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謙[原中顧委委員]

王謙[原中顧委委員]

王謙(1917.02~2007.07),男,漢族,山西平定人,中國共產黨黨員。原中顧委委員,原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山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山西省政協主席、山西省軍區第一政委,原山西省人民政府省長,原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兼四川省重慶市委第一書記。中共八大代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十、十二屆中央候補委員,第五、六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85年中共全國代表會議增選為中顧委委員,1987年中共十三大當選為中顧委委員。

基本信息

人物生平

王謙[原中顧委委員] 王謙[原中顧委委員]

王謙,男,漢族,1917年2月生,山西平定人,1936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革命工作,國中。

1936年至1945年,任山西省平定縣犧盟會常委,晉冀豫游擊縱隊第五支隊政治委員,八路軍第一二九師三八五旅十四團三營教導員,中共平定(東)縣委書記,中共榆社縣委書記,中共太行區第三地委組織部部長,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黨校學習,任中共太行區第四地委組織部部長。

1945年至1949年任中共太行區第四地委副書記兼軍分區副政治委員,中共長治市委書記,中共太行區第三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治委員,中共太行區委組織部部長。

1949年至1954年任中共山西省長治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治委員,中共中央華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華北局農村工作部副部長。

1954年12月至1956年7月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華北、西北處處長,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秘書長。

1956年3月至8月任中共山西省委副書記。

1956年8月至1965年8月任中共山西省委書記處書記、書記處常務書記。

1960年11月至1966年12月任中共中央華北局委員。

1965年8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二書記,

1965年12月至1967年1月任山西省省長。

1966年至1970年“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關押。

1970年至1973年任山西省陽曲縣革委會副主任、代主任,山西省革委會常委、省革委會計委主任、省革委會業務組組長。1973年5月至1975年5月任中共山西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山西省革委會副主任。

1975年5月至1980年10月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

1975年5月至1979年12月任山西省革委會主任。

1977年12月至1979年12月兼任山西省政協第四屆委員會主席,曾任山西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1980年10月至1981年待分配。

1981年9月至1985年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兼四川省重慶市委第一書記。

1986年4月增選為第六屆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是中共第十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十二屆中央候補委員(任職至1985年9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

1985年9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中共十三大分別增選、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2007年7月9日在北京病世,享年91歲。

在王謙病重期間和逝世後,胡錦濤、江澤民、吳邦國、溫家寶、曾慶紅、吳官正、李長春、羅乾、王兆國、劉雲山、吳儀、賀國強、王剛、李鵬、喬石、朱鎔基、宋平、尉健行、何魯麗、熱地、烏雲其木格、唐家璇、華建敏、陳至立、肖揚、賈春旺、阿沛·阿旺晉美、徐匡迪和張勁夫、彭沖、谷牧、鄭天翔、劉復之、楊白冰、田紀雲、姜春雲、倪志福、李錫銘、鄒家華、布赫、吳階平、彭佩雲、韓杼濱、楊汝岱、任建新、宋健、王文元、鄧力群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

人物經歷

求真務實 勇於創新

王謙同志 王謙同志

解放以後,王謙同志再次擔任長治地委書記,在晉東南地區7個縣成功地試辦了10個以土地入股分紅為特點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是大家所熟知的,是具有開拓、創新意義的試驗,在全國也是首創。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創辦,標誌著土地改革後農民逐步走上集體化道路,拉開了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序幕,引起黨中央的重視,得到毛主席的肯定。“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批鬥王謙時,有人質問他:你在晉東南試辦初級社時,為什麼不在西溝村搞試點?王謙說:因為是試驗,會有風險,沒有把握。為了保護西溝這個老先進典型,所以沒有在西溝試辦。王謙實事求是、以理服人的回答,使那些慣於搬弄是非者的圖謀未能得逞。

