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北上廣[社會現象]](/img/3/ed6/nBnauM3X0QDN1ATM4YjN1ATN0UTMyITNykTO0EDMwAjMwUzL2YzL2E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逃離北上廣[社會現象]")
社會現象
長期以來，“北上廣”（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是國人的嚮往之地，特別是大學畢業生把工作生活在一線城市作為自己的首選，但在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打拚數年後，不少年輕人重新選擇到二、三線城市發展，被輿論稱為“逃離北上廣”。這個群體雖然還不算龐大，但和多年來人才流動的潮流“奔向北上廣”形成鮮明對比。
現在面臨的已經不是有沒有自信這么一個浮淺在表面的問題了，城市化的加劇，很多人都因為北上廣
逃離北上廣 比例這樣的大城市而成風前往，卻在前往之前沒有真正去預測或者說是去考量一下自己是否適合這樣一個高速發展的社會環境，在這樣的大城市中的確沒錯，它所提供的無論是就業機會，還是其他方面的服務都是其他級別的城市所無法比擬的。但是它的局限性在於，它的發展過快過於畸形，不是按照一個城市的正常進程來進行演化的，是在大量的政治經濟輔助政策下所形成的，這就使得這樣的一類城市有了它的致命傷功能過多，而沒有專一性。不得不說在這上面國外要做的遠比中國好得多得多，國外的城市分工明確，使得他們在面臨城市各項問題時，解決的策略要簡單得多。
逃離原因
巨觀方面
1、北京的高收入只屬於個別少數人 ，大城市的收益本來是很高的，但現在門檻更高，這緣於外力。
2、在北京的一套房，到小城城市可買門面，出租價比北京的住宅出租價高很多，買房成為一項風險，是自己賦予的。
3、在北京發展的空間可塑性不太強，感覺在北京高學歷、有足夠的錢、有社會關係的人有發展，其他人都是螞蟻，人活著不但是要虛名，還要質量。
購房壓力
近日《蝸居》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年輕人與房子的關係又一次成為了熱點，目前30歲以下的購房人占到了首次貸款置業群體的70%，且這部分人群的貸款需求多集中在80萬元以上，購置的房產越來越偏向於大戶型房屋。可見以婚房為主體的年輕人購房相當強勁。由於年輕人收入有限，儲蓄不足，根據一些調查，舉家(甚至是舉兩家)之力付首付，年輕夫婦還月供是較為普遍的現象。對於這一現象，有人認為與中國的民俗有關，中國文化重視傳宗接代，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房屋作為“生產車間”，被重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當然房價年復一年持續上漲，加上隱約的通貨膨脹預期，讓許多人產生了房價只升不跌的幻覺，從而寧願儘快購買。然而，房地產行業和其他經濟現象一樣也有其周期，《逃不過的經濟周期》一書就認為，房地產行業的周期大約在16-18年，屈指數來中國房地產的騰飛也就10年左右，這也導致處於上升軌跡中的國人在只漲不跌中感到恐慌，但是，與年輕人的遠大前程相比，房地產的周期又是何其短暫，更不用說一旦周期來臨的可能風險了。 在當前的房地產熱潮中，一種群體無意識，一種在相互刺激下的非理性正在蔓延，總覺得悠悠萬事，買房為大。無論是從職業發展出發，還是為了尋找更滿意的生活方式，房子都未必是必需品。相反傾其所有地購房卻可能限制了選擇，影響了發展。
生活方式
在快節奏的工作與高壓力的生活下，越來越多的上海白領覺得自己身心俱疲，卻找不到目標。為了消除焦慮、減緩壓力，一些白領索性辭去工作，移居到其他城市，尋找另一種相對輕鬆的生活方式，俗話說：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在國內，很多人心目中所嚮往的“高處”無疑是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原因無他，這些一線大城市不僅是全國性的經濟、文化中心，還能提供其他地方難以比擬的就業和發展機會。
