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治平醫生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外科學教授，仁濟醫院普外科主任醫師。國際胃癌學會會員，國際消化內外科醫師協會會員，上海市抗癌聯盟胃腸腫瘤顧問，外科理論與實踐雜誌副主編。1958年畢業於上海第一醫學院。1988-1997任仁濟醫普外科主任和外科教研室主任。曾赴日本和美國進修消化系外科和肝移植，並被科羅拉多州立大學授於客座教授。1993年起享受國務院頒發政府特殊津貼。
長期從事普外科醫教研工作。醫療技術精湛，對本領域常見病和疑難病的診治有豐富經驗，尤其在胃腸腫瘤、門靜脈高壓症和肝膽系疾病的外科治療有很深造詣。早在70年代末就引進具有世界水平的胃癌分期法用於臨床；率先在胃癌根治術中注射碳素粒引導淋巴清除徹底；80年代在國內首先開展間接門脈造影研究門靜脈高壓症術前、術後肝臟血流動力學變化；近年，對中晚期胃癌綜合治療中開展術前動脈化療，病理學改變明顯，臨床效果顯著，顯示有良好發展前景。歷年發表論文數十篇，參編專業著作11部。培養碩士研究生16名和協助培養博士生5名。“技術精湛，服務優良”是從醫的哲言。
陳治平教授治學嚴謹，對青年醫師的培養強調“三基”和實踐理論的結合。致力於改進教學方法，提高教學效果，他的授課、查房和手術講解倍受醫學生和青年醫師歡迎。此外，還積極為優秀青年醫生的出國進修創造機會，為培養和造就青年醫師的成長和發展傾注身心和心血。
歷史人物－－陳治平
簡介
陳治平 1898年8月生於淮安縣欽工區橫溝寺（現為淮安楚州宋集鄉）。名文正，初以字行世，改名惕廬，曾用名陳資平、張華甫。 出生於貧苦農民家庭。
學歷
幼讀私塾，後相繼就讀於淮安縣立第三高等國小、南京國文專修館、江蘇省蠶業專科學校。畢業後到淮安縣立乙種農業學校（校址在橫溝寺）任教。1924年底考入廣州黃埔軍校人伍生總隊，後因病返鄉，繼續在乙種農校教書，並於1926年再入黃埔軍校。
生平
1924年夏加入中國國民黨。在黃埔軍校時結識了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常委張曙時、組織部長侯紹裘(共產黨員)。
1926年6月再入黃埔軍校，擔任入伍生第二團文書，黃埔軍校二期衛生隊畢業。1926年10月，經侯紹裘介紹，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被派到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工作。不久，又被派往淮海鹽阜一帶開展活動。他在淮安北鄉和漣水、淮陰、泗陽、阜寧等地，廣泛聯絡知識青年，先後成立讀書會、孫文主義研究會，發動和建立農民協會。
1927年四五月間，與楊克等以國民黨江蘇省特派員的身份，到淮安組織農民協會。八九月間，又被中共江蘇省委派往淮安，秘密建立黨組織。
1927年9月，他介紹同鄉趙心權、厲石卿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橫溝寺建立了中共淮安特支，直屬江蘇省委領導，陳任特支書記。這是淮鹽地區最早的中共基層組織。
1927年11月領導創建漣水縣第一個中共支部——漣水縣特別支部。中共淮安縣委成立後，擔任縣委書記。
1927年底，在江蘇省委特派員何盂雄來淮指導下，中共淮陰特委、中共淮安縣委在橫溝寺相繼成立，陳治平任特委、縣委書記。1927年12月至1928年3月任中共江蘇省淮陰特別委員會負責人。
