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六使（1897年－1972年）[1]，中國福建同安人,南洋企業家、慈善家。
少年時期前往新加坡，曾在同鄉前輩陳嘉庚的公司工作，並受到陳嘉庚的栽培，後與兄弟創辦樹膠公司，漸成巨賈。50年代首先提出馬來亞(當時是馬新一家)是“吾人之故鄉”，從而開啟了華人在居住地落地生根的新時代。1953年效法陳嘉庚先生辦學義舉，創辦中國以外地區（海外）第一所華文大學──南洋大學，並聘請林語堂為第一任校長，以此受到僑界的尊敬。
從1953年至1963年，陳六使不辭勞苦，擔任南洋大學執行委員會主席。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南大創校之中，對校舍的建築，師資的聘任，科研儀器，圖書資料，學生的福利，大學的學位等都付出了心血。南洋大學自1956年開課至1980年，與新加坡大學合併為止以作育英才25年，培養了一萬兩千多名畢業生。但因陳六使親共愛華的立場為新加坡政府所不容，更被李光耀視為眼中釘。1963年9月16日新馬脫離英國殖民統治，9月21日李光耀帶領人民行動黨贏得大選，第二天，新政府就宣布吊銷南洋大學理事會主席陳六使的公民權。他一手創辦的南洋大學因不符李光耀政府英文至上、排斥華文教育的政策，亦不斷受到官方的打壓，終於在1980年被強行併入新加坡國立大學。這海外唯一一所華文大學就此不復存在，退出歷史舞台，令人扼腕嘆息。
但他“親共愛華”的立場（這是子虛烏有的指責）及在僑界影響力為新加坡政府所不容和嫉妒，更被李光耀視為眼中釘。1963年9月16日新馬“脫離”英國殖民統治，9月21日李光耀帶領人民行動黨贏得大選，第二天22日新政府就宣布吊銷南洋大學理事會主席陳六使的公民權。他一手創辦的南洋大學因不符李光耀政府英文至上、排斥華文教育的政策，亦不斷受到官方的打壓，終於在1980年被強行併入新加坡國立大學。這海外唯一一所華文大學就此不復存在，退出歷史舞台，令人扼腕嘆息。
近年，世界範圍的13個南洋大學校友會聯合呼籲新加坡政府為陳六使平反昭雪，承認他對新加坡的歷史貢獻。
二、歷史評價陳六使對教育事業的貢獻，對興辦高等教育起了先導影響。1961年成立的義安學院設有中文系。1962年分家後的新加坡大學和馬來亞大學（吉隆坡）亦有中文系。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的成立。1992年，泰國華僑崇聖大學的成立，以及馬來西亞華社倡議設立獨立大學，雖不成功，但最後即成功地開辦了南方學院、新紀元學院和韓江學院。這些都可以說是受到陳六使創辦南洋大學的影響，也可以說是受陳嘉庚創辦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的影響。
陳六使於1972年逝世，享年七十六歲。1974年陳六使銅像安置在南大校園，俾供世人瞻仰。同年設立了“陳六使獎學基金”。1998年，在南洋理工大學（簡稱南大）又設立了“陳六使中華語言文化教授基金”，邀請傑出學者前來南大講學。1997年12月，香港南洋大學校友會出版了陳六使百年誕紀念文集以紀念他對南洋大學和本地教育的貢獻。近年，世界範圍的13個南洋大學校友會聯合呼籲新加坡政府為陳六使平反昭雪，承認他對新加坡的歷史貢獻。
陳六使是一個傳奇人物，南洋大學是一則神話故事。在東西方冷戰的時代、在共產主義和種族主義延伸的東南亞、在英文至上的新加坡，陳六使創辦華文大學是一種歷史遠見？還是一種時空失察？2012年9月11日，是南洋大學創辦人陳六使先生逝世40周年。
從中國鄉下的貧農到東南亞社會的富商，從半途輟學的國小生到栽培上萬社會棟樑的大學創辦人，陳六使的一生與20世紀新馬華人社會和東南亞華文教育緊密相連。然而他生命中的榮辱，不在於商，而在於學，更在於南洋大學。
陳六使的浮沉、南洋大學的起落，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矛盾和環境的複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東南亞，需要陳六使、也排斥陳六使；需要華文大學、也排斥華文大學。東南亞是中國境外華人的最大集中地，該地區的華文教育，在殖民地時代蓬勃發展，縱使經歷了日本統治的逆境，在二戰結束後的幾年間也迅速復甦。然而，隨著冷戰時期的到來、東南亞政治氛圍的變異，華文教育的發展即跌入了迴光返照的歷史情境。
首先，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的疏離導致該地區師源中斷、華校生深造無門，華校需要應變，以求突破性的發展；但與此同時，南洋大學的所在地新加坡，華校國小一年級報讀人數在四大語文源流（華、英、巫、印）國小中占據的百分比正在持續下降，華文教育前景暗淡。其次，東西方意識形態之爭強化了殖民地時代已形成的種族矛盾和語群對立，走在自主獨立的道路上，東南亞華人的國家認同因為族群文化的堅持而深受質疑；加上各方權益的角逐，問題更為複雜化，中華文化和華文教育遂被置於政治火爐上反覆烘烤。陳六使，就在這樣一個充滿詭異的歷史情境中創辦南洋大學，不僅籌建過程中遭遇多方阻撓，在發展階段也面對滿途荊棘。
教育與政治糾纏不清