那些有志於追求精彩人生、實現遠大理想的年輕人，紛紛絞盡腦汁要在這些大城市裡紮下根來，希望通過奮力打拚獲取一片屬於自己的天空。可是，面對大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壓力，一些白領們卻選擇了逃離，在一家大設計院工作的一位白領曾訴說心中的矛盾和煩惱。他幾乎被當時所從事的那份收入豐厚的工作壓垮。工作帶來的過大勞動強度和心理壓力，使他幾乎從沒有休過一個雙休日，也難得睡上一個安穩覺，甚至身體不適時也不敢請假去就醫，經常處於易怒、煩躁中。他正在和女友談婚論嫁、計畫在市區買房置業，這使得他沒有勇氣辭職去嘗試壓力較小、收入較低的工作。
工作壓力
如今，年輕白領因為工作壓力過大而損害了健康甚至猝死的現象不斷增多，已經成了一種社會病。各個大中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高得驚人的房價絲毫沒有鬆動的跡象。年輕人的各種生活成本日益上升，而就業機會卻相對減少，激烈的社會競爭有增無減，這些客觀因素導致很多年輕人無從選擇。於是“逃離”的人越來越多。但可以預見的是，那些不堪大城市生活壓力卻下不了決心離開的人其實更多，而夢想到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發展的年輕人，就更海了去了。儘管未來這些一線城市的生活、工作壓力有增無減，更多的人還是會選擇擠進來。不是這些人抗壓能力更強或者對自己的身心健康毫不在意，而是因為區域經濟發展嚴重失衡、各種資源過度向一線城市集中，那些在小地方受制於機會稀缺、關係至上的人們，勢必將源源不斷地湧向京滬等大城市。
面對一線城市過於激烈的社會競爭及過大的生活壓力，移居到其他更宜居的中小城市或許是一種很不錯的選擇。但是，在我們的整個社會狀況得到根本性改變之前，生活壓力損害年輕人身心健康的狀況其實無處不在。大城市有大的難處，小城市也有小的煩惱，終究無處可逃。
專家解讀
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任遠認為，一線城市過高的生活成本和競爭壓力，使“移民”環境惡化，導致青年人幸福感降低，引發部分人“逃離”。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2009年的相關城市排名也印證了這一觀點。雖然在“城市綜合競爭力排名”中，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全部居於前列，但在“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中卻集體“落榜”。
任遠介紹說，城市化過程中“移民”環境惡化，有著一定的人口學背景。上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新出生人口數從1600萬增加到2500萬，這種遞增趨勢，使社會競爭逐年加劇，教育、衛生、就業和保障等公共服務供給壓力不斷增大。特別在快速的城市化過程中，一線城市的“移民”環境惡化更加明顯。任遠說，近年來一線城市的房價上漲尤其明顯，大量人口湧入一線城市，但城市的公共服務沒有同步發展，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提供不足，尤其是向中低收入人群、流動人口提供不足，青年人要在一線城市安居樂業變得越來越難。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副研究員許召元認為，部分青年“逃離北上廣”，其實是城市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體現。由於一線城市擁有更多的工作機會、更高的生產效率，人才向一線城市聚積。但當城市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大城市“擁擠”現象越來越嚴重，生活成本、生產成本越來越高。這時候企業開始向成本更低的地區進行轉移，導致經濟開始向其他地區擴散，部分人才也因不能負擔大城市昂貴的生活成本而向中小城市轉移。