1928年2月組織和領導淮安橫溝寺農民暴動，成立淮安縣蘇維埃政府，被推為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八七”會議之後，江蘇省委在貫徹“八七”會議精神的部署中，決定在淮安北鄉舉行農民暴動。何孟雄傳達了這一指示，並與特委、縣委研究、布置了這一工作。1928年春節前後，暴動的準備工作基本就緒，發展了一批中共黨員，建立了八十多個黨支部，縣農民自衛軍得到擴大，成立了大隊部，掌握了三百多槍枝。2月上旬，因情況有變，在來不及向身在泗陽縣的何孟雄請示的情勢下，陳治平決定提前暴動。2月10日凌晨，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民武裝暴動在淮海平原的雪野上爆發，橫溝寺學校上空高高飄揚起中國共產黨黨旗，大門兩側分別掛出“淮安縣蘇維埃政府”，、“淮安縣農民自衛軍大隊部”的標牌。一千多名暴動隊員臂戴紅袖標，手持各式武器，冒著風雪分路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破壞交通，沖人地主富農家中收槍枝、燒田契、分糧食。農民軍把北鄉最大的惡霸地主、團董董玉璠捉來處死。40天后，泰興、如皋一帶爆發了規模更大的農民暴動。橫溝暴動第三日，國民黨淮安縣政府糾集常備隊所有兵力，包括一個騎兵隊，傾巢出動，並邀來正規軍的一個營作預備隊，前往鎮壓。敵兵分三路進攻，暴動隊伍分三路抵抗。在敵強我弱、力量懸殊的情況下，暴動指揮員和隊員們頑強戰鬥，苦撐苦捱，經一天幾度交戰，對敵雖有殺傷，自己亦傷亡較大。暴動領導人谷大濤、章潔夫等五位同志壯烈犧牲，隊員家屬有3人遭殺害。陳治平家被放火燒毀，其父陳桂元等19人被捕入獄。暴動失敗後，陳治平輾轉到上海。
橫溝暴動影響巨大而深遠。暴動揭開了蘇北農民革命戰爭的序幕，不僅在當地人民的心田裡埋下了火種，而且在軍事理論建設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暴動當月，何孟雄在《淮安北鄉暴動報告》中總結了農民游擊戰爭的九條經驗教訓。半個多世紀後的1985年，劉瑞龍在《民眾》雜誌上發表文章，指出這九條與朱德、毛澤東後來歸納出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已有很多類似或接近的思想”。瞿秋白也曾在《布爾什維克》雜誌上肯定了淮安農民暴動。
1928年6月作為江蘇的正式代表到莫斯科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期間代號為43號，並分別參加了組織委員會、農民土地問題委員會、蘇維埃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等專題委員會的相關工作。（與陳治平同時參加會議的江蘇正式代表還有王若飛、項英、蔡暢、嚴朴等）。陳治平還在6月25日的大會討論中發了言。這個發言的錄音，後經蘇聯國家檔案局存轉，現藏於我國中央檔案館。陳治平的發言，對瞿秋白作的政治報告所分析的大革命失敗後，中國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判斷，對盲動主義、命令主義是黨的主要危險傾向的判斷，對當前中國革命處於低潮、新的革命高潮將不可避免的觀點表示由衷擁護。但是，他對中國共產黨必須處處服從共產國際領導有一種感慨和困惑：中共黨代會的主要代表何以要由共產國際來圈定?在中國蘇維埃紅色根據地肩負革命重任並承寄勝利希望的毛澤東、朱德卻不在應邀之列，尤其是不講德才，只看階級成分，指定不稱職的向忠發為黨的書記。回國後，1928年10月至1929年1月任中共江蘇省淮鹽特別委員會書記。
1929年6月至1930年3月任中共江蘇省徐州（銅山）縣委員會負責人。1929年11月至1930年7月任中共江蘇省委員會兼中共上海市委員會委員。
