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道的來歷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為北御匈奴，“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
秦直道示意圖這就是有名的秦直道，它由大將蒙恬監修，數年而就。
直道修建的主要目的是北御匈奴，其次也促進了南北間經濟的交流。它從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開始修建，到三十七年(前210年)始皇死時已基本完工，在長達千餘里的複雜的地形基礎上，用簡單的工具，在僅僅兩年半的時間內，要完成這樣浩大的工程，其難度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有人把它與舉世聞名的長城相提並論是並不過份的。
在直道沿途有眾多的驛站館舍，基本上接近於十里一亭的記載，同時，為配合始皇出巡的需要，還建有供其停駐的離宮別館。
秦直道長1800里(合今1400餘里)，南起雲陽秦林光宮(漢之甘泉宮)，北到河套九原郡治(今內蒙古包頭市西)。
直道的遺址
直道從雲陽的林光宮（其遺址在今陝西省淳化縣的梁武帝村）開始，經甘泉山子午嶺北上，過陝西旬邑縣和甘肅正寧縣的子午嶺主脈，再經甘肅寧縣與陝西黃陵縣之間的艾店“聖人條”、歷甘泉、過定邊，然後向東北進入鄂爾多斯草原，過烏審旗北，東勝縣西南，在今昭君墳附近過黃河，最後到達九原郡治，它是由秦都鹹陽到九原郡最近的道路，軍事上意義重大。
秦直道遺址位於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東勝區境內，總控制面積1萬畝，在上個世紀70年代發現並被確認。1989年12月19日，由東勝區人民政府公布為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5月28日被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公布為自治區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5年五月份申報成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據《史記》等文獻記載，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為抵禦北方強大的匈奴族的侵擾，也為了巡幸北方的便利，於始皇35年（公元前212年），令大將蒙恬修築快速馳往北方的道路。蒙恬徵調民夫數十萬，歷時兩年余，終於完成了這一歷史上罕見的浩瀚工程。道路南起秦都附近的雲陽縣（今陝西淳化縣北），北抵九原郡（今內蒙古包頭市西），全長1800多里（約相當於現在的1400多里），路面平均寬度約30米。由於這樣的道路寬闊平坦，能適應大隊人馬快速馳援，故稱“馳道”，又因其南北遙遙相對、直線相通，也稱“直道”。秦始皇修建了由都城通往六國的馳道多條，但直道僅此一條。鄂爾多斯境內的秦直道遺蹟位於鄂爾多斯市中部，南北貫穿鄂爾多斯市全境，在綿延起伏、溝壑縱橫的丘陵地貌中，逢山開鑿，遇谷填平，由南至北大體呈15度直線而行。
目前發現的秦直道遺存最寬達50餘米，轉彎處最大半徑50～60米，一般路寬30一40米，路基堅實夯打堅硬，坡度平緩，部分路面坡度僅為7度。陝北境內的直道，基本上是沿山樑而行，形成所謂的埡口，有的地方為取直捷則“塹山堙谷”修建道路，在甘泉縣境就曾發現過為渡過洛河修橋時所留下的引橋橋墩痕跡，夯土層歷歷可見。
