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警予[中國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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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警予(1895-1928),原名向俊賢,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及早期領導人之一,婦女解放運動領袖,無產階級革命家。 在有跡可循的史料里,她是中國共產黨惟一的女創始人,並被譽為“大革命時代的模範婦女領袖”。2009年,追封向警予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之一。向警予與蔡和森的結合曾被稱作“向上同盟/向蔡同盟”,由於生活習慣不合等原因,1926年,向警予與蔡和森在莫斯科分手。1928年被國民黨殺害。

基本信息

人物簡介

向警予向警予

向警予,原名向俊賢,1895年9月4日出生,土家族,湖南漵浦人。是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忠誠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黨的早期卓越領導人,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和領袖。1918年參加毛澤東、蔡和森領導的“新民學會”,1919年她與蔡暢等組織湖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為湖南女界勤工儉學的首創者。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回國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黨的二大、三大、四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委員,四大後增補為中央局委員。是黨的第一位女中央委員和第一任婦女部長。1923年領導上海絲廠和煙廠的女工罷工。1925年去蘇聯莫斯科大學學習。大革命失敗後在武漢堅持鬥爭,1928年3月20日因叛徒出賣在漢口法租界被捕,敵人對她進行嚴刑拷打,始終堅貞不屈,於五一國際勞動節被反動派殘酷殺害,年僅32歲。

人物生平

覺悟成長

向警予青年照片向警予青年照片

向警予,原名向俊賢,1895年生於湖南湘西漵浦縣商會會長之家。她排行老九,有幾個兄長曾留學日本,自幼受其影響追求新知識,6歲入私塾。1903年,八歲時,向警予成為全縣第一個入學的女學生,進入長兄在縣城開創的新式國小。她在校品學兼優,幻想成為花木蘭式的人物。15歲在常德讀書時,她就與丁玲的母親余曼貞結拜姐妹,對天起誓:“姐妹七人,誓同心愿,振奮女子志氣,勵志讀書,男女平等,圖強獲勝,以達教育救國之目的,如有違約,人神共棄!”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向俊賢由湘西到長沙,先後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周南女校讀書,改名向警予,表示對封建勢力的高度警惕和反抗。在上學期間,她關心國事,當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簽定後,她和長沙的同學們一起走上街頭演講,喚起同胞們救國救民的熱情。周南女校被人稱為“女革命家的搖籃”,向警予在這裡因與蔡暢的同學關係而結識蔡和森、毛澤東。

革命先驅

向警予照片入黨照片向警予照片入黨照片

1912年,秋向警予考入湖南省第一女子師範,民國3年轉學女子中學。1916年,向警予從周南女校畢業,懷著“婦女解放”和“教育救國”的抱負,回到家鄉。她四處奔波,克服重重困難,得到當地進步人士的支持,在縣城西街文昌閣創辦了男女合校的漵浦國小堂,並擔任校長,聘請進步青年任教員。學校在她的主持下,傳授新知識,提倡新風尚,宣傳新思想。規模不斷擴大,由一個班幾十個學生髮展到八個班300多人,培養了不少人才。1918年4月,毛澤東、蔡和森在湖南發起成立新民學會,以“革新學識,砥礪品行”為宗旨。向警予得到訊息,很想出去乾一番“真事業”。於是,她來到北京,拜訪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參加了毛澤東、蔡和森等創辦的革命團體新民學會,她與蔡和森的交往因此逐漸增多。同年10月,向警予和蔡暢等組織湖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成為湖南女界勤工儉學運動的首創者。

1919年“五四”運動的風暴席捲全國,向警予在漵浦得知這一訊息後,立即回響。她帶領學校師生上街遊行,在各商店向市民宣傳抵制日貨,並當眾把一個日本製造瓷臉盆摔爛在地上,向廣大民眾發表演說,號召大家起來,“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接著,她又組織了反日救國的“十人團”,開展抵制洋貨的鬥爭。7月,向警予應蔡暢之邀,離開漵浦,到長沙參加發起組織“周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12月,她同蔡和森、蔡暢及蔡母葛健豪等30餘人遠涉重洋,赴法勤工儉學。

同建中共

向警予、蔡和森夫妻照向警予、蔡和森夫妻照

1920年初,向警予一行人來到巴黎,進入蒙達尼女子公學。在這裡,她以頑強的毅力致力於學業,刻苦學習法文,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還廣泛地接觸法國工人階級,受具有巴黎公社鬥爭傳統的法國工人階級的影響,進一步堅定了共產主義信念。1920年5月,志同道合的向警予和蔡和森結為革命伴侶。在留學期間,向警予始終站在鬥爭的前列,密切注視著世界形勢和國內鬥爭,表現出非凡的組織和領導才能。1920年5月26日,她為李大釗主辦的《少年中國》雜誌撰文《女子解放與改造的商榷》,批駁改良主義的錯誤主張,明確指出“財產私有制”是“萬惡之源”,把婦女解放與社會改造聯繫起來,表明她對中國革命有了高度的認識。

1920年7月6日至10日,在法的新民學會會員,在蒙達尼開了5天會,對於“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方法展開了激烈的討論。會上出現了兩種對立的觀點:一派主張實行蒲魯東式革命,即溫和革命——以教育為工具,以工會、合作社為實行改革的辦法,而不以俄式(馬克思式)革命為正當;一派以蔡和森向警予為首,則明確地提出:“套用俄國式的方法去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目的,即“主張馬克思主義及俄式革命,實行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並“旗幟鮮明地提出成立共產黨”,“認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運動的神經中樞”,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1920年11月1日,毛澤東同志給蔡和森及在法諸友的信中,對和森、警予同志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和充分的肯定。

1920~1921年,向警予不但與蔡和森共同提出“中國共產黨”的名稱與計畫,同時向各路宣傳,陳訴建黨之急。之後向警予與周恩來、李立三在法國成立中國共產黨,幾乎與國內的中國共產黨同時建立。因此,她後來被毛澤東稱為“她是我黨惟一的女創始人”。​

1921年初,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們面臨無書讀、無工做、無飯吃的威脅,2月7~8日,向警予參加了勤工儉學學生爭取“求學權”、“生存權”的請願鬥爭。還參加了進駐里昂大學的鬥爭,在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0月18日,法國當局以“強占校舍,擾亂治安”的罪名將蔡和森、陳毅等104人驅逐回國。