1929年12月任中共江蘇省委巡視員，受命整頓重建徐海蚌特委，並任書記。1930年夏，身為徐海蚌特委書記的陳治平，受命組建紅軍十五軍，擔任軍長。為此，他四處奔波，苦心經營。為擴充兵力，他還曾深入虎穴，去抱犢山爭取魯南大土匪頭子劉桂堂(外號劉黑七，即電視片《混世魔王》主人公)。劉桂堂不同意共產黨派幹部進去，也不接受改編他的部隊，陳治平悻悻而歸。1930年7月上旬，徐海蚌特委領導徐海蚌地區的農民武裝起義，並成立紅十五軍。陳治平為軍長。下轄3個師：以蕭縣黃口、王寨、永固地區的暴動隊伍編成第一師；以銅山縣東黃集、太湖、賀村地區的暴動隊伍編為第三師；以宿縣百善、東三鋪、也池鋪等地的暴動隊伍編成第三師。各師編成後，分別向蕭縣、銅山、宿縣等縣城發起進攻，但不久就在敵人的進攻中遭到挫折，部隊失散，
1931年1月任中共江蘇省委員會常務委員、農民運動委員會負責人。
1931年2月至6月任中共上海市閘北區委員會書記。
1931年7月起任中共江蘇省委員會軍委書記。
作為江蘇省委核心人物之一的陳治平，和何孟雄等同志一道，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對立三路線進行了抵制和批判。他們還反對由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操縱的六屆四中全會。陳治平與王克全等5人聲明退出由王明擔任書記的江蘇省委，主張另組第二省委，以抵制王明推行的宗派主義。
1931年11月作為中共江蘇省委巡視員到南京，成立中共南京特別委員會。
1932年8月到開封就任中共河南省委書記。到達開封僅僅三天，就被叛徒、原開封市委書記胡玉坤出賣而被捕，並被解往武漢行營，由蔣介石親自審訊。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是堅守氣節，還是賣身投靠?是寧死不屈，還是貪生怕死?陳治平在這個最重大抉擇關頭，選擇了後者。他，終於向右跨出沉重的一步，走到青天白日的旗幟下。當年11月，他發表了脫離共產黨的《啟事》，發出“半殖民地經濟的中國絕非共產主義所能挽救”的謬論。由於他的出賣，中共徐海蚌特委、上海市委等組織的部分領導人相繼被捕。
1933年1月1日，中共中央決議將其永遠開除黨籍。
陳資平叛變後，參加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中統)，投靠了國民黨中統，而且是反共的急先鋒。陳治平建議國民黨中統成立徐海蚌特別行動區，陳資平出任副區長。與叛徒路大奎(原中共南京特委軍委書記)、施其蘆(原中共江蘇省委巡視員)、王佰奇(原中共江蘇省委巡視員)、劉小平(原中共長淮特委軍委書記)、張彩友(原中共長淮特委幹部)、朱秋白(原中共東海特委書記)等人組成的國民黨中統特務機構。從蚌埠移駐到徐州，進一步對徐海地區中共黨、團組織進行瘋狂的破壞活動。至1933年底，徐海蚌地區中共組織有600多名幹部被捕、2000多名黨員寫出自首書、20000多名民眾自首登記。朱務平(中共長淮特委書記)、陳履真(中共江蘇省委巡視員)、趙連軒(中共鳳陽縣委書記)等就是被叛徒陳資平抓捕押解南京，被國民黨殺害於南京雨花台。
陳治平叛變後積極參與開創“南京實驗區”和社會內線“細胞工程”的特務組織，曾被稱為“細胞工程專家”，頗得特務頭子徐恩曾的賞識。惟其如此，他被委以高官、重任。在蔣介石政權中，陳治平擔任的主要職務有：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處“南京實驗區”區長，貴州省黨部執行委員、主任委員，青島市調查統計室主任，中統局蘇魯豫皖辦事處主任，國民政府農林部專員，中央組織部戰地黨務處處長，浙江省政府委員、浙江省行政幹部訓練團教育長等職。
