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漢書·揚雄傳》載其“年七十一，天風五年卒。”（下引本傳，不再出注）天鳳為王莽新朝年號，五年即公元18年。其生當在漢宣帝甘露元年，為公元前53年。是一個跨世紀的人物。揚雄一生歷官漢成帝、漢哀帝、漢平帝及新朝王莽四帝，又是一位歷經兩朝，歷官四代的耆宿。他文彩煥然，學問淵博；道德純粹，妙極儒道。王充說他有“鴻茂參聖之才”；韓愈贊他是“大純而小疵”的 “聖人之徒”；司馬光更推尊他為孔子之後，超荀越孟的一代“大儒”。 一、西蜀一廛氓 清靜事無為 揚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雄自序“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家境接近於貧困線。但若考其遠祖，可稱得上是王侯世家。本傳稱：“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揚處“河汾之間”，在今山西南部。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司馬叔侯曰：“虞、貌、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揚為姬姓可以無疑，是周王族支庶。不過，到底揚氏屬於周王哪一支，因時代綿遠，後青衰微，到揚雄時已不可考。雄又說：“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智）伯弊。當是時，逼揚侯，揚侯乃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據此，揚雄的祖先春秋時曾自稱“揚侯”，晉“六卿”之亂，揚侯受韓、趙、魏的逼迫，舉族南遷楚國境內的巫山地區，似乎揚氏是失利的范、中行、智伯的同黨。不過此說有兩點可疑，一是揚氏稱侯，不見於史載；二是范、中行、智伯也不是同時被滅，揚氏無由受到牽連。東漢張衡對此有不同說法：“晉大夫食采於揚，為揚氏，食我有罪而揚氏滅。” 如此，則揚氏當時不過是晉國的一個大夫，根本沒有揚氏稱侯這回事。揚氏南遷也不是由於三家之逼，而是揚食我有罪絕封，逃難南遷。晉灼、顏師古極贊成此說。揚雄自序家譜容或有為祖先粉飾的嫌疑，“揚侯”也許是當時對有身份者的尊稱，揚雄誤以為五等爵的“侯”爵，反有僭越之嫌；但說揚氏出自有封邑的周室子孫，應當沒有疑問，即便是晉大夫，也不影響他的周室血統。
楚漢相爭，揚雄的先人們為避戰亂，又溯江而上，“處巴江州”，巴郡江州即今四川重慶。避亂時期揚雄祖先都沒有事跡可述，直至其五世祖揚季稍起其家，官至廬江郡太守。廬江郡在今安徽廬江縣。漢武帝元鼎年間，揚季因逃避仇家迫害，棄官，“復溯江上，處岷山之陽曰郫。”郫即今四川郫縣，附近郡邑成都，故本傳又說他是“蜀郡成都人”。今鄲縣境內猶有揚雄墓、子云亭等遺蹟，劉禹錫《陋室銘》所詠之“西蜀子云亭”即指此。民國《樂山縣誌》引《名勝志》《屏山縣誌》《方輿考略》《蜀水經》說：“子云，江原人。初遷沐川；繼遷健為，居子云山，在鍵為東南十五里，揚雄故宅在焉；再遷成都金花寺。”並按：“當云：再遷樂山，四遷成都。”此外，揚雄有《綿竹頌》，今綿陽市又建有子云亭。似乎揚氏入蜀後曾屢遷其居，蹤跡幾遍川西各地。 揚季來到鄲縣，再度成為普通平民：“有田一廛，有室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 一廛即一百畝。《孟子》：許行對齊王“願受一廛以為氓”；晁錯《論貴粟疏》說： “今農夫五口之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可見一廛土地，在地廣人稀的古代社會實在是個小數，僅是戰國秦漢時期五口之家維持生計和提供賦役的起碼條件，屬於普通自耕農家庭，還夠不上“小地主”的水平。楊氏人丁也很單薄，雄云：“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無它揚於蜀”。