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傳》

《譚嗣同傳》

譚君字復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縣人。譚嗣同亦足以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他才氣縱橫的一筆。更重要的是,《仁學》與譚嗣同之死交相輝映,構築著一個偉大的人格象徵,這,便是真正立足於中國大地的精神。

 

譚嗣同傳全文

     譚君字復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縣人。少倜儻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

《譚嗣同傳》 《譚嗣同傳》
任俠,善劍術。父繼洵,官湖北巡撫。幼喪母,為父專所虐,備極 孤孽苦,故操心危,慮患深,而德慧術智日增長焉。弱冠從軍新疆,游巡撫劉公錦棠幕府。劉大奇其才,將薦之於朝;會劉以養親去官,不果。自是十年,來往於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台灣各省,察視風土,物色豪傑。然終以巡撫君拘謹,不許遠遊,未能盡其四方之志也。
      自甲午戰事後,益發憤提倡新學,首在瀏陽設一學會,集同志講求磨礪,實為湖南全省新學之起點焉。時南海先生方倡強學會於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應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師,將以謁先生,而先生適歸廣東,不獲見。余方在京師強學會任 記纂之役,始與君相見,語以南海講學之宗旨,經世之條理,則感動大喜躍,自稱私淑弟子,自是學識更日益進。時和議初定,人人懷國恥,士氣稍振起。君則激昂慷慨,大聲疾呼。海內有志之士,睹其丰采,聞其言論,知其為非常人矣。以父命就官為候補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閉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群哲之心法, 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又時時至上海與同志商量學術,討論天下事,未嘗與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謂“作吏一年,無異入山”。
    時 陳公寶箴為湖南巡撫,其子三立輔之,慨然以湖南開化為己任。丁酉六月,黃君遵憲適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鑄又來督湘學。湖南紳士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等 蹈厲奮發,提倡桑梓,志士漸集於湘楚。陳公父子與前任學政江君標,乃謀大集豪傑於湖南,並力經營,為諸省之倡。於是聘余及口口口口口口口等為學堂教習,召口口口歸練兵。而君亦為陳公所敦促,即棄官歸,安置眷屬於其瀏陽之鄉,而獨留長沙,與群志士辦新政。於是湖南倡辦之事,若內河小輪船也,商辦礦務也,湘粵鐵路也,時務學堂也,武備學堂也,保衛局也,南學會也,皆君所 倡論擘畫者,而以南學會最為盛業。設會之意,將合南部諸省志士,聯為一氣,相與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從湖南一省辦起,蓋實兼學會與地方議會之規模焉。地方有事,公議而行,此議會之意也;每七日大集眾而講學,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此學會之意也。於時君實為學長,任演說之事。每會集者千數百人,君慷慨論天下事,聞者無不感動。故湖南全省風氣大開,君之功居多。
     今年四月,定國是之詔既下,君以學士徐公致靖薦被征。適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覲,奏對稱旨。皇上超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時號為軍機四卿。參預新政者,猶唐宋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職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後,不敢行其志。數月以來,皇上有所詢問,則令總理衙門傳旨,先生有所陳奏,則著之於所進呈書之中而已。自四卿入軍機,然後皇上與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銳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後及賊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變已起。君之始入京也,與言皇上無權西後阻撓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君擬旨,先遣內侍持 歷朝聖訓授君,傳上言康熙、乾隆、鹹豐三朝有開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諭中,蓋將以二十八日親往頤和園請命西後雲。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無權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鹹知懋勤殿之事,以為今日諭旨將下,而卒不下,於是益知西後與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遂賜衣帶詔,有“朕位幾不保,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之詔。君與康先生捧詔慟哭,而皇上手無 寸柄,無所為計。時諸將之中,惟袁世凱久使朝鮮,講中外之故,力主變法。君密奏請皇上結以恩遇,冀緩急或可救助,詞極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見袁世凱,特賞侍郎。初二日復召見。初三日夕,君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曠代之聖主也。”君曰:“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聞。”
