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家嶺文化遺址

屈家嶺文化遺址

屈家嶺遺址位於湖北省荊門市屈家嶺管理區,是一處新石器時代村落廢墟的遺址,該遺址是一處以黑陶為主的文化遺存,具有許多獨特的特徵。屈家嶺文化因發現於湖北京山屈家嶺而得名, 其年代距今約5000—4600年,是更早期長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的繼承者。 西越宜昌但未進入四川境內,北達河南西南部(南陽地區),東未超出湖北境內,南達洞庭湖一帶。經過發掘的屈家嶺文化遺址有屈家嶺管理區 的屈家嶺遺址、荊州陰湘城遺址、石首走馬嶺遺址、鍾祥六合遺址、天門鄧家灣、譚家嶺和肖家屋脊遺址等。 遺址發現於1954年,1955年及1957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湖北省文物工作隊兩次發掘,出土大量用於生產和生活的石器和陶器,蛋殼陶器、彩繪陶器和彩繪紡綸,說明新石器時代江漢平原地區已具有較高水平的燒陶技術和紡織手工業。 1988年,屈家嶺文化遺址為國家公布的第三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基本信息

歷史沿革

屈家嶺 屈家嶺

屈家嶺文化是分布於中國長江中游地區的江漢平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

因首先發現於湖北京山屈家嶺遺址而得名。 該文化影響範圍較廣,東到湖北東部的黃岡、鄂城,西至三峽地區,北到河南南陽,南至洞庭湖濱,西北延伸至陝西南部的丹江流域。距今約5000年。

遺址發現於1954年,至今經過多次的發掘和深入研究,發現這種遺存具有許多獨特的特徵,故定名為“屈家嶺文化” ,屈家嶺文化的年代為距今約4000餘年。

屈家嶺文化遺址 屈家嶺文化遺址

屈家嶺遺址最早在1955年至1957年被發堀,其後學者又在湖北各地發堀了更多屈家嶺文化的遺址,並在其中許多遺址如枝江關廟山遺址中發現其與前後期文化的關係,認定其為是更早期長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的繼承者,而後被更晚期的青龍泉文化(又稱作湖北龍山文化)所繼承。

該遺址1988年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即國家公布的第三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文物遺存

文物

屈家嶺文化遺址 屈家嶺文化遺址

遺址坐落在一片橢圓形的崗地之上,地勢緩平,附近丘陵起伏,青木壋和青木河由東西兩側環繞其南,交匯合流,土地肥沃,物產豐富。

屈家嶺遺址出土物中以彩陶紡輪、彩繪黑陶和蛋殼彩陶最具特色。陶製的鼎、豆、碗等器皿均為雙弧形折壁,也具有獨特的風格。這種性質的文化分布在湖北境內的江漢平原、西北山地和河南省的南部與湖北相鄰的地帶,分布較廣,文化面貌具有極為濃厚的地方色彩。該遺址中所保留的大量生產工具和粳稻穀殼表明,“屈家嶺人”的社會經濟是以農業為主,兼營飼養、漁獵、紡織等業;農業和手工業已有分工,制陶業相當發達,陶器的品種豐富,圖案美觀。色彩鮮艷的彩陶器、陶質禽鳥模型及玉飾品,反映出當時人們精神文化生活的面貌。農業的進步和象徵父權崇拜的“陶祖”的出現,說明其社會的發展已進入父系氏族的社會階段。

從遺址中可發現屈家嶺文化稻作的痕跡,動物方面有雞、羊、狗、豬等遺留,出土的大量陶紡輪證明其紡織甚為發達。建築方面,燒土塊作為建材已十分成熟。此外發現大量墓葬建築,多有陶器隨葬。陶器繼承大溪文化的圈足器,但有更多的鼎器。

屈家嶺文化大部分陶器相當樸素,有些則有壓印或彩繪圖案。屈家嶺文化仿效大溪文化,出現許多帶有圈足、底座支柱的陶器。陶器上出現的許多紡錘狀螺鏇渦紋圖案顯示當時織品紡織可能十分盛行。