在那個重資產、講族勢的社會裡，一個產業甚薄、人丁不旺的普通人家，要在人地生疏的環境裡生存下來，委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後來王充說：“孔墨祖愚，丘翟聖賢；揚家不通，卓有子云。”（《論衡·自紀》）正是指的這一情況。 揚雄之時，家道仍無絲毫改觀。自序說：“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 又作《逐貧賦》云：“揚子適居，離俗獨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有人將此賦敘入揚雄晚年，不確。賦明雲“左崇山，右曠野”，正是他隱居於岷山之南，卜處於成都平原之間的情景。此時他窮困潦倒，與乞兒為伍， “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餮。”到了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地步了。為了生計，他不得不頂風冒雨，親操耒耜，參加生產勞動：“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耕或籽，沾體露肌。”是一個典型的農民形象。
但是，他胸有大志，以聖人之業自任，不以產業為意，“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對“既貧且簍” 的家道，處之“晏如也”。他一心研讀“聖人之書”，非此無所嗜好。如果說西漢初期的董仲舒是一個“三年不窺園”“志在經傳”富而好禮的純儒的話，那揚雄就是一位“憂道不憂貧”的君子，是“飯疏食飲水”亦樂在其中的顏回似的“癯儒”。 根據揚雄自述，其為學有兩個特點，一是“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章句是西漢今文經治學特點；訓詁是東漢古文經學的特點。揚雄不講章句，只究訓詁，開創了樸實的古文家風。今文經學者，世守師說，規規以師法章句為意，不敢越雷池一步；古文家則主張博覽泛觀，東漢時期的古文大師，如桓譚、班彪、班固、王充等人莫不“博覽群書”，以此為法。可見衝破西漢今文章句，開創東漢古文家法，正是揚雄首開其端。二是深沉好思，清靜無為。自序說：“為人簡易佚盪，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無為，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簡易佚盪、清靜無為、少嗜寡慾、淡漠榮利等等，是其受道家思想影響的表現。揚雄為人清高，不事俗品：“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是一個好學、深思，同時又有高尚修養的儒者。而這些，都得益於他的老師嚴君平。 嚴君平，名遵，君平乃其字也。成都人。博學德高，隱於市井。“專精《大易》，沈於《老》《莊》”，是一位民間的道學高人。《漢書》說君平漢末賣卜成都市，借卜筮來宣揚正道，啟人善心：“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各因勢利導之以善。”淡薄榮利，以道學為樂，每日才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班團還說：嚴遵“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莊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遊學，以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揚雄《法言》中亦有嚴君平的讚辭：“蜀莊沈冥，蜀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珍乎？吾珍莊也，居難為也。”“蜀莊”，即蜀人莊遵。“沈冥”，即潛隱自晦。“不作苟見”，不屑進見權貴。關於此，《漢書》還有一則故事，說是杜陵李強與揚雄友善，雄曾屢次向李稱道嚴君平美德。