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頭豬

幸福是頭豬

《幸福是頭豬》是2004年出版的一本圖書,作者:段衛洲。

內容介紹

自序二

尋找新光源

今天,漫長的基督之火行將熄滅,我們應該在自己身上找到新的光源。

——勞倫斯(英國)

前人造就的偶像已經全被打碎、打倒了。現在,沒有人,包括我自己,都不能擔當起這個責任。未來的立法者又還沒有誕生,遲遲的不肯來到。

此時此刻,真是到了所謂的“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幽幽,獨愴然而涕下”的時候了。

——何以解憂?唯有重新去尋找,追求新光源:

我走近你,不是要訴說:

“我的痛苦我的悲傷我的哀愁”,

我走近你,更不是訴說:

“我的憂鬱我的寂寞我的孤獨”。

“我不悔恨,我不呼喚,也不悲哀”,

因為“一切生物都有它獨特的標誌。”

假如不能夠成為一個詩人,我

或許成為一個小偷或者騙子。

我們的偉大祖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

不同語言的民族在不同的土地成長,

飛過森林飛過高山飛過大海,……

但是我茫然的踏遍天涯海角,

一旦停下來,疲憊的思維便會

展開他的雙翅疾速——飛翔。

——《向現實宣言》

1990年3月於故鄉虢王

有三條捷徑,我認為不能涉足;其一就是像家豬一樣無知;因為無知並不能真正的達到無畏,假如靠無知來做基石,那么幸福只是暫時的,有如過眼雲煙;一旦奇兵突出或兵臨城下,便會轟然一聲倒塌和淪陷,在享受過一段時間的安樂,便會被鋒利的尖刀宰殺。其一就是像野豬一樣無賴;流氓是無賴中的英雄,離開了亂世和一碗飯(有奶便是娘),亦逃脫不了死亡的陰影;只要有條件、有機會、有能力,所有的人都喜歡幸福而討厭苦難,因此便失去了根祗上的地盤和受孕的母胎。其一就是像豬的祖先一樣,把圖騰與禁忌繼續頂禮膜拜;這個大千世界,雖然科學也不能完全解釋,但它到底是殺出了一條血路,成為了大自然的王者和自己的主宰。可悲的是,它往往顧此失彼,最終把自己的家園破壞和毀棄,自己驅逐自己。

不過,即使豬身上有這么多污點,但其身上的光輝仍舊閃閃發光,而且是摸得著、看得見和沒有私慾的光明。

豬所以成為豬,成為幸福的名字,也在於它擁有去高老莊、去追求所愛而致;“強姦”是佛教和神話加於它的罪狀:愛是無罪的,愛是無條件的,……

此外,豬也是一個智者。古希臘大哲學家皮浪有一次與朋友們出海漫遊,忽然遭遇了海嘯。同船的人全都驚慌失措,唯獨哲學家卻鎮靜自如。問其故,他指著船艙中一頭正在安祥地吃食的小豬說:“大家看吧!真正的智者正在吃東西呢。”大家相互看看,笑了笑安靜下來。而老天也似乎很懂得人的心事,在小豬還沒吃完東西,就非常知趣的停止了風暴。

總而言之,豬在本質上是健康的;倘若在某個方面有些缺陷,它也是擇優而適,選擇了詩意地棲居和幸福地活著。

最後一位鄉村詩人:段衛洲

2004年7月26日於塔後身

作者介紹

有一天干活時,一根鋼筋扎到我左眼裡,我便成為現在的樣子———擁有一雙用途各異的眼睛,一為追求光明一為透視黑暗

我怎么會喜歡詩歌呢?可能和我出身陝西農村有關。我家當時沒有電視,更別說有彈鋼琴、畫畫一類的東西了。唯一的娛樂就是看書。我上初一初二的時候看書特別多,路遙的,金庸的,瓊瑤的作品都喜歡。正如路遙在《平凡的世界》中寫的一樣,“我覺得,人的一生都有個覺悟時期(有的人終身不悟),這個覺悟時期的早晚,對我們的人生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說怎樣做一個人和決定怎樣做一個人的時期。”我的覺悟時期就是在離我們家沒幾步路的鄉村中學讀初三那年。我上到初三的時候就不上學了,不想上了,覺得農村同學那種一心想跳出農門的想法特別令人討厭,這種環境不適合學習。

1989年,我搞了個華儒文學社,十幾個人,都是同學朋友。那時候什麼都不管,我媽給我一百多塊錢(相當於她在學校燒飯一個月的工錢)讓我去西安上培訓班學種蘑菇,但我拿了錢上西安,跑到書店全換成書了。