1935年初，蔣介石調李次溫與陳治平一起入黔主事。陳治平在貴州更加賣力地為蔣介石統治效勞，居然開創了據說是貴州的“黃金時代”。他決意在整頓、振興“黨務”上大顯身手，並從搞“青年運動”入手，組建了“貴州省青年陣地社”，一年時間，競將一向死氣沉沉的貴州省各級國民黨黨部，搞得熱熱鬧鬧。省府各廳處職官，乃至省主席，都不敢不“正視”黨部。
1935年，陳治平升任國民黨貴州省黨部主任委員不過半年，即被國民黨當局撤換。就連陳立夫也承認，陳治平“是個會辦黨務的人才”。
1935年，陳治平入黔不久，經過喬裝的葉劍英突然隻身叩訪陳治平，一連兩次均未相遇，只得留了封信。這是中共領導對他的一次挽救活動。當時，正值紅軍長征在途，足見中國共產黨堅持民族統一戰線的一貫精神。葉劍英是陳治平黃埔軍校學習時最敬重的師長之一。數日後，陳治平返回，看到了葉劍英的信。他一口氣把信讀了兩遍，連聲感嘆“可惜，可惜!”信的大意是，紅軍長征是為了北上抗日，挽救民族於危亡；國共兩黨應停止內戰，共赴疆場逐倭；並以師生之情告誡陳治平，不要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葉劍英的來訪和信函，如一石投池，在陳治平的腦海中，濺起無數水花，泛出層層漣漪。
全國抗戰爆發後。陳治平投入了抗日救亡運動，創辦了“貴州省邊遠農村工作團”，組織知識青年，分批集訓以後分往黔南、黔北的鄉村，宣傳抗日；他還組織過幾批戰地服務團，前往武漢、江西、河南等抗日前沿，並親自帶領服務團，奔赴長沙大火後的湘贛前線，後來又到山東敵後開展活動。
在山東期間，陳治平還深得山東省主席沈鴻烈賞識，被委為山東省總動員委員會秘書長，並在1941年隨沈鴻烈一同奉調重慶，任農林部專員。
在重慶，陳治平又與李濟深過從甚密，並應聘出任戰地黨政工作委員會黨務處處長。
1946年5月，陳治平奉調來到杭州，任浙江省政府委員、浙江省行政幹部訓練團教育長等職。同年底，國民政府競選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陳治平藉口稱病，拒絕蔣介石電召，明確表示不參加競選。杭州任上，陳治平把主要精力放在“孫盟”上了。他同“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許聞天、屬於鄧演達組建的“第三黨”的鄧吳明取得聯繫，一起籌建了“以堅持孫中山三大政策、反蔣聯共為宗旨”，“以在蔣政權中瓦解蔣政權為任務”，“以在國民黨上層搞軍事策反為重點”的孫文主義革命同盟。陳治平任“孫盟”常委、組織部長，起草了組織綱領。接著，他先後建立了“孫盟”浙江支盟、貴州支盟、上海支盟，兼任上海支盟負責人。在杭州二年多時間內，他創建了浙江省農村文化促進會、中國農工通訊社、大眾社。
1948年6月，浙江省主席沈鴻烈辭職，陳亦隨之辭掉在國民政府中的一切職務。此後，他來到南京大行宮經辦“文風書店”，以掩護“孫盟”活動。同時兼任中國農工通訊社副社長。
1948年夏秋之交，中共華中工委公安局偵察科長江華派科員李柯平前往漣水縣唐集，拜會陳治平的至友、親戚沈祝唐。沈祝唐接受了前往江南策反陳治平的特別任務。沈的到來，使治平陳驚喜不已。陳治平欣然接受中共組織提出的“立即發動游擊”、“打入敵營策反、迎接我軍勝利渡江”的任務，並決定由“孫盟”江蘇支盟負責人張達生，偕沈祝唐前往華中工委復命。陳治平還引薦沈祝唐與許聞天、鄧吳明、高宗禹等“孫盟”負責人會晤。“孫盟”因陳治平有了中共華中工委的渠道和背景，工作開展得更加活躍，曾派張達生先後三次潛往江北，接受華中工委的任務，傳遞情報資料。“孫盟”在合法與隱蔽的鬥爭中，先後成功地策反了江蘇省保全第二旅、駐京畿部隊九十七師（蔣介石警衛師起義）和江陰要塞、江蘇省水上警察局，以及長江南岸、杭州外郊十餘縣市的保全團隊。陳治平在這段日子裡，常攜次子幼廬及友人之子陳嘉寧兩少年，往來於南京、上海、杭州之間，以孩童為旅行掩護，傳遞情報，開展工作。
