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史觀

民本史觀

民本”一詞最早出自《尚書·五子之歌》,原句是: “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夏康之弟勸誡夏康而作的詩歌。意思是民眾是國家的根本,作為統治者要敬民、重民、愛民,認識到民眾的力量,自我約束,修善德行。慎重處理民事、國事。

民本主義

民生、民權、民主

1.民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論語·雍也》)能讓人民過上好日子,就是比堯舜還強的聖人,儒家主張君主應是聖賢,誰能讓百姓過上好日子,誰就是聖賢,聖賢治國才是儒家理想。

相反,如果君主不為民謀生,則是罪人。“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說:“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孟子·離婁上》)

孔子曾經對子貢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必不得已)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但王充反對,王充認為:“使治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義棄,信安所立?傳曰:‘倉稟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飢餓,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口飢不食,不暇顧恩義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飢餓棄信,以子為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 夫去信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為信,信不立矣”(《論衡·問孔》)。對大多數人來說,倉稟實是知禮節的前提。對儒者的道德要求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

儒家民本主義認為,應該讓百姓減輕經濟負擔,只要百姓富足了,國家就不可能貧窮。

2.民權

儒家的民是全民,講民權是不分地位和貴賤高低的,民權首要是生存權,其次是人格權。

3.民主

儒家的“民主”是為民作主,是公正地為民作主。君主的責任是治理好國家,管理好百姓,這是民本主義的特點。不同於今天的民主,但是遠比自由派鼓吹的“民主”有意義。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刑殄有夏”。(《尚書·多方》)。

“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尚書·仲虺之誥》)。

儒學以民本主義為指導,想的是民生、民權,想的是為民當好家,作好主,光武中興,民本主義關懷貫穿執政興國之始終。

在《後漢書·岑彭傳》里光武給岑彭去信感慨道:“每一發兵,頭須為白。”這是考慮到百姓生存之難,懷不忍之心,所以當天下統一後,他堅決反對對匈奴開戰的冒進方案。他說:“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出發點還是考慮民生,害怕漢武帝時期,窮兵黷武,國家虛耗大半的現象重演。

光武帝儉約治國治家。生活節儉。“身衣大練。色無重彩。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後漢書·循吏列傳》)。嚴禁獻異味,提倡薄葬。在遺詔中說:“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光武帝紀》),臨死仍然念念不忘百姓,這樣的人百姓怎能不懷念,老百姓怎能不歡迎這樣的人作民之主。

開民議

只有從人民哪裡聽到真話,實話,才能實現為民作主。所以民本主義從不反對民議,而且還鼓勵。 孔子和以及後代儒家一直反對塞民之口,“道路以目”、“敢怒而不敢言”早就成為中國人要求言論自由的成語。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大學》),既如此,塞民之口又如何知民之好惡呢?

孟子說“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按照錢穆所說,是一種義務論為基礎設定的政治體制,天子算不算是公僕?《禮記》甚至說“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制,士死眾”,也是強調上位者的義務。在《論語》中,關於所謂的一些等級制的描述都不過是禮儀祭祀等等皮毛上的表現,孔子並不認為國君可以享有任意的絕對的權利。

光武也不例外,他繼承了民本主義思想,在答覆臧宮時稱:“《黃石公記》‘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後漢書·臧宮傳》)。

《後漢書·隗囂傳》隗囂發表的討莽檄文稱保護百姓是君之責,“百姓襁負流亡,責在君上。既安其業,則無責也。”

魯迅有一段話影響很大,在《燈下漫筆》中,魯迅批判中國傳統社會,“中國人向來就沒有掙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也就是“暫時做穩奴隸與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但我們了解了以上古人的民本主義思想,就應該明確指出:魯迅言論甚為不當,奴隸、奴性不是中國人本來的形象,滿清時代的奴性絕不是中國人一貫就有的。魯迅這種論調誤導了將近一個世紀,很惡劣。如果我們把古人看作奴隸或者是奴才,那么我們就不會對他們產生一絲感情,也不會為中華文明而驕傲,只會產生蔑視。以至於今天的國人是非不分,善惡不辨,漢奸成為英雄。英雄成為罪人。還從來沒有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如此糟蹋自己的歷史。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古人迷信天命,但是儒家民本主義卻明確指出:“天命在民”。上天視人是人人平等的,老天永遠站在民的一邊,人民的想法就是上天的想法。君主奉天就是代天去愛民。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尚書·皋陶謨 》)。

“天矜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泰誓》)。

“惟天惠民,惟辟(君)奉天”。(《泰誓》)。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撫我則後,虐我則仇。”(《泰誓》)。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尚書·蔡仲之命》)。