回家後,媽雖然也沒說什麼,但她和父親反對我搞詩歌,認為這不是主業,你可以作為一個愛好,但非正道。我也覺得寫詩只是理想,和現實生活相差太遠。

後來,有一個勞模搞起了科技大篷車,我就找到他,跟了他們去宣傳,賣點農藥、化肥和種子,這樣我就暫時脫離了空想,在農村也找到活幹了。

可在1994年,有一天在幹活的時候一根鋼筋扎到我左眼裡,那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日子。於是我便成為現在的樣子———擁有一雙用途各異的眼睛,一為追求光明一為透視黑暗。(笑)而且,那年我幫勞模代售的包穀種子也出了問題,內外交困,覺得自己沒法在農村待了,就跑出來了,我心裡只想做點和文化有關聯的事情。

在西安,經外國語學院的朋友介紹,到未來出版社去管倉庫,當時想著能找一個賣書的活就行,我白天賣書,晚上就能看書了。幹了三年時間,錢賺得不算多,可我不抽菸不喝酒,還落下了一千塊錢,寄給長年生病的爸爸,他就把錢壓在枕頭底下,後來我辭職以後就再也沒有給過他錢了。

現在我父親已經過世了,我媽身體不太好,家裡有哥哥姐姐照顧她,經濟上還是主要靠我給她一點錢,我每年給她一千塊錢用於買藥和生活上的開銷。我母親也沒有上過學,但她能理解我寫的東西。

食指看上去很老了,心還是跟孩子一樣。在北京、西安、青海、成都,看到許多詩人的生活都是脫離詩歌的,感覺很迷茫

那時我辭職是為了一個女孩。她在西安的一個飯館裡工作。我住她家附近,經常去幫幫忙什麼的,後來有了愛情的感覺,就搬到她飯館門口的沙發上去住,不回宿舍了。不管夏天冬天我都睡在那張沙發上面,別人看見了都說,這人怎么會住到露天的沙發上去呢,這可能跟我的心態有關係,那時候特別有激情,也就是在1996年,我在《延河》上發表了第一首詩《海很遙遠》。相處了三年,女孩的家裡一直在給她買城市戶口,我想我是農村的,又沒錢,覺得雙方不是很平等,最好的解決辦法是走出去證明自己。而且,雖然當時管倉庫是和文學沾點邊,可還是不能靜下心來創作,所以,到1997年底,我就辭了職,選擇了去流浪。

生活就像夢一樣,以後我的作品都叫夢之旅,夢之旅是什麼?按我的理解就是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距離。我到陝北去了三個月,到那兒的第一天我就唱起了信天游,三個月回家後嗓子都唱啞了。從信天游你就知道:藝術就是生活,你不可能做假,你做不了假,你沒那種力氣吼不出來。

三個月後回到西安。沒有工作,經朋友介紹,賣《華商報》,最多一天賣了140份報紙。有一天賣報路過一個書店,看見一本《葉賽寧抒情詩選》,葉賽寧的詩歌讓我有親切感,他有一首詩叫“我是最後一個鄉村詩人”,我就引用了這句話來形容自己。

後來這句話引起了很多人的誤解,其實我的本意想要表達的是紮根於泥土。拿我自己的經歷來說,為什麼現在中國的鄉村讓人待不下去呢?人們為什麼要往城市裡跑?因為城市裡的醫療教育等條件絕對比鄉村要好,鄉村失去了物質上的魅力,只能成為人們精神上的“家園”。

這些想法確定了我要走詩歌的道路,從1998年開始,我讀了很多中國詩人的作品,也對中國詩人的生存狀態產生了興趣。當時想著一月走一個地方。一年走12個有代表性的城市。

第一站是北京,到了北京我去找了食指。我找了他兩次。我是從電話簿上查到北京市第二福利院,我就坐車過去,食指對生活和詩歌的理解非常深,雖然他看上去很老了,但心還是跟孩子一樣,有了這樣一顆心,80歲也能寫詩歌。食指的狀態很好,他給我一片麵包,還給我們朗誦詩歌,雖然他自己沒有能力,但還是給詩人林莽寫了一個便條介紹我們認識,讓我覺得認識食指和做夢一樣。