後來李強出為益州牧，以為可以收用君平，臨行，揚雄告戒說：“君備足禮數與之相見，此人可以得見，但不可使其屈身事人。”李不以為然。及至成都，致禮相見，面對君平的飄然清高，李強終不敢提讓君平出來輔助自己的事。“不治苟得”，即不貪財貨，亦《禮記·曲禮》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之意。“久幽不改其操”，即長期隱居幽處，自甘淡泊，也不改自己清虛自守的操行。由此看來，揚雄“博覽無所不見”，得益於君平 “博覽無不通”；揚雄“清靜無為少嗜欲”，得益於君平治《老》《莊》《周易》之學以及他的“沈冥”之習；揚雄淡泊名利，得益於君平“不治苟得”；揚雄“不事富貴”，得益於君平“不為苟見”……凡此，俱看出君平對揚雄為人和學術的巨大影響。無怪乎揚雄要再三地讚嘆，比之於隨侯之珠、和氏之壁了。《漢書》說 “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據學者考定，“君平益生於昭帝始元、元風之間（前86一前80年），卒於王莽代漢之時，即公元十年左右。” 君平能獲得蜀人的普遍敬重，至東漢不絕，可見揚雄所稱美，並非一家私言。
君平之外，揚雄還有一門遠親林間翁孺，通明訓詁，尤曉異代方言，揚雄從他學文字語言之學，為後來成為一名有成就的文字學家，奠定了基礎。揚雄《答劉歆書》說：“雄少不師章句，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常聞先代囗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當作莊，俗人所改）君平、臨筇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囗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餘言耳，而孺翁梗概之法略有。” 所謂“描軒之使所奏言”域“囗軒使奏籍之書”），即指周秦時期，朝廷所派使者收集的各地方言資料。當時藏於朝廷檔案館，周秦既亡，囗軒之書散在民間。中土 “遺棄無見之者”，漢代博學如劉向者，亦只“但聞其官不詳其職”。但在邊遠的巴蜀還略存梗概，嚴君平有數千言，林間翁孺則其書略備。“揚雄聞而師之”。翁孺死而無後，其妻棄家改嫁，揚雄遂盡得林氏方言之書。後來揚雄作《囗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簡稱《方言》），就是以林書為依據的。 除師事近賢外，揚雄還遠慕前輩鄉賢司馬相如。自序說：“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仿照司馬相如，製作大賦。又曾奇屈原之文遠過相如，對屈原不遇明君，自沉於江的遭遇深表同情，惺惺惜惺惺，憫其人，“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不過揚雄並不以屈原採取自戕的形式為然，“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 將愛國情懷與老莊放達結合起來，這是揚雄的進步之處。於是作《反離騷》，自岷山投於江中，以祭屈原。此外，他還依傍《離騷》，引申其意，作《廣騷》；依傍屈原《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作《畔牢愁》。一則以展示他的惠思匠心，同時也藉以表現自己的愛國熱忱。這些賦大致作於而立之年，《廣離騷》有“漢十世之陽朔”，陽朔是成帝年號，自前24至前21年，共四年；十世，自高祖、呂后至成帝為十世，後來雄作《甘泉賦》開篇即說“惟漢十世”，亦是這種用法。陽朔年間，正雄30至34歲之時，其時尚在蜀中，茲後揚雄又作有《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和《成都城四隅銘》（《文選》李周翰注說還有《綿竹頌》）等辭賦，卻給揚雄斐聲京華帶來了契機。這些賦大都是對家鄉山水景物的歌頌。漢賦講究“弘麗溫雅”，弘即博大，鋪張揚厲，氣勢磅礴；麗即富有文彩，華美可觀；溫即溫和含蓄，借物托意；雅即典雅，盛陳典故。總之即要求做到大氣勢、好文采、深寓意、大學問。