婦女領袖

向警予也於1921年底啟程回國。1922年初,向警予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最早的女共產黨員之一。7月,在黨的二大上,她當選為第一個女中央委員,擔任黨中央第一任婦女部長,開始領導中國最早的無產階級婦女運動,撰寫大量檔案,主編過《婦女周報》,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闡述中國婦女問題,號召廣大女性團結起來,為解放自身投入到革命運動中去。

民國13年(1923年)國共合作後,一些女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3月1日,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婦女部成立,並在女黨員中建立上海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30人,由向警予主持日常工作,具體領導上海婦女運動,貫徹執行中共的婦女運動方針政策,並建立了各婦女團體的聯合組織。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通過了向警予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婦女運動決議案》中明確提出,“女子應有遺產承繼權”、“男女社交自由”、“結婚離婚自由”、“男女工資平等”、“母性保護”、“贊助勞動女同胞”、“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職業平等”等有關男女平權、保護婦女權益的條例,並提出“全國婦女運動大聯合”。向警予當選為中央委員,擔任婦女運動委員會第一任書記。

1924年,向警予與李勵莊、鍾婉如、陳逸雲等人籌建廣東女權運動大同盟,任會長。6月下旬,向警予參與領導了上海閘北絲廠和南洋菸廠的大罷工計畫,上海口14家絲廠1.4萬餘名女工要求改善待遇而罷工,廠主勾結軍警進行鎮壓,一些工人被捕。在共產黨員向警予等的幫助下,女工們提出了增加工資、工作時間10小時、釋放被捕工人、承認工會等16項條件。向警予又發動女權運動同盟會、全國學生總會、閘北市民協會等團體聲援女工的鬥爭,女工所提出的要求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罷工最終取得勝利。

1925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再次連任中共中央婦女部部長。1月1日,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成員分頭四出向市民們宣傳動員。向警予帶領南方大學女生團、大夏大學女生團等100餘人,手持旗幟和宣傳品,到西門、城內(今南市區一部分)、閘北、虹口提籃橋等處演講;王一知,李一純等到儀昭女校演講;王立明、唐家偉到上海青年會新青年社成立大會上演講。她們還深入到居民家中宣傳。同月,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再次發表宣言,提出13條代表婦女權益的具體要求:(1)男女社會地位平等;(2)女子應有財產權與繼承權;(3)女子應有結婚自由權;(4)男女教育平等;(5)一切職業為女子開放;(6)女子應有參政權;(7)男女工資平等;(8)保護女性;(9)廢除娼妓制度;(10)禁止蓄婢納妾;(11)禁止溺女;(12)禁止纏足;(13)凡有礙女權之法律,一概廢除,另訂男女平權並助進女權發展之法律與憲法。

1925年3月21日,向警予在上海女界國民會議報告中指出:“要一個肩膀擔負力爭女權的重擔,一個肩膀擔負力爭民權的重擔”。

英烈不朽

1925年5月,向警予任中共中央婦女部主任。1925年5月30日,上海發生了震驚世界的五卅慘案。“五卅”運動爆發後,積極組織和領導上海婦女參加鬥爭。發表40多篇有關女權解放的文章,指導中國的婦女運動。向警予親自帶領婦女部的一些同志深入工廠、街道發動女工參加罷工;併到南京路上和其它一些街頭去作宣傳鼓動工作。警予站在街頭上,揮舞著拳頭,滔滔不絕地揭露了帝國主義者鎮壓工人運動的罪行。柳亞子曾賦詩一首,讚美這位揮灑自如的女權革命家。

1925年10月,向警予、蔡和森等受黨中央派遣赴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者勞動大學學習。1927年3月向警予回國,在中共漢口市委宣傳部和市總工會宣傳部工作。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向警予出席大會並參加了大會主席團。會後,她到武漢市總工會宣傳部工作。1927年7月15日,武漢國民政府也發動反革命政變,黨的大部分領導同志先後轉移,向警予主動要求留在武漢,堅持地下鬥爭。有的同志考慮到她在社會上影響很大,在嚴重白色恐怖籠罩下的武漢太危險,勸她離開武漢到上海去,在極其險惡的局勢下,向警予置生死於度外,繼續留在武漢湖北省委機關工作。

1928年3月20日,由於叛徒的出賣,向警予在法租界三德里被捕。國民黨對她實施了嚴刑逼供,但她始終大義凜然,嚴守黨的秘密,嚴守共產黨員的操守,表現了共產黨人的浩然正氣和崇高品格。國民黨新軍閥決定在5月1日這個全世界工人階級的節日裡處決向警予。向警予視死如歸,在走向刑場的路上,沿途向廣大民眾進行演講。國民黨對此極端恐懼,憲兵們毆打她,想使她不再說話,但她仍然堅持地講下去。劊子手向她嘴裡塞進石沙,又用皮帶縛住她的雙頰,血沫從她的嘴角流出。向警予被押赴余記里空坪刑場,年終33歲。1939年在延安紀念“三八”婦女節大會上,毛澤東在講話中,高度評價了向警予的一生。他說:“要學習大革命時代犧牲了的模範婦女領袖、女共產黨員向警予。她為婦女解放、為勞動大眾解放、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了一生。”

主要成就

1911年,向警予於“二十一條”簽定後組織長沙學生起義運動。

1916年,向警予創辦了男女合校的漵浦國小堂,並擔任校長,開創了中國男女合校的先河,傳授新知識,提倡新風尚,宣傳新思想,培養革命人才,不少學生後來成為共產黨幹部。

1918年10月,向警予和蔡暢等組織湖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首創湖南女界勤工儉學運動。

1919年7月,向警予相應五四運動,帶領學校上街遊行,抵制日貨;和蔡暢到長沙參加發起組織“周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

和蔡和森共同構造“中國共產黨”這一名稱與計畫:向警予、蔡和森成婚後不久,1922年7月6日至10日,兩人在法國蒙達尼郊外森林裡召開留法新民學會會員會議,與以蕭子升為代表的一批無政府主義者分道揚鑣,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如何改造中國與世界。蔡和森明確地提出“應該效法俄國的榜樣,而且應馬上進行”;向警予隨後分別向法國各地的學生組織負責人寫信,宣傳馬克思主義,陳述建黨的當務之急。蔡和森與毛澤東、陳獨秀等保持通信聯繫,8月13日,致信給毛澤東:“我以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它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9月16日,蔡和森再次給毛澤東寫長達六千多字的信,信中再次提議:“明目張胆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名稱,就是在這封信里第一次提出來的。蔡和森的信讓毛澤東產生了強烈共鳴。他於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給蔡和森寫了兩封回信,特別是對第二封信,“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