1956年,王謙從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調任山西省委副書記以後,分管農村、農業工作。山西發展農業生產存在著四個突出的問題,即旱災頻繁、土地瘠薄、植被稀少、水土流失嚴重。王謙同志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從一些典型單位發現他們在實踐中創造的先進經驗。綜合這些改變農業生產基本條件、從而獲得穩產增收的經驗,初步找到一條治理山西落後生產自然環境的基本思路,即“種草、種樹、治水、修地”八字方針,把治理的重點放在雁北和晉西北。雁北地區風沙大、霜凍早、鹽鹼地多,因此在雁北地區尤其重視種樹、固沙、防風、治鹼。呂梁地區山高、溝多、坡多,強調種草、種樹、修造梯田,“一片坡一條溝一道梁”地治理,防止水土流失,開創了全國小流域治理之先河。就全省範圍來說,十分重視大興水利建設,從1958年以後,全省陸續興建了大批大中型水庫和許多重要的水利設施。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全省水澆地、水平梯田、森林覆蓋率都是成幾倍甚至幾十倍地增長,明顯地改善了農業生產基本條件。

從 “文化大革命”後期到調離山西之前,每年春夏期間,王謙同志總要和省委一班人一道,率領省級機關廣大幹部在太原西山植樹造林;每年秋末冬初,又要率領廣大幹部在太原郊區整修農田。無論植樹還是整地,王謙都是彎下身子,揮鍬實幹。

1956年“反冒進”和1957年反“右派”後,“左”的傾向出現,特別是1958年“大躍進”“放衛星”,畝產千斤小麥、萬斤玉米、百萬斤紅薯等虛假東西抬頭,虛報風氣盛行。1958年秋天,省委召開電話會議,有人介紹畝產100多萬斤紅薯的經驗,王謙插話問:你去實地看了沒有?回答說,親自下去考察了。王謙沒有再吭聲,在當時那種浮誇、吹牛成風的情況下,他也不可能再說啥。只是在會議結束,大家起身走時,王謙拍著那位參會同志的肩膀說:你個頭大,把你埋在地里,要埋多少個才夠百萬斤?這雖是一句玩笑話,但足見王謙對那種浮誇風氣保持著比較清醒的頭腦,並給山西日報社打招呼不要報導,這是難能可貴的。

1962年以後,王謙同志在省委分管工業。他說他不懂工業,就從調查研究入手。他用半年多的時間,調查了包括各種類型的工廠、礦山80多家,每到一家企業,他不是聽廠領導的工作匯報,而是請一位主管生產的副廠長或者工程師陪同,深入車間,沿著生產工藝流程,邊看邊問,熟悉情況。從機器設備的構造到性能,從生產過程到產品類型,都要一個一個地弄清楚。他在考察太原化工區的幾家企業和第一熱電廠後,發現企業生產引用地下水資源太多,使晉祠水位下降,流量減少,時有斷流。他提出要保護自然生態,反對引用晉祠水源發展農業灌溉和工業項目,提出“千萬不能為了一時的局部利益,而破壞千百年來形成而又無法再生的美好大自然環境。”

城市“四清”運動開始後,王謙同志到太原鋼鐵公司蹲點一年多搞“四清”,嚴格掌握政策,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於工作上有這樣那樣缺點錯誤的領導幹部,王謙要求他們做好自我檢查,但不主張批鬥,保護他們過關。由於深入細緻地做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得當,採用了多換思想少換人的辦法,運動結束後沒有留下什麼後遺症。在企業整頓中,王謙提出了搞好“三基工作”,所謂“三基”,一是大練基本功,幹啥的就練啥,練出過硬的本領;二是做好基礎工作,包括工藝上的基礎工作、管理上的基礎工作、政治上的基礎工作;三是做好基層工作,包括基層黨小組、基層團小組、基層工會小組。“三基工作”最早在山西提出來,以後在全國講開了。這對於改善和加強企業管理,迅速恢復發展工業生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鋼鐵漢子 寵辱不驚

“四清”結束,“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在當時那樣險惡的情況下,王謙同志仍然念念不忘要把生產抓起來。如果生產垮下來,局勢就穩不住,社會便會出現混亂,這是王謙同志最擔心的大事。