陳六使的南洋大學之路，路難行。它受制於多種因素，其中兩大因素尤不可忽略，一為客觀因素——歷史遺留與現實格局交織下的政治與教育糾葛，一為主觀因素——主角人物的辦學認知、行事作風和政治敏感度。
教育與政治糾纏不清，是南洋大學長期面對的困擾。陳六使帶領的華人社會，認為傳播中華文化、發展華文教育，可以為馬來亞文化的發展和當地人才的栽培做出貢獻；而殖民地政府、馬來族群和部分英文教育者則不以為然，他們堅稱種族和諧和國家建構將因此受到破壞。後者甚至再三將“中國意識”、“共產主義”跟南洋大學捆綁在一起。為了消解政治疑慮，也為了大學健康發展，陳六使一再強調校內師生不可從事政治活動。但是，客觀的發展由不得陳六使，南洋大學始終擺脫不了政治的纏繞。當政府以大學改製作為資助經費的條件時，學生會與政府之間的矛盾就出現了，並且在短時間內從教育的爭執演變成政治的抗衡。1963年9月21日新加坡的大選是抗爭的高潮，陳六使、學生會和南大生，都陷入政治泥沼。大選次日，陳六使的公民權被政府褫奪。第二年，他退出大學領導層，離開了奮鬥了14年的南洋大學。
陳六使是個成功的商人，魄力、膽識、經驗、機遇等使他在商場上脫穎而出。商而優則辦學，是一般華社領袖必經之路。但是，一個國小都沒完成的商人，在冷戰時期於中國境外辦華文大學，還要親自處理校務、跟學者打交道、跟政治人物較勁，談何容易？而他身邊的幕僚，也同樣缺乏辦大學的相關經驗。當陳六使將自己的經商理念和行事風格轉移到南洋大學的創建與發展上，許多問題就產生了。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他跟首任校長林語堂的矛盾。他為了成功聘請到在美國頗有名氣的林語堂，一再應承對方提出的有關“錢”與“權”的條件。但是，林語堂南來後不久，雙方就為了兩千萬元辦學經費沒能籌足、校長與校董職權無法劃分而發生爭執，內耗了將近半年，最終不歡而散。這場紛爭對草創時期的大學形象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也對之後行政體系的建構與發展帶來不良的影響。再一個重要例子是陳六使對大學學位的認知。他沒能及早認識到政府承認南大學位的重要性，以及殖民地政府以此為“殺手鐧”來左右大學發展的意圖。他錯過了在馬紹爾政府時期——大學與政府的蜜月期——爭取學位承認的良機，終使學位問題後來成為大學與勞工陣線政府和人民行動黨政府爭執的焦點。
歷史的一頁空白等待填補
陳六使的南洋大學之路，路難行。但陳六使以一種“捨我其誰”的豪氣走過了，展示了成功商人的果斷和氣魄，以及企業家敢於冒險的膽識和勇於拼搏的精神。林語堂曾說過：“南大可以沒有林語堂，但不能沒有陳六使”。我們不禁要問：20世紀50年代的東南亞，如果沒有陳六使，會有另一位華人領袖率眾創辦一所華文大學嗎？或者，如果50年代沒有南洋大學，60年代會有可能出現一所華文大學嗎？歷史沒有“如果”，但是做出一些假設，有助於我們評價歷史人物。
陳六使創辦南洋大學，不僅讓成千上萬的華人子弟不至於深造無門，而且為新馬兩個新興國家栽培了工、商、文、教、政等各界急需的人才。同時，在短短數年內，協助世界許多著名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培育數以百計的學者和科研人員。根據統計，南洋大學前八屆（即1960年至1967年，政府在1968年才承認南洋大學學位）的3324名畢業生中，就有414位（12.6%）在國外著名大學取得高級學位，即210人獲博士學位，204人獲碩士學位，其中超過80%在世界各地的大學受聘為教學人員或研究人員。對於一所新辦的、民辦的華文大學來說，這確實是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陳六使是一個傳奇人物，南洋大學是一則神話故事。在東西方冷戰的時代、在共產主義和種族主義延伸的東南亞、在英文至上的新加坡，陳六使創辦華文大學是一種歷史遠見？還是一種時空失察？陳六使個人的辦學理念與認知，以及商人的行事作風，對一所大學的創辦和發展，利如何？弊如何？陳六使與林語堂之間的衝突、陳六使與新加坡政府的博弈，雙方的得失何在？是非何在？陳六使創辦南洋大學，產生了大批受挫、受傷的“沉默的大多數”，但也為新馬兩地的國家和華人社會培養了許許多多各領域的人才，並留下珍貴的歷史遺產——“南大精神”。歷史應該如何給他公正的評價？
陳六使倡辦南洋大學，迄今已六十載。他一直活在南洋大學校友們的心中，也時而會出現在校友們的筆下。一些學者（校友或非校友）也嘗試從某一角度，論析他的商業成就，或國家認同，或教育貢獻。至於聚焦於陳六使與南洋大學的著作，雖有幾篇文章陸續出爐，但學術專著幾乎等於零。這一現象，跟創辦廈門大學的新加坡先賢——陳嘉庚比照，有著天壤之別。這是政治忌諱造成？還是感情糾結所致？抑或是史料缺乏的結果？無論如何，歷史空白的那一頁，正等待著學者來填補。就在六十年後的今天，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即將出版利亮時的專著——《陳六使與南洋大學》，以此作為紀念陳六使逝世四十周年的一份獻禮。本文即摘自筆者為該書所寫的序文之前半部，先行一步發表，藉此緬懷離開我們整四十年的南洋大學創辦人——陳六使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