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暴政下的極權鬼影——漫談《一九八四》
（兼談我對世界現狀與未來的若干看法）
“如果存在著希望的話，”溫斯頓寫道，“它就在無產大眾身上。”
————————《一九八四》第七章
黔進派
2007年2月6日
《一九八四》是喬治•奧威爾最後的也最為嘔心瀝血的一部作品，這樣說並不過分。為他寫傳記的傑弗里•邁耶斯指出，奧威爾“近乎瘋狂的強迫性工作衝突”大大加劇了其身體的衰弱，而他嚴重的病體又使奧威爾有可能將微妙的內心體驗與獨特的悲苦感賦予這部作品。1948年11月，《一九八四》終於寫成，它的作者卻在14個月後死於肺結核內出血；而《一九八四》（1949年6月出版）卻取得了巨大影響。直到今天，它仍是最著名的社會政治寓言小說之一。
《一九八四》與《動物莊園》同樣使這位英國左翼作家聞名於世，並且都試圖頌揚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共產主義價值理念。但較之於《動物莊園》，《一九八四》不僅篇幅更長，且它的寓意、結構與政治邏輯也更為複雜；在文法上熔虛構、諷刺、誇張、插敘為一爐，通過真實的人——而不是卡通動物——的行為、樣貌、神情、言談展現人物形象，奧威爾獨具特色的敘事風格，以及他對人物內心刻畫之深刻細膩，令人驚嘆不已。[1]
《一九八四》何以謂此題名？ 有人說，因為它寫的是1984年的人類社會（相對於此書寫作時，這是關於未來的社會科幻小說），從《一九八四》實際內容來看，這說法是對的。也有人說，對此不能望文生義，“1984”只不過是寫作時間“1948年”後兩位數換了個位，這個題目的命名不過是個文字遊戲，與真實時間無關，這說法既對又不對！為什麼呢？
《一九八四》所構造的未來，是一個“黨”統治無產大眾、對神秘而又無所不在的“老大哥”頂禮膜拜的極權主義等級社會。為了保證黨及其所有教義永遠正確，所有檔案、統計數據甚至老大哥的所有講話都要不停地篡改、刪除、偽造，以至於需要“雙重思想”，即：“一個人的腦子裡同時具有兩種相互矛盾的信念，而且兩種都接受”（P197）。“例如，如果歐亞國或東亞國（不管會是哪一國）是當今的敵國的話，那么這個國家一定永遠都是敵國。如果存在著與此矛盾的其他事實，那些事實就必須被篡改，因此歷史一直處於被重寫之中”（P196）。“一切都腿色成了一個影子世界，到了最後，甚至年份也變成不確定的了”（P41）。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在第一次寫日記時甚至對今年“是不是1984年完全沒有把握，……如今在確定某一年的時候沒有一兩年的誤差是不可能的”（P10），這並不奇怪，溫斯頓供職的“真理部”恰恰是所有偽造謊言的生產者，他是成千上萬偽造工作者之一，每天都從事偽造。另外，為滿足“英社”（“英國社會主義”）原則——極權專制統治的需要，簡約、晦澀的“新話”將代替“舊話”（標準英語）成為官方語言。將“舊話”譯為“新話”，意味著毀掉大段原文、以意思相反的幾句話代之。“莎士比亞、彌爾頓、斯威夫特、拜倫、狄更斯及其他作家的作品因此正處於被翻譯之中。當這項工作完成後，他們原先的作品及留下來的其他文學作品都會被銷毀”（P290）。這個社會顛倒黑白，蓄意混淆事實：“真理部”負責偽造，“和平部”指揮打仗，“仁愛部”實行迫害和拷打，“富足部”保證大眾貧困和飢餓；“真理部”大樓正面鐫刻著大字：“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P7）。當溫斯頓覺醒了並且對社會解放的信念達到最高點時，卻慘遭迫害，最後成為極權統治的犧牲品。
如果說《一九八四》中充滿了荒誕不經的悖論，那么“一九八四”這個題目本身就是一個荒誕不經的悖論。在震驚之餘，更耐人尋味的是這樣的未來究竟具有什麼樣的社會性質？它有多大的現實可能性？在《一九八四》的黯淡陰霾下，無產大眾能否且何以為自己開闢另一種可能？本文將逐一探討這些問題。
