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布魯金斯學會總部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Institution），又稱布魯金斯研究所，或布魯金斯研究院。總部位於美國華盛頓麻薩諸塞街，是一家研究公共政策的非贏利組織。布魯金斯學會與民主黨關係密切，許多重要成員系民主黨人，為民主黨政府出謀劃策，儲備和提供人才，從杜魯門總統以來的歷屆民主黨政府都起用該學會人員充任要職，故又有“民主黨流亡政府”之稱。布魯金斯學會一向被譽為最有影響力、最值得借鑑和最受信任的智庫。
布魯金斯學會同時也是美國著名的公眾政策研究機構，自稱遵循“獨立、非黨派、尊重事實”的研究精神，提供“不帶任何意識形態色彩”的思想，旨在充當學術界與公眾政策之間的橋樑，向決策者提供最新信息，向公眾提供有深度的分析和觀點。
布魯金斯學會擁有輝煌的過去，20世紀在美國近一個世紀的歷史中深深打上自身的“烙印”。與近些年來在美國名氣和影響日趨增大的“傳統基金會”、“凱托研究所”等保守派思想庫相比，布魯金斯學會以其深厚的歷史根基、嚴謹的研究功底、思想自由的學風、內外兼備的研究領域而獨樹一幟。近期對華盛頓記者和國會成員的調查表明，該學會是美國從事公共政策研究機構中最有可信度的研究機構之一。
創始人
布魯金斯學會的創始人為一位來自聖·路易斯的商人和慈善家羅伯特·布魯金斯。
發展歷程
布魯金斯學會布魯金斯學會創建於1927年，由1916年成立的政治研究所、1922年成立的經濟研究所和1924年成立的羅伯特·布魯金斯經濟政治研究學院合併而成，取名於學會成立時的理事會副主席、聖路易斯市企業家、華盛頓大學董事會主席羅伯特·布魯金斯。布魯金斯學會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思想庫。
學會從第二任會長羅伯特·卡爾金斯時候起開始從事政策研究，形成如今的“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風格。真正發展成為重要政策研究機構是在克米特·登任第三任會長期間。與其它許多思想庫不同的是，布魯金斯學會把自己定位為一個教育機構。
布魯金斯學會對政府，尤其對民主黨政府影響巨大，同時在國會進行院外活動，向國會施加影響。
早在1920年代哈定總統時期，學會就幫助聯邦政府擬定預算草案，制訂戰爭中的債務政策和改革稅務制度的方案等。胡佛政府時期，它認為建設聖勞倫斯航道的計畫耗資太大，幫助政府取消了這個計畫。它對羅斯福新政的各個方面諸多批評，頗具影響，成為當時反對新政的堡壘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學會在分析了當時戰時環境後，提出建議，幫助政府建立和管理了各種戰時機構。戰後，在執行馬歇爾計畫問題上，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意見分歧，後來，國會委託該會擬訂一項折中方案，統一了兩黨的意見。20世紀60年代以來，該會為每屆新政府提供了一份執政中面臨主要問題和綜合概述的報告。
宗旨
布魯金斯學會宗旨是開展高質量的獨立研究，並據此提出具有創新精神和實用性的政策建議，以達到三個目標：即捍衛美國民主；確保所有美國人獲得經濟榮繁、加強社會保障、維護公共安全帶來的機遇；推進一個更加開放、安全、繁榮和合作的國際社會。
思想變遷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主席約翰·桑頓布魯金斯學會並沒有明顯的意識形態性，在思想傾向上屬於中間派。據美國思想庫學者的研究，其思想傾向會隨學會領導人的不同而左右搖擺。學會成立初期一直以自由派觀點著稱，被稱為“開明的思想庫”。
20世紀初，“進步主義運動”（ProgressiveMovement）在美國風起雲湧。該運動主張“積極謹慎地”使用政府力量控制市場和增加個人機會。當時，聖路易斯市企業家、華盛頓大學董事會主席羅伯特·布魯金斯就是這場運動的積極擁護者。
20世紀20年代哈定任總統時期，學會幫助聯邦政府擬定預算草案，制訂戰爭中的債務政策和改革稅務制度方案。胡佛政府時期，學會成功地說服政府取消了建設聖勞倫斯航道的計畫。
1932年布魯金斯去世後，學會發生右轉，對羅斯福新政進行猛烈抨擊並頗有影響，成為當時反對新政的重要堡壘之一。
二戰期間，學會幫助政府建立和管理各種戰時機構，實施價格控制，並逐漸走向興盛。
二戰後，學會繼續維持中間偏右的傾向，扶植共和黨人制定馬歇爾計畫，並受國會委託擬訂一項折中方案，使兩黨意見得到統一。戰後學會還增設國際研究小組，並於1955年合併到布魯金斯學會的其他研究項目，形成三個研究分支:經濟研究、政府研究和對外政策研究。
20世紀60年代以來，學會為每屆新政府提供一份執政中面臨主要問題的綜合概述報告。甘迺迪入主白宮後，該學會研究人員參加了制訂“新邊疆”構想的特別工作小組，從空間研究計畫到制訂經濟政策等向甘迺迪政府提供意見。