逃離之難
逃離之後再逃回
逃離“北上廣”的浪潮還未散去，在二三線城市的年輕人又開始逃回“北上廣”。在一線城市工作過的人，雖然面臨著高昂的房價，無處不在的戶口歧視，但往往回到家鄉後無法適應城市間的巨大落差。
逃離？逃回？“北上廣”(北京、上海、廣州)或許是他們心中永遠的心結：欲走還留，糾結其中，離開之後又分外想念。一年前，他們無奈而又痛楚地離開了這些光芒萬丈的大都市，有人稱他們是“逃離北上廣”；而今，他們中的一些人又從二線城市殺回來了，仍帶著些無奈，還有那么一絲的痛楚，更多的是對夢想的堅持，對生活的期待。
《深圳晚報》7月15日報導，一年乃至更早以前，或主動或被動“逃離北上廣”的年輕人，在經歷了家鄉等二三線城市的事業挫折特別是“拼爹失敗”後，被迫返回北上廣。而同日《南方日報》的報導則介紹說，隨著內地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原先單向輸出的農民工已經出現顯著的回流趨勢，珠三角等地越來越頻繁的面臨“用工荒”；報導感慨，“當中國經濟成長全面擴散時，去沿海還是留內地，習慣漂泊異鄉的農民工開始用腳投票”。
小地方 靠拼爹
一年前，李涵還是一家廣告公司的策劃，在北京著名的加班集散地——金寶街上班。她笑稱，那個時候自己就是個“三無產品”——沒房子，沒車子，也沒男朋友。一天打交道說話最多的就是樓下趴活的計程車司機，“那個時候經常加班，加班到晚上11點是太平常的事了，出了公司大廈，趴活的司機一看是我，問也不問，就知道要把我拉到雙橋。”那時候，李涵和網上認識的一姑娘租住在雙橋的一個小區，兩個人租了個兩居室，一大間，一小間。大房1000元，小房800元，“那姑娘說真的我都不知道做什麼工作的，反正每天我們倆碰不上面，我晚上回去，人家都睡了，周末就是呆在房間裡一頓狂睡，睡個天昏地暗。” 李涵說，其實她一開始沒覺得這種生活有什麼不妥，年輕人不就應該奮鬥嘛！但是每逢節假日的時候，特別是給父母打電話的時候，她那種漂著的感覺特別明顯，“嘴裡說著自己過得很好，但是經常說著說著就哭起來了。”
“房子買不起，像我這種沒戶口的還要有連續的納稅證明，那就得保證一刻都不能清閒，不能隨便跳槽，一旦跳槽銜接不好，連續的納稅證明就沒有了，連車子也買不了，工作這么累，談戀愛的工夫都沒有。”經常是掛了電話後，李涵已是滿臉淚水。父母在那頭就勸她回去，她一開始嘴很硬：“不回，不回，不混出個樣子來，我就不回。”她忘不了當年考上北京某高校時，多少鄉親以她為驕傲：“那閨女中，以後就是北京人了！”
促使李涵最終逃離北京的導火線是房東，“當時房東非要漲房租，一個房間就要漲500元，談判了幾次，根本壓不下價來，突然就有一種要露宿街頭的感覺。”恰好當時有個高中同學在郵件中告訴她，鄭州的一個事業單位正在招人，讓她趕緊報名。
一開始，父母並不知道李涵已經辭掉了北京的工作。當李涵告訴父母自己已在鄭州一個事業單位上班時，父母才恍然大悟：“閨女回來了，鄭州也行啊，也是個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鄭州生活就這樣開始了，她也以為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給鄭州這個城市了。她甚至開始去相親，“高中同學好多在鄭州，不少結婚了，有的還有了孩子，我算比較落後的了，同學們很熱心，介紹了幾個，我都去見了。”然而接下來在這個事業單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個月會發一些補貼，雖然不多，但是在鄭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個新人剛去沒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無意中卻得知和我一起進單位的另一個女孩有，同事說，因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業單位的領導。”
同事張大姐勸李涵這些都要看得開，畢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關係，“有人罩著，那自然好辦事，大樹底下好乘涼嘛。”李涵也才明白，當時她選擇逃離北京的時候，就有人說： 小地方，要靠爹！這個張大姐還告訴她， 每到年底的時候，大家都會排著隊地到領導家送禮呢，“不送禮，有時候工作都會保不住的，這叫怎么回事啊。”
