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民英

郭民英

郭民英是郭沫若和於立群的第四個孩子,1943年11月出生於重慶,後考入中央音樂學院。1965年退學,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67年4月12日自殺。 據奉周恩來之命處理此事的當時海軍幹事徐平回憶,郭沫若和於立群為處理此事,專門為徐寫了一幅字,後海軍方面得出的結論是郭民英患有慢性精神病,因此,郭沫若在這次事件中得以過關。(見徐平《軍旅拾零》

基本信息

學院風波

郭民英 郭民英

郭民英自幼喜好文藝,對於音樂尤具天賦,竟然無師自通地考入中央音樂學院,學的是小提琴專業。但他未能順利畢業,這在某種意義上說,是生不逢時。事情的起因是一件現在看來極為普通的小事:1964年的某一天,民英將家中的一架盤式錄音機帶到班上,與同學們一起欣賞古典音樂。這本是一樁有助於增進學業的好事,結果卻犯了忌諱:一是有炫耀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之嫌;二是宣揚所謂“洋名古”,與黨的文藝方針和教育方針有悖。正是由於上述種種因素,一位知情的學生於這年9月1日上書毛澤東,以時興的階級鬥爭觀點反映中央音樂學院存在的“嚴重問題”。

關於此信的內容,《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的編輯者在該書第11冊中的《關於〈對中央音樂學院的意見〉的批語》一文的注釋中,有如下概述:“信中說,由於長期地、大量地、無批判地學習西歐資產階級音樂文化,資產階級思想給了該院師生以極深刻的影響。有些人不願意為工農演出,認為他們聽不懂音樂,演出是浪費時間。有些人迷戀西洋音樂,輕視民族音樂,對音樂革命化、民族化、民眾化有牴觸情緒。……學校說中央給我們的任務是借鑑西洋工具和技術,為社會主義和工農兵服務,我們要做到這一點,必須首先徹底清除師生中十分嚴重的崇洋思想。來信最後說,學校的辦學方針也需要進一步明確,學校究竟要培養什麼人?教學中的中西比例如何安排?在我們的教材中、舞台上,應不應該徹底趕走帝王將相、公爵、小姐、夫人,而換上我們的工農兵。這些,我們都希望中央能有明確的指示。”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9月16日編印的《民眾反映》上讀到此信的摘要之後,於9月27日給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寫了一個批示:“此件請一閱,信是寫得好的,問題是應該解決的。但應採取徵求民眾意見的方法,在教師、學生中先行討論,收集意見。”

毛澤東在署名之後又加寫兩行文字:一行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一行是“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見,可能有許多人不贊成”。學生的信顯然不是可以用“古為今用,洋為中用”8個字來概括的,而作出“可能有許多人不贊成”的估計倒是反映了毛澤東對文藝界和教育界現狀的判斷。

尚難斷言這個學生在信中是否直接點了郭民英和郭沫若的名,但信的批判鋒芒所向,郭民英還是無可避易了。毛澤東確乎一言九鼎,但要真正改變一個人的極其真誠的藝術情趣,並非易事。面對“炫耀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非難,面對熱衷“封資修”、崇拜“洋名古”的指責,其內心感受極為苦痛,竟逐漸成為一種類似憂鬱症的病痛所折磨。到了1965年的春夏間,郭民英竟無意繼續學業,終於黯然傷神地離開中央音樂學院。7月2日,正與夫人於立群作“井岡山巡禮”的郭沫若給秘書王戎笙寫信,其中主要是談愛子轉學的事:

關於民英的學校,我們打算讓他轉學人大。這對他可能好些。另有信給民英,如他願意,請您費心為他辦一辦轉學的事。拜託拜託。如不能轉相當年級,我們的意思,即從一年級開始也可以。以入何係為宜,請為考慮。

參加軍隊

無奈郭民英經此打擊,已是心灰意懶,不願從頭開始學他並不感興趣的專業。考慮再三,還是入伍吧!

郭民英入伍之後一度對海洋生活感覺新鮮,又以擅長音樂,成為當時很緊缺而實用的文藝宣傳人才。他在解放軍這座大熔爐里鍛鍊得日益堅強,成為了中共預備黨員。

“文革”開始之後,部隊並不開展“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因而相對穩定,但是任何人都不可能生活在世外桃源之中,更何況像郭民英這樣的名門之後,不能不關注時局。

突然自殺

到了1967年早春,時局愈益動盪。整個春季,郭沫若僅在3月下旬有過一次出席某友好國家的國慶招待會的外事活動。也正是在這個暮雲沉沉、愁城四望的時節,4月12日,郭民英結束了自己年僅24歲的生命。

一說為慢性疾病的折磨而不堪忍受,一說在棄世前一天還照常工作,是無任何異常跡象的突然之舉。

郭民英之死確實是一個難解之謎。在那樣一個年頭,自殺不唯難以得到人們的同情和理解,多半要被視為“反動”之舉,因而也多半要招來惡名聲。他的家人從未透露過事件的真相(或許原本就無從了解真相),他在去世之前似乎也沒有留下任何相關文字。

據奉周恩來之命處理此事的當時海軍幹事徐平 回憶,郭沫若和於立群為妥善處理此事,專門為徐寫了一幅字,後海軍方面得出的結論是郭民英患有慢性精神病。因此,郭沫若在這次事件中得以過關——郭民英有精神病從而排除自殺的“反革命”罪。(見徐平《軍旅拾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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