一、資本暴政與極權主義
喬治•奧威爾並不是在空曠無垠的沙漠裡寫作的。當他寫作《一九八四》時，正處於二次大戰剛結束不久的英國。當時不僅英國，而且整個歐洲大陸都處於普遍衰敗的氣象中。戰後英國物資比戰時還要匱乏，麵包在1946年6月首次實行配給。1948年10月，奧威爾對資本主義英國評論道：“從物質上說，一般英國人跟三年前比起來大概過得更糟糕了。住房條件極差，食物雖然不是真的不夠，但單調得難以忍受。香菸、啤酒和蔬菜那樣不實行配給的食物價格高得離譜，衣料配給越來越緊張。”[2]小說中的溫斯頓則抱怨說：“房間裡暖氣供應不足，捷運擁擠，房屋搖搖欲墜，麵包是黑乎乎的，茶葉成了稀缺之物，咖啡嘗起來像是髒東西，香菸供應不足——除了合成的杜松子酒什麼都不便宜，什麼都缺乏。缺乏舒適感，到處是灰塵，物資不足，冗長的冬季，黏糊糊的襪子，從來不開的電梯，冰冷的水，粗砂般的肥皂，散落開來的香菸，出奇難吃的食物。”（P57）
總體來說，《一九八四》以極端誇張的手法在不同層面上寓言化了納粹德國、史達林蘇聯與20世紀40年代的倫敦。[color=Red]就社會文化和精神氛圍來看，《一九八四》影射的是極端異化了的資本主義社會。“真理部”用自動化機器批量生產報導罪案和占星學的垃圾報紙，渲染暴力的小說和充斥著性的電影，以及最粗俗的色情作品，並且將這些東西源源不斷地提供給普羅大眾。而在街頭，民眾為了猜測彩票爭論得臉紅脖子粗，“每周都會抽出巨獎的彩票是民眾唯一真正關注的事……有一類人就單單靠賣中獎秘笈、預報及幸運符為生”（P80）。溫斯頓所在的“倫敦的犯罪率極高，有一個充斥著小偷、強盜、妓女、毒品小販和形形色色騙子的小天地”（P68）。這樣一種社會生態恰恰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典型的整體精神特徵，但這卻不可能發生在工人國家——儘管20世紀的工人國家都有官僚弊病——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迅速崛起的蘇聯，而在二次大戰後，蘇聯的社會重建也大大快於資本主義歐洲；在50年代初，蘇聯創造了世界上最高的經濟成長率。我們可以看到奧威爾筆下的《一九八四》描寫的恰恰相反：是一個“什麼都不便宜，什麼都缺乏”的社會。[/color]二次大戰給歐洲無產者帶來了深重危機，在法國和義大利，有產階級一度受到社會革命的現實威脅，整個歐洲都瀰漫著強烈的不滿情緒。正因如此，極端自私的美國資產階級才“慷慨地”把數百億美元砸進歐洲，它只不過擔心鄰居家起火、被蘇聯“赤化”。
就社會的政治特點來看，奧威爾充分雜糅了法西斯國家和史達林主義。很顯然，“老大哥”暗指史達林，“兄弟會”寓意第四國際左翼反對派，“戈斯坦因”影射托洛茨基。此外，冗員低效、結構森嚴的官僚行政機構，蘇聯的黨內大清洗，大規模地系統地偽造歷史，對文化科學的摧殘（這一點在納粹德國恐怕更典型），被奧威爾式地誇大了，以至於這些現象極盡醜陋。實際上，根據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的思想邏輯（後面我將作分析），上述這些同樣可能發生在一個極端異化了的資本主義社會。在納粹德國，同樣存在過瘋狂的個人崇拜，存在著——而且是更大範圍（針對左翼分子和猶太人）的大清洗大屠殺，第四國際團結了德國左翼反對派流亡者，與“老大哥”（希特勒）政權鬥爭。更重要的是，判斷甲事物是否屬於A性質，並不只是看甲身上具有A的某些現象，更應看甲有沒有A排斥的某些現象。《一九八四》中的社會，不僅具有工人國家不可能有的社會普遍頹廢（如前所述），而且它依賴連綿不斷的戰爭來消費社會剩餘產品，更使戰爭狂熱與特務精神深入青少年意識中——這決不可能是工人國家，而是三四十年代德國、日本的放大寫照。