1986年在旬邑縣境子午嶺上的秦直道遺址附近，發現了一座大型的秦代建築遺址，距陝甘交界的“調令關”約1600--2000米，其所在山樑叫大古梁，遺址位於一片近四十畝的葫蘆狀險要台地上，占地約70萬平方米。遺址內發現了大量的秦代建築材料，殘瓦碎片俯拾皆是，經調查試掘，發現保存有高約60厘米的隔牆，室內外地面先經夯打，然後用料礓石粉打磨光滑，非常堅硬。此遺址可能是秦直道上的離宮別館之一。
直道的歷史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出巡天下時，原本可能也有從新開闢的直道南返鹹陽並巡查直道工程進展情況的打算，但東遊途中暴崩沙丘，這是他及他的臣僚們事先怎么也沒有想到的。秦始皇終究沒能看到他親自下令修建的秦國第二大工程，在遺憾中閉上了雙眼。這時，直道還在修建中。直道完全是新開的道路，加之修築於子午嶺峰巔之上，“塹山堙谷”，在當時的條件下，工程浩大艱巨可想而知，顯然兩年之內是不可能修成的。因而，直至蒙恬含冤而死之際，直道並沒有竣工。秦始皇暴斃之後，二世為避天下疑揣，不惜父皇生蛆發臭，選擇尚未竣工的直道，買了臭魚與他老爹一同南歸。
這一當時具體情勢所迫的舉動，倒也算了卻了始皇帝生前想巡視直道的一樁心愿。大約也是二世親歷直道後，頗受其中顛簸之苦，所以，日後才有了秦二世續修直道的舉措。從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至秦二世三年（前207年），歷時約五年之久，其中前二年多可算作一期工程，雖粗可使用，但仍然“道未就”；後二年多則可稱為二期工程，修繕之後，直道才完全竣工。新築的直道與新修的長城呈丁字相交，加強了秦都鹹陽所在的京畿關中與北方河套地區的聯繫，使得匈奴不敢輕易南下進犯。
秦直道雖在山巔之上，道路卻相當平坦，途中雖有些慢坡，但坡度不是太大。秦直道也非常寬闊，《漢書》中稱：“道廣五十丈”，據有關學者多處勘察，最寬處約60米，一般亦有20米，堪稱當時的高速公路。正因為如此，秦朝滅亡以後，直道仍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西漢初年，匈奴貴族勢力曾兩度試圖進犯關中，其中一次入蕭關，卻繞道固原直抵渭水，為何不敢從馬蓮河河谷的蕭關古道南下？恐怕也是對馬蓮河河谷東側子午嶺上的直道心存畏懼。
這次入侵，匈奴雖然暫時控制了北地郡，但盤踞不多時日，便很快撤走，害得東陽侯張相如大將軍追至邊塞，卻不見胡人蹤影。元封元年（前110年），漢武帝“自泰山復東至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曆北邊九原，歸於甘泉”，所走的正是直道。這次巡幸，司馬遷曾經隨行，故而能將直道的起訖地點明確記載下來，並以“行觀蒙恬所為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來評說蒙恬之死，對秦人開闢直道的利弊得失進行了歷史總結。西漢時期，不僅積極利用秦時所修的直道防禦匈奴南犯，而且對於直道的維護也曾有所著力。據《漢書·地理志》記載，當時在北地郡新增了直路縣和除道縣，這兩縣分別設在子午嶺段直道的南北兩端，顯然是為了加強對直道的控制。
唐朝建都於長安，強大的突厥族雄峙於漠北，頻繁南侵關中。唐太宗時期，突厥一次進犯，十萬鐵騎直達渭河岸邊，兵鋒威逼長安。後來唐王朝轉守為攻，收復失地，設定東、中、西三個受降城控制陰山防線，直道聯繫北邊諸軍要鎮的作用仍顯而易見。一直到了明代，直道仍舊是一條通途，清朝初年才漸趨湮塞。據《正寧縣誌》記載，“此路一往康莊，修整之則可通車轍。明時以其道直抵銀、夏，故商賈經行。今則塘汛廢弛，通衢化為榛莽。”不過，頹廢了的直道騾馬馱著馱子仍可寬裕行走，一直仍為民間貿易往來發揮作用。據現在還健在的老“腳戶”回憶，他們從定邊向南販鹽，就是在直道上往來。這條古道從定邊一直通向正寧，平時驢馱馬曳，絡繹不絕。每當販運棉花季節，路旁的梢枝上，粘花帶絮，煞是好看。