“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後漢書·卓魯魏劉列傳》)

“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於昵。” (《高宗肜日》)

宋明理學諸子都是公天下論者,他們認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孟子集注·萬章上》)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之思想,在漢代董仲舒的發揮下,發展成為天人感應。用天意來約束君主必須傾聽民意。

關於土地、山川之類是否是君主的,對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孟子解釋說:“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他認為這是小吏發的怨言,不能解釋為天下一切都是君主的。

明末王夫之說:“若夫土則天地之固有矣。王者代興代廢,而山川不改其舊,其生百穀以養人,王者亦待養焉,無所待於王者也,而王者固不得而擅之。”(《讀通鑑論》)

“民有天下,主權在民”思想同樣在漢代成為正統思想。《後漢書·王常傳》講王常勸其他綠林英雄時說:“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強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張卯等被某些人視為最堅定的農民起義領袖,聽了這番話後都說:“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願敬受教。”民本主義原本是漢代社會各階級的共識,也為農民階級歡迎。

既然主權在民,故孟子當著宣王面說:“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針對統治者鼓吹的“天命眷顧”,天道無常則更被人接受,“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這就像“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一樣,是“天之道也”(《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古代民本主義者,還提出了“人定勝天”予以反駁。

人定勝天,最早出自宋·劉過的《龍洲集·襄央歌》:“人定兮勝天,半壁久無胡日月”。《逸周書·文傳》也有:“兵強勝人,人強勝天。”與“人定勝天”相仿但出現得較早的成語是“人眾勝天”。《史記·伍子胥傳》有“吾聞之,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

民與神

既然天命都可以按民意而改變,對於神靈的預示,民本主義者根本不以為然。他們認為神不可信。而民才是神的主人,與其聽神,不如聽民。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中庸》)

季梁曰:“民,神之主也,是以聖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左傳"桓公六年》。)

史囂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傳"莊公三十二年

得民心得天下

民本主義主張:“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說:“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離婁上》),“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孟子·盡心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

《禮記》:“古之為政,愛人為大”。《大戴禮記》:“重社稷故愛百姓”,就能“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柔”。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孟子·公孫丑上》)

“以道勝者,帝;以德勝者,王;以謀勝者,伯;以力勝者,強。”(《太白陰經·主有道德篇》)

劉秀登基時,大將們的話說得明白。“如有聖人承敝而起,雖仲尼為相,孫子為將,猶恐無能有益。”(《後漢書·光武帝紀》)在當時的人看來誰的德行高,誰成為聖人,誰就應該得天下。何謂聖人,聖人者得民心也,故孔子認為:“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必也聖乎!”

“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仇。”(《尚書·泰誓下》)“撫我則後,虐我則仇。”(《尚書·泰誓》),周武王用民本思想來激起眾人對紂王的仇恨。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孟子·離婁上》)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孟子·離婁上》)

君必須盡君道行民本,如果君主害民虐民,則是一夫,誅一夫,不為弒君。何謂獨夫:《蔡傳》說:“天命已絕,人心已去,但一獨夫耳。”

不仁而失天下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言必死亡。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孟子·離婁上》)

孔子說:“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衛靈公》)“道”自然是儒家的道。儒家之核心在於“民本主義”思想, 孟子說誅殺桀紂非弒君,而是誅一獨夫。在孟子等儒家眼裡的君不是現實政治生活的“君”。而是符合儒家道統的“君”,西方人說的“哲學王”。政治上一旦失德、失道,也就是失去了“君”的身份。

戰爭觀

愛惜生命者王,孟子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御之?” (《孟子·梁惠王上》)

戰爭打不打要看人民的意願,當齊王問孟子,燕國可討伐嗎?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逐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孟子·梁惠王下》)。孟子不是反戰主義者,孟子希望的戰爭是解救人民苦難的戰爭。孟子說:“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公孫丑下》)

孟子說:“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後,後來其蘇。’”(《孟子·滕文公下》)

他斥責為君主私利而發動的戰爭,說這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孟子·離婁上》)

孟子所言,一般人讀了都不以為然。唯獨讀過《後漢書》,信以為然。在《後漢書·岑彭傳》里光武給岑彭去信感慨道:“每一發兵,頭須為白。”,他是考慮戰爭對百姓的苦難,要慎戰。面臨匈奴、烏桓的襲擾,北方邊民流離失所,但是他仍然制止馬武等人的出擊計畫,他認為時機不成熟,不能讓戰爭帶給更多人災難,所以仍以休養生息為重。