戰爭對於資本主義體系來說是必需的，因為只有消滅大量物資從而保證廣大勞動者的貧困，才能維持一定的平均利潤率。而在工人國家，不管執政的官僚集團如何主觀構想，戰爭對於國有計畫經濟的肌體都是一個惡性腫瘤。不是什麼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主義，而是二次大戰，使美國資本得以復甦；也正是軍備競賽促進了戰後歐美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戰後日本的資本經濟起飛始於韓戰軍需供應。恰好相反的是，龐大的軍費開支是蘇聯陣營的國有計畫經濟崩潰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九八四》世界只剩下大洋國、歐亞國、東亞國三個國家。在經歷過1950年代的核戰爭後，三國保持大體上的力量均勢；為了搶奪包括亞洲、非洲部分地區的一片廣大爭議地區（意味著數億廉價勞動力和豐富的自然資源），三國烽火不斷，國境線因而不停地變動，但各國中心區域從未被侵犯過。戰爭成為一種精心維持的政策，並被賦予了最瘋狂的意義。奧威爾特別珍視《一九八四》中的那段理論部分[3]，在那裡，奧威爾論證了戰爭如何維持長久的極權統治：
1、戰爭與軍備生產使廣大勞動民眾貧困，而“普遍的物資匱乏能夠增加小小特權的重要性，因此能夠使不同集團之間的差別更為明顯”（P177）。
2、戰爭狀態使高度集權成為必需。（P177—P178）
3、暴力機器的強化使統治者免受其它強權或國內造反民眾的侵害。而通過控制貨物產量的辦法——奧威爾認為實際上1920至1940年代大體如此——則無法避免軍事弱化和無產者起義。“問題在於怎樣使工業的車輪繼續轉動，而又不增加世界上的財富。……在實踐中，只能通過不斷的戰爭才能達到這個目標”（P176—P177）。
4、戰爭產生了“恐懼、仇恨、無限敬仰和欣喜如狂”（P178），統治者（“黨員”）必須具有這些心理，這成為極權社會的“感情基礎”。
5、混亂的價值觀（“雙重思想”）必定導致效率缺乏。奧威爾形象地說，在哲學和政治上，二加二可能會等於五，但在設計槍枝時，二加二必須等於四。可見現代化戰爭能讓人——且限定在少數精英之內——保持理智，“它可能是使理智得以保持的所有措施中最重要的”（P183）。
這樣看來，這個靠戰爭維持的社會似乎是可以在理論上存在的了，但這樣一來它似乎與資本本身毫無關係，而只是一種政治統治方法了，即“純粹的”極權主義了。奧威爾似乎既敵視資本主義國家的極權主義（例如納粹德國），又以同樣立場敵視工人國家的“極權主義”（例如歷史上蘇聯的史達林主義特徵[4]）。事實上的確如此；但奧威爾還把當時的蘇聯看作了一個有產國家，將工人國家的官僚層視為一個新有產集團。因此，即便從作者主觀願望來說，《一九八四》的攻擊對象仍然是有產秩序。不過，這個看法是錯誤的。很快我將會提到這一點。
如果說《一九八四》有一個最大缺陷，我認為在於缺乏現實希望的火光，奧威爾表達了對無產者革命的信念，卻太少談及具體鬥爭（不過有一處寫道，溫斯頓在監獄裡發現普通民眾囚犯通常會勇猛地公開抗議，喊叫聲甚至超過了專制者的訓話，他們通常能以此爭取到一些具體利益，這是書中唯一一個活的閃光點）。甚至奧威爾實際上否認了社會革命的可能性，他這樣寫道：“具體的造反行為或者任何造反的鋪墊行為在目前都是不可能的”（P194），這恰好與他已表達了的革命信念是矛盾的。《一九八四》的自相矛盾與諸種缺陷，並非偶然，而是與上述對極權主義的錯誤看法及他所處的社會地位、時代環境密切相關。
《一九八四》只不過是一部社會科幻小說，它卻向世人呈現出一片關於未來的兇險幻象，以此提出“世界向何處去？”的疑問。那么，《一九八四》的意象與邏輯究竟有多大的現實性呢？
二、《一九八四》的現實性
