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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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唐代詩人,字從一。趙州(今河北趙縣)人。天寶七載(748)登進士第,授秘書省正字。李嘉佑祖籍趙州,趙州今河北趙縣,趙郡李氏始於秦,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趙郡李氏出自秦司徒曇三子云牧齊為趙相,始居趙郡。

基本信息

人物簡介

李嘉□李嘉□

李嘉佑(?~779?)唐代詩人,字從一。趙州(今河北趙縣)人。天寶七載(748)登進士第,授秘書省正字。肅宗時曾因事得罪,貶江西鄱陽令。與詩人劉長卿相識,有詩交往。後移江陰令。上元二年(761)為台州刺史。代宗大曆六、七年間(771~772),任袁州刺史。卸任後至吳興一帶居住,與當時著名詩僧皎然時相過從。約於大曆末去世。有《李嘉□集》2卷,明銅活字本。又名《台閣集》,1卷,有汲古閣本和《唐詩百名家全集》本。事跡見《唐才子傳》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李嘉□考》。

生卒年均不詳,約唐肅宗至德中前後在世。工詩,婉麗有齊、梁風,人擬為吳均、何遜之敵。與嚴維劉長卿冷朝陽諸人友善。天寶七年,(公元七四八年)擢進士第,授秘書正字。以罪謫南荒。未幾,有詔量移為鄱陽宰,調江陰令。入為中台郎。上元中,出為台州刺史。大曆中復為袁州刺史。著有詩集一卷,《新唐書藝文志》傳於世。

歷史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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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佑祖籍趙州,趙州今河北趙縣,趙郡李氏始於秦,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趙郡李氏出自秦司徒曇三子云牧齊為趙相,始居趙郡。李嘉佑有詩《送竇拾遺赴朝因寄中書十七弟》,據岑仲勉先生《唐人行第錄》所考,這個“十七弟”即李紓,屬趙郡李氏南祖房,大曆十年(775)官中書舍人;紓兄縱,官員外郎、常州別駕。知三人為從兄弟關係。李嘉佑還有送紓詩《送從弟歸河朔》(《全唐詩》卷二O六),詩中說:“故鄉那可到,令弟獨能歸”,稱“河朔”為“歸”,喻河朔是其故鄉也。《新唐書·地理志》:趙郡屬河北道,傳統上屬河朔地區,故李嘉佑祖籍趙州無疑。原先有人說他是袁州人,是因其曾仕袁州刺史以官地而誤。李嘉佑又有《送族叔陽冰祗召赴都》詩,陽冰姓李,曾為宣州當塗令。詹鍈先生《李白詩文系年》指出:“按(李)白於陽冰亦稱族從叔,應與嘉佑同輩,自不當以嘉□為侄。”

李嘉佑比鄭虔少30餘歲。其生卒年基本定為:約生於唐開元十六年(728),約卒於建中二年(781)。史家對其生年認識略同,卒年則不一,今筆者據《全唐文》卷四九三的權德輿《送鈕秀才謁信州陸員外(即陸長源)便赴舉序》:“故臨海守李君,予從父戶部,皆以文藝風騷為師友。”按陸長源興元元年(784)秋為信州刺史;“從父戶部”即權德輿之叔權器,卒於建中四年(783)(按德輿寫有權器祭文,存《全唐文》卷五O八),“臨海”即台州,“故臨海守李君”即台州刺史李嘉佑,推知李嘉□必卒於權器之前,台州為李嘉佑終官。