食指的便條是這樣寫的:林莽:你好!小段來我這裡,讓我介紹他一下。他選擇的道路很艱辛,你看怎么幫他一把。請他吃頓飯,年輕人的身體重要。……路生:草

在北京我認識了很多寫詩歌的,其中有一個叫莫非,是個園林工人。回到西安後,我找過伊沙、秦巴子。第三站我去了青海,最後去了成都。

開始我口袋裡還有點錢,到青海的時候,已經沒錢了,純粹流浪。從北京回西安還是老鄉給我買的火車票。雖然在北京的日子很艱苦,我還是能找到一些朋友幫助。西安到青海的火車票是39塊錢,買了票,我的兜里只有一塊錢了。在青海待了十幾天,找了一些當地的詩人,晚上就在大街上住,記得那時天氣冷得很。

從青海回來後我繼續攢錢,去成都。因為那裡有個著名的《星星詩刊》。成都住了一個月回來後就不想再走了。一是沒錢了,二是覺得沒意思。我看到許多詩人的生活都是脫離詩歌的,感覺很迷茫,不知道後面的路該怎么走。仿佛燈光消失在黑暗的深夜/這個世界如此迷茫如此彷徨/仿佛生命死亡在貧瘠的土地/我的毛髮非常蒼白非常羸弱。(《長安之歌(一)》

就這樣,到了2000年。我開始辦“農家信使”工作室,當時想,沒有工作,到處流浪,可能這種城市的生活並不適合我,還是回到鄉村吧,有點俄羅斯作家提出的“到民間去!”的意思。半年時間,其實什麼也沒做,只是想通了一件事,要讓我的詩歌和生活結合在一起,所以,我重新出門流浪了。我只是個過於熱情天真浪漫的詩人/為了理想我將繼續背起行囊奔向遠方/我確信,我堅信,軀殼會找到靈魂的。(《自畫像》)

曾抱著詩劇《夢之旅》去找張藝謀。後來我發現詩歌和生活有了聯繫,我可以靠賣詩來養活自己了,交房租和吃飯都能解決了

我寫的詩歌並不多,十幾年,現在自己還認可的有四十幾首詩。詩歌是我一生要走的道路,我不會停下來,想寫的時候就寫,不想寫的時候也不硬寫。我從來不練筆,想寫的時候“嘩”地寫一通,一次寫個五六首,或者很長時間一首也不寫。我所表達的東西肯定是我內心的東西,絕不說假話,沒有一句話是我不想說的。我寫詩的時候,腦子裡會有故事有畫面。我當時在寫一部詩劇《夢之旅》,我現在還是這樣想,有朝一日能把我的詩歌拍成電影。

我愛看電影,認為張藝謀是個好導演,就抱著我的詩劇《夢之旅》去找他。

2000年6月我去北京找張藝謀,有人告訴我張藝謀去大連拍《幸福時光》了,我就去大連。到了大連以後,本來想直接去片場找張藝謀,後來我想雖然是做夢,但也要一步一步踏實地走,所以,我就找了大連一家報社的記者,很放心地把作品給他,讓他轉交給張藝謀。做完這件事我就走了。我到大連的時候已經沒錢了,回北京是一個朋友借給我一百塊錢才買的火車票,到北京以後,我去大連的事被北京的生活時報知道了,他們採訪我,寫了一篇新聞,標題是:《痴人說夢,毛遂自薦找張藝謀拍詩歌》,還把我的照片也登出來了。

北京回西安時我只有兩塊錢,我等報紙出來後,到火車站,買張站台票上了車,我說我沒錢了,想回陝西,給他們看了報紙,列車員沒要我的錢,讓我回去了。

回去之後,我還是想不出什麼辦法,可以把詩歌和生活結合起來。很偶然,我們陝西有個國力足球隊,我挺喜歡足球,每次都買體壇周報。2001年中國足球甲A聯賽的前四輪,陝西號稱金牌球市,非常火爆,那時候卡洛斯做國力隊的主教練,我為他寫了幾首詩,每比賽完一場甲A賽事,我就寫一首詩,每寫完一首詩,就在西安商報上的新體育發表出來,寫時得心應手、心情舒暢,發表則仿佛等雞下蛋一個樣,那感覺可真爽!

