劾案”
六、“秋之白華”
七、中央局成員和《熱血日報》
第十二章 國民革命大潮中
一、駁斥右派謬論
二、抱病著新書
三、力爭革命領導權
四、支持毛澤東
五、不怕“皇帝”斬首
六、退讓，還是進攻
第十三章 書生非帥才
一、廬山行與南昌起義
二、“八七”會議當領袖
三、鑄成盲動錯誤
四、《布爾塞維克》
第十四章 重旅莫斯科
一、主持中共六大
二、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
三、殷殷父女情
四、哀思戰友們
五、中山大學風潮（上）
六、中山大學風潮（下）
第十五章 橫遭貶謫
一、結束李立三的冒險
二、“調和主義”帽子
三、清貧的謫居生活
四、左聯的指導者
第十六章 人生一知己
一、“沒有見面就這樣親密”
二、初訪魯迅與魯迅回訪
三、避難於魯迅家
四、聖潔的友誼
第十七章 耕耘文學園地
一、革命文藝理論家
二、雜文創作和文藝論戰
三、大眾文藝倡導者
四、語言文字改革家
第十八章 再度被貶謫
一、殘酷鬥爭的對象
二、午夜的訣別
三、教育人民委員
四、主編《紅色中華》
五、領導蘇區文藝工作
第十九章 “英德納雄納爾”
一、被甩掉的人
二、上杭縣牢獄
三、靈魂與軀殼
四、並非多餘的話
五、超越生死關
六、臨難更從容
七、百世流芳華
書摘
上篇 一代怪傑陳獨秀第一章 主持創建中國共產黨
一、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
陳獨秀是中國近代史上偉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由於他驚世駭俗的思想，怪異的性格，曲折的經歷和對中國社會發展獨特的貢獻，他又被稱為怪傑。
陳獨秀，名乾生，字仲甫，1879年10月7日生於長江中游重鎮安徽省懷寧縣城（今安慶市）一個小戶人家。祖父和父親以教書為業，維持一家清貧的生活。3歲時，父親病逝。陳獨秀天資聰穎，自小就有叛逆的品性。他曾設計捉弄以迷信行騙的陰陽先生，更鄙薄歷史上流傳下來的鼓勵平民升官發財的科舉制度。18歲時，為應付早年守寡的母親的哀求和嚴命，勉強去應試，通過縣、府二試進入院試時，宗師（即考官）出的題目是“魚鱉不可勝食也材木”的截搭題。陳獨秀在自傳中說：“我對於這樣不通的題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來對付，把文選上所有鳥獸草木的難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頭不對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滿了一篇皇皇大文。……誰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競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師，把我取了第一名，這件事使我更加一層鄙薄科舉。”
陳獨秀就這樣蒙了一個秀才。但第二年到南京考舉人，命運之神不再照顧他。他落榜了。但是，他看了考場上考生的種種怪狀後，“聯想到這班動物得了官，國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最後感覺到梁啓超那班人們在《時務報》上的話是有些道理呀！”於是陳獨秀就成為康梁派的擁護者，與皖省維新派人士密切交往，“談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於域外之政教學術，燦然可觀，茅塞頓開，覺昨非而今是”；並與“一輩後生小子”，對康有為受到的攻擊，“憤不能平，恆於廣座中為康先生辯護”，遂被鄉里瞀儒指“為康黨，為孔教罪人，側目而遠之”。
但是，百日維新很快失敗，八國聯軍入侵，陷中國於瓜分東渡扶桑，研究日本強盛之原因，之危，陳獨秀受到極大刺激。“自古道國亡家破，四字相連。……我越思越想，悲從中來。我們中國何以不如外國，要被外國欺負，此中必有緣故。我便去各國，查看一番。”
於是，從1901年10月開始，陳獨秀多次特別是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說，思想為之一振，猶如走出山洞，眼見廣闊田野，開始接受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積極參加留學生中的革命活動，從而由改良轉向革命，由“康黨”轉向“亂黨”。
1902年冬，陳獨秀參加留日學生中最早的革命團體“青年會”，該會“以民族主義為宗旨，以破壞主義為目的”。翌年3月31日，為捍衛留學生正當利益，借清政府所派學監姚煜作風卑劣事，陳獨秀約同張繼、鄒容等闖入姚宅，由張抱腰，鄒捧頭，陳揮剪，發抒割發代首之恨。陳等因此被強行遣送回國。
當時正值沙俄背約，拒絕撤軍，企圖霸占我國東北地區。東京、上海留日學生掀起“拒俄運動”。陳獨秀回安徽，組織集會、演講，成立“安徽愛國會”，以為回響和聲援，遭政府鎮壓。他逃到上海，與章士釗等合辦《國民日日報》，鼓吹“排滿革命”。該報遭禁後．1904年初，陳獨秀背了一個包袱，拿了一把雨傘，來到蕪湖，辦起了《安徽俗話報》，以通俗文字，闡述中國面臨列強瓜分的危險局勢，宣傳“國”“家”命運相連，啟迪國民關心國家大事，奮起救亡。次年初，他又游訪“淮上豪傑”，發起組織“岳王會”，秘密培訓革命幹部，有力地支援同盟會成立初期江淮地區的革命活動。
