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現實主義

2004年由克勞桑莫提出一個概念:民主現實主義。其核心主張就是美國應該公開實行“單邊政治”,主動出擊傳播民主制度,而不是扭扭捏捏尋找什麼“國際共識”。與其浪費時間去尋找並不存在的共識,他說,不如大刀闊斧地單幹“扁兔崽子”。

劉瑜

民主現實主義2007-01-01 16:36:26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劉瑜
翻開報紙,又是伊拉克的壞訊息:巴格達發生汽車炸彈襲擊事件,46人死亡,104人受傷……某種意義上,這種新聞已經不是新聞了——天天都能讀到的新聞叫什麼新聞?哪天翻開報紙沒有發現伊拉克人的傷亡訊息,那才是新聞呢。
伊拉克到底怎么了?地球人都在思考。
查爾斯·克勞桑莫,美國一個保守派政治評論家,曾經這樣反擊那些反伊戰的人:自由派老說多邊國際行動更道德,我就奇怪了,什麼樣的道德標準告訴我們,解放2500萬被壓迫的人這件事不道德呢?
姑且不論美國打伊拉克是不是的確為了“解放”被壓迫的伊拉克人——對許多“天真”地這樣認為的人,恐怕會有類似的困惑:別人好心好意去解放你,你咋就不從呢?——問題是,好的東西,就可以強加於人么?伊拉克問題的複雜性在於,它不僅僅是一個政治難題,而且是一個道德難題。如果一個病人拒絕吃藥,你可以出於道義勸他,甚至強行灌藥。但是灌藥的過程中把這人打得遍體鱗傷,打出來的病比本來得的病還重,這還合乎道義嗎?

單邊政治

2004年,克勞桑莫提出一個概念:民主現實主義。其核心主張就是美國應該公開實行“單邊政治”,主動出擊傳播民主制度,而不是扭扭捏捏尋找什麼“國際共識”。與其浪費時間去尋找並不存在的共識,他說,不如大刀闊斧地單幹“扁兔崽子”。
然而,就是右翼政治學家福山,都批評這個“民主現實主義”的政治主張“奇怪地脫離現實”。歸根結底,不同的眼睛看到的“現實”不同。克勞桑莫看到的,是那些“流氓國家”的流氓行徑,福山看到的——以及我們每天翻報紙看到的——是伊拉克一天又死了多少多少人。

方案

12月6日,美國眾議院任命的“伊拉克研究小組”發布了他們的研究報告,提出了解決伊拉克問題的“方案”。其核心主張無非是兩條:第一,美軍不能無限期地留在伊拉克,美國政府應該對伊拉克政府施加壓力,讓伊政府加緊解決種族宗教衝突,否則美軍就應該在2008年開始撤軍;第二,建立中東地區政治上的統一戰線——尤其應當把伊朗和敘利亞拉進談判桌,進行地區對話。
派系團結加地區對話當然是好事。但這些主張的一個致命缺陷,就是假定對方——伊拉克也好,伊朗、敘利亞也好——是個理性的、統一的、既有對話意願又有相應行動能力的實體。

現實

不幸的是,不理性、不統一、缺乏對話意願更缺乏行動能力,恰恰是中東方面的“現實”。伊拉克已經被宗教派系鬥爭折騰得遍體鱗傷,至於伊朗,看美國出醜本來就不亦樂乎,人家有什麼興趣跟你真心實意地對話?
美國政治學家傑克·施奈德近年寫了兩本書:《從投票到暴力》和《選上去打》。這兩本書針對的,恰恰是冷戰結束以後這個令人痛心的現實:在許多國家,民主化進程與種族宗教衝突激化並駕齊驅。蘇聯民主化以後,車臣地區烽火連綿。南斯拉夫民主化以後,各種族打得讓人眼花繚亂。蒲隆地1993年剛實現第一次和平選舉,第二年就發生了圖西族和胡圖族的種族仇殺。施奈德承認,正如許多國際關係學者指出的,“成熟的民主國家”之間沒有發生過戰爭,但是,“轉型過程中的民主化國家”卻是滋生暴力衝突的溫床。在他看來,1990年代之後激增的種族、民族衝突恰恰是民主化本身的結果:為了贏得選票,無數政客不惜煽動本來不存在或較微弱的種族仇恨。換句話說,民主化“製造”了派系衝突。

民主化進程

製造

說種族、民族衝突完全是“民主化進程”製造的當然不公平,事實上,專制者同樣會“製造”種族宗教矛盾。比如蒲隆地,民主化之前兩個種族本來就相互砍殺。但是,說民主化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卻不無道理。如果說民主化的“文化條件”已經在現實面前不攻自破——畢竟,許多儒教文化國家已經成功地實現了民主轉型。民主化的經濟條件也令人生疑——美國從英國殖民者手裡奪得政權實行雛形的選舉時,人均GDP恐怕比現在許多專制國家要低得多。但是,民主化的“國家認同條件”卻一次次地得到歷史印證:一個社會裡如果沒有基本一致的“國家認同”,民主化不但可能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可能帶來很多新問題。如果說專制時代還可能有一個“大流氓”鎮住無數“小流氓”,民主化過程中則有可能出現“群氓亂舞”。

社會準備

這當然不是說,一個多民族專制國家就別指望民主化了。事實上,即使根據施奈德的統計,和平實現民主化的多種族國家,比血流成河地渡過民主化的國家要更多。但伊拉克這樣的例子又的確告訴我們,在一個種族裂痕很深的社會,民主化有一個“社會準備”的問題:如果沒有強大的公共領域在意識形態上與政治煽動家相抗衡,如果沒有一定的民權運動作為民主化的基礎,如果沒有種族調和甚至同化的政策相配合,民主化很可能被煽動成多數對少數的暴政甚至內戰。畢竟,真正的民主化,不僅僅是政治體制的變化,而且是政治文化、社會形態的轉型。在崇揚民主價值的同時,對民主化進程中的陷阱保持警覺,才是真正的“民主現實主義”。今天伊拉克的亂象,恰恰是“民主理想主義”的後果。俗話說得好,強扭的瓜不甜,就是給人灌藥,也不能把人給灌得一命嗚呼。
(作者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博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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