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張
激進女性主義的主張是：女性是一個階級，男性是另一個階級。她們激烈而鮮明地反對男權制社會，通過宣傳示威活動，建立女性空間和女性文化。她們的基本觀點是：個人問題就是政治問題，即個人經濟上的不平等地位不是個人原因，是社會不公；以男權制為根源的階級壓迫；對男權制的心理學、生理學解釋；男女有本質不同；社會必須徹底改變；等級制必須消滅。
性政治
激進女性主義者認為女性是被壓迫階級，並稱現行的社會體制是性階級體制 (sex class system)；男女不平等是由性別所造成的，消除不平等的方式就是要破壞性別角色的分工。一些激進女性主義者甚至將女性的低下地位歸咎於生理結構，認為女性的身體是自然界的畸形創造，這一生理結構導致女性以為自己應當去做那些屈從於男性統治的事情，諸如生育、帶孩子、性交等；既然並不僅僅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女性才受壓迫，而是在任何經濟制度中都可能發生壓迫女性的現象，那么女性受壓迫的原因就不是由階級原因，而是由生理原因導致的，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女性的生育；只有通過諸如避孕技術、試管嬰兒、人工授精及無性繁殖這類科學技術的進步把女性從生育這一壓迫她們的生理功能下解放出來，女性的處境才會有實質性的改善；只要兩性的區分在生理上和社會上還繼續存在，女性的處境就不會有實質性的改善。她們認為，要想剷除這一性階級體制，必須首先剷除其生理基礎；只有想辦法消除使女性處於屈從地位的生理差異，使男女之間的生理差異不再有意義，才能進而消除男女之間的不平等和性別歧視。
舒拉米斯·費爾史東(Shulamith Firestone) 是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她的代表作《性的辯證法》被譽為對女性受壓迫進行系統分析並解釋其根源的最早嘗試之一。她在這部著作中表達的一種觀點十分引人注目：通常，女性主義者總是否定女性的依從地位有其生物學的基礎，可費爾斯通卻認為，女性依從地位的根源在於人類生物學的某些永存的事實，那就是：嬰兒的成熟期很長，這便決定了嬰兒要有很長一段時間依賴於成人，特別是要依賴母奶才能生存；與此同時，生育使女性的體質變弱，使她們要依靠男人才能生存。由這一邏輯推衍下去，費爾斯通得到了如下的結論：女性解放要靠“生物革命”和與此有關的一系列技術進步，這一革命不僅要使嬰兒的養育脫離人奶，而且要使生育過程脫離子宮，這樣才能真正消除女性對男人的體力的依賴，而這一依賴恰恰是女性依從地位的生理基礎。(賈格爾等，1989年)
人類學研究發現，在澳大利亞的土著居民、非洲遊牧民族和愛斯基摩人以及其他狩獵民族中，造成男性統治的原因不能僅僅用與外界的階級社會接觸來解釋，而要由其自身發展的過程及致使女性地位低下的生理原因來解釋。除了前述費爾斯通的解釋，即男權制產生的原因是原始人的後代對母親的依附，以及母親依附於在她生產和哺乳時供養她的男人這一基本事實之外，更普遍的一種看法是，男性統治既非來自男性的好戰，也不是由於女性的依附性，而是起源於男性的狩獵活動。由於女性要哺育孩子，不能去狩獵，男人就利用她的無能為力而控制了肉類的交換。隨著肉類在不同狩獵集團飲食中處於日漸重要的地位，就逐漸形成了男性的統治。
激進女性主義的男權制理論並不把國家作為政治的中心議題，而認為國家只是男權制壓迫的工具；它不看重經濟壓迫，並且認為，那種以為推翻了經濟壓迫一切問題就會迎刃而解的觀點是錯誤的。女人是作為女人而遭受經濟壓迫的，而不是作為一個性別中立的無產階級成員而遭受經濟壓迫的。這一理論還認為，家庭是社會權力結構的中心部分，其中包括在家務勞動上對女性的剝削、性剝削等。
激進女性主義向傳統的權力及政治觀念提出了挑戰。它指出，男權制在所有的社會中運行，其力量遠遠超過了正規的權力制度，超越了階級和種族的界線。它在人們的童年就開始以社會教化的形式灌輸給他們，通過教育、文學和宗教這些手段的強化，使人們將其內化在心靈深處。有些女人因此而仇視自我，否定自我，接受了自己是二等公民的看法。有的女性主義者甚至直截了當地將男權制稱為“男權制宗教”，並認為全世界的各種主要宗教全都在起著使男權制合法化的作用。因此，女性運動不僅是反教會的，而且是後基督教的精神革命。
男權批判