《一九八四》是這樣構想的：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世界革命推翻了傳統資本主義，私有財產被消滅了；但社會仍分為上、中、下三個階層，上層即“黨”——成為新的有產集團；財富和特權是被黨作為集體占有的，黨擁有國家的一切，但作為單獨個體的黨員只有很少的個人財產，甚至生活儉樸。
這種觀點並不獨特，這是當時國際共運對蘇聯的一種流行看法，可稱之為“官僚集產主義說”，類似於認為蘇聯是“國家資本主義”。這種觀點也並不玄乎，它將資本抽象為物質財富與特權，完全“忘了”馬克思最基本的著名論點“資本是生產關係，而不是物”[5]。結果，奧威爾跟我們開了一個荒謬的玩笑：構想一個極端專權的統治集團，它不僅以集體名義壟斷一切生產資料，而且僅僅靠對純粹權力的渴望與無所不知的智慧（這體現在奧布蘭身上，這位思想警察被認為是戈斯坦因“那本書”的撰寫人之一），這個專權集團還控制了生產關係和生產力。這樣一來，主觀支配了客觀，思想奴役著現實，觀念統治歷史。既然如此，既然連社會發展規律也盡在特權集團的股掌玩弄中，那么客觀歷史本身就毫無必要性了，顯然這個邏輯再推下去就陷入庸俗的泥潭了。在歷史唯心論基礎上，奧威爾對階級鬥爭的構想是蒼白的。《一九八四》中寫道：“大眾從來不會自發地造反，他們也從來不會僅僅因為受到壓迫就造反。確實，只要不讓他們掌握作為比較的標準，他們就甚至永遠不會意識到他們在受著壓迫”（P191），這是《一九八四》的典型觀點。但這種觀點甚至不能拿來解釋奴隸社會，因為它完全顛覆了階級統治“穩態”下的大眾思維習慣。大眾之所以對現狀不滿乃至起義，恰好與過去如何無關，而是因為對現在生活狀況的直覺糟糕；至於歷史上究竟如何，恐怕絕大多數被壓迫者本來就不清楚，也沒有興趣、沒有精力、沒有時間去了解。奧威爾當真以為通過歷史學教育和文化控制就能有效抑制民眾造反，卻不明白無產者的革命覺悟恰恰源於最樸實的日常生活體驗！因此，奧威爾雖然通過溫斯頓提出“希望在無產大眾中”，而在這個論斷背後卻是萬丈深淵，再前進一步，就跳進“觀念統治歷史”的黑洞裡去了。（順便一提，《一九八四》後面部分中奧布蘭與溫斯頓有一大段拙劣而無聊的對話，純屬“雞同鴨講”，奧威爾這樣處理文章結構與他的半唯心主義有關）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剝奪了資本和有產階級，建立起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工人國家。1920年代後期，官僚專權取代了蘇維埃民主[6]。托洛茨基指出，蘇聯是官僚變態的工人國家，它需要一個政治革命而非社會革命，來清除波拿巴式獨裁、改良計畫經濟。官僚集團外在於生產關係，因而沒有獨立的前途，它要么被工人階級推翻，這得經歷一場政治革命；它要么重建資本，將自身異化為有產階級，這得經歷一場資產階級反革命，必定伴隨著生產關係大變遷與暴烈的階級鬥爭。20世紀30年代，德國、美國、西班牙、法國的革命工運先後受到大挫敗（奧威爾親歷了西班牙革命[7]），在國際共運中引起了悲觀、苦悶以及對莫斯科的怨恨（因為與蘇聯、共產國際有很大關係）；30年代末、40年代初，一些具體問題促使國際共運隊伍首次拋出“蘇聯國家資本主義說”，由此造成第四國際一次不小的政治和組織分裂，這正是前述情緒在現實運動中的反映。二次大戰後期及其後，普遍的革命形勢與半死不活的膠著狀態在歐洲並存。視蘇聯為“國家資本主義”或“官僚集產主義”的理論第二次活躍起來，最終造成了第四國際運動在1953年的大分裂，甚至成為國際史達林主義分裂的某種因素[8]。