1911年辛亥革命時，陳獨秀參加了浙江和安徽的鬥爭。安徽光復後，出任都督府秘書長，推行激進的改革措施，遭到守舊派的強烈反對而受挫。接著，他參加安徽地區的反袁鬥爭，失敗後潛心探索幾年來革命鬥爭屢起屢折的教訓，於1914年11月，第一次以“獨秀”筆名在他協助章士釗創辦的《甲寅》雜誌上發表《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提出“狂悖見解”，宣稱近世國家是指“為國人共謀安寧幸福之團體”，而如今之中國，“民無建國之力”，袁世凱政府又“濫用國家威權”，進行種種賣國害民的罪惡活動，驚呼“其欲保存惡國家者，實欲保存惡政府”；“惡國家甚於無國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國之奴何事可怖”。
該文一出，輿論大嘩，紛紛攻擊陳獨秀“不知愛國，寧復為人，何物狂徒，放為是論”。陳獨秀不予理睬，只是宣稱：“讓我辦十年雜誌，全國思想都全改觀。”他認為中國的出路首先不在於政治制度的改革，而在於文化的轉換，實現國民性的改造。於是，1915年9月，他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誌（第二捲起改名為《新青年》）。
陳獨秀在《新青年》上高舉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竭力鼓吹法蘭西文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向中國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和宗族制度發起猛烈攻擊，掀起中國近代啟蒙運動――新文化運動。運動所及，教育了毛澤東、周恩來等整整一代革命者。
1919至1920年，陳獨秀受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和“五四運動”的刺激，以及十月革命的影響，毅然拋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接受並在中國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轉向勞工運動，從而奠定了他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創始人的地位。監獄中產生的建黨念頭
五四運動中，陳獨秀眼看北京政府大肆逮捕愛國學生，提出了“強力擁護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口號，並不顧自己北大教授文科學長的身份，在6月9日親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又讓胡適譯成英文，連夜印刷成中英文傳單，親自到鬧市區新世界屋頂花園去散發。該傳單除要求保衛山東權利，取消中日密約和免除曹、章、陸等賣國賊官職外，特別提出“取消步軍統領及警備司令兩機關”；“北京保全隊改由市民組織”等。矛頭直指政府的暴力機構。此意在推動運動深入發展，但無疑是欲發動一場人民革命。
不料，陳在散發傳單時，被埋伏在旁的密探逮捕入獄。社會各界立即掀起營救陳獨秀的運動。孫中山在上海見到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許世英，就說：你們逮捕了陳獨秀，“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國人相信，我反對你們是不錯的。你們也不敢把他殺死，死了一個，就會增加五十、一百個，你們儘管做吧”！許世英連忙說，“不該，不該，我就打電報回去。”
在各界輿論的強大壓力下，9月6日，北京政府被迫釋放了陳獨秀。據胡適說，這次被捕對陳獨秀轉向共產主義、組建共產黨發生了很大影響。他說：“獨秀在拘禁期中，沒有書報可讀，只有一本基督教的《舊約》、《新約》，……他本是一位很富於感情的人，這回讀了基督教的聖經，很受感動”；“大概獨秀在那八十多天的拘；禁期中，曾經過一度精神上；的轉變。他獨自想過一些問題，使他想到他向來不曾想過的一條路上去，使他感到一種宗教的需要。他出獄之後，就宣傳這個新得來的見解，主張要有一個新宗教。……抱著這種新宗教熱忱的陳獨秀，後來逐漸的走進那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新宗教。”
其實，早在1917年，獨秀在研究歐洲近代文明之源泉時，就認為，“社會主義，乃耶穌教文明”。這次出獄後，他發表了一篇《饉督教與中國人》的文章，稱頌基督的人格和情感，把基督教的“根本教義”歸納為“崇高的犧牲精神”、“偉大的寬恕精神”、“平等的博愛精神”。又說：“耶穌不曾為救國而來，是為救全人類的永遠生命而來；……基督教是窮人的福音，耶穌是窮人的朋友。”因此他大聲疾呼：“我們今後對於基督教……要有甚深的覺悟，要把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的血里，將我們從墮落冷酷、黑暗、惡濁坑中救起。”也許是有了這樣的覺悟，再加上他出獄後進一步研究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發現二者在許多方面相合，例如解放全人類的國際主義精神、以“窮人”為主體，給窮人帶來幸福的犧牲精神、平等博愛精神等；只有“愛敵人”的寬恕精神與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原則不合。而這一點，根據他十幾年來革命鬥爭屢遭迫害的感受，他自然更傾向馬克思列寧主義。於是，他就向列寧主義躍進。過去，他把馬克思主義與法國空想社會主義、拉薩爾的修正主義混為一談；而且當有人要《新青年》把社會主義作為“最新之思潮”在中國推行時，陳獨秀明確拒絕，他說：“社會主義理想甚高，學派亦甚複雜”，在中國實行應“緩於歐洲”。當時他竭力鼓吹中國實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認為中國根本出路是“建設西洋式之國家，組織西洋式之新式社會”。
