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緒論
第一章 晉察冀革命根據地的出版事業
第二章 晉綏革命根據地的出版事業
第三章 晉冀魯豫革命根據地太行區的出版事業
第四章 晉冀魯豫革命根據地太岳區的出版事業
第五章 山西革命根據地的印刷業
第六章 山西革命根據地的發行事業
第七章 烽火鑄就出版魂——奮戰在山西革命根據地的出版戰士
山西革命根據地出版大事記
主要參考文獻
序言
中國乃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在民族文化積累和傳承的過程中，“書”作為不可或缺的載體承擔著重要作用。時至今日，人們談及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仍津津樂道於造紙術與印刷術的巨大貢獻。正是造紙術與印刷術的雙峰並立，使中國文化從一開始就具有明確的傳播方式，並直接促成、帶動了“中國出版史”的展開。研究顯示，早在公元8世紀左右，我國已有了較為成熟的雕版印刷術，目前所發現的世界最早的雕版印刷作品——《金剛經》，即唐鹹通九年（868年）的作品。之後的乾餘年間，世界印刷技術幾度飛躍，中國印刷或引領世界潮流，或吐故納新，新技術的廣泛套用對中國出版歷史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與中國出版的輝煌歷史成就相比，中國出版史的研究則要滯後許多。據現有資料所知，我國最早的出版史著作是楊壽清的《中國出版界簡史》，該書由上海永祥印書館於1946年出版。在這本不足4萬字的小冊子中，四篇敘述分別為：“古代中國的出版業”、“‘五四’時代出版界的發展”、“‘一二·八’後出版界的傾向”、“對於中國出版界的批判與希望”。今天如果嚴格從學術的角度來考量，這本《簡史》的價值或許僅僅限於“開風氣之先”了，其有限的篇幅、勉強的分期、侷促的內容，並不能完整勾勒出中國出版歷史千餘年來元氣淋漓的全貌。新中國成立初期，張靜廬先生傾心輯注的七編八冊本《中國近代現代出版史料》，已成為研究中國近現代出版史的重要資料。但令人遺憾的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真正具有學術價值的出版史著作直至20世紀90年代後才陸續問世。
後記
治中國版本史的學者往往對山西情有獨鍾，其著眼點是山西出版業一度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的顯赫位置，無論是張秀民先生的《中國印刷史》、魏隱儒先生的《中國古籍印刷史》，還是黃永年先生的《古籍版本學》，“平水刻”都是繞不過的話題。事實上，山西出版不僅有著悠久的傳統，且在中國現代出版史上同樣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隨著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勝利完成和延安成為中國共產黨新的領導中心，與陝北一河之隔的山西自然成為黨的各項政策的前哨站。加之擁有太行、呂梁二山合抱的表里山河地位，山西很快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軍隊最主要的活動地，而山西現代出版業（革命根據地出版）也隨即迅速地發展起來。
不能說中國出版自此便“趨於一宗”，但正是因了山西革命根據地出版的積極參與，中國現代出版的面貌為之興衰繼絕、煥然一新。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直至新中國建立，山西革命根據地出版作為我黨出版事業中不可缺少的一環，通過自身的努力與實踐，不僅為黨的出版事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且直接開啟了新中國出版事業的發展方向。從這個意義上講，山西革命根據地出版是中國現當代出版史上無法忽視的一段存在，它以無可爭議的歷史重量建立了中國出版事業一個全新的傳統，並從出版理論、出版內容、出版形式、出版目的、出版隊伍、服務對象等多個方面，探索出一條出版為人民大眾服務的嶄新道路。如果我們仔細審視新中國成立至今中國出版的發展軌跡，就會很容易地發現在這60年的時間裡，中國出版始終都是沿著“為人民服務”這一方向不斷地前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