《一九八四》正是國際共運的消極情緒在文化領域的一次聚焦，同時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典型的左翼知識分子的投影：他既在理論上堅信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性，卻又不了解革命的真實性與現實性（正如他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中所表現的，在巴塞隆納工人革命到來的時候他甚至沒有意識到究竟在發生什麼[9]）。正由於如此，奧威爾構想了《一九八四》，並通過他尤為珍視的那段理論見解試圖撐起《一九八四》社會的“現實性”——即認為極權統治可能長久地支配全世界。
正如我上述所分析的，這種意圖上的“現實性”是唯心的虛構。歷史證明了托洛茨基的理論判斷：儘管生產力不斷發展、官僚專權並未減弱，但工人國家仍發生過大規模工人鬥爭乃至工人革命[10]，這些鬥爭都失敗了；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蘇東中陣營經過大規模反革命暴力，才真地蛻變為有產國家。
為了充分考慮《一九八四》的現實性——在什麼方面不可能，在什麼方面真有可能且已存在過或存在著，現在我嘗試從資本自身規律來探討。按原文所述，《一九八四》依據的是“寡頭團隊精神”，它是從對極權政治的關注中提出的，並且自以為寡頭極權能擺布生產關係和生產力。其實這種極權統治很像19世紀後期、20世紀初期第二國際機會主義（以考茨基為代表）的“超帝國主義論”社會假想，但後一種胡扯卻要高明那么一點點，因為它建立在社會經濟分析上。“超帝國主義論”是在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的大時代中提出的，它認為資本有可能最終集中到一個壟斷組織手上，“由實行國際聯合的金融資本共同剝削世界”，這使資本之間的和平成為可能（請注意《一九八四》並不排斥類似和平，小說中的戰爭的根本意義只是為了消磨財富，參見P173—P178），而帝國主義僅僅是資產階級願意實行的一種“政策”。對此，列寧猛烈抨擊之——他提醒我們正視現實，而事實上直至今日仍是如此——“從自由竟爭中成長起來的壟斷並不消除競爭，而是凌駕於競爭之上，與之並存，因而產生許多特別尖銳特別劇烈的矛盾、摩擦和衝突。……請把考茨基關於‘和平的’超帝國主義那種愚蠢可笑的胡說，拿來同經濟政治條件極不相同、各國發展速度等等極不一致、各帝國主義國家間存在著瘋狂鬥爭的實際情形比較一下吧。”[11]列寧的這一論述在晚期資本主義的今天具有空前重要的意義：在21世紀初期的資本主義世界裡，跨國公司像羅馬教皇一樣，不但在“華盛頓共識”下通過WTO、IMF、WB及國家暴力日益操縱一切財富，而且把“資本（吃人）自由”的教條奉為圭皋；但壟斷並不排斥競爭，而是使競爭更富有爆炸性和毀滅性，這樣，任何平衡世界各處經濟的企圖就純粹是異想天開了。現代資本為利潤率進行的鬥爭，決定了壟斷與競爭、飛快發展與停滯倒退並存的局面無法通過它自身改變，甚至廣義上的社會反抗只要不具有剝奪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性質就會成為資本主義存在的一個必要條件。
至此可見，無論是在剷除了有產階級的工人國家，還是在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都不可能出現極權統治長久支配全世界的局面。但是，《一九八四》中的極權因素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作為一種趨勢卻具有顯而易見的現實性，這部小說嚴厲地提出對資本暴政的警告，這是《一九八四》的真正值得肯定之處。
