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仕途
管長墉民國16年（1927年）管長墉皈依佛門，結識佛教界名人江味農，並經其介紹到上海拜大愚和尚為師，不久隨大愚和尚到北京，在菩提學院鑽研佛理。
民國19年（1930年），菩提學院解散，管長墉回福州，經朋友介紹，經常為福建省主席楊樹莊和福建省代主席方聲濤等政要人物講解佛經，因此頗受賞識。是年底到福安鹽務局福州辦事初當科員。第二年，長樂縣十三鄉農民因拒交水費與溉田局發生衝突，乃至於扣留了長樂縣縣長。於是方聲濤推薦管長墉為長樂新縣長。管長墉赴任後，採取輕徭薄賦政策，廢除了幾十種的苛捐雜稅，很得農民的擁護。但民國22年（1933年）4月，福建省代主席方聲濤離職，管長墉只好辭去長樂縣長的職務，到省團務處乾訓所擔任文牘。同年11月，十九路軍發動“閩變”，管長墉奉方聲濤命，赴壽寧縣勸說國民黨福建省防獨立第一旅旅長陳齊煊脫離福建人民政府。以後該旅被改編為國民黨新編第10師，管長墉因遊說有功，任該師秘書。
“閩變”失敗後，陳儀為福建省主席。方聲濤官場失意，不久便病逝了。於是，管長墉在新編第10師里也站不住腳，遂赴日本明治大學高等專科班留學。民國23年(1934年)，因為原福建省團務處乾訓所所長肖叔宣調任國民黨政府駐日本首席武官，管長墉以舊有關係，兼任肖叔宣的私人秘書。此間他在日本參加過“讀書會”，涉獵李正的《社會學大綱》和鄧初民的《社會進化史入門》等哲學著作，對社會有了新的認識。同時與許多進步學生過從甚密，諸如章振乾、傅家麟、劉朝縉、吳從征、陳昭禮、丁日初等。這些人或是中共黨員，或是民主黨派成員，對他都有過很大的影響和幫助。
同情革命
民國26年（1937年），管長墉從日本學成回國，在南京參加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舉辦的留學生訓練班。第二年，何公敢在漢口籌建戰地文化服務處，屬國民黨軍委會政治部三廳管轄，為軍隊編制。何公敢是福州人，介紹管長墉到服務處任中校主任科員，負責為戰地輸送人員、慰勞士兵、編印《前敵》和《士兵》等刊物，並集體參加國民黨。但服務處大多是“不穩分子”，當武漢淪陷、服務處遷往重慶時，被國民黨軍委會政治部秘書長賀衷寒下令撤銷。該處撤銷後轉入以郭沫若為廳長的政治部第三廳任宣慰工作。
民國29年（1940年）3月，管長墉又經留學日本時的同學陳昭禮介紹，轉赴江西，在國民黨第70軍軍部任上校秘書兼軍法。陳昭禮是中共地下黨員，奉黨的指派，在70軍任上校參議兼戰時步兵幹部訓練班班主任，秘密開展地下活動。因此在70軍里有許多中共地下黨員，如訓練班上校大隊長游毓禎、上校政治教官朱江戶、軍官連連長鄭乃之等人。管長墉雖然不是中共地下黨員，但同他們的關係十分密切。第二期乾訓班結束時，蔣介石密電70軍軍長李覺，要查辦數十名中共地下黨員。李覺交給管長墉處理。管則採取敷衍塞責的辦法，只對有關人員發給路費遣散而已。8月，陳昭禮被特務殺害。70軍政治部主任方濟寬趁機向國民黨軍委會指控“異黨分子”。僥倖的是，方濟寬的電稿被管長墉截阻。管盡力進行淡化和搪塞，免去一場毀滅性的災難，保護了許多的革命同志。
民國31年（1942年）7月，70軍編入國民黨第25集團軍。李覺升任集團軍副總司令。管長墉改任上校機要室主任。第二年25集團軍被撤銷，管長墉被調到地方，擔任福建省糧政局儲運處主任。一個月後，25集團軍恢復建制，管長墉又回到軍內，升少將參議。此時陳昭禮已經去世，管長墉自覺勢單力薄，於民國33年（1944年）3月自動提出辭職。
開明縣長
管長墉辭職後回福州結婚，民國33年9月，被福建省政府主席劉建緒任命為省政府參事，不久又改任長樂縣縣長。這是他第二次擔任長樂縣縣長了，地熟人也熟，工作開展得很好。首先他同當地的抗日游擊隊領導人陳亨源密約：共同抗日，互不侵犯。此間，長樂縣成為抗日的最前哨，中共福建省委也因此遷到長樂縣的南陽山區，直接領導長樂縣和福清縣龍田、高山一帶的抗日武裝鬥爭。當時國民黨福建省保全一團曾逮捕幾個中共黨員。管長墉以縣長的身份，與有關方面積極配合，參加營救工作，大獲長樂人民的好評。國民黨軍統特務宋慶烈把他看作眼中釘，經常監視他的行動。管長墉知道在長樂不能久留，便於民國34年（1945年）辭職，仍然回省政府當他的參事。