一篇好賦，往往集作者辭章、才氣、哲思與數典於一體。賦其實也是文人才學識德等素質的綜合表演。因此許多文人為了一篇好賦，常常搜腸刮肚，冥思苦想，為收集典故和謀篇布局，耗費十數年功夫。張衡寫《二京賦》花了十年，左思作《三都賦》用了一紀（十二年）。而揚雄在而立之年便已寫成這樣多賦篇，充分顯示了他的高情與逸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揚雄的才華不久便被當朝天子知道了。 二、一賦動天子 京華賦奇文 揚雄《答劉歆書》說：“雄始能草文，先作《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為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文選·甘泉賦》李周翰註：“揚雄家貧好學，每製作慕相如之文，嘗作《綿竹頌》。成帝時直宿郎楊莊誦此文，帝曰：‘此似相如之文。’莊曰： ‘非也，此臣邑人揚子云。’帝即召見，拜為黃門侍郎。”兩處所載，只在賦名和篇數上有分歧，但為楊莊所薦則一致。揚雄自序亦謂：“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峙、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 “客”即楊莊。 但是《漢書·揚雄傳》班固《贊》卻說：“初，雄年40餘，自蜀來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余，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華陽國志》卷10從之。似乎揚雄受知成帝，是王音所薦。這是不確切的。首先，班說揚雄年40餘接受大司馬王音召薦，在時間上有問題。揚雄生於甘露元年（前53年），40餘歲即成帝永始三年（前14年）以後。考《漢書·成帝紀》和《百官公卿表》，陽朔三年（前22年）九月，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其時雄年32；永始二年（前15年）王音卒，其時雄年39。都不合“四十餘”之數。前人已注意及此，清周壽昌《漢書注校補》在詳細排列了揚雄時間表後，說：“案古四字作至，傳寫時由三字誤加一畫，應正作30餘始合。”今人亦有從其說者；其實班氏說“雄年40餘自蜀來游師”在年歲上不誤，雄自序“客”薦揚雄時“上方郊祠甘泉泰峙”云云，又具體羅列了正月從調甘泉奏《甘泉賦》，三月從祠河東后土上《河東賦》，十二月從羽獵奏《校獵賦》，明年秋從胡人射獵長揚上《長揚賦》全過程。案之《漢書·成帝紀》及《郊祀志》，甘泉泰峙、汾陰后土、雍五囗，陳倉陳寶四祠的恢復，在永始三年（前14年）十月。其後，成帝曾四幸甘沉泰峙，分見於永始四年、延元二年、四年、綏和二年的正月；四幸河東祠后土，分見於永始四年、延元二年、四年、綏和二年的三月。《成帝紀》元延二年載： “冬，行幸長揚宮，從胡客大校獵，宿長陽宮，賜從官。”將冬十二月的羽獵與次年秋與胡客獵合為一事，並同歸於元延二年。《通鑑考異》斷本紀有誤，認為當從揚雄自序。但兩者記載元延二年冬成帝曾舉行狩獵活動卻是一致的，那么，揚雄奏《羽獵賦》的時間就非二年莫屬（其餘《甘泉》《河東》二賦作於元年，《長揚賦》則作於三年）。班固《贊》語所說“待詔歲徐，奏《羽獵賦》（即《校獵賦》），除郎”，也與自序所敘一年內的活動相符。揚雄時年43歲，則其被薦應在元延元年，時年42歲。如果是30餘歲，則在陽朔年間（前24一前21年），甘泉諸詞已罷，絕無 “上方郊祠甘泉……”之事。可見“年40餘”之說不誣。只是班團在。待詔年余” 前加入了“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一節，是不確切的。其次，班氏之說與揚雄自己的記述不符。《漢書·揚雄傳》前半部系采自揚雄自序，班氏在《贊》語中有明確交待，唯“贊曰”以後文字是班氏補充。如前所揭，揚雄自序稱“客”薦，《答劉歆書》又明雲“楊莊”所薦：俱不言及王音。一者出於揚雄自述，一者出於後人追記，從史料價值上看，當然自述可靠。