《一九八四》的作者親身經歷了悲劇性的資產階級反革命（西班牙）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很清楚資本暴政的罪行。奧威爾並沒有什麼天才預言，他只不過是把當時已發生過並且（極具諷刺性地）正在發生的資本極權趨勢戲劇化地放大了。當時資產階級正在傳播著“恐共”的精神瘟疫，尤以美國麥卡錫主義為代表；實際上從20世紀20年代直至今天，法西斯運動從未被真正遏制，反而在資本的哺育下或隱蔽或公開地表現出來。在奧威爾身後的時代里，資本的極權傾向不但顯著地表現在許多不發達地區，典型的諸如韓國、菲律賓、印尼、伊拉克、利比亞、智利，而且也一直存在於發達地區。20世紀八、九十年代蘇東中陣營的瓦解、復辟意味著工人國家的“極權主義”[12]的歷史終結，同時也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推波助瀾，在資本自由的狂歡下戰爭機器卻發出了歇斯底里的轟鳴（請想想最近二十年里以“自由”名義發動的一連串戰爭吧，喬治•W•布希更是宣稱正在進行第三次世界大戰（B））；另一方面，被全球競爭巨浪衝垮的小資產者、失業者和遊民，以絕望、幻滅和狂熱的衝動與資本防範“暴民”的需要達成共謀，局部的災難性的法西斯政變有可能發生在當今資本主義的某些心臟地帶。這是不是危言聳聽？看看美國就知道了：神權專制若隱若現，反議會民主的極右活動暗流洶湧，且從未停止過[13]；在歐洲，資本極權勢力近幾年異軍突起，最明顯的是在法國和義大利（B）。在這種情況下，靠代議制民主吃飯的那幫“民主事務員”包括議員、律師、記者、專家學者和“進步教授”們，他們或者老老實實地擁護資本暴政極權，如哈耶克、弗里德曼，或者保守殘缺地討飯吃、混地位，出賣靈魂，幫助資本欺騙大眾，附和著《一九八四》哭哭啼啼地聲討極權主義（但不要真的以為他們會“哭哭啼啼”，實際上只要不侵害到他們利益，他們就不會真正地掉下哪怕半滴眼淚）。除外，他們別無選擇餘地。《一九八四》以極富黑色幽默的文學手法諷刺資本暴政下的極權主義，向世人敲響警鐘，無怪乎引起部分資產階級的仇視。有人在1965—1982年的美國做了六次全國調查 ，歸納出30本最有爭議的書，其中《一九八四》名列第五；此書被認為是“受審查次數最多的書”之一。
不過，總有另一部分資產階級在歡呼《一九八四》對“極權俄羅斯”的影射。但是，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到處飄蕩的《一九八四》鬼影，對於《一九八四》那句多次出現的幽靈般的話“如果存在著希望的話，它就在無產大眾身上”，一切資產階級及其衛道士都會從脊梁骨里感到顫慄！
三、要么工人革命，要么資本暴政
一位中國詩人曾寫道：“黑暗給了我一雙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美國現實主義作家傑克•倫敦曾寫了一個絕境下的人如何克服重重艱險掙扎求生，最終存活了下來，作品卻命題為“熱愛生命”。同樣，《一九八四》對極權統治的最大化描寫，對溫斯頓抗爭、覺悟以及被迫害、不幸地最終屈服的悲劇性敘事，反倒更激起普羅讀者對平等自由社會的渴求。
在21世紀初的資本主義世界——如果說與奧威爾所在的時代有何不同，那就是現今的各種不平衡與各種矛盾更尖銳了——《一九八四》的現實性更大了。自20世紀7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來，資本夾帶著硝煙味日益張狂地向勞動大眾發動了名曰“全球化”的世界大戰，而反全球化運動從1999年開始日益壯大至今，已達成了“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不容一切變買賣”等共識。