想不到管長墉有的是當縣長的命。民國35年（1946年）1月，他又出任永泰縣縣長。並協助駐在永泰的省第一區專員公署工作。這一次他採取更靠近共產黨的政策，索性在全縣範圍內推行“二五”減租，同時興修水利、修築福灣公路、倡辦教育。縣立國中大洋分校主任鄢慶強病故，他還親自參加追悼會。永泰縣的老百姓都說他是一個開明縣長。
參加革命
民國36年（1947年）1月，劉朝縉以中共黨員和民主黨員成員的雙重身份回福州籌建民盟組織。劉是管長墉留學日本時的同學，於是經過劉朝縉的介紹，管長墉參加民盟，先後擔任福州市和福建省民盟籌委會委員及臨時工委委員。4月調任林森縣縣長。這是他第四次任縣長，對國民黨官場已經十分熟悉。他利用這個有利的條件，在國民黨官場的上層知識分子中發展民盟組織。如介紹章振乾、傅家麟參加民盟，並同他們一起策劃福州4所大學教師的罷課索薪鬥爭。接著按中共閩浙贛黨委城市工作部的意見，安排民盟成員陳髮捲任林森縣田糧處處長，又安排中共地下福州市委書記孫道華在林森縣田糧處官家村分處工作，掩護孫道華從事地下革命活動。中共福州五縣中心縣委游擊隊隊長林白需要幾本“國民身份證”。但該證發放數量受嚴格控制。堂堂一縣之長也只好作假。他先讓陳髮捲仿製，然後再冒險蓋上由自己掌握的縣政府大印，半真半假地完成了任務。11月，國民黨省保全處突擊隊要“圍剿”駐在林森縣的中共省委機關。管長墉獲悉情報，馬上通過陳髮捲通知劉朝縉迅速轉移。如此等等，管長墉利用職權多次刺探國民黨的內部機密，轉給革命同志，使革命力量避免了許多損失。
民國37年（1948年）丁日初回福州領導民盟工作。經丁日初的安排，讓管長墉參加“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民盟”和“民聯”統一在中共黨組織的領導下，加緊蒐集軍事情報，策動國民黨軍政人員起義。起初情報皆匯集在劉通手裡。以後為了加快傳遞的速度，均交給管長墉，再由管長墉直接與中共社會部的謝筱乃聯繫。因為管長墉有一襲“縣長”的白皮衣，不但速度快，而且暢通無阻。9月，管長墉被迫辭職，掛職省政府顧問，10月出任福建省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
保護資料
據當時的研究所所長章振乾生前在《福建政協通訊》1995年第一期《一個值得懷念的傳奇式人物——管長墉二十五年祭》里回憶：是年底，國民黨國防部史政局局長吳石，從南京運送一大批軍政史料到福州，準備轉運台灣。管長墉獲悉其中有幾百冊從日方繳獲的、以中國問題為中心的資料是從1911年到1940年，中國、日本及其他國家的報紙資料的剪貼，稱為《末次情報資料》，十分珍貴。他把此事反映給研究所，並提供吳石的政治傾向，後來並由他陪同研究所負責人與吳石直接商洽，將《末次情報資料》連同國民黨國防部參謀總長辦公室剪報資料一起，以“暫存”的名義，交由社會科學研究所接管。這批資料，後來因為研究所合併到廈門大學，轉藏廈大圖書館。解放後經國家教委圖書珍善本專家鑑定小組認定為“孤本珍貴文獻”，準備整理編印，向全世界征訂發行。此外，他還利用職便油印一批《新民主主義論》，迎接新中國的成立，又動員福州市市長何震（民聯成員），保護福州市政府的檔案及大量物資、槍械移交給新的政權。
1949年8月福州解放，第二年7月，福建省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併入廈門大學，管長墉則被聘任為政治系副教授。他以廈大政治系副教授身份被派往華東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第一期學習班學習。1951年3月回閩，1951年4月任福州大學副教授兼總務處主任。1953年9月，福州大學改為福建師範學院，管為總務處處長兼院黨務委員。1956年後，連續三屆為福建省政協委員。1964年，調任民革福建省委常委兼組織處處長，同時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工作組”成員，積極為台灣回歸祖國而努力。“文化大革命”中被誣為“特務”於1969年11月，被迫害致死，終年59歲。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冤案得以平反昭雪，並為他舉行了追悼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