遺存

早期遺存主要包括屈家嶺管理區 屈家嶺遺址下層,朱家嘴,湖北武昌放鷹台遺址下層,湖南安鄉劃城崗遺址中層等。這一期的特點是,石器磨製較為粗糙,許多石器的邊緣常有打琢痕跡。陶製工具中,大型黑、灰陶紡輪頗有代表性。陶器以黑陶為主,灰陶次之,圈足器比較發達,其中朱繪黑陶最具特徵。彩陶多為厚胎,有些紋飾具有仰韶文化的風格。中期是屈家嶺文化的鼎盛時期,分布範圍最廣,代表性遺存有:屈家嶺遺址晚期一、二,湖北青龍泉遺址中層,宜都紅花套遺址第四期,河南淅川下王崗遺址等。這一期的房屋發現較多,工具以石器為主,磨製較早期精細,陶製工具較少,以彩陶紡輪為代表。陶器以灰陶為主,黑陶次之,紅陶數量很少。種類和數量都有很大增加,典型器物有矮足罐形鼎、高圈足杯、三足碟、直口長頸扁腹壺等。彩陶數量增多,彩殼蛋陶是屈家嶺文化的代表。一些器皿如大型陶鍋、缸形器皿等,與中原地區的廟底溝文化二期有相似特徵。晚期的主要遺址有:天門石家河遺址下文化層,均縣觀音坪遺址下層等。晚期的石器以長方形石斧、雙孔石刀和有鋌石鏃為代表。彩陶紡輪數量更多,形制變小,有太極圖式和對稱雙弧線中夾斜線彩紋。陶器仍以灰陶為主,紅陶數量有所增加。袋足炊器(鬹)的出現標誌著這一時期的文化已經向青龍泉文化三期過渡。

屈家嶺文化的住房多屬方形、長方形的地面建築。一般築牆先挖基槽,立柱填土,再以粘土或草拌泥摻加燒土碎塊培築牆壁。居住面下部鋪墊紅燒土塊或黃砂土,以利防潮,表面敷“白灰面”或塗抹細泥並經燒烤。在室內中部或偏一角處築火塘,有的火塘附近還遺留保存火種的陶罐。室內的柱洞大體排列有序,有的洞底以碎陶片墊實,起著柱礎的作用。單間房屋的面積一般10平方米左右。出現了以隔牆分間的較大住房,有的是出入一個大門的里外套間式房子;有的是長方形雙間、多間的連間式房子,各間分別開門通向戶外,其隔牆上無門或還設門相通,甚至有多達二、三十間成排相連的。青龍泉的一座雙間式大房子,南北總長14米,東西寬5.6米,室內面積合計70多平方米。這種隔牆連間式住房,形式新穎,建築結構有了明顯進步。有人認為,它可能是在父系家庭生活的背景下產生的。

治理與開發

石器

屈家嶺文化的石器多為磨製,製作水平已相當高超,器形有斧、鏟、錛、鑿、鐮、箭頭等。

經濟活動

經濟活動以稻作農業為主,家畜飼養及漁獵採集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建築

屈家嶺文化遺址 屈家嶺文化遺址

房屋建築多為方形或長方形地面起建式。基礎部分先挖大淺坑,其間伴隨有奠基祭祀的儀式,然後從外面搬運乾燥的土鋪墊淺坑,再在其上鋪撒紅燒土以隔潮,室內地面選用乾燥的土鋪在紅燒土上;還有先挖牆基槽,然後立木柱建築牆體,最後造房架。牆體有二種構築方法即夾板堆築法和土坯壘砌法。屋頂為側面起脊,室內布局有單間和分間(二間或二間以上)二種。

墓葬

墓葬形制以豎穴土坑墓為主。成人墓多集中於氏族公共墓地,多單人仰身直肢葬,有拔掉上側門齒的現象。小孩墓多圓形土坑瓮棺葬,葬具通常是在一個陶碗上對扣一陶盆或用兩個陶碗對扣。

工藝

陶器

屈家嶺文化的陶器多為手制,但快輪制陶已普及。器表光潔,似經過打磨。陶系以泥制為主,夾砂陶較少,陶色以灰色為主,黑色次之,另有少量紅陶及桔黃色陶。陶器器表多素麵,有紋飾的較少,紋飾常見弦紋、籃紋、瓦棱紋及鏤空裝飾。