班超從西域奉詔東返,當地人認為被漢廷拋棄,有官吏為攔住班超自殺而死。耿秉死,匈奴人梨面出血。馬援打下交趾,當地人家家祭祀。諸葛亮“七擒孟獲”給當地帶來了先進的文明,至今當地多有紀念。這就是儒家要的戰爭。

根本措施

賢人是民意代表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禮記.禮運》)

秦穆公薨將三大臣殉葬,秦人作輓歌哀之,其中有:“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顯然百姓把賢者當做了自己利益代表,要用一百人換他一人之命。(《詩經·黃鳥》)

武王伐紂,一大理由就是紂王“剝喪元良,賊虐諫輔。”,“剖賢人之心”,“囚奴正士”(《泰誓》)。

以上例子說明一點,古代的賢人不光是個人品德高尚,更要緊的是作為民意代表而出現的,因此一直被人民敬仰。

儒家講天命,天命又取決於民心,但民意難以直接正確地表達。表達出來的往往是盲目的,感性的、民粹的、是眼前利益。“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西門豹治鄴》),即便是在美國也同樣,美國開國之初,共和黨人受夠了國會議員民主的叫囂,回答道:“人民終日受那些別有用心的寄生蟲和馬屁精的欺騙,受到野心家、貪污犯、亡命徒的欺詐和坑害,受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的蒙蔽,受到巧取豪奪的人的耍弄。要說人民在經常受到這樣一些干擾的情況下,也不會經常犯錯誤,勿寧說這是個徹頭徹尾的神話”(《聯邦黨人文集》第七十一篇)。如何使用民權是一個很難解決的難題。

兩漢之交,各地豪傑紛紛起兵,只要豎起劉姓大旗,就立刻得到當地百姓的熱烈回響。王郎就是利用民粹興風作浪的典型。所以必須有人來正確表達民意,這就是賢士大夫的作用,老百姓相信賢人會替他們說話辦事,賢人就是民意代表,孟子的“得民心者得天下”,何謂得民心,就是得天下賢士之心。所謂“周公吐脯,天下歸心”。這點一直被近代以來的思想家所忽視。

賢人是民意代表,他們背後都是大片大片的民心。尊賢、用賢意味著取得政權合法性,擴大政權的統治基礎,所以自古聖君都尚賢下士,千方百計的要賢士、隱士出山。孟子說:“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孟子·公孫丑上》 ), 方孝儒在《遜志齋集》卷二,《釋統》中說:“賢者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則天與之矣。安能不貴之乎?”

《後漢書·逸民列傳》講:“隱士逢萌在光武即位後,在琅邪勞山養志修道,人皆化其德。 北海太守素聞其高名,派遣官吏聘請他出山,然而逢萌不答,太守懷恨而使人捕之。行至勞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禦。吏被傷流血,奔而還。”

賢人代表真正的民意,這點被歷來思想家忽略,批判者總認為古代中國沒有民主,只有專制;沒有民意,只有獨裁。這是不對的。古代中國沒有的是“民粹”,而不是沒有民主。

光武中興,舉賢任能貫穿於光武執政的始終。

民本主義指導下的君臣關係

家臣和社稷臣:

賢人入朝則為官,那么滿腦子民本主義思想的賢士大夫如何處理君與臣,臣與社稷的關係呢?

孟子曾說:“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即‘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

明末黃宗羲在《原臣》中繼承孟子思想,闡述了為臣之道。他認為從根本上講,與君一樣,臣也應是為萬民服務的,“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就這類進步的思想,其實並非只明末才出現,社稷之臣和家臣的區別在春秋戰國就被人認識到了。

《戰國策》記載:吳、楚戰於柏舉,吳師入郢。蒙谷奔入宮,負離次之典,浮江逃於雲夢之中。後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谷獻典,五官得法,百姓大化。校蒙谷之功,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蒙谷怒曰:“谷非人臣也,社稷之臣也。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棄於歷山也。

社稷之臣不在意國君的安危、封賞,而在意國家的存亡,文化典籍的興廢。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論語·里仁》)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 仁義是本體, 道是道理,義是實現仁的是規則。君子沒有專主,惟道適從。這就是儒家民本主義的君臣觀。而到了滿清時代,大臣則是皇帝的奴才,必須要死忠。從此沒有社稷之臣之說了。可悲的是滿清時期的君臣關係卻被人誤解為自古以來的君臣關係。

儒家何以如此處理君臣關係,在於儒家把聖賢當做了天下人的老師。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孟子·盡心下》 ),賢人既然是師,君王當然要敬重之。

“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孟子·萬章下》)

孟子說:王者必須“學焉而後臣之,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孟子·公孫丑下》) 可見儒家在承認君主在政治上的獨尊地位時,更突出儒者在道德、哲學上的獨尊地位。這也是嚴子陵等只想當隱士,不願為帝王謀的原因。儒者為帝王師,而非帝王友。“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孟子·滕文公上》)

如何舉賢

舉賢、選賢並非易事。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論語·子路》)。這段話反映出孔子已經認識到:“民眾心理是盲目的”。就這點難道今天的自由派不知道嗎?