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在該學會主席蓋米特·戈登（Kemnit Gordon）的領導下，其思想傾向發生左轉，期間學會協助詹森政府擬訂“偉大社會”計畫方案，並支持凱恩斯經濟學，反對越戰，與民主黨關係日益密切。
戈登離任後，學會再次走向偏右，為此，《財富》雜誌在1984年7月23日專門發表一篇題為《布魯金斯開始右轉》的文章。美國思想庫專家勞倫斯·索雷和山姆·海珊還指出，事實上，近些年來學會的高級領導人都來自共和黨，剛剛卸任的學會主席麥可•阿馬克斯特（Machael Amacost）就曾擔任里根政府的次國務卿及老布希政府的駐日大使；學會最著名的分析家斯帶芬·西斯（Stephen Hess）還曾為共和黨撰寫過黨綱。為此，山姆·海珊評論道，布魯金斯學會不再是“溫和分子”的家園，而變得似乎更偏右了。加2年7月，曾在柯林頓政府擔任副國務卿的斯特普·塔爾博特(Strobe Talbott)接替阿馬克斯特擔任學會主席，他的上任也許會再次把布魯金斯學會拉回到中間路線。
質疑
對於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傾向，這些年來也有不少學者予以猛烈抨擊。比如，有的學者認為，該學會最終的哲學是實用主義，甚至可以沒有道德觀，例如，學會鼓吹“如何成為一個廉價的鷹派”，即如何在縮小國防預算的用時進行足夠有力的威懾；再如，學會反對國際制裁，不是出於擔憂目標國人民受苦挨餓，而是擔心會傷害美國公司的利益。學會經濟研究所所長羅伯特·利坦還曾提出，美國不應該因為別國有童工現象而實施制裁，但當一國非法盜用WINDOWS95的時候，美國毫無疑問應進行制裁。
美國著名的思想庫學者多爾尼評論道，布魯金斯學會己失去“自由派”或“進步主義報”的稱謂，該學會長期接受來自軍方和石油工業的捐贈，一直就有中間偏右的傾向，因此應稱之為“共和黨中間主義”（Repubilcan centrist）。不管給布魯金斯學會貼上什麼樣的標籤，是“自由主義”，還是“保守主義”，是“實用主義”還是“非道德主義”，該學會源於政治、服務於政治的特點不會改變。只要能最大程度地影響政府決策，發揮其政治影響力，貼什麼標籤並不重要，儘管布魯金斯學會更樂於被冠上“自由主義的標籤”。
行政機構
行政
布魯金斯學會由董事會領導。日前董事會成員共83人，由著名的企業家、銀行家和學者組成，其中包括世界銀行總裁吉姆斯·沃爾芬森（James D. Wolfensohn）、朗訊公司總裁亨利·斯卡特（Henry B. Schacht）、卡內基基金會總裁傑西卡·馬修斯（Jessica Tuchman Mathews）、原學會的對外研究所主任理察·哈斯等。董事會主席由吉姆斯·詹森擔任，他是Fannie Mae 抵押公司總裁，曾5次競選民主黨總統失敗，至今仍活躍在華盛頓的政壇。
機構成員
該學會總人數近300人，其中有10人擔任行政領導職務。學者共有100多名，從事近85個研究項目，其中高級研究員75人。他們擁有極強的學術背景，觀點和文章在學術界很有影響，使學會享有“沒有學生的大學”之美譽。還有不少學者曾服務於政府部門和私人企業，被稱為“學術實踐者”（scholar practitioner）。
現任主席
現任主席斯特普·塔爾博特，在政界和學界影響力很大，1993年~1994年曾任國務院特別顧問，1994年~2001年擔任柯林頓政府的副國務卿。他畢業於耶魯大學，來布魯金斯學會之前任耶魯大學全球化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歐洲、北約、國家安全、俄羅斯與前蘇聯、南亞、美國外交等，著作頗豐。其近期發表的著作有《俄羅斯之手：總統外交備忘錄》（2002）、《恐怖時代：美國與世界》（2001）、《在最高層：冷戰結束的幕後》（1993）等數十本。
經費情況
學會每年有經費4000萬美元，除來源於學會創始人羅伯特·布魯金斯創立的專項基金之外，還有基金會、大公司及個人的捐助、政府資助及出版物收入和其他一些投資收入。董事會主席吉姆斯·詹森是最大的技資者之一。
此外，大公司的贊助占全部經費的近二分之一，其中有貝爾大西洋公司、J.P.摩根公司、EXXON、殼牌石油、微軟、惠普、豐田、杜邦、美孚、洛克西德·馬丁等大牌公司，也有像時代華納、《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時代周刊》及ABC和NBC等傳媒大亨。它們非常仰仗於布魯金斯學會輸出的“自由派”觀點和思想，在學會1997年2100萬美元的預算中，有330萬美元來源於這些公司。學會還可從為政府官員提供的諮詢會議中徵收高額費用。有了充足的資金來源，布魯金斯學會更能雇用一些高級分析家從事研究，提高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