這裡雖然沒有明確突出向警予,但顯然蔡和森對毛澤東寫信中“中國共產黨”的名稱與計畫是在大會開辦後萌發的產物。“中國共產黨”這一名稱和計畫的由來,向警予在其中的貢獻痕跡不可磨滅。這一佐證在會後不久向警予即就宣傳建黨兼身行建黨也得到了證實。

和周恩來、李立三等人共同組建了早期中國共產黨:1941年,毛澤東在延安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在法國,許多勤工儉學的人也組織了中國共產黨,幾乎是同國內的組織同時建立起來的,那裡的黨的創始人之中有周恩來、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惟一的一個女創始人,羅邁(李維漢)和蔡和森也是法國支部的創造人。”

向警予與蔡和森致力於俄國十月革命經驗與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蔡和森給毛澤東信中第一個提出“明目張胆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並系統闡述了有關建黨的理論、路線、方針和組織原則。向警予與周恩來、趙世炎、李富春等一起籌建中國共產黨旅歐的早期組織,是黨的創始人之一。

1921年,向警予參加法國勤工儉學學生爭取“求學權”、“生存權”的請願鬥爭,參加進駐里昂大學的鬥爭,發揮重要作用。

1922年,向警予發動中國第二次女權運動/共產黨第一次女權運動,開始領導中國最早的無產階級婦女解放。

1923年,據說“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口號就是向警予這個時間提出的。

1924年,向警予直接參加並領導上海閘北絲廠和南洋菸廠的女工運動/罷工鬥爭,大罷工最終取得勝利。這兩次罷工為迎接工人運動新高潮的到來做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不久,她發動組建了“婦女解放協會”,培養了大批婦女幹部,成為當時反帝反封建鬥爭中的又一生力軍。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向警予繼續留在武漢湖北省委機關工作,同年10月,向警予擔任中共湖北省委黨報《大江報》主筆,編輯黨刊《長江》,指導武漢地下黨的工作和工人運動,號召人民民眾團結起來,與國民黨鬥爭到底,影響極大。

人物故事

向警予向警予

警予,湖南漵浦人,生於1895年。她的父親是小販出身,積累成富商。警予幼時正當康梁改革運動繼續發展。這運動在湖南的影響很大。警予的大哥是這運動中的活動分子之一。他提倡“新學”,在淑浦縣本鄉也早就建立起新式的學校。警予是這新式學校中有名的女學生,她會做熱烈的民族色彩的小論文,會操體操,尤其會“翻捍(槓)子”。在學校以及在每次全縣學生比賽運動中,警予是最聳聽聞的“文武雙全”的第一名。在這種社會的獎勵空氣之下,愈加把這個新式的活潑可愛的小女孩子興奮起來,於是她自早到晚想做“天下第一個偉人”,睡夢中都是這樣的想著。

1911年中國辛亥革命之後,警予以常德女子師範學校高才生的資格升學於湖南省城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此時教育仍為半封建半資產階級的混合體,而女子教育方面尤其保持舊禮教,以養成賢母良妻為方針。警予受此陶冶,在學校有“聖人”之稱。她的刻苦,她的奮發,她的誠懇,為一般同學所敬愛。畢業後,回鄉創辦漵浦女學校,任校長職三年。在一縣之中,盡其“上說下教”之能事,忘寢忘食是她生活中的經常狀況。“五四”運動,她在鄉村號召廣大的民眾運動,終日演講,宣傳“愛國主義”。她的感情熱烈得很,她為國家大事,常常號啕大哭。她相信所謂“教育救國”,她抱“獨身主義”,要終身從事於教育來改造中國。她絕對的與一般嬌弱的女學生不相同,她自幼男女同學,青年時代出入一般男女學生民眾及農民民眾之中而常居於指導地位,故她的言行完全象一個最誠懇的傳教師。她真實無比,她異常的勇敢,同時又很瑣細,她對於一點小小的事情,常常是要澈日澈夜的去思想去準備。她不知道別的欲望,唯一的欲望只是要她能幹出“驚天動地的事業”。她是一個“事業的野心家”,她每每自己這樣奮激的幻想,“將來我如做不出大事業,我要把自己粉碎起來,燒成灰!”她每每這樣激烈的幻想便要大哭一場。她每一奮激的時候,便不認識任何險阻與艱難。她的大哥早年留學並死於日本,她還有兩個兄弟在日本受過近代教育。她要到“五四”運動及“新青年”文化運動,在湖南青年急進分子中有很大的影響。此時毛澤東、蔡和森等在湖南形成一“新民學會”,傾向於革命的社會運動;聽說法國有幾萬華工——歐戰中去的,又有所謂“勤工儉學”之可能,於是號召同志冒險赴法。警予遂與和森及和森之母與妹一蔡暢等同船赴法。警予與和森多次談話之後,開始拋棄教育救國的幻想而相信共產主義,同時警予與和森之戀愛亦於此發生。這是1920年1月15日在印度洋船中的事情。警予和森戀愛之後,一切熱情集中於共產主義運動的傾向,一到法國遂糾集同志及華工中的先進分子形成這種傾向的組織。1921年底,和森被法政府逮捕,遣送回國;不久警予亦回國,此後遂共同參加黨的工作。警予責任心極重,同時好勝的“野心”亦極強,因為她自幼以來即養成了她這種心理。自與和森戀愛及參加實際工作後,她精神上常常感受一種壓迫,以為女同志的能力不如男同志,在她看來,仿佛是“奇恥大辱”。同志們愈說她是女同志中的最好的一個,她便愈不滿足。她是“五卅“運動中有力的煽動者組織者之一;她是黨的婦女工作的負責者;但她自己總是不甘於“婦女的”工作——縱然她在這種工作上得到一般的信任。當然,以警予的能力說,本來可以擔任一般黨的指導工作,這是從前黨的組織上分配工作的缺點。1927年3月,警予回到武漢,擔任湖北全省總工會女工運動委員會、黨省委婦女部的工作,成績甚大,組織了五六萬女工於赤色工會之下,不久又任漢口市委宣傳部主任;七月政變時被選為武昌市委負責人;最後任湖北省委宣傳部工作兼《大江》報主筆。她的工作成績,她的忠實,她的責任心,她的過度的刻苦耐勞,她的思想行動,生活之無產階級化,為黨及一般同志所通曉。七月叛變後,武漢處於最嚴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在這革命轉變的嚴重時期中,警予充分的表現了她的積極性和戰鬥性,證明她是中國無產階級勞苦民眾最好的戰士之一個。廣州暴動後,黨有兩湖暴動計畫,湖北同志爭以湖北為暴動中心,警予亦異常積極參加此暴動準備工作,不久武漢整個黨部被敵人破獲,警予被捕於法工部局(1928年3月)。國民黨軍閥胡宗鐸急於要絞殺此掀起大江革命赤潮的女主筆,疊次向法領事要求引渡,因警予頗能法語抗辯,致引起法領事與國民黨軍閥間一時的衝突,胡宗鐸等甚至召集所謂民眾大會,通電全國,要求引渡易夏氏——(即警予的假名)並收回法租界。