李嘉佑少年才華出眾,中進士第較早,登天寶七年(748)楊譽榜進士,年僅26歲。仕途得意,任秘書省正字,曾奉使去揚州、饒州蒐集圖書,繼升補闕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等職。肅宗至德、乾元間以“罪”謫鄱陽令,原因史無載,唯劉長卿詩《初貶南巴至鄱陽題李嘉佑江亭》中“稚子能吳語,新文怨楚辭。憐君不得意,川谷自逶迤。”推之,恐像屈原那樣為“新文”招“怨”,實無辜。他放逐江西鄱陽令,前後四年,有詩“四年謫宦滯江城,未厭門前鄱水清。”上元二年(761)量移江陰令;永泰元年(765)回朝任拾遺、司勛員外郎。大曆六年(771)出任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至九年冬(774)卸任,回至吳興、晉陵一帶,後定居蘇州。詩僧皎然上人有《七言奉酬李員外使君嘉佑蘇台屏營居春首有懷》:“移家水巷貧依靜,種柳風窗欲占春。”又有一首五言,也題“蘇台有呈袁州李使君,”推知嘉佑在蘇州閒居非短日,且生活並不富裕,故有“貧依”兩字。李嘉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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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赴任台州刺史?原有二說:一說上元二年(761),見《嘉定赤城志》。一說大曆末、建中初(779—780)。今採用後說,是據權德輿祭其叔權器一文。又考劉長卿大曆末至建中二年(781)尚在睦州司馬任上,寫有《送台州李使君兼題國清寺》詩(《劉隨州詩集》卷九),其“露冕新承明主恩”句,指明李嘉佑是由閒居蘇州起用台州刺史的;而題目“國清寺”為天台山名寺,人人皆知,接著有“晴江洲渚帶春草,古寺杉松深暮猿”句,說嘉□是春天時節,赴台州任的那時唐王朝正處代宗與德宗皇位交接之時(代宗卒於大曆十四年(779)五月),德宗起用了代宗時一些被貶謫的官吏,因此不久劉長卿也由睦州司馬升為隨州刺史。

隋唐以後,人們稱中央機構尚書省六部諸曹司郎中、員外郎為郎官。唐人頗重視郎官人選,認為郎官乃清要之職,與翰林一樣,視為內相。據說那時員外郎比郎中更顯得有聲價,嘉□少年得志,在朝曾任御史,拾遺、司勛員外郎等清要之職,在外又歷任袁州、台州刺史,故時人讚譽他“雅登郎位,靜鎮方州。”清勞格《唐郎官石柱題名考》錄有其名。

李嘉□詩風,中年後從描寫風景轉向關注社會現實,特別是他描寫江浙一帶戰事頻繁(安祿山後,劉展袁晁等相繼為亂),造成平民流離失所之苦,比較真切,對後代有認識價值。如,寶應年間寫有《和袁郎中破賊後經剡縣山水上李太尉》(《全唐詩》卷二O七):“長驅下會稽”、“回軍馬自嘶”、“看花入剡溪”等,知是郎中袁參直接鎮壓袁晁於會稽剡溪一帶的,李太尉(光弼)是唐軍統帥,他們打敗起義軍後暢遊剡溪山水而歸。同卷《早秋京口旅泊,章侍御寄書相問,因以贈之,時七夕》:“移家避寇逐行舟,厭見南徐江水流。吳越征徭非日舊,秣陵凋弊不宜秋。千家閉戶無砧杵,七夕何人望鬥牛。”言官家橫徵暴斂,民不堪負重,同卷又有《自蘇台至望亭驛,人家盡空,春物增思,悵然有作因寄從弟紓》:“野棠自發空臨水,江燕初歸不見人”、“那堪回首長洲苑,烽火年年報虜塵。”望亭驛在無錫,是說袁晁作亂時,他與同僚們狼狽逃奔他處,十室九空。又詩《自常州還江陰途中作》:“處處空籬落,江村不忍看。”“無人花色慘,多雨鳥聲寒”顯示富庶的江南地區遭到劉展之亂後,廣大農村不見人跡,一片荒涼悽慘。《新唐書·藝文志》丁部集錄別集類著錄李嘉佑詩一卷,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為二卷(《台州府志》引錄為一卷,乃刊誤)《全唐詩》共存詩二卷134首並附有簡傳。

安史之亂後的中唐,由於統治階級的戰亂和剝削掠奪,曾經繁華富裕的江南地區變成一片淒涼荒敗的殘破景象。在當時一些詩人中,如劉長卿、皇甫冉嚴維等都可以找到某些詩句,但李嘉□在這數年中,則比其他人寫得更多些、更真切些,這一點,是一向為治學者所忽略的。

晚年,仕途遭受挫折之後,好禪理喜結僧侶。如他寫的《登郡北佛龕》五言詩,用詞精煉,描寫了登北固山頂,遙望巾山的情景:“石壁江城後,籃輿晚踅登。古龕千塔佛,秋樹一山僧。清磬和虛籟,香泉吐暗藤。願將身灑掃,求官復作能。”應該說,嘉□在台州刺史任上,對郡城的名勝風景是熟知和有感情的。中唐時江東詩僧有8大名僧,稱為方外工文者,李嘉佑等詩人與他們酬唱甚密,如靈一,靈澈,皎然等名詩僧。李嘉□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導詩文革新運動,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義文風和詩風,取得了顯著成績。由於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創作上的巨大成就。