1969年7月,中央頒發了“七二三”布告,當時主持省委工作的同志決定,陸續解放一些老幹部出來工作。這樣就將關押在監獄而無歷史問題的省和太原市的 “走資派”轉移到交城辦了學習班。在學習班揭發批判時,因為陶魯笳已調離,衛恆已死,於是有人就把目標對準王謙,甚至為解脫自己,言過其實,刻意揭批王謙。但王謙同志沉著冷靜地傾聽每一位發言者的意見,檢查自己的問題時,既不往已調走的陶魯笳身上推,也不給已迫害致死的衛恆頭上戴,更不向下推卸責任,而是盡力用自己的言行保護更多的同志 “過關”。他說:“自從我調回山西省委工作,不論是常務書記也好,第二書記、省長也好,十年來一直居於二把手的位置,魯笳同志當書記時,省委決定重大問題,我不同意不行;老衛當書記,省委定的大事,我都參與決策,我不同意也不行。因此,過去十幾年省委工作中的問題,我應負主要責任。”他這么一講,大家深受感動,也感到減輕了負擔。1973年5月,他重新回到省委領導崗位之後,盡力為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抵制派性爭鬥,保護幹部,做了不懈的努力。

尊重人才 勤奮讀書

王謙同志熱愛科學,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愛護知識分子,善於團結和使用知識分子,拜他們為師,向他們請教科學知識。在工作中,他與許多專家、教授建立了真誠的友誼,使知識分子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

王謙多次講過他和水利專家劉錫田的交往。1958年汾河水庫上馬,按照設計採用“水中填土”的方法築壩,壩高60米,這在世界上也是創舉。在當時沒有施工機械的條件下,完全依靠人力和鍬、鎬、小平車等簡單工具,進展不快。1959年4月,中央和水電部兩次來電指出,如在“七一”前攔洪壩高度達不到40米,就必須考慮下馬。水電部的中外專家現場檢查後,都認為“七一”前很難達到攔洪要求,有的專家還認為大壩設計是錯誤的,建議工程下馬,以免太原市被洪水吞沒。在這緊急關頭,王謙和主管工程的副省長劉開基連夜同總工程師劉錫田商討,問劉總設計上有無不當之處,是否有什麼疏忽,哪怕是少許的漏洞。如果設計是可靠的科學的,就應採取一切措施把40米壩高搶著築上去。兩人還表示:如果“七一”時壩高達不到要求,而屆時又天降暴雨,發大洪水,出了大禍,政治上、技術上的責任,完全由我們負責,劉總和其他技術人員決不會受牽連,不負任何責任。第二天拂曉,劉錫田找到王謙和劉開基說,他們經過通宵的全面複查,可以肯定設計和其他技術方面都無問題,“大壩的承重力有保證安全的合理係數”。據此,省委決定:動員一切力量加大施工強度,調勞力、調物資、調設備,最終使壩高基本上按期達到了攔洪標準。近50年過去了,60米高的大壩巍然矗立,固若長城。王謙回憶說,他和劉錫田等高級知識分子相處,最基本的一條就是彼此之間以誠相待,把心交給對方,平等地、同志式地交談工作,不以虛情待人,不以假話騙人,真正做到相互信任。

熟悉王謙同志的人都感到他學識淵博,這淵博就是來自他乾一行、愛一行、鑽一行、通一行、精一行,這是王謙同志的一大優點,也是他的過人之處。王謙分管農業工作以後,他把山西農學院的全部講義拿來認真通讀。分管工業以後,王謙又研讀了冶金、機械、地質、煤炭等方面的專業書籍,看不懂的地方,就找技術人員或者老師傅請教。經過刻苦學習,他逐步由外行變成了內行。

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學習馬列的經典著作,王謙是下過很大功夫的,僅《資本論》就通讀過三次,第一次是在長治任地委書記時,第二次是在華北局工作時,第三次是在“文革”的監獄裡讀的。

王謙同志認為,一個人要掌握知識,不只是上學讀書,還可以從三個方面接受知識,第一是從書本上學,第二是從實踐中來掌握,第三就是聽人家講。

王謙同志工作很全面,知識面寬,有思想,有水平,有能力,有魄力,有點子,給人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無論走到哪裡,是分管還是主持全面工作,都能抓到手,搞出成效來。這與他長期堅持勤奮讀書,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注重總結實踐經驗,按照客觀規律分析研究解決問題是分不開的。

人物評價

王謙同志是經過70年革命生涯錘鍊的黨的高級領導幹部,不論在順利時還是在逆境中,對共產主義理想堅貞不渝,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嚴於律己,清正廉潔,對家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嚴格要求,始終保持了共產黨員的政治本色。他的功勞、業績,將永遠銘刻在山西人民心中,他的高尚品質和道德情操,鋼鐵般的硬骨頭精神,是我們永遠學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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