最後法帝國主義讓步,更換駐漢口的法領事。警予引渡之日,武漢勞苦民眾,人山人海,都來瞻仰此將要永別他們的領袖。警予慷慨激昂,沿路向著民眾高聲演說,大呼一切革命口號,民眾感情如受閃電一般的刺戟。胡宗鐸恐民眾起而劫獄,乃於5月1日天未明時槍斃警予於漢口。警予的血是流於偉大光榮的“五一”勞動節呵!警予的血是為中國勞苦民眾的蘇維埃的紅旗而流的呵!這種“驚天動地的事業”不僅有武漢勞動民眾,而且有全中國的勞動民眾來替這偉大的無產階級的女英雄來完成呵!年年今日——“五一”——不僅武漢的而且全中國的工農民眾都要紀念你If自死的號召,並來完成你的號召——武裝暴動建立工農兵蘇維埃呵!偉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沒有死,你永遠沒有死!你不是和森個人的愛人,你是中國無產階級永遠的愛人!

警予生一女一孩。女名義義(妮妮),現七歲,孩名博博,現五歲,都聰明可愛。警予有不少論文,在《大江》報上尤多,最後有一很詳細的全國宣傳計畫,黨中央曾採納她的建議,指定一委員會討論並採納她此計畫。這些將來可蒐集成一專冊。警予有一最親愛之老友,即和森的老母,老母異常可憐警予,警予亦異常可憐老母,兩個孩子都是老母撫養著,警予死耗至今猶瞞著老母!

向警予與蔡和森的愛情曾長期傳為佳話,其革命浪漫激情今天看起來仍能讓人動情。向警予在家鄉漵浦縣城任校長時,被湘西鎮守副使第五區司令周則范看中並想娶她為妻,向的繼母也想藉此高攀。向警予卻隻身闖進周公館,表示“以身許國,終身不嫁”。當時的周則范還算是個新派軍官,但向警予鄙視軍閥的權勢,反對無愛情就與人結婚。

1919年秋,向警予與蔡和森同船赴法勤工儉學,在漫長的旅途中,二人一起觀日出,一起討論學術和政治問題,憧憬美好的未來,由道合而志同,萌發情愫。不過他們二人反對舊式婚姻,要實行新式愛情和理想的“同盟”。1920年6月,二人在法國蒙達尼正式結合,其結婚照為二人同讀一本打開的《資本論》。二人還將戀愛過程中互贈的詩作收集出版,題為《向上同盟》,隨後人們把他們二人的結合稱為“向蔡同盟”。向的繼母得知此事,氣憤地說:“現成的將軍夫人不做,卻去找個磨豆腐的!”(蔡和森當時在法國的豆腐公司打工。)

毛澤東聞知此訊卻極為高興,於1920年11月26日致信說:“以資本主義做基礎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絕對要不得的事,在理論上是以法律保護最不合理的強姦,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戀愛……我聽得‘向蔡同盟’的事,為之一喜,向蔡已經打破了‘怕’,實行不要婚姻,我們正好奉向蔡做首領,組成一個‘拒婚同盟’。”這裡講的“拒婚”,是反對舊式的婚姻,追求自由的愛情結合。

由於生活習慣不合等原因,1926年,向警予與蔡和森在莫斯科分手。生活“同盟”雖已不再,革命理想同盟卻猶在。得知向警予犧牲,蔡和森悲痛不已,撰文悼念“我的妻”。

向警予對家庭子女,一直深負責任。臨刑前在獄中,她拿出兩個孩子的照片放到唇邊親吻,喃喃自語著:“妮妮、博博,媽媽叫你們呢。”

向警予作為一個女性,謀求自由的戀愛、結婚、生養,是與她追求理想、實踐革命道路同步完成的,這正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女性的可敬之處。

■白天打工,晚上學習法文,短短几個月後就能讀法文版著作了

■在法庭審問中,向警予用流利的法語質問法租界領事:“你們把法國大革命的歷史都忘記了嗎?”

■“五一”就義的路上,她高唱《國際歌》,敵人慌忙向她嘴裡塞石頭,並用皮帶勒住她的雙頰

向警予在法國勤工儉學時,白天打工,晚上學習法文,短短几個月後就能讀法文版的《共產黨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著作。由於學習刻苦,夜以繼日,以至於“煎傷太過”,幾乎“不能支持”,但她仍認為不如此不足以追趕形勢。她在給國內毛澤東的信中寫道:“此後駕飛艇以追之,猶恐不及;而精力有限,更不足以饜予之所欲,奈何?計惟努力求之耳!”向警予回國後,全身心投入工作,蔡和森曾開玩笑似的對朋友說:“警予呀,常常在深夜還研究問題,有時還要拉我討論,鬧得我睡眠不足,真苦!”

1928年春,因省委交通員宋若林叛變,國民黨當局勾結法租界逮捕了向警予。在法庭審問中,向警予先用中文接著用流利的法語質問租界當局,這裡是中國的土地,你們有什麼權利來審問中國革命者?你們把法國大革命的歷史都忘記了嗎?你們法國人不是鼓吹自由、平等、博愛嗎?不是說信仰自由嗎?