當然，也有一種 “可能是表示揚雄不願談到他和王音的關係”，但這種可能性不大。王音是王莽從叔，王太后遠房侄子，他雖是以外戚身份繼王鳳為大司馬，但在王氏諸侯中還是比較賢明的。《漢書·元後傳》說：“王氏爵位日盛，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薨。”是可信的。看來揚雄如果真是得力於五音，沒有理由隱諱不言。又有人懷疑《漢書》“王音”是“王根之誤”、或王商之誤，班氏明明說揚雄受薦後，“除為郎，給事黃門，與劉歆、王莽並”，作為同僚的劉歆，對揚雄的出處進退，肯定清清楚楚，揚雄要在他面前掩遮真象，諱言王音（或王根、王商），豈不欲蓋彌彰？顯然，揚雄受知王音的說法是不可靠的，但說他“年40餘” 才游京師，並以辭賦獲得官職卻是事實。
《漢書》本傳說雄“為郎給事黃門”；《陳遵傳》稱“黃門侍郎揚雄”，知雄當時任為黃門侍郎。郎官本為皇帝近衛之官，無定員，備宿衛、侍從，與皇帝頗為親近；郎也是漢代官僚“預科班”，為郎者經過考核合格，可以作執掌實權的京官和地方官，當時叫“郎選”。因此漢代許多有名望、有成就的大僚多由郎選出身，絕少例外。可是揚雄就是這“例外”中的一個。他自40餘歲來京師，43歲為黃門侍郎；直到71歲逝世，在京師共度過了30年的宦遊生涯，共經歷成帝、哀帝、平帝和王莽的新朝四世兩朝，只在王莽初轉過一次官，做過十年中散大夫，竟20年間未徙官！揚雄的京師30年，可分成兩段：成帝朝，他作文學侍從，擅揚文賦，斐聲京華；哀平新莽時，他大隱於朝，潛心學術。 揚雄自元延元年被薦待詔，至綏和二年三月成帝崩，在成帝朝供職約五年余。五年中，揚雄主要是出入侍從，以文賦服務於封建帝王。據雄《答劉歆書》，他接受成帝詔命，似乎不是為了仕宦騰達，只是為了求得在生活有保障後，隨心所欲地從事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他說：“雄為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供職），且體脫直事（值班）之繇（差役），得肆心廣意於以自克就。”三歲之奉，即三年一考績的地方官；直事之繇，即輪流值班的朝廷官員。沈博絕麗，既有思想（沈）又有內容（博），文彩煥然（絕麗）的文章。他自己奏請既不願作地方官，也不願作朝官，只希望做個有奉祿的專業文人和學者。這倒也符合成帝招置文學侍從的需要，於是“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室”。皇帝下令永不奪俸，讓他終身享受政府津帖；尚書台給學術事業費（筆墨錢）六萬，還特許在國家檔案館（石室金櫃）看書。揚雄如願以償，成了一個由皇家供養的專業作家和專職研究員。這樣過了一年，揚雄寫了《繡補》《靈節》《龍骨》詩銘三章。成帝讀了非常滿意。從此，揚雄獲得更多的機會出入侍從，以文學服務於皇帝。故王充《論衡·佚文》說：“孝武善《子虛》之賦，征司馬長卿；孝成玩弄眾書之多，善揚子云，出入遊獵，子云乘從。……故曰玩揚子云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這一時期揚雄尚存的作品主要有《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長揚賦》四大賦，亦即本傳贊所說“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的“四賦”。
揚雄作四賦免不了稟承皇帝意旨，有歌功頌德之嫌；在形式上又多模擬相如作品，有東施效顰之憾。但是揚雄每作賦都精思熟慮，十分用功，范文瀾先生說： “（揚雄）用思構辭，還保留有自己的特殊性。西漢辭賦家揚馬（司馬相如）並稱，就在於揚雄的模擬不同於一般庸者陳陳相因的模擬。”事實正是如此。桓譚《新論》說：“子云亦言。成市至甘泉，詔使作賦，為之卒，暴倦臥，夢具五臟出地，以手收之，黨大少氣，病一歲徐。”說揚雄奉詔作《甘泉賦》，賦成，疲倦困臥，夢中五內劇痛，醒來大病了一年。漢代還有雄偉《甘泉賦》成，“明日進卒”的傳說。可見其用思之專，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前輩。