     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仆而殺仆,可以得富貴也。”袁 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為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仆與足不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仆固願聞也。”君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 不世之業也。”袁曰:“若皇上於閱兵時疾馳入仆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仆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君曰:
“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榮賊並非推心待慰帥者。昔某公欲增慰帥兵,榮曰:
    ‘漢人未可假大兵權。’蓋向來不過籠絡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參劾慰帥一事,故乃榮之私人,榮遣其劾帥而已查辦,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寧夏知府,鏇升 寧夏道。此乃榮賊心計險極巧極之處,慰帥豈不知之?”君乃曰:“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仆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因相與言救上之條理甚詳。袁曰:“今營中槍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既定策,則仆須急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乃丁寧而去,時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復召見,聞亦奉有密詔雲。至初六日變遂發。時余方訪君寓,對坐榻上,有所擘劃,而抄捕南海館(康先生所居也)之報忽至,鏇聞垂簾之諭。君從容語余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為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 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余相見,勸東遊,且攜所著書
《譚嗣同傳》 《譚嗣同傳》
及詩文辭稿本數冊家書一篋托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君復與俠士謀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遊,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於難。君既系獄,題一詩於獄壁曰:“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蓋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斬於市,春秋三十有三。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神氣不少變。時軍機大臣剛毅監斬,君呼剛前曰:“吾有一言!”剛去不聽,乃從容就戮。嗚呼烈矣!
君資性絕特,於學無所不窺,而以日新為宗旨,故無所 沾滯;善能捨己從人,故其學日進。每十日不相見,則議論學識必有增長。少年曾為考據箋注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亦好談中國古兵法;三十歲以後,悉棄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歷史之學,皆有心得,又究心教宗。當君之與余初相見也,極推崇耶氏兼愛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聞南海先生所發明 《易》 《春秋》之義,窮大同太平之條理,體乾元統天之精意,則大服;又聞《華嚴》性海之說,而悟世界無量,現身無量,無人無我,無去無住,無垢無淨,舍救人外,更無他事之理;聞相宗識浪之說,而悟眾生根器無量,故說法無量,種種差別,與圓性無礙之理,則益大服。自是豁然貫通,能匯萬法為一,能衍一法為萬,無所 罣礙,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書。金陵有居士楊文會者,博覽教乘,熟於佛故,以流通經典為己任。君時時與之游,因得遍窺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學術宗旨,大端見於《仁學》一書,又散見於 與友人論學書中。所著書《仁學》之外,尚有《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蒼齋詩》二卷, 《遠遺堂集外文》一卷,《札記》一卷, 《興算學議》一卷,已刻 《思緯壹壷台短書》一卷, 《壯飛樓治事》十篇,《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四卷, 《劍經衍葛》一卷, 《印錄》一卷,並《仁學》皆藏於余處, 又政論數十篇見於 《湘報》者,乃與師友論學論事書數十篇。余將與君之石交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等共搜輯之,為《譚瀏陽遺集》若干卷,其《仁學》一書,先擇其稍平易者,附印《清議報》中,公諸世焉。君平生一無嗜好,持躬嚴整,面稜稜有秋肅之氣。無子女;妻李閏,為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
      論曰:復生之行誼磊落,轟天撼地,人人共知,是以不論;論其所學。自唐宋以後呫畢小儒,徇其一孔之論,以謗佛毀法,固不足道;而震旦末法流行,數百年來,宗門之人,耽樂小乘, 墮斷常見,龍象之才,罕有聞者。以為佛法皆清淨而已,寂滅而已。豈知大乘之法,悲智雙修,與孔子必仁且智之義,如兩爪之相印。惟智也,故知即世間即出世間,無所謂淨土;即人即我,無所謂眾生。世界之外無淨土,眾生之外無我,故惟有捨身以救眾生。佛說: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故即智即仁焉。既思救眾生矣,則必有救之之條理。故孔子治《春秋》,為大同小康之制, 千條萬緒,皆為世界也,為眾生也,舍此一大事,無他事也。 《華嚴》之菩薩行也,所謂誓不成佛也。 《春秋》三世之義,救過去之眾生與救現在之眾生,救現在之眾生與救將來之眾生,其法異而不異;救此土之眾生與救彼土之眾生,其法異而不異;救全世界之眾生與救一國之眾生,救一人之眾生,其法異而不異:此相宗之唯識也。因眾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說法不同,而實法無不同也。既無淨土矣,既無我矣,則無所希戀,無所罣礙,無所恐怖。夫淨土與我且不愛矣,復何有利害毀譽稱譏苦樂之可以動其心乎?故孔子言不憂不惑不懼,佛言大無畏,蓋即仁即智即勇焉。通乎此者,則遊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眾生。