進入20世紀後半葉，這條古代的高速公路就算徹底退出了交通歷史的舞台。
遺址的現狀
陝西鹹陽淳化縣的秦直道遺址走向：鐵王鄉梁武帝村，大疙瘩村以西（秦雲陽林光宮漢甘泉宮遺址北門，雲陵）為秦直道南端起點，秦直道南起甘泉宮後，經英烈山、馬槽梁、好漢疙瘩山、鬼門口、艾蒿灣、乏牛坡，經蠍子掌進入旬邑縣境。如今秦直道所經之地，凡填充部分，在常年雨水的侵蝕下，絕大部分已被沖刷掉，形成較大的溝壑，但是斷壁上卻保留著較完整的路基斷面。開鑿處則多數保存較好，由於挖、鑿而形成的豁口雖經2000餘年風雨仍清晰可見，延綿不絕，雄姿猶存。身臨其境登高遠眺，無不為“塹山堙谷，直通之”的浩瀚、宏偉氣勢所感嘆，同時也為2000多年前的勞動人民在當時的生產力條件下，如此精確的測量、定位等技術的嫻熟應運而折服。在該段直道遺蹟的兩側，目前至少已確認有3座同時期的古城遺址，應該是與直道遺蹟密切相關的亭、障或行宮類的設施。秦直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條“高速公路”，對於研究我國古代交通史以及秦代歷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另外，秦直道修建完成後，最大的受益者還是秦代以後的幾代封建王朝，這條南北大道，一直都是溝通中原地區與北方邊陲地區的重要通道。
現在直道的遺址 
直道遺址，多處已經立碑陝西鹹陽旬邑縣的秦直道遺址走向：淳化、旬邑、耀縣三縣交界箭桿梁------下盤頭坡---過姜嫄河---上大草溝梁高地------繞樑直入石門關（此段是沿子午嶺的山脊向北而行）石門處下坡----至今旬耀路下3米處台地-----轉彎經石門村----上今石門森林公園毓秀塔東邊山路----下山來到蒼兒溝--沿子午嶺主脈經前陡坡---臥牛石---後陡坡---老爺廟----大店---蜿蜒至楓樹樑北端的大店村（進入旬邑縣境後，經廟溝口、石門關、碾子院、臥牛石等地，此段山嶺統稱“鳳子梁”（又名楓樹樑）。）------—從大店下坡到馬欄岔溝過馬欄河---直從馬欄革命舊址窯洞處上坡------ 經楊家胡同（梁）-----過甘肅正寧縣劉家店林場南邊台地轉彎直上子午嶺山脊----經黑麻（馬）灣---野狐崾峴---南站梁-----十畝台 ----沿子午嶺至雕靈關-----從旬邑縣雕靈關東南300米處轉向直北越過305省道（銅川至甘肅正寧的公路）----慢坡下山離開子午嶺主脈（在雕靈關南的一排破窯洞前，松樹林中）----旬邑縣南寺（從石底子水庫西邊進東溝上子午嶺支脈）------進東寺溝上子午嶺支脈，在東寺溝口寬30米，沿秦直道遺蹟行8公里上山。
在甘肅慶陽市內，取直道而代之的有鳳甜、211線兩條公路並行連線著南北，成為西安北上銀川的主要通道之一。秦直道的繁忙已隨歷史的演進而遠去，但它的遺蹟依舊躺臥在子午嶺之上，彰顯著秦皇的雄風，漢武的文治，唐宗的武功，成為今天人們旅遊觀光、懷古憑弔的最好去處。陝西榆林地區由於2000多年水土流失嚴重，古道痕跡幾乎全無且有爭議。
內蒙古烏審旗境內的秦直道由於2000多年水土流失嚴重，古道痕跡也幾乎全無且有爭議。內蒙古包頭是秦直道的北部終點，麻池古城位於包頭市九原區麻池鄉政府所在地（孟家灣村）西北，昆都侖河以東3.5公里，黃河以北的二級台地上，古城北至昆都侖溝口16.5公里，南到黃河8公里，西側的河槽為石門水故道，地理坐標為北緯40°35′11.9，東經109°48′55.5，海拔1040米。鄂爾多斯市東勝區罕台鎮，總投資10億元人民幣，建設了占地10平方公里，以秦文化為主體的秦直道文化產業示範園。其整體建設已具規模，於2009年國慶節期間投入運營。
直道的意義