但我以為這些共識沒多大機智。它只不過是用某種形式把一百多年前就有的各種反資本主義（甚至只是反新自由主義）思潮召集起來而已。最最要命的問題不是建設什麼樣的民主平等社會，而是通過什麼手段到達民主平等社會。直截了當地說，只有通過無產者革命建立工人民主政權，剝奪私有產權和有產階級，只有通過這種共產主義革命在世界舞台尤其是在最已開發國家的完成，才能到達民主平等社會。21世紀共產主義革命的領袖仍然是產業工人階級，這已被無數最新理論所證明[14]。能否構想不剝奪私有產權的某種民主平等國家（例如公私混合經濟，限制資本等）？歷史的回答是：這由不得你構想，資本是一種客觀因素，在你自以為通過“制度設計”“控制”了它的時候，恰恰是國際資本依靠其自身的不平衡狀態進行自我調整以便努力延壽之時，潛在的極權趨勢並沒有被排斥。二十世紀下半葉的資本主義世界正是如此。在戰後經濟危機與革命形勢、尤其是1968年歐洲革命浪潮的壓力下，歐美日等已開發國家普遍提高了國有化和社會福利水平；另一方面國際資本在一些落後國家則極力維持著真正的極權統治，以便推行資本自由化；而當資本盈利陷入困難時，資本自由化的瘟疫又回過頭來開始向歐美日等已開發國家蔓延。在現今資本主義世界，無論是歐洲的社民黨政府還是日本的自民黨政府，無論是美國的共和黨政府（民主黨政府也一樣）還是英國的工黨政府，無論是東亞某國的“特色社會主義”政府還是拉美的紅得發紫的左翼政府，都在不遺餘力地推進資本自由化，為有產階級（包括國家自身）搶劫勞動者的財產。說到底，不管代議制民主，還是法西斯專制，或是“參與制民主”及其它花哨玩意，都可以成為某一部分資本的政治外殼；資本有能力給自己換馬甲，馬甲卻不可能反過來控制資本。左翼工運領導支持資本的“民主馬甲”去反對它的“極權馬甲”，只有一個實質：幫助資本欺騙無產者。
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資本將再次扶植起大規模的法西斯極權運動，但恰恰不會出現《一九八四》那樣的百分之百極權統治，這是資本發展極度不平衡的特點決定的；從社會角度來說，資本需要一個以保證私有產權為限的“中間結構”將形形色色的左右反對派凝聚起來（我所謂“中間結構”是指種種“溫和的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和小資社會主義、左翼機會主義等等），以便維持資本暴政、為極權統治打掩護。這個“中間結構”與極權統治以同等重要性保證資本再生產過程，其實這要比《一九八四》的統治方式更狡猾也更折磨人。我們還可以預見，在社民主義和史達林主義崩潰後的今天，反全球化運動不會那么快消退，其大多數流派有可能將成為新的“中間結構”，即資本暴政的緩衝器和保險閥。
歸根到底，“另一個世界”的通途只有在資本的對立面才能找到，要解放被資本壓迫著的勞動，惟有以工人革命專政推翻有產統治，並促使“革命全球化”。要達到這個目的，無產先鋒分子必須徹徹底底地打破一切有產偏見及全部政治幻想的束縛，不與任何“妥協”“折衷”“模糊戰術”拉拉扯扯，旗幟鮮明地堅持無產階級獨立立場。這種精神氣魄與到反全球化運動或其它社會運動中“擴大影響、謀求共識”的價值理念恰好相反，因為前者更需要敏銳的洞察力與相當的政治勇氣。在某種程度上，革命工人先鋒隊的鍛造遠比托派總統候選人拉選票要困難，多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黑鍋，也染得主流國際托派運動一身的機會主義病，幸而舊的“中間結構”氣數已盡。展望未來，形勢不容樂觀：資本暴政極權正磨刀霍霍，國際共運整體低潮；但是，在新一代倍倍爾和新一代艾伯特之間還藏著我們的機會[15]。
在20世紀80年代資本的新一輪歷史性出征之際，在《一九八四》作者的故鄉，有產鐵娘子柴契爾首相以縮寫字母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re，別無選擇）來表明她對新自由主義的態度[16]（這正好是對那部諷刺藝術顛峰之作的反諷刺）。
我們則回答說：
要以工人革命打倒資本暴政，除外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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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閱讀的《一九八四》版本信息：