孟子提出的選賢和刑殺方式,是非常“民主化”的,他說:“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

天命也好,為民謀利的賢人也好,被人民理解和接受要有一個過程,要有艱苦的考驗。革命是一個老百姓從不理解到積極 參與的過程,共 產 黨也是一樣,民眾從不理解到理解和擁護,甚至到盲從。從王莽篡位、王郎詐子輿、農民起義搶掠形成遊民部落到劉秀政權最終被人民接受,不難看到這點。

但到了“盲從”這一階段就不好了。正因為有這一現象存在,於是被自由派猛烈攻擊,他們否定賢能政治的存在,否定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的存在。既而他們主張民粹主義和宣揚極端利己主義思想。

孝廉制

孝廉制是漢代選拔人才的一種方式,漢時每年由地方官考察並向朝廷推薦孝順父母、品行廉潔的人出仕,孝廉由郡推舉!孝廉的人數根據各郡的人數而定。(和帝) 時大郡人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人口二十萬並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和帝以為不均,以後修改為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

除孝廉外,東漢選拔人才還有舉秀才等其他方式,統稱察舉制,“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樸、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 (《後漢書·左周黃列傳 》)。 東漢時期,察舉制度又有了重大改革,首先規定被薦舉的人一定要年滿四十歲,二是被薦舉的人要經過考試後才能做官。

孝廉制要求官吏提拔重德行,口碑。被推舉的孝廉德才兼備,愛鄉愛人,愛惜聲譽,這樣形成尚朴的社會風氣。孝廉制是東漢知識分子重視氣節的原因,兩漢一度出現人才輩出的現象。鄧子琴在《中國風俗史》說這時是中國“風俗之黃金時代”。

但以後察舉制多為世族大家壟斷,他們互相吹捧,弄虛作假,當時有童謠諷刺:“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這就阻礙了社會其他人士入仕的可能。此外還有其他弊病,比如重德不重才,放棄物質世界的進取意識,保持純良的道德而過於清高。

孝廉制在魏晉演變成了九品中正制,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成為門閥貴族制。

九品中正制在隋唐後被科舉制代替,有利有弊。科舉制接受社會各階層人士,但是科舉當官的舉子缺乏民意支持,舉子也不必關心民情民意。此時的儒學成為功名富貴的敲門磚,儒生們認為功名是自己辛苦讀書所得,何必管國家、黎民。很多人無報國、愛民之心。能否科舉當官成為儒生是否成功的標誌,他們考慮的是自己如何通過考試 ,博取官名富貴。所以儒生們自私,虛偽,貪墨成風,缺乏社會責任感。再者儒生埋頭讀書,遠離社會和實際,死讀書、讀死書,空泛不切實際,也缺乏治國良策。

傳位制度

儒家最贊成的傳位制度是禪讓制,言必稱“三代”。認為天下非人與之,而是天與之,民與之。“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萬章上》)

天下誰與,孟子提出兩條,天與之,民與之。最終歸結到民與之。《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孟子講了儒家學說中如何實現民主的過程。“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這實際就是堯舜禪讓的過程。在孟子學說中也有罷免君主的內容。“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萬章下》)

古代儒家的問題是沒有解決好君權繼承問題,也沒有解決好如何防止腐敗的問題。儒家言必稱三代,他們主張的是聖賢為君,但是“昔之聖賢,今之賊也。”,即便是堯、舜那樣的聖人都無法保持晚節。“堯幽囚,舜野死”,故常言道:“老而不死是為賊”。儒家看到了這點,欣賞禪讓制。但禪讓制自三代後,一直都沒有好結果,反而被野心家利用,誤國害民。燕王子噲禪讓相國子之 ,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險些亡國。王莽篡位,百姓遭殃。曹魏、西晉政權搞禪讓,政治卻一代比一代惡劣。

昔之賢能,今賊也

一種制度也好,運動也好,思潮也好,興盛起來後,就會有一批既得利益者,他們有一種把制度、運動、思潮異化的驅動,為制度而制度,為運動而運動,為思潮而思潮。手段當作了目的,將內容流於形式。在這過程和狀態中不勞而獲,一本萬利,從而將事物推向反面。