秦直道始修於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迺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秦代經營的交通大道多利用戰國原有道路。只有直道是在秦統一後規劃施工，開拓出可以體現秦帝國行政效率的南北大通道。秦直道自陝西淳化（古雲陽）北部的秦林光宮（即漢甘泉宮）北門始，向北，經旬邑、黃陵、富縣、甘泉、志丹、安塞、榆林等地，再經內蒙古伊金霍洛旗、東勝、達拉特旗至包頭。道路全程直線距離約700公里，已發現遺蹟的道路全長約750公里。秦直道西側的甘肅正寧、寧縣、合水、華池等地，也發現了可連成一線的道路遺蹟、烽燧及故城，一說為秦直道的支線。與常規道路沿河谷選線不同，秦直道的設計者巧妙地利用了陝甘交界處的子午嶺，以及陝北、隴東及內蒙古南部黃土高原特有的地形地貌，建成了中國古代唯一沿山脊和高地選線的國家級交通大道。修成的直道線形順直，彎道很大，道路標準很高，被譽為中國高速公路之祖。秦直道修築方式以塹山為主，僅在河谷或低凹處墊方夯築（《史記》中稱為“堙谷”）。在山區，直道路面一般寬10－30米，部分路段寬40－50米。秦直道一線兩側，共發現秦漢時期的宮殿、城址、兵站、關隘、烽燧等遺址及墓葬百餘處，出土大量建築材料、陶器、銅器、鐵器及兵器等遺物。
東漢以後，佛教沿絲綢之路向東傳播，到達隴東後與秦直道交匯。再向東，則呈放射狀傳播，佛教遺存猛增。至今，秦直道兩側共發現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各代石窟數十處，說明秦直道在佛教傳播中的重要作用。秦直道自秦至隋唐一直沿用，整體路段宋代以後開始廢棄。千餘年間，它不僅是中原王朝北方防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北方經濟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重要紐帶和橋樑。秦直道的研究、保護和開發，對於中國古道路考古、中國秦漢史、中國古代民族融合史、佛教傳播史和交通史，乃至對黃土高原及沙漠草原地區環境變遷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布線于山脊和高地的秦直道修築艱難，工程量極大，但一旦修成，卻較少河流沖毀和水土流失的侵蝕。對於今天的考古界，地處僻遠、人跡罕至、多被林木掩蓋、而絕少與現代道路重疊的秦直道，又恰恰成為人類文明干擾最少、原始遺蹟保存最多、最接近兩千年前風貌的古道路標本。陝西境內已發現遺蹟的秦直道全長498公里，其中富縣段長125公里，其路面一般寬30—40米，最寬處達58米，是直道全程十餘個縣中路段最長、遺存最典型的地區。樺溝口段直道位於富縣張家灣鄉五里舖村的陝甘交界處，是自南而北沿盤山道下子午嶺支脈後過葫蘆河前的一段，地處葫蘆河與其支流樺溝河交匯地帶，呈西北—東南走向。發掘中心區地理坐標北緯36°04′135″，東經108°41′26″，海拔1103米。共鑽探1.2萬平方米，開5米×5米探方68個，探溝9條，發掘面積約2050平方米。
主要的遺蹟
地層關係較單純，大部分地點分為3層。第1層為耕土或植被層（擾動層），厚15-30厘米；第2層為自然堆積層，厚25-60厘米；第3層為路土碾壓層，一般厚15-35厘米。再下即為生土層。該地的生黃土純淨，質地細密、堅硬，不少地點夾雜有大小不等的礓石（鈣結核）。
路面車轍
在坡度為6°～8°的發掘中心區（暫命名為直道關卡遺址），揭露出道路路面總長71米，大部分為上層路面。出於對上層路面的保護，其下一層的路面絕大部分沒有發掘。下層路面中，除原上層路面已破壞，直接揭露出的5-6處路面外，僅對兩個地點的上層路面進行了解剖，並發現其下的道路。
在中心區的整體平面上，兩層路面的車轍均呈放射狀分布。中心區的下方（東南方）有11—13道車轍轍梁，分布寬度約24米。隨著上坡向前，路面變窄，車轍轍梁合併減少。至中心區西北方的咽喉處，車轍僅有6—7道，分布寬度僅約10米。