此外，作為一位深受儒家愛民裕民思想和道家清靜無為思想薰陶的正直學者，揚雄也不滿足於辭賦的形式美，而是非常注意辭賦的思想內容，常常以賦施諷諫，寓諷於頌。其時，成帝受晚年無子煩惱的困擾，析鬼事神“以求繼嗣”。在揚雄被薦待詔前兩年，成帝要母后王太后下詔恢復久已廢止的甘泉泰峙、汾陰后土、雍五峙、陳倉陳寶四柯，隔年輪流舉行一次盛大的行幸祭把活動，排場之大，修飾之盛，自古少有，巫風鬼氣，勞民傷財。成帝晚年，又沉溺聲色，與趙飛燕、趙合德姐妹縱情淫樂，將政事一委王氏外戚掌管，王氏五侯，氣焰薰灼，終於積重難返，釀成後來王莽篡逆之禍。成帝還醉心於飛鷹走狗，逐獸狩獵，他常常親率宮廷侍衛出入郊外。有時甚至下令長安附近的人民停業罷產，到南山捕獲野獸，放回皇家獵場，再行獵狩，嚴重地妨礙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生產。對於皇帝的這些胡作非為，揚雄在辭賦中進行了必要的勸戒。本傳說： 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諷）。 《甘泉賦》全文載於《漢書》本傳之中。揚雄自序創作意圖說：甘泉宮本秦朝舊宮，武帝時增建通天、高光、迎風三殿，遠近建築群鱗次櫛比，“游觀奇屈瑰瑋”，大大違反了“木摩而不雕，牆塗而不畫”的古意，更迥異於“周宣所考，盤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采椽三等之制”。雖然甘泉宮不是成帝所建，但成帝縱情奢侈，王氏五侯的連雲府第，早已有過之而無不及了。於是揚雄將甘泉宮稱作神話中的帝室 “紫宮”，想告訴皇帝這已超出人力的範圍，只有天神才能雕琢，與後來詩人“此曲只應天上有，哪得人間處處聞”的譏刺有異曲同工之妙。當時趙飛燕正大幸成帝，皇帝每次行幸甘泉，趙氏皆盛備車騎，招搖過市，大有令神仙卻步，叫山神開道的氣勢，於是揚雄在賦中又以“屏玉女，卻伏妃”來諷刺她。
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群臣模大河，湊汾陰。既祭，行游介山，回安色，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嶽以望八荒，跡殷周之墟，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退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 成帝行幸河東，遠祠后土，沿途歷觀殷周聖跡，揚雄以為“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與其興師動眾，祈求神靈，不如踏踏實實地勤己修政，還可望實現天下大治。 其十二月羽獵，雄從。……故聊因《校獵賦》以風（諷）。 揚雄認為，古時二帝三王，宮館、台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的收入足以供給郊廟、維持國際間正常邦交、保證皇室百僚的膳食供應就夠了，從不侵奪百姓種植桑麻和糧食的肥田美地。人民百姓，女子紡織有所剩徐，男子耕作有所積儲，國民殷富，上下豐足。因此，甘露、醴泉、鳳凰、黃龍、麒麟、神爵等祥瑞之物，不求自至，社會就太平無事。從前禹任用伯益作虞官管理山林，上下和諧、草木茂盛；成湯愛好田獵，天下卻十分充足。文王有百里園囿，人民還以為太小；可是齊宣王只有40里，人民卻嫌其太大。其原因就是“裕民”與“奪民”的區別。到了漢家，武帝廣開上林苑，南傍南山，北循渭水，周圍數百里；又大開昆明池，廣建離宮別館，模仿傳說中的蓬萊、方丈、瀛洲，“游觀侈靡，究妙極麗”。一旦舉行羽獵活動，敗車、戎馬、器械等等所設，往往“尚泰奢麗誇詡”。非特武帝如此，縱情聲色殉馬的成帝又何嘗不是這樣？這就是揚雄《羽獵賦》創作的背景。 元延三年秋，成帝為了在胡人面前炫耀漢家富於禽獸，命令右扶風驅使人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驅漢中，張羅置網，“捕熊羆、豪豬、虎豹、囗囗、狐兔、麋鹿”，用建有獸籠的“檻車”運到長楊射熊館。