譚嗣同與佛教

      中國歷史,有兩個人被譽為“佛學彗星”,一個是東晉時期鳩摩羅什的弟子僧肇,他只活了三十歲,但卻留下一部佛學經典之作《肇論》 ,奠定其在佛教史上不可撼動的地位;另一位是晚清的譚嗣同,他活了三十三歲,但卻賦佛學予現代的精神,如果說僧肇是“理論佛學”,那么譚嗣同卻為現代人開拓了“套用佛學”的領域,將佛法精神貫注於現實社會,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鎖居的圍牆,重現其剛健雄猛的精神。佛教不是圍簇於一堵紅牆之內,不是一片讓心靈逃亡的淨土,而是一種責任,一種不僅對於自己的生命,同時也對於他人生命的責任,這就是佛教的大乘精神。還記得人間的佛陀嗎?當他逃離王室,放棄權力與富貴之時,包納他那顆心的,是對生命無限的悲憫與愛。這種對眾生的悲憫與愛,就是責任。但是長期以來,號稱尊大乘的中國佛教,其實千百年來,卻多落於空談卻使人難以體察其大乘的精神,大乘的救度眾生成為無可實現的一紙空言。譚嗣同即生於中華大地千百年來未嘗經歷之嚴峻時刻,外辱內亂,蹂躪著流離失所的黎民蒼生,而此間此刻,佛法的悲憫的關懷,體現在哪些佛教徒身上呢?舉目所望,誠令人大失所望,若佛法只是一種心性上的象牙塔,而非體用於社會之改善,那么其鼓吹的平等無差別,勢必成為蒼白的字眼。譚嗣同正是於此種現狀下,揮舞佛學之劍,劈荊斬棘、勇往無前地開拓出一條指向社會人生的佛法之路。
譚嗣同的彗星之路,並不在於他短暫的三十三歲的生命,更令人驚嘆的是,他是直到生命的最後幾年進入佛學之殿堂。1896年,譚嗣同三十一歲,這年春於京城結識了吳雁舟、夏曾佑、吳季清等人,吳、夏諸人均為一代佛學名宿,譚嗣同由此而傾心於佛學;同年夏,在南京認識著名近代佛學家楊文會居士,從楊文會學佛。譚嗣同曾說道:“吳雁舟先生嘉瑞為余學佛第一導師,楊仁山先生為第二導師,乃大會於金陵,說甚深微妙之義,得未曾有。”譚嗣同雖學佛甚晚,然其為學根基極其厚實,早年所學駁雜博深,孔孟墨莊、理學心學、耶教科學等無所不窺,及至學佛,方才可以佛學統攝諸學問,漸漸以佛學為本,而引導其“仁學”之義理。譚嗣同學佛時間雖晚,然其以發宏願,以精進心而後來居上,雖然從楊文會學佛,總計不會一年有餘,而能遍覽三藏,尤其於法相、華嚴二宗最有心得。楊文會弟子,一代佛學宗師歐陽漸在回憶其師的文章中,列舉楊文會門下有大成就的佛學弟子,裒然首座者正是譚嗣同:“唯居士之規模弘廣,故門下多材。譚嗣同善華嚴,桂伯華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論,而唯識法相之學有章太炎、孫少侯、梅擷芸、李證剛、蒯若木、歐陽漸等,亦云伙矣。”
      佛學使譚嗣同學風丕然一變,然而早年所學,又使譚嗣同嘗試將佛學引導向社會之路,成為近代佛學變革的急先鋒。在學佛之前,譚嗣同以儒家為學,而以墨家為行;從年輕時代始,譚嗣同便崇尚重“行”的墨家,他在《仁學·自序》中寫道:“吾自少至壯……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矣。”在《與唐紱丞書》中又說:“自惟年來挾一摩頂放踵之志,抱持公理平等諸說,長號索偶,百計以求伸,至為墨翟、禽滑厘之徒之強聒不捨。”從墨子的“兼愛”到佛陀的“慈悲”、“眾生平等”,宗教與大哲們從來不是關起門來大談人生的終極之路,但歷史卻悄然使“慈悲”成為一句無關痛癢的空話,而不是一種事實上的行動,只是心靈上的安慰,而不是社會人生的大改造。譚嗣同決心來改變佛教在人心中出世、消極、與社會脫離的形象。
      及從楊文會學佛,譚嗣同也正逐漸地構築其理論的大廈。古今中外的種種學說真理,在其心中交匯奔騰激盪,但如百溪歸大海,大海就是博大淵深的佛學,而貫注其中的,是悲天憫人的博大胸懷。從譚嗣同發心學佛始,他便有一種強烈的預感,感知自己生命所剩下的時日不多,雖然當時他正值盛年。這種念頭常縈繞於心頭,使得譚嗣同更加勇猛精進地學習。在寫給恩師歐陽中鵠的信中,譚嗣同寫道:“於是重發大願,晝夜精持佛咒,不少間斷:一願老親康健,家人平安;二願師友平安;三知大劫將臨,願眾生鹹免殺戮死亡。”梁啓超在《仁學序》中記錄了譚嗣同為學上的勤奮:“每共居,則促膝對坐一榻中,往復上下,窮天人之奧,或徹夜廢寢食,論不休。每十日不相見,則論事論學之書盈一篋。”良師益友與自己深思精進,譚嗣同開始構思並寫作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仁學》。 譚嗣同寫作《仁學》,正是他學佛最精進的那段時間,此書粗看時,甚覺揉雜,好像成了中外思想大雜燴一樣,孔、   孟、老、莊、墨,禮、易、春秋公羊,周、張、陸、王、船山、梨洲等,加上西方天文、地理、生理、心理諸科學,幾何算學還有基督教等等,一時間讓人眼花了亂,其實細看時,便知全書思想乃是以佛學貫穿起來。譚嗣同稱其學為“衝決網羅”之學:“網羅重重,與虛空而無極,初當衝決利祿之網羅,次衝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群學之網羅,次衝決君主之網羅,次衝決倫常之網羅,次衝決天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群教之網羅,終將衝決佛法之網羅。然真能衝決,亦自無網羅,真無網羅,乃可言衝決。”這是要對古今學術來一次價值的重估,其深邃的見識與雄渾的膽魄,使人不得不相信,如果不是譚嗣同英年早逝的話,那么他的學術成就,絕對不會在康有為與梁啓超之下。然而,即便只是這部《仁學》,譚嗣同亦足以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他才氣縱橫的一筆。更重要的是,《仁學》與譚嗣同之死交相輝映,構築著一個偉大的人格象徵,這,便是真正立足於中國大地的精神。

熱門詞條

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