咽喉處的關卡地勢極為險要。靠山一側的西南方，緊貼人工開鑿的高10餘米的陡峭塹山面；靠河一側的東北方，下臨高出葫蘆河20多米的絕壁。關卡上方轉彎處的路面更窄，僅5—6米，殘存的一段路面的車轍距塹山面山根僅1米餘。
車轍間的轍梁系經過車輪反覆碾壓、擠迫形成。大多數轍梁剖面略呈梯形，個別的呈半圓弧形。一般上部寬20-45厘米，下部寬30—55厘米，高（也即轍溝深）4-11厘米。由於碾壓過甚，個別轍梁呈扁平狀，高僅2—3厘米，上部寬達80厘米，下部寬達88厘米。這一類轍樑上，往往又重新碾壓出車轍印（轍溝）。
轍梁及踩踏面與上層剝離明顯、層次分明，表面呈深褐色，質地堅硬。經對轍梁解剖，其厚度一般為15－35厘米，最厚處達53厘米。其結構呈斜坡向千層餅狀，每層厚2-3毫米。為了加強路面的強度，一些轍樑上還鋪墊有經過加工的礓石碎塊。不少轍樑上還殘存有類似馬、牛的蹄印，以及用金屬工具鏟挖的痕跡。
對T309的解剖得知，上下層路面相距12厘米左右。其他探方的上下層路面相距一般在20—25厘米。下層路面的土質一般較上層更黑、更堅硬。從成組或對稱的車轍印判斷，當時的車輛輪距有3種，即110厘米、130厘米和140厘米。下層路面的輪距多為110厘米和130厘米，上層路面的的輪距多為140厘米，其中上層路面的輪距，與西漢景帝陽陵陵園發現的輪距大致相當。
重要的是，多處路面上疊壓有秦代和西漢時期的繩紋筒瓦、板瓦，兩處路面上還出土了戰國晚期至西漢年間使用的三翼銅鏃和西漢末年的“大泉五十”銅幣，為道路的絕對年代提供了可靠依據。
路面腳印
在4個探方或探溝里，共揭露出方向雜亂（有東、南、西、北、東北、東南、西南七個方向）的腳印21個，腳印分為成年男子、女子和兒童。腳印一般長20-25厘米，寬9-10厘米，深2-6厘米。其中最大者（成年男子）長28厘米，寬12厘米；最小者（兒童）長17厘米，寬7厘米。判斷為女子的腳印長19-22厘米，寬10-12厘米。腳印數量最多的是Ｔ309，該探方位於靠近直道關卡的下方，共有腳印13個。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腳印全部分布在上層路面。我們的初步解讀是：在秦直道剛剛廢棄的一個雨夜，很可能是中原方面（漢族）的一兩個家庭成員從這裡匆忙行走所遺留。他們走後不久，山體滑坡，土石流掩蓋了直道。
建築遺蹟
在發掘中心區直道最狹窄處兩側的建築基址中，揭露出數處夯土磉墩和置於磉墩之上的石柱礎。夯土磉墩呈圓柱形，直徑約55—65厘米。其上的石柱礎僅存一件，系用當地的灰砂岩略經加工而成，向上的一面平整，直徑44—46厘米，高22厘米。從殘存磉墩的布局看，在道路兩側，各建有一排房屋，房屋面寬約3.5米。由於葫蘆河沖刷和人工的破壞，每排的間數和房屋進深不詳。基址中，有大量秦漢時期的繩紋筒瓦、板瓦，及陶罐、盆、甑等殘片堆積。
在這段直道的外側，即靠葫蘆河一側，還發現基本連成一片的多處同期建築基址。基址的基礎均為夯土，最大者面積達200餘平方米。據推斷，該建築基址是秦直道上規格較高的關卡性質的遺址。
靠河護坡
以往的調查和試掘發現，秦直道靠河或靠溝一側，一般都建有夯土護坡。此次發掘，在中心區及其上、下方，都發現了與直道平行（也與葫蘆河平行）且規格很高的夯土護坡。中心區的夯土護坡在直道外側均有發現。其剖面略呈倒梯形，靠外一側高3米以上，整個護坡向里（靠山一側）延伸5—6米以上，厚度遞減。夯土細密、堅硬，夯層厚6—8厘米。
由於葫蘆河、樺溝河的沖毀及人為破壞，中心區下方的夯土護坡保存較差。但在靠葫蘆河一側高速公路建設方的施工溝里，仍然發現了長達66.5米、向里延伸4米以上的夯土護坡。該護坡靠外一側殘留高度1.4—1.6米，夯層厚12—24厘米，其硬度和細密程度不及中心區的夯土護坡。
中心區上方的夯土護坡也遭嚴重破壞，但仍然在四個地點有發現。這些護坡的夯土殘留高度為1.2—1.8米，夯層厚6—10厘米，硬度和細密程度與中心區相當。