儒家子弟在他們上進的時候,在一心為民謀利的時候,是代表人民的,成為人民的賢人,但是隨著社會發展,賢人也在變化,過去能代表民意,在今天就可能成為“五蠹”。成為只善空談,騙取名利之徒,成為“浮華交會之徒”。古代“賢能政治”歷經一定時期,必定會出現官僚化、貴族化,虛化、偽化、發生種種腐敗現象,賢與不賢原本由老百姓的公議而來,但是並沒有與之相應推出一套完善的方法,於是到了東漢中後期,就有虛偽浮華之徒,以各種狡猾的手段騙取賢名,李固曾經感慨那些處士“其功業皆無所采。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漸漸的舉賢落到專門品評人物的名士之手。這離察舉制滅亡就不遠了。

就這個問題,東漢思想家仲長統的看法很深刻:“彼後世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牴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氐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後紀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儘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埶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疊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清絜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閒,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髃,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

……故行於古有其跡,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後漢書·仲長統》)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種現象早在東漢就有人認識到了。所以從這個意義來說,我們應該肯定商鞅變法,變法也是民本主義。國家應該獎勵鯁直質樸之人,酬勞辛勤耕作的勞動者,為國拼殺的勇士。這才是正道。

在基尼係數不斷擴大,一部分人致富建立在剝奪貧者的基礎上,大多數人陷入貧困,失去發展、致富的可能的社會狀況下,改革甚至革命就成為實現社會正義和公平的必由之路。20世紀中葉中國爆發的土改、土地革命同樣也是民本主義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的必然選擇。

其次,按照馬斯洛的五級需要理論,社會變化的同時,民心也在變化,人在朝不保夕時,則生存成為最大的需求。人們滿足了溫飽,則文化、娛樂、教育、事業成為基本需求。所以賢人的主張要時刻反映民心這種變化,另一方面,應該讓社會共同富裕,“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富人致富建立在剝奪窮人,貧者愈貧的基礎上,不同階級的需求就會針鋒相對,就會形成嚴重的階級對立,如此,革命和動盪則不可避免了。

“昔之賢能,今賊也”。賢人標準是會隨著社會發展變化的。要想保先,繼續代表人民,代表先進生產力,就應該不斷進行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必須不斷吸取社會中下層進步人士走上政治舞台,採納新的民意。察舉制應該不斷發展和完善而不應該拋棄。

古人的視野不夠開闊,古代的技術條件也差。他們解決不了這些問題。儒家理論“吾道一以貫之”,儒家賢能不分,賢者未必有能,能者則未必賢,到曹操時就乾脆要不忠不孝之人。古為今用,取長補短,對於今天來說,“賢能政治”仍值得借鑑,今天的政治應該繼承傳統民本主義政治的精神,完善“賢能政治”。技術的進步,使得“賢能政治”實施有更好的社會環境,更好的解決方案,完全可以整合出一套適用於當代的“賢能政治體系”。賢能並用,賢者民舉,能者賢用。能者執事,賢者監督。賢能共謀國之大計。

中華正統

“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政權,無論漢、唐 、宋 、明都是無私權力,私立場,私背景,它的立場背景便是全國人民,便是全社會……”這是錢穆先生對中國文明倫理的定義。

劉秀祭天稱帝,其中有這么一句:“上當天地之心,下為元元所歸。”元元:元,首也,“元元”代指百姓,這反映了中華文化誕生之初就有強烈的“以民為本”思想。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尚書·梓材 》)

“上天既然把中國人民和疆土都託付給先王,今王只有施行德政,和諧教化執迷不悟的百姓,用來完成先王遺命,已!這樣治理民眾,要想萬年為王,子子孫孫要永遠保護人民。”

這是“中國”第一次在古代書籍中出現,是以國家的形式出現。伴隨這個辭彙而來的是德民、保民的民本主義思想。

中國何以稱中國?

《後漢書》記載,有一次魯恭勸諫和帝時說:“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恤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後漢書·卓魯魏劉列傳》)

政策若非出自民心,中國就不是中國,比匈奴還不如。近二千年前的儒生竟然有這種認識,正本清源,可見民本主義才是“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政治標準,根本所在,是中華得以為名的根本大道理。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孟子·萬章上》)。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民本主義思想。儒家以天下為己任,救民於水火。

而法家呢?也同樣如此,商鞅說:“故堯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為天下位天下也。”(《商君書·修權》)。

道家老子說:“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歙歙焉。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他們主張的共同點是“公平、公正、惠及萬民百姓”。儒家講仁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墨家講“兼相愛,交相利”;法家講“利出於一”,“壹賞,壹刑,壹教”,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可見傳統政治至少理論上是不分階級,要代表全體人民意願的。