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於唐代的韓愈北宋以及南宋後很多文人學者都很稱讚他的散文的平易風格。他的文風,還一直影響到元、明、清各代。

思想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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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對當時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的嚴重危機,有較清醒的認識。大力提倡簡而有法和流暢自然的文風,反對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澀。他不僅能夠從實際出發,提出平實的散文理論,而且自己又以造詣很高的創作實績,起了示範作用。

他在文學觀點上主張明道致用。他強調道對文的決定作用,以“道”為內容,為本質,以“文”為形式,為工具。特別重視道統的修養,他反對“務高言而鮮事實”。在對待“道”與“文”的關係上,主張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認為“文”固然要服從於“道”,但非“有德者必有言”,並且列舉了許多例子說明“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世”。所謂“事信言文”,就是內容要真實,語言要有文采,做到內容和形式的統一。

文學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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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長委婉含蓄地表達女子情懷,如獻衷心:見好花顏色,爭笑東風。雙臉上,晚妝同。閉小樓深閣,春景重重。三五夜,偏有恨,月明中。情未已,信曾通,滿衣猶自染檀紅。恨不如雙燕,飛舞簾櫳。春欲暮,殘絮盡,柳條空。如此間景間情,曲曲折折、層層深入地揭示人物惜春怨別的內心感受。重視歌詞的形式,也重視歌詞的內容,只是他認為,曲子詞主要是為上層社會遊樂歌唱用資羽蓋之歡的,詞是艷曲,而文人詞又不同於民間詞。這種主張有進步意義,也有局限,但它卻代表著部分詞人的看法,他們的創作實踐也與此基本一致。

史料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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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佑任台州刺史時,李白《送楊山人歸天台》一詩中曾提到他,稱“我家小阮賢”,又讚譽為“詩人多見重”。高仲武《中興間氣集》推許為“中興高流”,並特別稱讚其“野渡花爭發,春塘水亂流”(《送王牧吉州謁使君叔》)等詩句,譽為“文章之冠冕”。其詩大多寫自然景物,以綺靡婉麗著稱,但也有一部分詩篇比較真切地反映了當時江南地區的社會動亂,如“千家閉戶無砧杵,七夕無人望鬥牛”(《早秋京口旅泊章侍御寄書相問因以贈之時七夕》),“江燕初歸不見人”(《自蘇台至望亭驛人家盡空》),以及“處處空籬落,江村不忍看;無人花色慘,多雨鳥聲寒”(《自常州還江陰途中作》)等,寫出戰亂後郡邑殘破景象,較有現實意義。

據兩唐書本傳,李嘉佑少年時豪健恃才,性格豪放,倜儻不羈,登進士第後,仍然每日以飲酒為事。其登第的時間,《唐才子傳》云為景雲元年(710年),徐松《登科記考》云為景雲二年。徐松所考,不為無理,今人傅璇琮先生以之為景雲元年登第。

《舊唐書》本傳中記載說:李嘉佑登第後,“并州長史張惠貞奇其才,禮接甚厚,感之,撰樂詞以敘情,於席上自唱自舞,神氣豪邁。張說鎮并州,禮翰益至。”張嘉貞任并州長史,在開元四年(716年)至開元八年(720年),這段時間,李嘉佑未擔任官職,居住本鄉太原,受到張嘉貞的禮遇。張嘉貞入朝後,張說為并州長史。張說開元八、九年為并州長史時,李九齡曾舉直言極諫、超拔群類等制科,又一度調為昌樂縣尉。

開元九年(721年)張說入朝為相,在張說薦引下,李嘉佑即於本年或次年上半年入朝任秘書正字之職,又擢駕部員外郎。

張說當時不但在政治上居宰相之位,而且是一個有成就的詩人,在文壇上儼然是一宗主,尤重詞學之士。由於他的汲引,一批文人學土如張九齡賀知章等常游其門,也在其中,因此得與張九齡等名詩人交往。

李嘉佑家資富饒,性格豪放不羈,以至後來還是“櫪多名馬,家有妓樂”,“發言立意,自比王侯。頤指儕類,人多嫉之。”因此張說罷相後,王便出為汝州長史,改仙州別駕。雖已遭逢如此,但他到仙州後,還是“日聚英豪,從禽擊鼓,恣為歡賞”。於是,又被貶為道州司馬,未至道州而卒於途中。卒年,據今人傅璇琮所考,約在開元中。