來自河南農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親不過是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莊稼人，在鄭州不能給她構建什麼關係網，“這種感覺很不一樣，北京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會有回報，公司的薪酬獎勵很明確，多勞就會多得，不會有這些彎彎繞，這些彎彎繞，我還真玩不好。”
從那開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鄭州來乾什麼？夜深人靜，李涵心中的兩個人總是在打架，一方是北京，一方是鄭州。幾番回合下來，李涵還是決定離開鄭州，重返北京，“也考慮過去上海，畢竟那也是廣告公司聚集的地方，後來想了想，還是覺得北京更為熟悉。”
回到北京，並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東家已經沒有空缺職位，“先回來就是勝利嘛，我戰勝了自己，我覺得自己不會再選擇逃避，在北京，我相信什麼都會有的，我不會再是個三無產品。”
媒體評論
故鄉是每一個人永久的思念，但也是永遠都回不去的地方。逃離北上廣回到家鄉，父母送上安慰，朋友給與鼓勵，會讓人感到無比的溫暖，但很快，現實將會把人激醒。由於眼界和觀念的不同，你會發現自己和周圍的環境以及人格格不入；如果沒有關係，沒有後門，你會發現找個理想的工作真的很難；假如你去找工作，你會發現有編制的單位很難進，而沒編制的工作又很少。
工作機會少，幹事要拼爹，觀念不合拍，讓不少“逃離北上廣”的人身在故鄉為異客，自己的逃離之地反倒更覺親切。於是，很多人帶著無限的失望再次回到那個他們內心有些“恐懼”的地方，重新來過。大城市相對的公平，更多的機會，給了他們一個回歸的理由，儘管這看起來像自我安慰。
逃離有逃離的無奈，回來有回來的苦楚。逃離或者逃回都是個人的選擇，但他們奔波的足印，留下了這一代人的生存軌跡。他鄉無法融入，故鄉無法接納，身在何處都是客，這不是一個人的悲劇，而是時代的悲劇。
誰喜歡漂泊，誰不愛家鄉，但發展的不平衡，機會的不均等，不背井離鄉，外出闖蕩，就只能困守貧寒，去當“窮二代”。誰喜歡飄泊不定，誰不渴望家的溫暖，但自閉的城市，瘋長的房價，讓白手拼搏的人看不到希望的明天。
逃離也罷，逃回也好，心安之處是故鄉。但要心安，不能僅靠個人的奮鬥和修養，還要靠社會創造條件，給予呵護。馮唐易老，青春易逝，不能讓理想的青年和青年的理想如南飛的烏鵲，繞樹三匝，無枝可依。 網路熱詞
逃離北上廣，被媒體評為2010年房地產十大熱詞之一 ，這看似是一個和房地產無關的辭彙，但是它是由高房價帶來的副產品。逃離北上廣折射出一種對於理想與現實的無奈與悲涼。
逃離北上廣，路又在何方？
曾是廣大年輕一代首選的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樓價高漲、交通堵塞、生活壓力加劇，愈來愈多的白領選擇離開，去二三線城市打拚，卻失望地發現，那裡樓價漲了，空氣污染了，塞車也成家常便飯了，“城市病”在這些中小城市正迅速複製。在城市化的大潮下，何處才可安放青春？
在一些資源、機會、公共服務完全不能與大城市同日而語的二、三線城市，這些年輕人真的能夠逃向幸福與美好嗎？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指出：回到家鄉，由於父母無權無勢，更是死路一條。中小城市的生活成本其實並不低，別看物價低，辦個廠天天有人來你這兒整點油水。一線城市相對來說給人一種公平的感覺，大家做事一般都能按規定辦事，而在小地方辦個屁大點的事都要托關係走後門還要送禮。
資源分配的失衡，中小城市的官僚、人情與僵化的體制，早就決定了一個年輕人的前途。在中國各種資源分布都極不平衡的現實下，我們似乎也可以預料到逃離北上廣之後的結果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