從論述夏商周的政治的《尚書》到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無一不滲透著民本主義精神,先秦諸子或多或少,或明或暗都有民本主義的內容,沒有有沒有之分,而是自覺和不自覺之分,對於民的劃分和倚重也各有不同。民本主義傳統貫穿整箇中國歷史,也被歷代中華統治者奉為治國圭臬。歷代中華皇帝登基各有不同,但是沒有公然反對的。

《說苑》講:秦始皇說:“吾德出於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何謂“官天下”,康有為在《禮運注敘》中解釋道:“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官天下也。 夫天下國家者,為天下國家之人共同有之器,非一人一家所得私有,當合大眾公選賢能以任其職,不得世傳子孫弟兄也”。柳宗元在《封建論》論中說:“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王夫之亦言:“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讀通鑑論》)

隋煬帝說:“非以天下奉一人,乃以一人主天下也。”(《隋書·煬帝紀》)唐太宗也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貞觀政要·刑法》)

朱元璋說:“殊不知君民一體,民既不得安其身,君亦豈能獨安厥位乎?”(《明實錄》 )。

明代萬曆年,立太子之爭,知縣樊玉衡上疏 :“皇上牽於皇貴妃體貌難處之故,優遊隱忍,甘以宗社為戲,不知天下者非我皇上皇貴妃之天下。”

所以歷代中華皇帝不管是昏君、暴君、明君都尊奉同一個主義,同一道德理念,古代中華竟然找不到公然反對民本主義“公天下”的人。這是中華文化真正的本源,是不證自明的公理,是活的精神。雖然表現形式不同,演變之路不同,有曲折歧路但終回歸正道,一直延續到今天。

但是到滿清,情況就變了。當滿清的“薙髮令”引起朝廷廣泛爭議時,有個叫孫之獬的上奏,對“薙髮令”發表看法,他認為如果一旦不實行,那就是“此乃陛下從中國,非中國之從陛下也”。於是滿清政權下了決心,殘酷執行“薙髮令”。因為他們要的是“中國從陛下”。這不但極端君主專制,更是公然踐踏民本主義,從此華夏中華蕩然無存矣。

何謂中華正統

明方孝孺對正統和非正統有這樣的看法,他說:“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為正統,如三代之君;漢唐宋“雖不敢幾乎三代,人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人之徒也”,而“取之不以正”“守之不以仁義,戕虐生民”,“夷狄而僭中國、女後而據天位”(《遜志齋集》卷二,《釋統》),皆為變統。蒙元就是變統之一。 但是他又說:“正統之君非吾貴之也,變統之君非吾賤之也,賢者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則天與之矣。安能不貴之乎?”其理論又絕非“大漢族主義”。

如果我們認清了“民本主義”是中華文化核心學說,是自古以來中華政權立國之憲法精神,和諧社會是其表征。那么就應該明白不尊重人民生命,沒有人格權,搞部族統治、殖民政策的蒙元、滿清永遠不是中華正統。也不會存在反侵略戰爭中朱學勤批判文化民族主義時所說的“明儒困境”。同時也認清所謂“新儒家”之昏聵,他們就是顧炎武等人所說的小儒、腐奴、奴儒,根本不懂得儒家真義。

歷來成就中華偉業者,其核心價值觀都是“民本主義”。進入近代,誰提倡“民本主義”誰就得到中國人民的真心擁護,這是號召革命和建設最得人心的口號,孫中山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最終目標是“三民主義”。毛 澤 東把“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宗旨。“三民主義”和“為人民服務”均源於“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民本主義。

現在提倡的“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回到民本主義,是重新恢復中華正統。

民本主義中華觀的另一個特點是“定於一”。是:“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跡所至,靡不貢職。同律、度量衡”(《後漢書志第七 祭祀上 光武即位告天郊封禪》)。“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後漢書·竇融列傳》)

國家的統一從人民的角度是身份、機會的平等。人人都有平等參與政權的機會,是人民生產生活空間的增大,機遇的增多。是統一的法律,統一的文化,統一的歷史傳承,統一的人格身份,絕不容許特權人群的存在。

而蒙元、滿清搞部族統治,人分四等,分區隔離,上述幾條統一標準一條都達不到。他們所謂的統一應該稱作“統治”而非“統一”。這種統治帶給民的唯一好處是和平。但這是暴政之下,民族壓迫下的和平,如果讚揚這種統一,那么當初就不必抵抗日本的侵略,當亡國奴同樣也有和平。

所以說,真正恢復中華就應該從民本出發,就應淡化少數民族的特權政策,這是滿清之遺留。不是中華正統。《狼圖騰》、“清宮大戲”繼承滿清那一套,在搞部族、專制、精英化的中國,如果真是這樣,那就成為“一夫”了。