法國領事聽後,也對她產生了敬佩之情,認為作為政治犯不該引渡。然而,法國殖民當局與國民黨政府在政治上畢竟串通一氣,隨之撤換了領事並將向警予交給國民黨桂系軍閥。

在獄中,向警予大義凜然,看守們都對她肅然起敬。武漢的許多工人因同她關係親密,謀劃劫獄營救。桂系軍閥在恨怕交加之中,選擇“五一”當天公開將其殺害。

在去刑場的路上,向警予高唱《國際歌》並呼喊口號,敵人慌忙向她嘴裡塞石頭,並用皮帶勒住她的雙頰。這一壯烈情景,使聚集在路邊的許多民眾落淚。當夜,便有工人冒生命危險將她的遺體抬走安葬。此後,烈士長眠於龜山以西的“紅色戰士公墓”之中。

軼事典故

女國民會

“為花季少女解開裹腳布,為廣大婦女爭取參政權,為底層娼妓尋求獨立人格,誰說我輩不女權?”——向警予

雙峰女傑廣場向警予雕像雙峰女傑廣場向警予雕像

民國13年(190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事”,11月17日,孫中山應馮玉祥邀請,接受中共的“國民會議”主張。孫中山號召召開各實業團體、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等九個團體的代表參加的國民會議的預備會,但沒有包括婦女團體。此事件一出,立即一石激起千層浪,婦女界要求參政權的運動開始如火如荼地進行。同月,中共中央發表聲明,號召在全國發起一個召集國民會議的運動。為了促使婦女團體參加國民會議,1924年12月21日向警予主持的上海女權運動委員會等21個婦女團體成立“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進會”,發表宣言明確提出國民會議應有婦女團體參加,一切公私法律凡有礙於女權發展者應一律廢除,另訂男女平權及特別助進女權發展之憲法與法律。她還在《婦女周報》上發表了《國民議會與婦女》一文,文中寫道:“本會的目的在促成國民會議,和參加婦女獨立的團體於國民會議。”“婦女與男子不過性的區別,而其國民身份則無二致。”透過此話,可以想像發聲者是以一種怎樣高昂的姿態,為其所代表的廣大婦女爭取權益。

1925年3月1日,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為反對段祺瑞的善後會議,在北京召開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派劉清楊、鍾復光、李劍秋出席大會。3月19日,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女界代表團,針對段祺瑞政府的《國民代表會議組織條例草案》中關於選舉與被選舉權僅限於25歲以上男子的規定發通電,聲明:“此等蔑視女子人格,剝奪女權的條例,吾婦女界誓不承認其有效。”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也為此召開會議,作出決議:一方面致電段祺瑞政府,表示如果國民會議不許婦女團體代表參加,則二萬萬女國民不承認國民會議。另一方面致電在北京參加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劉清楊和鍾復光,讓她們聯合各地婦女代表竭力抗議,請願修正。同時還電告各地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各婦女團體、各女校,希望共同起來反對善後會議制定的男女不平等條例。

藍麗娜國畫《念向警予烈士像》藍麗娜國畫《念向警予烈士像》

1925年3月21日(一說22日),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為力爭修改條例,在四川路中央大會堂召開上海女國民大會,由40餘團體的200多人參加,大會主席向警予在報告中指出,婦女要一個肩膀擔負力爭女權的重擔,一個肩膀擔負力爭民權的重擔。大會還發出二則通電:一則致孫中山與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請求為女界力爭權利;一則致段祺瑞政府與“善後會議”,要求修正條例草案等。

在全國各界婦女群起抗爭的壓力下,國民會議專門委員會特別審查會把第14條“凡中華民國男子滿二十五歲以上”中的“男子”二字改為“國民”,但是,最後在善後會議議定的國民代表會議條例第14條中,照舊為“男子”二字。為此,上海市國民黨婦女部於4 月24日發表告全國婦女書和宣言。告婦女書中說:“特權階級和一切保守反動的舊勢力一日存在,婦女運動即一日不能抬頭。”宣言指出:“如果從事女權運動的姊妹不能協同一般人民,將特權階級和一切保守反動的舊勢力根本推翻,婦女運動的目的將永無達到之一日。”“我們應不猶豫地參加國民革命戰線,協同一般人民推翻特權階級和一切保守反動舊勢力。”

由於政權掌握在北洋軍閥手中,國民會議運動沒有什麼具體結果,轟轟烈烈的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也由此受到挫折。

向蔡同盟

向警予與蔡和森的結合曾被稱作“向蔡同盟”。

蔡和森向警予1921年在法國蔡和森向警予1921年在法國

向警予與蔡和森的結合是志同道合、自由戀愛的結晶。1913年秋,蔡和森以優異成績考入湖南省第一師範學校。在一師,他和毛澤東、蕭子升三人品學兼優,志趣相投,都是楊昌濟最得意的學生,人稱“湘江三友”。1918年4月,他們共同組織的“新民學會”,是中國共產黨早期胚胎之一。1916年春,同樣是楊昌濟最得意的學生向警予從周南女校畢業後,衝破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回到家鄉擔任漵浦女校校長,走上了婦女解放和教育救國的道路。她在學校要求女生放腳,親自為她們解開裹腳布,並一個個地陪其回家向父母作動員,在當地開女子解放之風氣。1918年底,向警予為聯繫湖南女子赴法勤工儉學之事到達北京,第一次見到了在湖南學生界中享有盛名的蔡和森。不久,向警予也加入了“新民學會”。她與蔡和森的交往因此逐漸增多,但並未產生愛慕之情。1919年底,蔡和森、向警予、蔡暢等五十多人乘坐“盎特萊蓬”號法國郵輪從上海啟航前往法國。在35天的航程中,向蔡兩人經常一起觀看日出,討論學習和政治問題。在談到個人婚姻問題時,他們都強烈地反對舊式婚姻,主張大膽追求新式愛情和理想的完美結合。當郵輪停靠在終點站法國馬塞港時,“向上同盟”揚帆啟航了。

耐人尋味的是,在此之前,向蔡兩人都曾立下終生不婚的誓言。1918年,“湘江三友”一起來到嶽麓山愛晚亭談古論今。當談到個人婚姻問題時,毛澤東首先提議為尋求救國真理,甘願終生不娶。對此倡議,蔡和森、蕭子升深以為然。豈料時間才過去一年,蔡和森便率先食言。向警予在擔任周南女校校長期間,一些工作得到了當地一位名叫周則范的軍官的支持。出乎意料的是,周則范竟然要求漂亮文雅的向警予做他的二房夫人。向警予的父親雖是位富商,但懾於周的權勢,只得同意。可是,早已接受女權解放新思想的向警予則堅決反對。她隻身衝進周家,發誓“終生不嫁,以身許國”。為避免周的再次糾纏,向警予乾脆離開漵浦老家,前往長沙,住在同學蔡暢的家裡。

1921年葛健豪蔡暢向警予在法國1921年葛健豪蔡暢向警予在法國

到達法國蒙達尼城後,1920年5月,二人在蒙達尼結婚。婚禮熱烈而簡樸,幾十名中國留學生為這一對志同道合的新人送上了溫馨的祝福。向蔡分別朗誦了兩人在戀愛過程中互贈的詩歌,婚禮達到了高潮。不久,他們將這些詩作結集出版,題目為《向上同盟》,分別贈送給親朋好友。蕭子升在看完詩集後幽默地對他們說:“你們兩位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深深地祝福你們,並獻給你們四個字——‘向下同盟’。這是你們書的名稱,我只不過改換了一個字而已。”遠在東半球的毛澤東收到詩集後,“為之一喜”,表示“我們正好奉蔡做首領”。1920年冬,毛澤東和楊開慧也走向了婚姻的殿堂。 “他們的結婚照片上,一對馬克思主義的虔誠信徒並肩坐在草坪上,共同捧著一本打開的《資本論》。這種寓情寓義的完美結合的結婚照片,恐怕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還有他們寫給親友的信件中也能反映出這種理想的問題。