花紋與繪製方法

屈家嶺文化遺址 屈家嶺文化遺址

彩陶的繪製方法有特點,作筆有濃淡,不講究線條,里外皆施彩。陶衣有紅、白等色,施加陶衣後用黑色或赭色彩繪出帶形紋、格線紋、圓點紋和弧三角紋。另有較多的彩陶紡輪,其橫截面有橢圓形、長條形等,紡輪上先施米黃色陶衣,然後彩繪出鏇渦紋、平行線紋、同心圓紋、卵點紋和短弧線紋。屈家嶺文化的陶器圈足器發達,三足器較多,平底器較少,不見圜底器,器形有罐形鼎、高領罐、高圈足杯、薄胎杯、壺形器等。

考古發現

2017年10月,湖北屈家嶺遺址第四次考古發掘工作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新發現銅礦石、陶筒形器、玉石器和彩陶紡輪等遺物,並首次發現有石家河文化遺存和周代遺存。

2017年10月,湖北屈家嶺遺址第四階段考古工作展開,發掘出土一批漩渦紋彩陶紡輪,其中一類被認為是後世太極陰陽魚圖的原型,專家稱其可能與中國太極起源有一定關係。

文物價值

京山屈家嶺 京山屈家嶺

屈家嶺文化是中國長江中游地區的新石器文化。因首先發現於湖北京山屈家嶺遺址 而得名。年代約距今 5000多年至4600年。分布地區以江漢平原為中心,西至三峽,東到武漢一帶,北達豫西南,南抵洞庭湖區並局部深入到湘西沅水中下游。稻作農業是主要經濟部門,在建築遺蹟的紅燒土中發現有稻殼印痕,經鑑定為人工栽培的粳稻。居民還飼養家畜,兼事漁獵。生產工具有磨製的石斧、石錛、石鐮、石鏃和打制的凹腰石鋤及彩陶紡輪等。陶器中有一種施彩紋具有暈染風格的薄胎彩陶器,精美而富有特色。已發現數處城址,其中湖南澧縣城頭山的圓形城址,直徑約310米,外側有護城河。當時居民的房屋大多是方形、長方形的地面建築,有紅燒土居住面,木骨泥牆或直接用粘土混合燒土渣壘成牆壁。既有單間的,也有套間或各開屋門的雙間屋。多間式房屋的出現,顯示出建築技術的進步,同時可能反映了父系家族實行小家庭分居生活的情景。在建房過程中,有時還把整條豬、狗埋在房基下作為奠基犧牲。成年死者多採用土坑葬,兒童用瓮棺葬。安鄉劃城崗遺址的90多座墓分南北兩區,居首並列的 3座墓各有隨葬品數十件,包括朱繪陶器和朱繪捲雲紋石鉞等,墓主當是氏族中的上層人物。

屈家嶺遺址考古現場經過發掘的屈家嶺文化遺址有屈家嶺管理區屈家嶺遺址、荊州陰湘城遺址、石首走馬嶺遺址、鍾祥六合遺址、天門鄧家灣、譚家嶺和肖家屋脊遺址等。

屈家嶺遺址出土陶器屈家嶺遺址於1954年修建石龍水庫乾渠發現後,1955年及1957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湖北省文物工作隊兩次發掘,出土了大量用於生產和生活的石器和陶器.石器有斧、鑿、鏟、鏃等,造型美觀、磨製精細;陶器有杯、碗、鼎、鍋、紡綸等,還有陶製環、球、雞、狗等裝飾器。大量的蛋殼陶器、彩繪陶器和彩繪紡綸,說明新石器時代江漢平原地區已具有較高水平的燒陶技術和紡織手工業。因其具有鮮明的江漢平原的特點,有別於我國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因此將這種文化定名為“屈家嶺文化”。中國科學院為此出了專著《京山屈家嶺》。1988年,國務院將屈家嶺遺址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屈家嶺遺址的發現,說明長江流域同黃河流域一樣,是中華民族的搖籃。遺址上豎立的高大的保護標誌更顯示出它的重要地位。

文物保護

1984和1986年,荊州地區博物館先後兩次對遺址劃出了保護範圍,樹立了保護標誌,建立了民眾性保護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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