譯者：孫仲旭
南京•譯林出版社
2002年5月第1版
ISBN 7-80657-226-0/Ⅰ•198
[b]*本文直接援引中譯本里的話，並在引用後的括弧里標記頁數[/b]
除《一九八四》，本文還參考了：
傑弗里•邁耶斯：《奧威爾傳》（以下注釋資料中來自本書的簡記為A）
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反資本主義宣言》（有涉及處直接在文中標記B）
注釋部分：
[1]關於《動物莊園》，見黔進派：《寓言不能代替歷史》：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173066
[2]《工黨執政後的三年》，《奧威爾全集》（A）
[3]即《寡頭團隊精神的理論和實踐》。1949年3月奧威爾冒著損失4萬美元的風險，拒絕了美國每月讀書會要求出版時刪去這部分及關於“新話”的附錄的提議。而每月讀書會考慮到奧威爾當時很高的文壇名望，為了贏利只好不刪節出版，頭兩次印了54萬冊，結果一售而空。（A）
[4]這裡之所以給極權主義打雙引號是要指出：官僚專權統治並非社會主義革命的先天性疾病，在列寧主義時期，蘇聯曾有廣泛的民主自由。參見日本人藤井一行原著、“異教徒”網友整理的《早期蘇維埃的自由》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148588
[5]馬克思曾舉了個例，說一個歐洲資本主義農場主聽說澳洲水草豐美，就帶著自己的生產資料和工人到了那裡，想發一筆大財，可是到那裡後那些工人卻發現獨立耕種也有利可圖，結果都各自去種地了，那個農場主的發財夢落了空——他的真正失誤在於沒有將資本這種生產關係也帶到澳洲。
[6]早期蘇聯有真正的無產階級民主自由，參見注釋[4]。
[7]參見黔進派：《向奧威爾們致敬——讀<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後記》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167029
[8]在60年代初的中蘇論戰，中共首次公開認定蘇聯已國家資本主義化，毛澤東曾經在1965年1月曾指出官僚是新的有產階級；無獨有偶，南斯拉夫的德熱拉斯也認為官僚構成了一種有產階級，見其著作《新階級》。
[9]見注釋[7]。
[10]1956年在匈牙利、1966至1967年在中國上海都發生過“準工人革命”，在六七十年代蘇聯曾發生過大規模的工廠工人鬥爭。戰後蘇聯的地下左翼工運從未停息過。
[11]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寫於1916年春天）第七章，單行本P78—P80，P87。
[12]見注釋[4]
[13]見天益馬版•國際神權政治討論專帖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166877
[14]見天益馬版•工人階級領導權理論專帖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163143
[15]根據張長海的看法，見天益馬版經典語錄帖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165791第44樓。
[16]蘇珊•喬治：《新自由主義簡史》，參見http://xinmiao.hk.st/trad/globalize/gl07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