婚後,向警予給父母寄了一張印有一對十分可愛的小孩的明信片。她針對明信片上的小孩,借題發揮,寫道:“和森是九兒(向警予在家排行第九,小名‘九兒’)的真正所愛的人,志趣沒有一點不同的。這畫片上的兩小也合他與我的意。我同他是一千九百廿年產生的新人,又可叫做廿世紀的小孩子。”蔡和森在給毛澤東的信中也說:“我與警予有一種戀愛上的結合。”“向蔡同盟”正是具有了健康向上、率真獨特和豐富多彩的內涵,才平添了其無窮的魅力。

向蔡婚變

向警予與蔡和森的結合曾被稱作“向上同盟/向蔡同盟”,由於生活習慣不合等原因,1926年,向警予與蔡和森在莫斯科分手。生活“同盟”雖已不再,革命理想同盟卻猶在。得知向警予犧牲,蔡和森悲痛不已,撰文悼念“我的妻”:“偉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沒有死,你永遠沒有死。你不是和森個人的愛人,你是中國無產階級永遠的愛人!”

蔡和森作向警予同志傳手跡蔡和森作向警予同志傳手跡

二人的戀情發生在向蔡婚後的第六年,亦即1925年。婚前的“向蔡同盟”就感情方面而言,理想浪漫的成分居多,但婚後則是實實在在的過日子。作為職業革命家的蔡和森,他當之無愧。但作為人父人夫的蔡和森,則並未盡到責任。蔡妮、蔡博出生不久就被送回老家,由祖母撫養。這樣,蔡向間就缺乏通過孩子而帶來的交流和歡樂。他們夫婦都忘我地工作,誰都不願意為家庭多作點犧牲。向警予不善理家務,蔡和森無固定收入,以致於家庭有時發生斷炊之事。為解決他家的生活困難,李大釗曾多次給胡適寫信,說“和森很窮,專待此(蔡的《俄國社會革命史》一書的稿酬)以為餬口”。所以,向蔡的婚姻雖然是崇高的,但總讓人感到缺少點什麼。

向警予原本是一位活潑多情的女子,崇尚婦女解放和個性自由。但婚後的她還是受到舊式禮教的一些束縛,處處壓抑自己,不苟言笑,也反對工作和生活中其他人的談情說笑,少婦老成。同事們送她“老祖母”的綽號。處於從封建專制社會向近代民主社會轉型時期的向警予,她本身就是趨新和守舊、開放和封閉的矛盾統一體。婚後她對蔡和森的感情不變,但對他拖沓和不注意衛生的生活習慣比較反感。另外,“向蔡同盟”的經典故事也使她感到很大的壓力,她必須儘量地顯得莊重。

破鏡有時很難重圓。幾個月過去,儘管向蔡兩人都曾努力忘記過去,但是,他們最終還是無奈地發現,他們的感情同盟已是明日黃花。在莫斯科,他們十分理智而平靜地分手了。然而,令人肅然起敬的是,二人的理想、事業和友誼的同盟卻延續到他們生命的終點。

生活夫妻“同盟”不再,革命理想同盟猶存。在向警予身上閃爍著新女性對新社會的強烈追求。革命和偉大的女性這兩個顯著的特點,交織出向警予短暫生命旅程的主鏇律。這追求,不但表現在她對自由婚姻和美好愛情的嚮往,同時也表現在她對破裂婚姻和感情正視的態度。在幾十年前,二人敢於自由戀愛結婚尚為新潮,為眾多國人不齒;而後又敢於打碎死亡婚姻,更是驚世駭俗。

1927年向警予與蔡父蔡母及子女合影1927年向警予與蔡父蔡母及子女合影

1927年4月,蔡和森、向警予的兩個兒女在長沙最後一次見到了媽媽。這次見面好在蔡父蔡母的張羅下,一家人上照相館拍攝了一張合影,算是唯一的“全家福”。在這張照片上,不常見到媽媽的兒子蔡博很不自然地站在媽媽向警予懷前。向警予到武漢後,在緊張激烈的階級搏鬥中,這位心中裝著中國革命解放大業的母親還給兒女們寫了幾首充滿母愛柔情的兒歌,其中的一首這樣說:“希望你像小鳥一樣,在自由的天空飛翔,在沒有剝削的社會成長!”

1928年3月,向警予在武漢被敵人拘捕後,蔡和森心急如焚,曾給在國民黨中做官的蕭子升拍電報,望其營救。向警予犧牲後,蔡和森撰文表示深切的悼念。

“六大”會議結束後,蔡和森留在莫斯科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此時的蔡和森可謂身心交瘁,他迫切感到需要有一個人來關心他,照料他。當時,與蔡和森夫婦一同赴莫斯科的還有李立三夫婦等人。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純出於同情和關心,對病中的蔡和森給與了許多照顧,慢慢地兩人竟然產生了不能自拔的愛情。1926年底,他們正式結婚。如果說“向蔡同盟”有著濃郁的羅曼蒂克色彩的話,那么,李蔡聯姻則更多的是生命之戀,是患難之情,是以破壞另一個家庭為代價的婚外戀的結果。

家庭生活

向警予向警予

蔡妮,1922年4月出生於上海;蔡博,1924年5月出生在湖南湘雅醫學院;蔡轉,1928年2月出生在天津;蔡霖,1929年5月出生在上海。蔡妮與蔡博是向警予所生,與母親一起生活的日子最短暫。蔡妮在上海出生後僅4個月,就由母親送回湖南,住在長沙五舅向仙良家。蔡博接受母愛的時間更少,出生不到1個月,就由大姑媽蔡慶熙哺養。1923年秋,其祖母葛健豪從法國勤工儉學歸來,帶回了外孫女李特特。其時,黨派蔡暢與李富春由法國轉莫斯科學習,無法把孩子帶在身邊,只好由外婆帶回國來。葛健豪歸國後,帶著李特特住長沙天茂花園,在顏子廟創辦的平民女子職業學校,既是她的家,也是我黨的地下聯絡點。從此,蔡家以葛健豪為中心,蔡妮、蔡博、李特特與大姑媽蔡慶熙、大表姐劉千昂等組成一個家。在這個革命的大家庭里,祖母(外婆)是靈魂,大姑媽是頂樑柱,大表姐是3個小不點兒的帶頭羊。