現在，陳獨秀則認為：“民主主義是什麼？乃是資本階級在從前拿他來打倒封建制度的武器，在現在拿他欺騙世人把持政權的詭計。在從前政治革命時代，他打倒封建主義的功勞，我們自然不能否認，……但若是要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錯特錯。”接著他宣布：“我們相信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已經造成了無窮的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了。”（這裡的“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指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引者注）如此，在認識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階級實質、進步性、虛偽性並且把它拋棄的同時，陳獨秀就接受了列寧主義，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他說：“馬格斯曾說過：勞動者和資產階級戰鬥的時候，迫於情勢，自己不能不組成一個階級，而且不得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領權力階級的地位，用權力去破壞舊的生產方法。”
就這樣，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秋，陳獨秀完成了由民主主義者到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
與此同時，陳獨秀開始籌組政黨。而這個政黨必是國際主義的，獻出自己的一切以解放全人類；它必為“窮人”帶來福音；“眼中沒有全社會幸福”，則不屑組建。
三、到工人中去
陳獨秀到上海後，立即把他學到的一點點馬克思主義付諸行動。他認識到馬克思主義首先是工人階級解放運動的學說，於是他著重在工人中傳播馬克思主義。
他親自或委託朋友及受《新青年》影響的青年人，深入到上海、太原、南京、天津、唐山、長沙、蕪湖、北京、香港及巴黎（華工）等地工人民眾中調查工人階級狀況，內容包括工人人數、工作時間、工資、家庭生活、受資本家工頭剝削欺壓程度、工人來源、文化程度、幫會組織等等。這些調查結果，刊登在1920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勞動節紀念號”上。蔡和森認為，陳獨秀編的這期“五一”勞動節特刊，是他“由美國思想變為俄國思想”，由宣傳資本主義變為“宣傳社會主義”的標誌。
同時，陳獨秀又積極在工人中開展活動。他參加了上海各工會慶祝“五一”節的籌備工作，擔任籌備會顧問及中華工業協會的教育主席，並自願出任義務教授。他在各種工人集會頻頻發表演講，提高工人覺悟。如他在4月2日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成立大會上，發表了題為《勞動者的覺悟》的演說稱：“我以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社會上各項人，只有做工的人是台柱子”。指出勞動者的覺悟分兩步：第一步“要求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權”。
聽大學教授講這一番話，對於世世代代當牛馬被壓榨被賤視的中國工人階級來說，是破天荒第一次，他們受到極大的震動。
5月1日，上海工人在西門體育場舉行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紀念勞動節集會，初有5000人參加，後來人越來越多，結果因體育場為軍警霸占，被迫四次移地，最後在靶子場舉行。會上莊嚴地提出了“三八制”要求。會後，各團體還發表宣言，抗議軍閥壓迫，並致函答謝蘇俄政府的對華宣言，宣布廢除沙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這次活動的口號和宣言，都是在陳獨秀指導下提出的。
在參加以上活動過程中，陳獨秀發現原有工會組織是由“政客發起的”，辦工會的人“總是穿長衣的先生們多，穿短衣的工人很少很少”。而且這些工會大都為資本家、工頭或政客所把持，沒有工人民眾的基礎，嚴格說來，都不是真正的工人團體。因此，在中共發起組成立前後，陳獨秀就著手籌辦工人刊物，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真正的工會。
影響最大的工人刊物是1920年8月15日創刊的《勞動界》（周刊）。8月17日《民國日報》在《勞動界出版告白》中指出：“此周刊由陳獨秀和李漢俊兩君發起”，“宗旨在改良勞動界的境遇，……一個中國勞動階級有力的言論機關。”此外還有面對店員的《夥友》周刊，“主編系聞名之社會主義者陳獨秀”等人，陳獨秀在該刊發刊詞中稱：宗旨是“（一）訴說夥友們現在的苦惱；（二）研究夥友們將來的職務。”