李嘉佑仕途不得意,吃虧在他的豪放不羈的性格。而他的這種性格,卻有助於成為一個名詩人。他的詩,感情奔放,詞華流麗,為人所愛。當時著名學者徐堅與張說品論文壇人物,問張說今之後進,文詞孰賢,張說有“王之文,有如瓊林玉”等語,知其文亦為時人所重。杜華亦為當時學土,其母崔氏云:“吾聞孟母三遷。吾今欲卜居,使汝與李嘉佑為鄰,足矣!”於此可見當時才名。

後世評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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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惺《唐詩歸》

中晚之異於初盛,以其俊耳,猶從朴入。然盛唐俊處皆朴,中晚朴處皆俊。文房語有極真者,真至極透快,便不免妨其厚。

詩精出處,雖盛唐妙手不能過之,亦有秀出於文房者。泛覽全集,冗易難讀處實多,以此知詩之貴選也。

文房七言律以清老幽健取勝,而首尾率易,對待不稱處亦多。其篇篇難棄處,即其難。

2.高棅《唐詩品匯》

大曆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淡,隨州之閒曠,錢郎之清贍,皇甫之沖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台閣,此中唐之再唐也。

乾、元以後,錢、接跡,韋、柳光前,各鳴其所長。今觀襄陽之清雅,右丞之精緻,儲光曦之真率,王江寧之聲俊,高達夫之氣骨,岑嘉州之奇逸,李頎之沖秀,常建之超凡,劉隨州之閒曠,錢考功之清瞻,韋之靜而深,柳之溫而密,此皆宇宙山川英靈間氣萃於時以鍾乎人矣。

嗚呼,天寶喪亂,光岳氣分,風概不完,文體始變。其間錢起韋應物柳宗元後先繼出,各鳴一善,比肩前人,已列之於名家,無復異議。

(七古)中唐來作者亦少,可以繼述前諸家者,獨李嘉佑、錢起較多,聲調亦近似。韓翃又次之。天寶以還,錢起、李九齡並鳴於時,與前諸家實相羽翼,品格亦近似。至其賦詠之多,自得之妙,或有過焉。

詩詞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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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佑的一生,採取與統治者不合作的態度。他對現實不滿,心中鬱結著憤懣。他曾說:“才高位下,免責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識,四十五十,而無聞焉。”他的思想比較複雜。受老莊思想影響較深。他的友人、刺史杜之松請他講授禮儀,他拒絕說:“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可見他對封建禮教是採取批判蔑視的態度的。

李嘉佑的詩歌中,對現實是表示不滿的,但往往因他缺乏積極向上的理想,而是採取既憤世又混世的人生哲學。這種消極頹放的處世態度,導致他反映現實方面的作品很少,也影響他取得更大的成就,這是不足之處。

作為初唐詩壇上的詩人,李嘉佑在唐詩的形成和發展上是有一定貢獻的。他的詩樸素、自然,接近生活,擺脫了六朝的詩風,有些詩歌仍能反映出一定的社會生活,“位大招譏嫌,祿極生禍殃”,“朱門雖足悅,赤族亦可傷”等,反映了隋末唐初天下動盪、政治鬥爭激烈、生產遭受破壞和統治階級內部傾軋、勾心鬥角的社會現實。李嘉佑的大部分詩是反映他的閒適生活及山水田園風光的,這是和他的隱逸生活密切聯繫著的。

詩詞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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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王八衢

丹地偏相逐,清江若有期。腰金才子貴,剖竹老人遲。

桂楫閒迎客,茶甌對說詩。渚田分邑里,山桂樹罘罳。

心靜無華發,人和似古時。別君遠山去,幽獨更應悲。

與鄭錫遊春

東門垂柳長,回首獨心傷。日暖臨芳草,天晴憶故鄉。

映花鶯上下,過水蝶悠颺。借問同行客,今朝淚幾行。

送客游荊州

草色隨驄馬,悠悠共出秦。水傳雲夢曉,山接洞庭春。

帆影連三峽,猿聲在四鄰。青門一分首,難見杜陵人。

登秦嶺

南登秦嶺頭,回望始堪愁。漢闕青門遠,高山藍水流。

三湘行客去,九陌故人游。從此辭鄉淚,雙垂不復收。

江湖秋思

趨陪禁掖雁行隨,遷向江潭鶴髮垂。素浪遙疑八溪水,清楓忽似萬年枝。

嵩南春遍傷魂夢,壺口雲深隔路歧。共望漢朝多霈澤,蒼蠅早晚得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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