1927年4月,向警予從莫斯科歸國,由廣州去武漢,順道到長沙看望蔡家的父母及自己的兩個孩子。這是她最後一次與蔡家的親人相聚,好在蔡父、蔡母的張羅下,拍了一張照片,算是唯一的一張“全家福”,留下了永久的紀念。僅過一年,向警予就英勇獻身了,年僅33歲。

大革命失敗後,為了避免被敵人“斬草除根”,葛健豪安排丈夫蔡蓉峰帶著長女蔡慶熙及大外孫女劉千昂、孫兒蔡博回老家雙峰永豐鄉下,自己則帶著長孫女妮妮、外孫女特特,轉輾武漢、上海,為兒女們掩護革命。1928年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蔡和森與蔡暢兄妹都是“六大”代表,將妮妮帶走,第二年去了莫斯科。葛健豪則帶著劉千昂、李特特回到了家鄉。從此,蔡和森、蔡暢的子女都隨祖母(外婆)隱居到永豐附近,先後住過的地方有毛塘、茶亭子、楊梅子咀、石板沖等處。

在進入土地革命時期後,中國共產黨關心革命先烈和在中央工作的領導人的子女成長,陸續地派員將他們從鄉下接出,護送去蘇聯學習。至1929年,繼蔡妮已跟隨爸爸赴了蘇聯後,蔡博、蔡轉、蔡林、李特特都先後離開家鄉,送去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諾國際兒童院,融入到了這個更大的國際大家庭里。

蔡妮是1929年抵莫斯科的,到1953年歸國,在那裡整整生活了24年。據她自己回憶說:“當時,蘇聯正處於困難而又動盪的時期,但蘇聯對那些不在父母身邊的孩子們的教育極為關心,為他們組建了兒童教養機構——國際兒童院。於是,我的父親就把我安置在一個兒童院中。從幼稚園、國小、中學直到莫斯科醫學院畢業。”半個多世紀過去後,蔡妮對留蘇生活仍記憶猶新。她說: “蘇聯是我成長的第二故鄉,但我的事業還是在我們的祖國——中國。”

1953年,蔡妮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國。因為父母早於戰爭年代就壯烈犧牲,所以最先接待她的親人是姑媽蔡暢和姑父李富春。當她分配到北京兒童醫院去上班時,姑父姑母對她的贈言就是:“要好好地為人民服務”。她在北京兒童醫院工作3年後,1957年組織上把她調到北京紅十字醫院,為中央首長和外國朋友服務。

“文革”結束後,蔡妮調入北京外國語學院俄語系,當了一名俄語教授。她的俄語與她的醫學一樣,功底很深。她在蘇聯莫尼諾國際兒童院時,就與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代表中國兒童出席在白俄羅斯首府召開的國際兒童會議,毛岸英用中文講演,由她作俄語翻譯,宣傳中國抗日戰爭。她還在伊萬諾沃師範大學歷史系專修過俄羅斯歷史。她在北京外國語學院以一口流暢動聽的俄語,主講俄羅斯概況及歷史,深受師生的歡迎。現在蔡妮已83歲高齡,身體尚健。她關愛家鄉,對70多年前在家鄉生活過的情況記憶還深。

蔡博,自母親向警予犧牲後,跟著祖母、大姑媽在雙峰隱居,是兄弟姐妹中在家鄉住的時間最長的一個。在雙峰高小31班畢業後,考取湘鄉中學,1938年秋,周總理派朱惠把他接去重慶轉送烏魯木齊,再由毛澤民帶去莫斯科國際兒童院。

1943年秋,蔡博在10年制的學校畢業後,考入了莫斯科鋼鐵學院冶金系煉鐵專業,時年19歲,是中國留蘇學生中的佼佼者。在伊萬諾沃兒童院時,他是繼毛岸英之後的中國兒童委員會主席,是中國留蘇學生同學會的發起人。他在鋼鐵學院學習期間,榮獲了史達林獎學金。

1945年底,毛岸英突然來到鋼鐵學院學生宿舍,把他要回國的喜訊告訴蔡博。蔡博緊握著岸英的手說:“我也在等待著這一天。”隨即他提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匯報自己的學習情況與打算,決心努力學習蘇聯的先進技術,煉就社會主義建設本領,儘快回到祖國。

毛澤東在延安收到蔡博等人的信後,於1946年1月8日給他們回信。信中說:“永福(岸英)回來,接到你們的信,十分高興。正如你們信上所說,新中國需要很多的學者及技術人員,你們向這方面努力,是很適當的。……總之,是希望你們一天一天成長,壯健、愉快、進步,並望你們團結一切留蘇的中國青年朋友,大家努力學習,將來回國服務。”

1948年6月,蔡博已在莫斯科鋼鐵學院畢業,獲得煉鐵冶金工程師學位。黨為保護這位學有專長的烈士後代,在解放戰爭還緊張進行之時,沒有及時令他歸國。建國前夕,劉少奇秘密訪蘇,與史達林商討新中國的經濟建設等問題。期間,接見了蔡博等人。蔡博提出願回國的要求,劉少奇高興地說:我與史達林會談,其中就提到接你們回國參加祖國的經濟建設。隨後,劉少奇與蔡博等人就國內形勢、任務,討論了一個多小時。幾天后,他就隨同劉少奇回到了祖國。

蔡博歸國後,見到的第一個親人是李富春。他向姑父提出要求去鞍山鋼鐵廠工作。當時,李富春在中央主持經濟工作,特別是蘇聯援助我國的重點工程。李根據留蘇歸國學生的專業特長,對他們作了全面安排。蔡博先後擔任了鞍鋼煉鐵廠副廠長、廠長。

蔡博是新中國第一代傑出的冶金專家。他去鞍鋼煉鐵廠後,結合該廠的生產實際,成功地運用蘇聯的煉鋼技術和管理經驗。蔡博還大膽地提出與實行廠長負責制。建立廠長、車間主管和工段長的“三級一長”負責制,建立生產指揮系統的單一領導關係,並相應建立職能部門的專責制和生產工人的崗位專責制。實行這個制度,強化了企業管理,使鞍鋼煉鐵廠成為鋼鐵戰線上的一面紅旗,曾在全國冶金會議上介紹推廣。 不幾年,廠長負責制遭到了批判,蔡博受到錯誤的批判和撤職處分。60年代,黨安排他在鋼鐵總院煉鐵室工作,他大膽地主持了多項重大科研課題,攻破了許多難關。