1920年。陳獨秀在上述工人刊物及其他報刊上發表了約20篇關於工人運動的文章，其內容是：宣傳工人的重要社會地位和改造社會的偉大歷史使命；闡述剩餘價值學說，揭示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揭露批判資本家和黃色工會對工人運動的誣衊和破壞。號召工人民眾自己組織起來，為本階級和全人類的解放而鬥爭。
陳獨秀等人創辦的工人刊物和寫的文章，說出了工人的心聲。而且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很受工人歡迎。楊樹浦電燈廠鉗工陳文煥曾寫信給陳獨秀說：“從前受資本家的壓逼，……有話不能講，有冤無處申！現在有了你們所刊行的《勞動界》，我們苦惱的工人，有話可以講了，有冤可以伸了，做我們工人的喉舌，救我們工人的明星呵！”“《勞動界》萬歲！祝先生的身體健康！”
與此同時，陳獨秀便在首先覺悟的工人中醞釀成立真正的工人工會，並在上海共產黨發起組成立後，先後組織起上海機器工會、印刷工會等，成為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批工會組織。
所有這一切，表明中國工人階級已由自在的階級向自為的階級轉變，從而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奠定了階級基礎。
四、在共產國際幫助下發起建黨
列寧突破馬克思構想的幾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動無產階級革命的學說，領導十月革命勝利，建立起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後，繼續發展馬克思主義，提出了“全世界無產者與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口號，在1919年3月建立了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以實現無產階級革命與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聯繫及相互支援。
其實，列寧早就關注中國的局勢。他對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派領導的辛亥革命的勝利與建立的中華民國，曾給予高度的評價。五四運動的訊息傳到俄國後，更引起列寧和共產國際的極大注意。他們派出俄共（布）遠東局領導人之一維經斯基及其夫人庫茲涅佐娃和翻譯楊明齋（俄籍華人、俄共黨員1等人，在1920年4月來華，了解中國國內情況，同中國革命組織建立聯繫，同時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
他們首先到北京，經北京大學兩位俄籍教授介紹，與李大釗等進步人士接觸。一見面，俄國人就稱李大釗“達瓦里希”（同志）。李非常感愧，解釋自己不過在學習，哪裡配稱“同志”。維經斯基說，讀了他寫的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文章（指《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認為已經達到了他們同志的水平。但馬克思主義者決不能停留在思想上，為了實現共同的理想，就應該組織起來，有所行動。於是。維經斯基與李大釗等多次座談後，提出了建黨問題。但李團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說自己沒有時間，介紹維經斯基到上海，與陳獨秀聯繫。
維經斯基一行到上海後．首先會見陳獨秀，並由陳聯繫在上海新文化運動中熱心宣傳社會主義新思潮的人，進行座談。維經斯基詳細介紹了俄國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府的情況。一部分人熱烈討論後認為有組織中國社會主義政黨的必要．就在5月間首先成立了一個秘密由陳獨秀負責，成員有李達、李漢俊、陳望道、沈雁冰等。8月，陳獨秀等人即成立中國社會主義政黨發起組。政黨名稱開始沿用國際上流行的“社會黨”。所以陳獨秀在9月1日論述“吾黨”政見時宣稱：“希望法律隨著階級黨派的新陳代謝，漸次進步，終究有社會黨的立法。勞動者的國家出現的一日。”後來，經與李大釗商量，李提議根據共產國際的意思，“就叫共產黨”。因為考茨基等領導的第二國際是各國社會民主黨的大本營，已變為修正主義，並與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徹底決裂。中共正是在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各國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徹底分裂的時候成立的。當時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落腳點就是陳獨秀的住址――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這裡也是《新青年》的編輯部。首次會議，即推陳獨秀為書記，函約各地社會主義分子組織支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