陳治平曾對一位摯友秦雅芳說：“不管共產黨對我如何評價，這一次我決心跟共產黨走到底。”為了控制上海軍港和機場，以取得更大戰果，陳治平積極參與做浙江省主席陳儀的工作，要他策反其“義子”湯恩伯，不料被湯出賣，蔣介石將陳儀幽禁起來，並派少將高級參謀陳祖敏打入“孫盟”。
1949年3月28日，陳治平在上海的南京飯店召集會議，共商策應解放軍渡江、進軍上海事宜，陷入陳祖敏預設的埋伏，與會人員全部被捕。京(寧)滬線上的“孫盟”組織幾乎全遭破壞，許聞天、金紹先也同時被捕。由於許、金系國民黨立法委員，軍警不得擅自逮捕，又時值國共再度談判，李宗仁、何應欽不得不將許等釋放。陳治平等則無“立委”身份可庇，雖經“孫盟”多方努力營救，終未能脫出魔掌。陳治平被關押於黃浦監獄，經受酷刑折磨，不為所屈。他在獄中給妻兒的遺書中兩次寫道：“我的死是光榮的，愉快的，也可說是求仁得仁”，“心中毫無遺憾”。又告誡子女要“好好的求學，立志做人，繼續吾之事業”。這一切表明，經過大跨度大反差的曲折經歷，好不容易從惡夢中走出，重新追得真理的陳治平，此時已義無反顧，完全置生死於度外了。
1949年5月11日，上海解放前夕，國民黨終於對陳治平等被捕的“孫盟”領導人下毒手了。當日下午，陳治平繞廊一周，與難友告別。赴刑途中，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等革命口號，目睹者無不動容。陳治平、張達生等五人在閘北區宋教仁公園壯烈就義。
社會評價
1949年9月，新政協邀請許聞天、鄧昊明代表“孫盟”出席第一屆政協會議，周恩來在籌備工作報告中特地提及此事。
1950年8月，有關部門追認陳治平為革命烈士。同年12月，陳治平之次子陳幼廬在朝鮮戰場犧牲，張淑媛成了雙重烈屬。陳毅市長曾親自登門看望她，並指示有關部門幫助她安排子女讀書、就業。
1963年春太湖畔發生一起涉外事件，一個身披袈紗的老和尚當海外遊人面澆油自焚。華東局最高領導人柯慶施拍案斷言，這和尚是陳治平，當年在上海被殺掉的是“替身”。柯慶施用紅鉛筆在報告上批道：“陳惕廬是大叛徒，他的被槍斃，是他們內部爭權奪利或其他原因的結果”。上海市民政局則據此將烈屬證吊銷。同時，上海方面致公函於廣東，將陳治平次女陳康維夫婦從公安部門調出。
1975年，廣東方面三個單位聯合特偵組經110多天全國性調查，確認“陳治平之死原因在於他接受並執行中共的策反任務”。
又過兩年，上海市統戰部作出《關於陳惕廬歷史問題複查結論》：“對陳惕廬可不以叛徒特務論定，但亦不宜享受革命烈士的光榮稱號”。陳治平子女認為，吊銷烈屬證的原因已被否認，而其結果卻未能隨之更改，那是不合邏輯的。鑒於陳治平是“民革”成員，（解放之後，孫文主義革命同盟解散，所有成員均以個人身份加入“民革”）上海市“民革”接受其子女請求，為恢復烈士稱號的事做出自已的努力，可至今仍無實質性進展。
陳治平由於他的特殊經歷，以致“蓋棺”數十年都難定論，出現過“叛徒”論、“政治投機”論、“功過抵銷”論、“烈士”論，還有那“不以”和“不宜”論。但僅就陳治平的結局而言，可以這樣說：他的鮮血，一半灑在人民共和國的旗幟上，一半被用來沖刷自己的歷史污痕。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已經把心中最珍貴的語言留在了人間：中國共產黨萬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