再放到用網羅木樁建成的圍場之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成帝則在圍場外欣賞。這種無聊行為，使“農民不得收斂”者彌月。揚雄曾隨成帝到射熊館，親睹其狀，於是“還，上《長楊賦》”。賦中揚雄“藉翰林主人”與“子墨客卿”的對話，對長楊射獵作了誇張的描寫，亦希望統治者對這場“擾於農民，三句有餘”的荒堂作法有所反省。 後來揚雄作《法言》說：“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衣，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先知》）禽獸食人之食，因狩獵而影響農民勞作；上木衣人之衣，祭祀偶象而侵奪人民衣服。這兩大惡政都是成帝為之而不悟的弊政。針對成帝晚年沉溺酒色，揚雄還作有《酒賦》，賦中虛設“酒客”與“法度士”相論難，“以諷諫成帝”。無處不表現出他盡忠報國的心愿。由於揚雄賦兼具思想性、藝術性二美，大受正直的人們稱賞。王充《論衡·效力》說：“世稱力者，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揚子云，文之鳥獲也。’將揚雄與西漢大儒董仲舒相提並論，說他們是文章聖手，筆力千鈞。後生晚輩，更是步其後塵，模仿習作，當時年僅13歲的翩翩少年、後來的大思想家桓譚即是其中一個。《新論》有云：“予少時見揚子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狠欲逮及，嘗作《山賦》。用思太劇，而立感動發病。”後來二人遂成為忘年之交。 可是，至高無上的專制君王，是一群只望天佑，不怕天罰的無恥之輩，群臣進諫，說重了將犯送鱗，引起震怒，說輕了又無濟於事，漢成帝雖說不上是拒諫飾非的暴君，卻也不是從諫如流的明主。劉向、谷永上書直切，成帝也只是“心善其言”， “然終不能用”。何況賦體雍容，勸十諷一，作者寫賦，必搜羅奇事妙語，推類極至，磅礴宏大，渲染得無以復加，然後才歸結到正道上來，稍事諷諫。諷諫之辭並不明顯，全靠自覺的統治者細心領會。否則，讀之者佯若不知，就會“勸而不止”。漢武帝好神仙，司馬相如上《大人賦》，“欲以諷”，武帝讀後，反而“飄飄有凌雲之志”。王充《論衡·譴告》說：“孝武皇帝好仙，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仙仙有凌雲之氣。孝成皇帝好廣宮室，揚子云上《甘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為，鬼神乃可成。孝成不覺，為之不止。”正是指的這一情況。況且既是應命製作，自然首先得討皇帝歡心，就像徘優弄臣一樣，有違賦詩言志、採風觀俗的古訓。鑒於此，成帝末年，揚雄除了用賦來抒發自己的感受與牢騷而外，“輟不復為”了。
他晚年作《法言》還對此事作過反省：“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 三、潭思渾天術 草擬《太玄經》 揚雄不再作政治諷喻賦，又不願捲入外成專權的鬥爭中去，於是他轉向天文曆法，研磨“渾天之術”，為將來撰寫《太玄》作準備。本傳說：揚雄意識到“賦勸而不止”，“輟不復為”後，遂“大潭思渾天”。四川自來有重視天文曆法的傳統，據蒙文通先生考證，大概周靈王時，明於歷數的萇弘貶死於蜀，天文歷數之學遂傳於巴蜀。至西漢洛下閎而大放光華。洛下閎字長公，閬中人，漢武帝時徵詣待詔太史，與太史公司馬遷、鮮于妄人等同造《太初曆》，他的成績是闡明“渾天說”，將“四分法”的瑞顓頊曆改造為《太初曆》的“八十一分法”。又製造渾天儀（又稱員儀）來模擬天體運行，計算時節，比較合乎天體運行規律。因此自《太初曆》制定之後，歷代曆法都只在此基礎上作某些校正，無根本改變。蒙文通先生又考論： “辭賦、黃老和卜筮、歷數是古巴蜀文化的特點。”揚雄的前輩學人，司馬相如擅文賦，洛不閎長天數，嚴君平兼黃老、卜筮，揚雄既從嚴君平肄業，傳習黃老、易卜之術，是一位思想家；又依仿相如為辭賦，是漢末傑出的文學家；今又傳洛下閎之業，研算天文曆法。於是，古代巴蜀傳統四學，兼而有之，最為全面，最為博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