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階段
初創時期
時間為清康熙、乾隆年間，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劉大櫆。明代中葉以後，桐城學術興起，“能振筆為古文者，代有傳人”。明末清初，方以智、錢澄之等人致力於古文振興，開桐城派先河。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過程的繼往開來者，提出了“言有物”、“修辭立其誠”的見解，實為桐城派義法理論的先驅。1644年清王朝入關，為鞏固地位，尊崇儒家理學，以軟硬兩手迫使知識分子就範。方苞領導的古文流派應運而生。方苞，“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以後，他在《讀史記八書》、《書史記十表後》中提出了“義法”主張。及至從《南山集》案中解脫後，“義法”說得到了進一步明確和完備，1733年方苞編成《古文約選》，為“義法”說提供了示範,自此“義法”受到重視。方苞授徒數十年，成為推動桐城古文運動的中心人物，主要有縣人葉酉、張莘農，寧化雷鉉，吳江沈彤，天津王又朴，仁和沈庭芳，大興王兆符，歙縣程鑒等。劉大櫆，主要在乾隆時期。繼承方苞“義法”說的基礎上，提出了“神氣”說。其弟子以桐城姚鼐、王灼，歙縣吳定、程晉芳，常州錢魯斯等最為著名。其徒有陽湖陸補孫、陸邵人、董估成、董思誠、張琦，武進董士錫、謝士元、湯春帆，無錫秦小峴，山陰王紹文，錢塘戴熙等數十人，自成“陽湖派”——實為桐城派初創期的別支 。
桐城文學桐城文派興盛時期
時間為乾隆年間至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代表人物是姚鼐。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人物。在《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中提出出了桐城派的旗號，闡述了方苞、劉大櫆以及姚鼐之間理論繼承關係，揭示桐城古文形成。主講鐘山、梅花、紫陽、敬敷書院四十餘年，傳授古文法，培養寫作人才。為文提倡“考據、義理、辭章”兼備，編《古文辭類纂》。世人稱為古文讀本最精賅之書。桐城派至姚鼐，形成所謂“家家桐城”。姚氏門下以上元梅宗亮、管同和桐城方東樹、姚瑩影響較大，世稱“姚門四傑”。其次桐城劉開、新城陳用光、婁縣姚椿、寶山毛岳生等亦在高足之列。南北諸省，皆有桐城派傳人，形成了一個聲勢頗大的古文流派。
桐城文派末流時期
時間為1840年鴉片戰爭後至1919年“五四”運動時期。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補遺載桐城派作奉1200餘人(內女士2人，日本人2人)，其中多數為桐城派末流作家。文章與世變相同。曾氏自稱私淑姚鼐，世稱：“湘鄉派”，實為桐城派的變體。曾國藩弟子以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遵義黎庶昌、無錫薛福名重，有“曾門四大弟子”之稱。張、吳立教燕、冀，弟子多達數百人。侯官嚴復、林紓、陳衍、吳宗祺等，時稱“侯官派”，實為桐城派末期支流。 繼曾國藩“四大弟子”之後，馬其昶聲譽最高，有桐城派“殿軍”之稱。末流作家拘泥桐城“義法”，抱殘守缺格律，悖於“五四”新文化，消沉衰亡是歷史必然。但多數桐城派作家愛國主義立場、民族氣節、愛國主義思想，在政治和創作中有反映。方東樹《病榻罪言》、梅宗亮《與陸立夫書》、王拯《王剛節公家傳跋尾》、魯一同《關忠節公家傳》等文章，在當時有積極意義。
成就
桐城派散文作品浩繁。桐城派非桐城籍作家的散文創作同樣是浩如煙海、汗牛充棟，文章風格在大體上繼承了莊重典雅，各具特色。如薛福成的從容而稍帶剛氣，林紓的婉曲而偏於柔弱等。 清代以來，桐城籍主要作家文集有戴名世的《戴南山先生全集》14卷，方苞的《方望溪先生全集》32卷，劉大櫆的《劉海峰詩文集》22卷，姚鼐的《惜抱軒全集》85卷，方東樹的《儀衛軒文集》12卷，方宗誠的《方柏堂文集》92卷，劉開的《劉孟塗文集》44卷，姚瑩的《中復堂全集》98卷，戴鈞衡的《味經山館詩文鈔》10卷，吳汝綸的《桐城吳先生全書》19卷，馬其昶的《抱潤軒文集》22卷等。
思想
桐城文學桐城派的“載道”思想，適應清朝統治者提倡程朱理學的需要；“義法”理論，也能為“制舉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長盛不衰。他們在矯正明末清初“辭繁而蕪，句佻且稚”（方苞《書柳文後》）的文風，促進散文的發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編選《古文辭類纂》，流傳尤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