其次、民本主義史觀對“盛世”的標準也同精英主義英雄史觀不同,是以大多數人的福祉為標準,年年饑荒,人相食的康乾之世絕不會被認為是盛世。

再次,民本主義史觀更重視生產力,科技、文化和整個社會思潮,所以說,當金庸吹噓袁崇煥是大明棟樑,亡袁就是亡明的時候,民本主義史觀更重視明亡在於沒有正確的政治、軍事、經濟、科學各方面的理論指導。

這就是中華史觀同滿遺部族專制史觀的區別,民本主義史觀同精英史觀的區別。以民為本才是中華文明之本。

現實意義

民主

有人說,“民主的目的是約束權力而不是獲取權力的原則。專制思維中是沒有人權觀念的,人們一者不明了自身權利的界限,二者總有侵犯他人權利的傾向。因為不明了自己權利的界限,所以習慣於以道德、情感、好奇心等方式無限擴張自身權利,而擴張自身權利的代價就是侵犯他人權利。”

約束政權權力濫用,這並不是人們知道人權自由才有的事情,這點古人早就有類似的表達了。“無為而治”甚至成為漢初的國策。而自稱是民主、自由的國家,卻從來不肯將這類人權、自由分享給殖民地的被征服者。作為自然人、法人在擴張的同時,往往造成剝奪其他人的自由和人權。而他們卻從來沒有希望自己的權利被束縛,20世紀初,美國出現反壟斷法,能想像沒有這種約束,洛克菲勒家族會放棄石油壟斷。所以這類論調說穿了,是騙人的鬼話,同樣是用假設的民主者有道德自律來批判專制者沒有道德自律。

關於民主,現在左派、右派定義竟然不同。左派認為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是內容。右派認為民主是形式,是選舉。

左派認為民主是實質,民主擺脫不了階級性和集團性。而右派認為民主是程式,沒有階級性,有普世性與終極性。

現在西方人搞的民主方式“分權”、“選舉”、“政黨”、“表決”等現代民主制度被世界公認為“民主”了。大家普遍認為“民主”等於“選舉”, 等於“投票”,等同於“三權分立”。這種聯繫很明顯這是把民主異化了,是把形式當作內容,把表象當作實質,把民主越來越等同於選“秀” ,這就是古人說的:“買櫝還珠”,濫用這種民主的結果就是台灣搞的一次又一次“公投”。異化民主的目的就是因為他們能得利。

五四時期,說要請“德先生”、“賽先生”。“賽先生”應該請,但是“德先生”如何請,至今人們並沒有弄通。如果公認“民主”是人民當家作主,按人民的意志、心愿行使權力。那么中國古代並不缺乏民主,儒學本身也並不缺乏“民主”思想。古人講“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夫民,神之主也。”(桓公六年)神“依人而行”(莊公三十二年),這就是民主,這就是按人民的意願行使權力。

人民的意志是無可爭辯的,但是人民的具體意見並不一定正確,選舉、公投也並不一定是人民真正利益表達,實施後不一定是人民所希望看到的結果。所以權力和決策一定是要代為行使的,決策總是領袖所為,決策民主化不是決策表決化。人民領袖的知識、智慧、專業能力必須高於普通人。古人要求君主要有極高的道德要求,這是根本。“賢能政治”正是為了實現民主。儒學經典《尚書》通篇講的是“帝王之德”,“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

民主和專制制度的演變在歷史上是一個循環,不能說西方民主制度絕對優越。也不能說西方民主制是人類社會政治結構的最終形式。在歷史上民主被專製取代過。民主被專製取代總有其合理的理由,希臘-羅馬-中世紀是這一過程, 法國大革命也是從民主到雅各賓專政再到拿破崙稱帝獨裁。

希特勒上台也是民主轉化為獨裁的過程。中國也同樣如此,中國從上古三代到三夏、商、周總的趨勢是越來越專制。

獨裁如何產生的?為了國家民族集體的福祉,人們願意或者不得不把權力交給最有能力的人,委託他來行使絕對權力。在西方,富勒說:“坎尼會戰的意義就是羅馬共和國的瓦解,羅馬帝國的萌生”。但是獨裁者以後的昏庸、殘暴,使得後來的人們又以為“民主”有永恆不變的人類價值。

人們在看清獨裁統治的殘暴和專制後,卻看不到民主制度也會走向腐朽。

再好再公平合理的制度也總是一部分人受益最大,隨著時間推移,這種制度被這部分人充分運用和把持,具有明顯的不當得利性和排他性,成為“形式得利者”。這時這種制度的不合理、不公平、不正義的一面就充分表現出來了,形式變成了內容,內容變成了形式,就需要變法和革命了。列寧說:“內容同形式以及形式和內容的鬥爭,拋棄形式,改造內容。”