要知道我以前進報刊雜誌社,他們都一口回絕:我們不發表詩歌……

接下來,我把十來首詩集成冊,叫《狼之歌》,家裡的姐姐給我八百塊錢,我印了一萬本,一塊錢一冊,賣了幾千冊。

雖然這幾首詩回頭看看並不是很滿意,但這次經歷非常重要,我在西安賣詩的時候,解決了生計問題。我的觀念一下子發生了轉變:發現詩歌和生活有了聯繫,我可以靠賣詩來養活自己了,交房租和吃飯都能解決了。

以後的流浪就和以前不同了,因為開始賣詩。我去過天津、洛陽、寶雞,2002年以後我決定生活在北京,以前沒有靜下心來。現在可以了。我拿著帆布包帶著一千多本《狼之歌》來到北京。剛到北京那會兒,兜里也不過70塊錢,我咬咬牙花了42塊錢做了一個賣詩的廣告招牌:我愛詩歌如吾身,自力更生求生存。我賣詩從來沒有哪一天說賣不出去的,最少一天可以賣上3本,最多一天賣出過140本,在北京大學小南門外面的一條街上。

我從不擔心每天能賣出多少詩,當然我也不指望靠著詩歌發達,詩歌是一種很冷的東西,這不是一個詩歌的年代。但時間長了,很多人知道我。買過我書的人,幾年後碰到了,還會打招呼。

這兩天在七寶賣書,居然也有一個北京來上海打工的人指著我說,這不就是在北京海淀村賣書的那個人嗎?世界可真小!

買我詩的人都是30歲以上的人,他們懂得生活,開始思考生活。學生包括大學生反而買得少,他們要買英語、求職等實用的書。後來有了女朋友,我們每天一個城市,不會問大學在哪裡,而會打聽城市的中心在哪。我們去城市的中心賣書,但我們會住在城市的邊緣,因為那裡的租金比較便宜。

香山的生活挺理想化的,小玉也曾想去找工作,我說,你要下山工作的話我們就分手,你想讓我不去過一個詩人的生活,我做不到

我當時認識一個住在人大的女孩,交往了一段時間以後,她要我去工作,而我說我工作不了,比如現在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城市裡的高樓大廈;一個是山上的一棵樹,我選擇做一棵樹。後來我們就分開了。接著我就認識了小玉。

也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一天我在街上修鞋,她是第一個坐在那兒的,我坐在她後面,她的鞋修了半天都沒修好,後面又來了幾個女的,都等不及走了,只有我比較有空,等著等著大家就聊上了。搭上話以後,我和朋友請她吃了一頓飯。吃完飯我們一起去了香山玩。

小玉來北京乾過很多工作,餐館裡打工,自己也賣過書,我們兩個就開始認識了。我這個人在她眼裡可能很簡單的,看上去還有點傻傻的,自己顧自己生活,也不去害人,她也許在潛意識裡喜歡我這樣的人,我們都愛運動,天天爬香山。之後,她就一直跟我昏天暗地“鬼混”在一起了,我為此寫了一首打油詩:夜宿塔後身,擁被抱玉眠。一顆兩顆星,窗外眨眼睛。

難怪有幾個朋友戲稱,我已經成了一個十足的“香山詩人”,紅光滿面、精神抖擻……而非“最後一個鄉村詩人”。

香山的生活的確挺理想化的,時間一長,小玉也曾經離開過,想去工作,我說,你要下山去工作的話,我們就分手,你想讓我不去過一個詩人的生活,我做不到。

她下山後,流著眼淚在大街上走,我就跟著她,我知道她是真心喜歡我的,她問我為什麼非要選擇呢,為什麼讓她那么矛盾那么痛苦呢。她沒有掩飾自己,眼淚嘩嘩地流下來。我就跟她說,如果你喜歡工作,我就讓你工作;我不喜歡工作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能要求你跟我過這樣的生活———這也是我後來想通的。

小玉去工作的時候,我的書《幸福是頭豬》還沒寫完,等我寫完了這本書,朋友幫我印出來的時候,我就跟小玉說,別幹了,回來吧,我們還是一起去賣詩吧。

2004年8月29日我開始賣《幸福是頭豬》,印一些賣一些,總共賣多少?我也說不上來,反正可以維持起碼的生活吧。北京和西安賣得好,最多一天賣出過46本,原來一本賣12塊,後來提價到13塊。西安畢竟是我的故鄉,我擺攤賣詩人們都知道我在乾什麼,不像在上海,我賣詩,很多人會盯著我看,看很久,他們不知道我在乾什麼。

賣書很少遇到麻煩,因為多數人對追求理想的人都比較寬容,加上我賣書也沒有構成對別人的傷害,你賣你的,我賣我的,沒有搶別人的飯碗,路上的小攤小販,也許他們不喜歡我的東西,但從沒有為難過我。一次我在北京海淀圖書城賣書,旁邊有個賣爆米花的小販,看著我賣詩,還幫我吆喝———“來來來,看天下第一書……”各地的城管,看到我們擺攤了,只是說一下讓我們走,最多沒收我的書。我說你們拿去吧,我可以少賣幾本,這也是你們的工作……

