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焦幼年，主要學習經學，後來求學於耿定向，開始得王學之傳，後來又結識了耿定理，在崇正書院主講，成為耿定向門下的高足弟子。在他三十多歲時，同李贄結識，從此友誼始終不渝。李贄冤死獄中，焦作《追薦疏》，並為他編印《李氏遺書》，晚年還為他作《藏書序》。李贄叛經離道、手搏龍蛇的狂放影響著焦。四十多歲時，問學於羅汝芳。羅汝芳強調思想自由，人情順適。謂：“功夫難得湊泊，即以不屑湊泊為工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為胸次，解攬放船，順風張棹，無之非是”，若乃“沉滯胸膈，留戀景光，是為鬼窟活計”。羅汝芳這種狂傲與通達，深深感染了焦，從此表現出更多的異端思想，從耿定向的正統派轉而追隨羅汝芳。焦講學以“汝芳為宗”，足以證明他對其的推崇。
由於焦灑脫不守師說，耿定向漸漸對他產生了不滿，《明儒學案》中說：“弱侯自是真人，獨其偏見不可開。耿叔台在南中謂其子曰：‘世上有三人說不聽，難相處。’問為誰，曰：‘孫月峰，李九我與汝父也。’”可見師徒二人已是貌合神離。
除了潛心學問，焦也曾多次參加科舉。十九歲時鄉試落第，二十五歲時中舉人，第二年，會試落第，此後屢次會試失敗，直到五十歲，才以第一名考取進士。任職翰林院修撰，當大學士陳於陛建議修國史，由於焦平常注意研究明朝的典章，於是推薦他來負責這件事。後來修史的事，中途荒廢。焦就在收集了大量資料的基礎上編成了《國朝獻征錄》一百二十卷和《國史經籍志》六卷。因為資料豐富，論述精當，而深為後世學者推崇。
當時翰林院有一項負責教宮廷小內侍讀書的任務，一般人都敷衍了事，焦卻說：“此曹他日在帝左右，安得忽之。”他認為小內侍接近皇帝，其人品如何對皇帝有直接的影響，因此，教授他們古代善惡之事。
焦還曾經做過皇長子的講官。他深知嗣君的人品學問關係到將來是否能安邦治國，所以勤勉為教，盡心盡職。一般情況下，講官只講讀，不問答，但焦怕太子學而不通，數次請求太子發問，太子問不出問題，他又耐心地啟發誘導。在講授《舜典》時，焦以“稽於眾，捨己從人”發問，皇太子回答說：“稽者、考也。考集眾思，然後舍己之短，從人之長。”又有一次，焦問“上帝降衷，若有恆性”。皇太子答曰：“此無他，即天命之謂也。”當時皇長子年僅十三歲，能有這樣的領悟力，足見焦的訓導有方。
焦為人耿直，敢於直言，得罪了相臣張位等上司，而又因為他文名極重，頗受同僚的嫉妒。萬曆二十五年，他五十八歲，被任命為順天府鄉試副主考，卻因為科場事受到誣衊彈劾。次年在官吏考核中他又被降級。他憤慨地指責那些為取悅權臣而誣陷排擠他的小人，謂“名義彼所輕，官爵彼所重。”“一旦為群小排擠，顛倒黑白，竟泯泯焉同於窮鄉編戶冤抑不伸者，竊為明時恥之。”於是他憤然辭官歸家，與朋友講論學問，著書立說度日，直到去世。他一生著述豐富，主要有：《焦氏筆乘》、《焦氏類林》、《玉堂叢語》、《澹園集》等等。《焦氏筆乘》是一本筆記，共六卷，後來又有續集八卷，多為讀書札記，對經史義之缺誤也有所考試，續集中還採錄部分藥方及醫藥故事。
焦強調作學問要靠自悟自證，不能僅傍依他人門戶，只要於義上認得真切，就把住不放。他引用王陽明的詩：“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缽效貧兒”。諷刺那些迷信古人和書本的人。他呼籲：“學道者當盡掃古人之芻狗，從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腳下？”焦認為一切古代的聖賢之書，都只不過是一堆陳跡，後世的人們要有勇氣衝破他的束縛，開闢新的天地。表現出了強烈的主體意識和開闊的眼界。他指點歷朝，認為“唐疏宋注，錮我聰明”。“漢宋諸儒之所疏，其糟粕也”，把章句之學看得一錢不值。
焦不贊成儒道互相攻擊，認為三教本出一源，老莊之學與孔孟之道能夠互補。他說：“儒學絀老子，老子亦絀儒學。絀儒學者，非獨不知儒，亦不知老，絀老子者，非獨不知者，亦不知儒。”
焦在史學方面功力很深，成就突出，有很高的史識水平。他稱頌司馬遷的《史記》，但不盲目崇拜，以為“史公會粹眾說成書，時月先後，不能盡合”，也有許多疏漏。稱頌王安石讀《史記》的筆記，謂其人“筆力曲折，真脫胎換骨手也”，肯定了王安石褒揚唐代永貞革新中的八司馬，稱之為天下奇才。他評論唐代劉知幾的《史通》：“余觀知幾指摘前人，極其精當，可謂史家申、韓矣。然亦多輕肆譏評，傷於苛刻。”這些觀點都不附和俗見，卓然自成一家，有獎有貶，評論較為公允。
焦重視文字、音韻、訓詁等國小學問，他說：“國小，謂文字之學也。”使國小從一般儒學中分離出來，成為一門獨立學科並取得了較快發展作出了貢獻。因此在《焦氏筆乘》中有許多關於古代文獻資料的考證和古今文字形音義辨正的內容，散見其中。歸納起來，大致可以分為四類：其一，是關於古代典籍真偽的考辨。
他敢於破除迷古偏見，重新審查古籍真偽，開創了古書辨偽的新風。他專設“偽書”一書，指出《本草》非神農書，《山海經》非禹益書，《三墳》非伏羲、神農、黃帝書，《三略》、《雲韜》非太公書。又云：“此類甚多，或摹古書而偽非，或似己意而妄增，致使好事之流，曲為辨釋，以炫其博，是皆未深考耳”。其二，關於傳注與註疏的形成與評價焦在“傳注”一節中指出：“古人未為訓傳”，“至毛公傳《詩》，孔安國傳《書》，而傳注遂有定體定名矣”。他能夠用歷史的眼光分析傳注發展的過程，不受經學種種迷信的束縛。
值得一提的是，焦在《焦氏筆乘》中用很大篇幅記載了他蒐集的各種藥方，並引許道幼的話說：“為人子者嘗膳侍藥，不知方式，可謂孝乎？”把盡孝與醫方收集聯繫在一起，強調了知識的實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