“文革”中,蔡博在劫難逃。被打成“修正主義分子”,在廠里“管制勞動”。“文革”後,蔡博被落實政策,作為鋼鐵研究總院技術顧問,他夜以繼日地工作,總結中國煉鐵技術經驗,撰寫了《鋼鐵研究院煉鐵科研三十年》,得到了聶榮臻元帥的高度評價。

1984年5月,蔡博年滿60歲,退居第二線。他退線不退休,參加了中國科學院鋼鐵工業戰略研究,提出了在沿海港口建立“港廠合一”的大型鋼鐵工業基地的建議。晚年,蔡博對其父蔡和森、母向警予作了深入的研究工作,為家鄉及有關中共黨史研究部門提供不少資料。他曾多次回到家鄉參與、指導蔡和森與蔡暢的紀念活動。

不幸的是,1991年9月應邀回雙峰參加蔡暢同志逝世一周年暨蔡暢同志生平事跡陳列開幕典禮回京後,因勞累過度,突發心臟病,猝然離世。 (作者∶羅紹志)

個人作品

她為黨中央婦女部起草了《婦女運動決議案》等許多重要指導檔案,發表了《中國最近婦女運動》、《中國婦女宣傳運動之新紀元》、《婦女運動的基礎》、《評王碧華的女權運動談》、《上海女權運動會今後應注意的三件事》、《中國知識婦女的三派》、《女國民大會的三大意義》、《給陶毅的信》等大量論述婦女解放運動的文章,培養了大批女性工作幹部,在女權運動史上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向警予在《評王碧華的女權運動談》(1923年10月)中說:“所謂女權運動乃完全由於解決性的特殊問題而已。性的特殊問題絕非專屬某幾個婦女或某部分婦女的問題,乃指普遍婦女全體的問題,或表面上屬於某幾個婦女或某部分婦女而實際則含有全體的普遍性者。故女權運動的意義在於免除性的壓迫、發展,男女同等的本能,和爭回婦女應有的人權。女權運動的團體或個人必隨時隨地關顧婦女本身的利益——尤其是要著眼到婦女的大多數,才不失為女權運動的意義。”

向警予在《上海女權運動會今後應注意的三件事》(1923年11月)一文中注意勞動婦女問題時說:“勞動婦女除了比我們窮苦以外,究竟是我們的一體。我們的運動——女權運動,不專為的是少數人自私自利,當然要首先注意伊們的問題,因為伊們所處的地位特別痛苦。”

向警予在《中國知識婦女的三派》(1923年11月28日)一文中說:“人生的價值的大小是以人們對社會貢獻的大小而判定的。”她批評浪漫派“所喜歡的是自己的絕對自由和絕對快樂”,小家庭派對“一般社會和婦女卻絲毫不能受著伊們的好處”,而“小家庭比起大家庭來,自然有其它的歷史價值。然而這個安樂窟,是從極端人個人快樂的家庭分工,永遠是活埋女子的墳墓”,“快樂幸福的小家庭怎樣桎梏婦女的解放”;職業派出家庭入社會,雖對婦女地位之變遷有一定意義,但具有保守性,因職業派“為事業發達、一帆風順起見,對現實社會不管好醜只有服從。因此很容易形成保守的性質”。小家庭派、浪漫派完全建築在個人的快樂主義之上,職業派固然比較地有社會的意識,然而也缺乏綜合的人生觀和全般的社會意識,這乃是三派共同的缺點。

向警予在《女國民大會的三大意義》(1925年3月29日)一文中,向警予認為,“女權運動的真正意義也就是為全體婦女爭普遍的權利、普遍的地位,……其實少數婦女做官做議員的運動,只能叫個人活動,並說不上女權運動。因為少數女子的做官做議員,只是少數婦女本身的特權,未必能於全體婦女有什麼利益。”正是從為全體人群謀幸福的信念出發,才促使向警予特別關注女性壓迫問題。從五四時期的激進民主主義者到馬克思主義者,向警予謀求全體人群的幸福是其一以貫之的信念,1919年12月20日向警予《給陶毅的信》中就談到了“大家都以為非求社會的均齊發展,不能達到人生的共同幸福;所以對於全國二分之一的黑暗女子,也想把他從十八重地獄裡提拔出來,於是乎‘女子解放’、‘女子解放’的聲浪,一天高似一天”。從中可以看出,向警予對勞動婦女運動的特別關注不僅源於她是具有馬克思主義信仰的革命者,而且她更是具有強烈女性意識的女權主義者。

人物評價

1928年7月22日,蔡和森於莫斯科撰文悼文:“向警予,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卓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奠基人,中國婦女運動的創始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及創始人之一,中國共產黨第一任婦女部長,中國現代史上卓越的婦女領袖,中華民族的好女兒,古今中外第一女性,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奠基人。”
1939年在延安紀念“三八”婦女節大會上,毛澤東在講話中,高度評價了向警予的一生。他說:“要學習大革命時代犧牲了的模範婦女領袖、女共產黨員向警予。她為婦女解放、為勞動大眾解放、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了一生。”
1941年,毛澤東在延安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在法國,許多勤工儉學的人也組織了中國共產黨,幾乎是同國內的組織同時建立起來的,那裡的黨的創始人之中有周恩來、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惟一的一個女創始人,羅邁(李維漢)和蔡和森也是法國支部的創造人。”1980年5月,許德珩同志在紀念向警予烈士殉難五十二周年所作的《調寄臨江仙》一詞中說:“向蔡同盟稱盛事,婦女解放當先;丹心一片憶從前,豪情驚世界,革命鬧翻天。五十年後悼先烈,拋頭顱灑熱血;為人民鬥志彌堅,精誠貫日月,烈士萬千年。”時年90高齡的許德珩還在詞末作“向蔡同盟”註解:“五四運動後,婦女解放運動極為高漲,向警予、蔡和森二同志亦極為提倡。二人互相愛慕,結為夫妻。因提倡婦女解放,不稱為結婚而稱為‘向蔡同盟’。此亦當時大可紀念之盛事也,故記之於此。”

“婦女解放”是向警予一生為之奮鬥的事業,她與蔡和森自由戀愛結婚,後來這段婚姻又因二人生活習慣不同,以及向與當時中央宣傳部長彭述之的一段感情而宣告結束,這段感情經歷已經將向警予其人區別於拘泥封建禮教和世俗之見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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