上方夯土護坡有兩點值得關注。其一，在探溝3里，直道外側夯土護坡的剖面呈直角梯形，而不像中心區那樣呈倒梯形。也即在修築護坡時，先將道路外側挖出垂直的生土面，再緊貼生土面夯築出護坡。其二，在直道轉彎處，路面外側夯土護坡以外20餘米，又發現與之平行的夯土，兩道夯土並不相連，這可能是類似陝西甘泉縣方家河秦直道的夯土隔牆。即在需要大面積夯築墊方（“堙谷”）的直道外側，順路夯築出數個平面方形隔牆，隔牆內填土以形成護坡或路面。（方家河的夯土隔牆，順路的每邊長12—15米，與路垂直的每邊長6—9米，牆基寬2-3米，殘高5—8米，甚至10餘米）。以最外側夯土為邊測量，這段直道轉彎處的寬度達61米，符合曆次調查所見：直道轉彎處彎道大、路面特寬闊。
靠山護坡
歷次調查和2006年、2007年春試掘，均未在直道靠山一側發現護坡，此為首次發現。靠山護坡位於中心區關卡的內測，對其解剖的探溝顯示，夯土護坡外側較陡，高約4—5米，夯層厚6—8厘米。夯土純淨、細密、堅硬。夯土護坡包裹形成的高台長約20米，寬約15米，台面較平整。高台居高臨下，正對著下方直道路面出土銅鏃所指的方向，關卡、直道、葫蘆河歷歷在目。初步判斷，該高台是直道關卡上的一處哨卡遺址。
之字形盤山道
發掘中心區向上轉彎後，進入上山的之字形盤山道。盤山道一共5條，典型的之字形。第一條向西，盡頭後轉向東，進入第二條。前行，再轉向西，再向東、再向西，盤山道結束，向南，攀上子午嶺支脈的山脊，群山在眼底。自下而上，5條盤山道分別長約260米、310米、290米、210米和170米。對第二條盤山道進行了解剖，探溝開於盤山道中部偏東（上）處，由於路面遍布林木，稱之為結森林探溝。探溝總長47米，揭露出的直道路面（含排水溝）寬約45米，可見當時的規模。探溝內發現了殘存的路土、高約4.1米的夯土護坡和排水溝。排水溝位於路面靠山一側，與直道平行。排水溝寬約1.3米，深30-50厘米。溝內上層為斜坡狀疊壓堆積土，下層為淤土，溝底鋪墊有碎礓石。盤山道探溝的發掘，印證了2006年和2007年直道發掘的總結，即直道道路的三要素：路土（包括車轍）、夯土護坡和排水溝。探溝中部還發現了人工開挖的溝槽，見下述。
人為破壞道路現象
此次發掘，至少發現三處明顯的人為破壞直道路面現象。三處現象分布範圍在300米以內。其一在關卡遺址。路面揭露出人工開挖的溝槽寬4米以上，深約30-70厘米。溝槽與道路同一個方向，上部較窄、較淺，下部較寬、較深，顯然是利於流水的沖刷。溝槽打破了上層路面和房屋基址，直道兩側建築倒塌後，大量筒瓦、板瓦覆蓋在溝槽內。經對溝槽底部的進一步發掘，其下發現了下層路面，說明溝槽的時代晚於上層路面，但稍早於路旁建築的毀壞、廢棄。其二在關卡遺址上部轉彎處的直道探溝內。人工溝槽寬1.6米，深約30厘米，溝壁較陡直，溝壁依稀可見人工鑿痕。其三位於第二條之字形盤山道的探溝（森林探溝）內。人工溝開鑿於直道路面中部，呈槽型，與直道平行。發掘顯示，最初開挖的溝槽寬約4.5米，深約20-45厘米，兩側溝壁陡直，與地表幾呈90度，溝壁上有人工鑿痕。經過近2000年的沖刷，溝底已呈尖底，深度距當時的路面已達1.8米。
在黃土高原地帶，山水對地貌的沖刷帶有強烈的加速度特徵。可能在不長的時間裡，人工溝槽的威力就在其下方約80米處顯現了出來：寬僅4米多、深不到半米的人工溝在此引發了南、西、北三個方向的水土流失和山體滑坡，形成了最寬近100米，最深達30多米的深溝。不僅寬40餘米的第二條之字形直道在此嘎然中斷消失，還波及其下方的第一條之字形直道，以及兩條路的轉彎連線處（“≯”的右半部）。小小一條人工溝造成的損壞：上下兩段國家級道路的徹底沖毀，總長度約230米。道路的破壞者，很可能是中原（漢族）一方。原因是：兩漢至南北朝的數百年間，他們基本處於被動的守勢。另外，作為修路和道路養護的一方，他們更了解直道的弱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