強調男權制度而非資本主義才是婦女受壓迫的根源。傑梅茵·格里爾（Germaine Greer）在1970年所著的《女太監》（The female Eunuch）一書中認為女性從小在家庭和教育之中就逐漸開始受到男權制的壓迫，逐漸放棄了自主權和主動性，人格被人為地“閹割”。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同年的著作《性政治》（Sexual Politics）則強調性即政治，指出男權制度藉由誇大男女之間生理的差異，來強化及合理化男人與女人之間的支配與附屬的關係（與政治中人和人的關係類似）。則在幾部著作中，對於文化中包括宗教、文學、歷史、哲學、社會習俗中所蘊含的男權制度加以批判。
性別角色
在批判男權制度的同時，基進女性主義者也試圖找出理想的性別角色。在1970年代早期，由於認為性別制度是壓迫的來源，因此不少人主張以中性（androgyny，或譯作男女同體）的文化來取代原本的兩極區分的兩性，在理想的社會中，男女之間應該是沒有差別的。如米列指出性及性別之間的不同，前者為天生，但後者為社會文化所形塑，以試圖去除原本社會對於兩性的刻版印象和要求對女性帶來的壓迫。這樣的主張最基進者如法國的維蒂格（Monnique Wittig），甚至認為連兩性生理差異，例如女性生育小孩也並非是自然的，而是後天加諸於女性的任務。
但這種男女同體的主張，在1970年代後期開始受到批判，許多基進女性主義者不認為期望男女都成為“中性”是能解決性別壓迫問題的方式，她們認為女性有其自身優越不同於男性的特質，因此要解決壓迫問題是要將女性和男性分離，她們致力於創造婦女的空間、保護受害婦女，並發展婦女自身的文化，而其中基進女同性戀者（Radical lesbians）便是這種主張的實踐者。
性關係
許多基進女性主義者認為性關係是女性主義的重要課題，因為男性在性關係上具有的侵略性、支配性而女人則是順從而被動，而以這樣的關係為基礎，使得女性在其他領域包括政治、經濟、社會上都處於被支配的角色。因此，她們批判包括社會上對愛情的想像、強暴的行為、以及色情事物中對女性的貶抑等。而許多基進女同性戀者，也是基於男女異性戀關係的不平等而主張不與男人發生關係。
激進女性主義將其理論重心放在男性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以及男性對女性在性和生育領域的控制上；它視男性群體為壓迫女性的群體，要在一個男性中心的社會爭取女性的中心地位。這一理論的極端形式是攻擊異性戀、性暴力和淫穢色情品的製造與銷售。它認為，女性受壓迫的基本根源是男性對女性身體的統治，這種統治是通過兩種途徑來實現的，一是通過意識形態途徑，其中包括淫穢色情品的制售，貶低女性的思維定式，性別主義的幽默玩笑等；二是通過實踐的途徑，其中包括男性中心的婚姻和財產法，剝奪女性的生育權利，性暴力等。
方法論
基於上述觀點，激進女性主義致力於下列工作：為被強姦女性設立救助中心；為受暴女性提供庇護所。她們最活躍的方面在和平、生態、生育權利、反對淫穢色情品以及同性戀權利運動等。她們為運動所制定的目標是：摧毀男性對女性的統治機制，代之以賦權機制 (systems of empowerment)。
對於激進女性主義所提出男權制這一理論，女性主義者當中有許多不同的看法，雖然有人認為用這一理論來分析壓迫女性的機制是有效的，但也有人認為它太過寬泛，太過概括，還有人認為它太受特殊社會條件的限制，不如用“性-性別體系”(sex-gender system) 這一概念來取代它。有的批評指出：這一理論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它不能解釋男權制起源，因此難以提供結束男權統治的策略；它建立在“男人是敵人”這一錯誤的判斷之上，所以只能在女同性戀分離主義者當中引起共鳴，不能吸引到廣大女性的認同；這一理論是非歷史的，建立在錯誤的普遍適用假設之上，它只反映了白人中產階級女性的經驗，沒有考慮到工人階級女性、黑人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的情況；按照這一理論的邏輯，在男人數世紀的錯誤統治之下，女人所扮演的只是被動受害者的角色，而不是歷史和未來的共同創造者。對激進女性主義的另一種批評來自後現代女性主義，認為它把男女兩性的兩分狀態固定化了，把男權制的壓迫和禁制當作一個靜態的概念來看待。
海蒂·哈特曼 (Heidi Hartmann) 的著名文章《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的不幸結合》曾在70年代廣為流傳。她既批評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性別盲點，也批評了激進女性主義的階級盲點，從男性在家庭內外控制女性勞動力的角度重新定義了男權制這一範疇。她把資本主義和男權制看作相互依賴、相互強化的兩個制度，並認為，女性解放就是要把這兩種制度都消滅。(賈格爾等，198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