賣詩途中最讓我氣憤的一次是在西安遇上了一個詩人。他買我了一本書,非要請我吃飯,我這個人不喜歡和陌生人交往,可經不住他的熱情,勉強和他去了一家飯店。這個詩人也出過書,和二三十個寫詩的合作過一本詩集,他喝了很多酒,醉了,開始發瘋似的說自己是大師,而我只是個擺地攤的,我的詩全是垃圾,說著說著,就把我的詩集給撕了。我那天十分憤怒,但我並不怕這些人,這些人其實很虛弱。

這么多年我真正餓肚子只有一次,也不是因為賣詩。有一天我在報紙的夾縫裡看到內蒙古治沙的志願者活動。我就跑過去報名,這次活動是日本人搞的,到了內蒙古後,告訴我們是有工資的,我就失望了,和我當初想像的不太一樣,就回來了。本來跑過去就沒想著回來的,沒留下吃飯的錢,回北京的路上餓了一整天,我這個人經不起餓,去找一個朋友要點錢,走過人大的時候,西門到東門的路上就暈倒了,路過的人馬上打120,把我送到急救中心,沒錢么,他們打點滴打到一半,找不到我的朋友也找不到我的家裡人,就把針拔掉了,我還挺高興,跟他們說,謝謝你們給我打了半瓶水,我等於又吃飯了!不過,從那以後我就告訴自己,不會讓自己再餓肚子。

藝術家很多都缺乏生活的能力,我一點我在香山感覺特別突出。在香山我不是很合群,基本不喝酒。我也很納悶:為什麼很多藝術家一天到晚地喝酒抽菸,有時喝完酒還到處打架,把自己搞得很痛苦。他們說,悲劇永遠大於喜劇,而我的作品可能要溫暖一些,是家鄉的感覺:眼淚是濕的/微笑是熱的/親吻大地/花朵如此美麗。把自己搞痛苦了就是藝術家,這是我不認可的。我不喜歡放浪形骸的生活。

你問我以後的日子會怎么去過?說實話,我也不清楚,但有一點,我的生活還是會與詩歌結合在一起,生計方面的事我很少去考慮,我能夠靠賣詩生存下去,如果沒錢了,我還可以回家種地。

附:小玉的話

我也見過不少男人,但像他這樣的男人我還是第一次遇到。一個人是不可能不食人間煙火的,但他就是。所以,很多人說他是外星球來的,不像是這個地球上的人。他給人的感覺太健康了,不抽菸不喝酒,喜歡運動,沒有什麼惡習。他給我一種安全感,這和錢沒有太多的關係,而他讓我的感情有所依靠。我一直在追求一個完善的男人,遇到他之後,我覺得離我心目中的男人不遠了。

我們的社會還有沒有詩意

莫小米

周圍有一些人寫了一輩子的詩,周圍有更多的人說,當年談戀愛的時候曾經寫過詩,是實用主義的,拿來騙老婆,騙到之後就不再寫了。

我沒寫過詩,也不懂詩。有一次和一個詩人談詩,我說了書上看來的一句:泥土,多么昂貴的證據,它告訴我們人終有一死……他說:啊,那是詩,那就是詩!

我受到鼓舞又說了看來的幾句:前天放學回家,鍋里有一碗油鹽飯;昨天放學回家,鍋里沒有一碗油鹽飯;今天放學回家,我做了一碗油鹽飯放在媽媽的墳前。詩人說:喔不,這不是詩。

是美國影片《死亡詩社》(看的還是錄像帶)中那個基廷老師的一番話讓我知道了詩是個什麼東西。他說:商店、銀行、醫院、學校……這些都很重要,它們能讓我們活得更好;但詩是美感和浪漫,我們為它而活(大意)。由此讓我對詩產生了崇敬。

段衛洲的故事令我驚訝,因為他和我以前認識的詩人完全不同,他們有的來稿沒被採用就大發牢騷,有的一邊寫詩一邊炒股票倒賣房子,有的整天鬱悶著直到提了一官半職才雲開霧散。社會發展到今天,人都變得實際,包括詩人。

段衛洲的故事令我欣慰,我不懂詩,他的詩寫得如何我不敢說,但我知道他能堅持理想,並且能憑著堅持理想生存。由此可以見到我們社會寬容、和諧、溫暖的一面,由此可以見到散落在人群中的詩意,星星點點,跳蕩閃爍。

來源:杭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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