古代中國有中國式的民主理念,歐洲有雅典式的民主制度。儒家民主的缺陷是沒有將“民主”制度化,法規化,無法確保真正實現,漢代察舉制度到漢末就出現專門品評人物的名士,這些人品評還算中肯,但離民舉已經隔了一層,時間長了難免不出問題。到了三國,則變成了九品中正制。雅典式的民主制度也沉寂了一千多年。不能說今後的民主政治一定會走向西方式的“現代民主政治”,這幾年來,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弊病越來越多的暴露在世界面前,比如普選村長出現的賄選民主,台灣的民粹民主,美國的選秀民主等等,美國前副總統戈爾說:“美國的大選已徹底淪為大公司的商品”。這就是事物發展的宿命,是不可改變的軌跡。民主-民粹-獨裁-專制-民主,過去的歷史就是歷經這樣的循環。說民主是歷史必然的歸宿是沒有看清歷史的全貌,思想史總是反覆出現重複和揚棄,舊話重提,屢見不鮮。

“形式民主”解決不了腐敗和黑暗

任何外部監督都代替不了內心自覺,善惡良心的發現。 政府行政,法院判案,乃至企業、事業單位總有權力灰色地帶,現在的腐敗也不是只有金錢賄賂。名人字畫,土特產,一草一木,一瓦一石都有出人意料的價值,今天也許一文不值,明天就身價百倍。權利濫用也許僅僅是一個眼色或者一言不發和不予關注,制度和輿論根本抓不住任何把柄。這一切只有靠人的良心去判斷,去內省。國有銀行的老總們稍稍有點私心雜念,一個“決策失誤”就能造成國家百億資產的流失。腐敗不光是政府部門,任何處於壟斷或者局部壟斷的企業、事業、公司都可能出現,最近暴露出的家樂福收受供貨商黑錢被北京警方抓捕,暴露出跨國企業大量的行賄受賄犯罪問題。這說明西方社會也避免不了商業賄賂。再比如醫院的高藥價問題,醫藥代表問題,這些東西各國都存在,你有新政策他有新對策,靠外部監督不能保證消滅貪腐。自由派所謂的以憲政民主治理權利濫用根本解決不了問題。不管憲政也好規章制度也罷,總是人來監督的,而人總是有弱點的,所以總有聰明人首先發現有空子可鑽,也總會出現監督不及時不到位,該管不管的情況,久了就成了潛規則和行規,封閉的圈子形成封閉的規矩,賺取封閉的利潤。醫藥市場行規大家清楚了,沒有被揭露的行規又有多少?輿論媒體又怎能時時發現並監督呢?知情者願意透露嗎?願意曝光嗎?監督者能承受得了黑惡勢力的壓力嗎?意識品質不硬,更多的是串夥同案。自由派主張人性惡,允許惡,說人人懂得保護和擴張自己的利益就會得到清廉公正的世界,靠輿論和監督就能解決腐敗,這是自由派理論上的空想,是拙劣的欺騙。

民主加法制也解決不了奴隸制。六月份,山西黑轉窯廠奴工事件曝光,如何解決這類醜惡呢?有人又抬出民主和人權、法制。可惜這根本解決不了問題。在黑窯廠做工的都是外地人,即便當地人講民主、法制、人權。這些做得再好,也輪不到關心礦奴,沒人同情關心他們。當年到美洲開發新大陸的西方人不都抱著人權、自由的理想去的嗎?但是對於黑人、華人卻從不講人權,而今天來自開發中國家的各類奴隸在歐美也同樣存在。

1、精英民主是不可以的

形式不是內容,“形式得利者”是社會的毒瘤。

精英提倡的民主就是形式,認為形式就是內容,看看現在社會的陰暗面,就可以想見他們要的是什麼樣的社會。

精英民主解決不了兩極分化,國有資產濺賣流失,社會不公,部門主義和地方主義。現在的風氣是每個部門,每個單位、地區都想方設法的巧立項目搞錢,之後則是大操大辦想方設法地把錢化光用盡,所以我們看到層出不窮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公款吃喝旅遊,中石化寧肯用2億多贊助上海F1大獎賽,也不會為社會公益多出一份力。峨眉山景區門票舉辦聽證,八成聽證會代表贊成峨眉山景區票價漲50元。

2、民粹

民粹代表不了民意,民眾需要引導。

歷來民族復興是從尋找民族精神開始,既而找到一條振興民族之路,“民本主義”為中華文明之宗旨,正本清源,打通古今,正我中華。此乃立國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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